杜金：自由主義2.0-亞歷山大·杜金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杜金 譯/ 劉思雨、常宜】
自由主義的新變化
在目前的歷史勢頭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了新的變化。同任何其他政治意識形態一樣，自由主義也在不斷變化，有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很典型的變化：比如一些事物的終結和另一些事物的開始。這代表着下一個勢頭的出現。它往往出現在某一政治制度的垮台或類似世界大戰帶來的權力制衡之後。
但有時候它的產生是悄無聲息、不知不覺的。當然，我們總是能夠區分變化產生的一些徵兆，但其深度和是否已達到不可逆轉的地步仍有待討論。
我認為，現在我們正見證着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內發生的劇變。可以把它稱作從自由主義1.0過渡到了自由主義2.0。嚴格來説，這種變化的完成需要某種“儀式”。我認為這種儀式就表現在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任期被喬·拜登為首的全球主義精英推翻後建立的新保守主義政府。
但那不過是一種表面的“儀式”而已——像同性戀遊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抗、性少數羣體的“攻城略地”、極端女權主義的全球暴動，以及後人文主義和極端技術官僚的湧現也是如此。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有更深層次的——純粹智力、哲學的——過程，我想對此進行研究。
自由主義的孤獨
事先聲明，我將通過以第四政治理論為基礎的結構方法來進行這一研究。這意味着我認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或第一政治理論）是最能體現西方現代性的理論，因為在20世紀，自由主義打贏了與其主要對手的歷史性戰鬥——共產主義者（第二政治理論）和法西斯主義者（第三政治理論），兩者都曾動搖了自由主義者自稱為最現代理論的地位，宣稱自己比自由派更現代。
因此，根據這一理論，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等——不僅在戰術上，而且在戰略上獲得了20世紀的勝利，並且某種程度上不可逆轉地成為20世紀 90年代以後獨特的政治意識形態。這一般被叫作“單極時刻”（Charles Krauthammer），弗朗西斯·福山過早地稱其為“歷史的終結”。不考慮具體的時機等細節問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在那個時期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中國並不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全面替代品，因為自鄧小平執政以來，中國已部分融入全球政治經濟，試圖利用這種優勢來增強國家實力，同時也接受了主要的自由規則和自由市場原則。
這就是從舊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從自由主義1.0到自由主義2.0的象徵性轉折點。然後，到了90年代，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政治理論在語義上醖釀着突變。自由主義在20世紀的歷史性勝利創造了兩個重要的意識形態轉變：
·“紅棕色”，也叫作“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聯盟的出現。這基於對自由主義勝利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損失感到痛惜，以及想建立一個共同的反自由主義的右翼和左翼陣線的願望（但這種意識形態在政治上仍然比較邊緣化，同佔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危險的嚴重性相比，它的影響力是微不足道的）；
·自由主義的“孤獨”，由於它失去了兩個主要的意識形態敵人（正如卡爾·施米特強調在定義政治和意識形態認同時，區分敵友的重要性），這更加強了自由主義的自我肯定。
既然狹隘的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並不構成真正的政治威脅，自由主義的孤獨的問題仍然占主導地位。
自由主義勝利催生的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概念
在哲學上，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產生不謀而合。後現代作家，主要來自極左翼，變得非常批判蘇聯和部分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因此採取了與左翼自由主義者在意識形態上結盟的策略——越來越“反法西斯主義”和反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
因此，後現代主義成為二者的共同基礎，前共產主義者受其影響變得越來越自由化（包括個人主義者、享樂主義者等），而左翼自由主義者則採用激進思想家的前衞認識論，提倡極端的理論和實踐上的解放——包括擺脱規則、規範、穩定的身份、等級、邊界等束縛。這就是自由主義2.0的根源所在。
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在30多年戲劇性的政治生活中才變得越來越清晰。而特朗普現象，是促使自由主義2.0的完整結構出現的最後、也是最具決定性的時期。
自由主義2.0的主要特徵在於它認識到一個內在的敵人，也就是自由主義內部的“第五縱隊”（譯者注：指在內部進行破壞，與敵方裏應外合，不擇手段意圖顛覆、破壞國家團結的團體）。在沒有強勁的意識形態敵人——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情況下，孤獨的自由主義者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在世界範圍內的統治地位。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紅棕色”傾向雖然在運動上沒什麼影響力，但思想上的影響力卻比想象的更加廣泛。
但是，如果我們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考察“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這一概念，整個圖景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比如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重新崛起，就可以被看作是反西方政治的蘇聯式戰略與俄羅斯傳統民族主義的新混合體。不然，就難以解釋普京現象。普京被近似等同於“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這證實了單極自由主義時代下的主要思想框架。
同樣地，這一概念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現象。否則就很難或根本不可能解釋中國的政治。在這裏，我們再次看到了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與日益明顯的中國民族主義混雜在一起。
歐洲民粹主義的發展也是如此，意大利政府基於“北方聯盟”（Lega di Nord，右翼民粹主義）和“5星”派（5 Stars，左翼民粹派）之間達成的協議，象徵性地建立了黃綠聯盟，標誌着左翼和右翼之間的距離在急劇縮小。
意大利北方聯盟領導人Matteo Salvini（左）與五星運動領導人Luigi di Maio，圖片來源：wiki
還有一個類似的事件就是黃馬甲民粹主義運動對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反抗，其中馬琳·勒龐的追隨者同讓·呂克梅朗雄的追隨者一道，與位於中間的自由主義作鬥爭。
因此，在單極世界秩序中，自由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不得不接受廣義上的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並正視它的嚴重性。因此，為了阻止他們的聯合，自由主義者想盡一切辦法將其扼殺在襁褓之中。
但是，為了維護全球自由主義自身的支配地位，使其不被更有效的替代方案所取代，全球精英們表面上貶低這一現象的重要性，而實際上，他們一直在不擇手段地打壓。如果俄羅斯領導人，以及歐洲民粹派、伊斯蘭反西方運動（意識形態上既不是共產主義也不是民族主義）、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反資本主義思潮能意識到，他們是從某種統一的意識形態立場出發來反對自由主義的，把左/右的或整合的民粹主義作為自己的明確立場，將會大大加強他們的力量，使其潛力倍增。
因此，為了不讓這種情況發生，自由派動用了一切手段，尤其是第五和第六縱隊（在政府結構中根深蒂固、在形式上忠於各國主權領導人的自由派），他們試圖壓制任何朝這一方向發展的意識形態運動。
內部的敵人
但恰恰是他們把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當作正式的敵人，成功地遏制了可能出現的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使得自由派越來越孤獨。他們不敢讓敵人正式登場，但代價是孕育出了內部的敵人。這就是自由主義2.0誕生的關鍵點。
當其敵人/朋友被抹去時，政治意識形態就不可能存在。它失去了它的特性，失去了應有的效力。沒有敵人就意味着思想上的自殺。所以，一個模糊而不明確的外部敵人不足以證明自由主義是正當的。在中俄都被妖魔化的情況下，自由派無法完全讓人信服。
更重要的是：在單極時刻開始後，如果承認在自由主義影響區（民主、市場經濟、人權、通用技術、全面網絡等）之外還存在一個正式的、有組織的、而且還是全球性的意識形態敵人，就相當於承認了某種程度上的嚴重的失敗。因此，從邏輯上講，敵人必須出現在內部。這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意識形態發展過程中，在理論上是必要的。而內部的敵人來得正是時候。它的名字就叫做：唐納德·特朗普。
從2016年美國大選開始，唐納德·特朗普就被貼上了標籤，他開始扮演極其重要的敵人的角色。他將自由主義1.0和自由主義2.0的界限合併了起來。他成為了自由主義2.0的助產士，完成了其最終的誕生。
起初，有少部分觀點認為特朗普和“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普京有關係。這確實對特朗普的總統任期造成了一定的損害，但從意識形態上來看，兩者之間並不一致。不僅因為特朗普和普京之間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聯繫，而且特朗普是純粹的意識形態機會主義，還因為普京本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有意識地反對全球自由主義，但實際上更像是務實的現實主義者。和特朗普一樣，他重視支持度，同時也對意識形態沒多少興趣。
另一種認為特朗普是個“法西斯主義者”的觀點也很可笑。由於他的政治對手過分強調這一點，這的確給特朗普帶來了麻煩，但他其實也不是個法西斯主義者。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團隊都不是“法西斯主義者”或任何極右傾向的代表，很久以前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在美國社會就已經完全被邊緣化，只作為一種媚俗文化的自由意志主義邊緣存在。
所以，要想在意識形態層面對付特朗普（而不僅僅是在宣傳上，所有方法只要管用都被接受），自由主義者不得不重新界定他的立場。在這裏，我們接近了研究中最關鍵的點。特朗普過去和現在都是自由主義1.0的代表。人們發現，這恰恰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而且這次是真正內部的——敵人。
反特朗普人士曾在2016年選舉前製作表情包，嘲諷特朗普當了15年自由派，只當了4個月的保守派。在杜金看來，特朗普確實是自由主義1.0的代表
若我們拋開所有那些在政治實踐中反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外國政權，即認為這些政權並不產生什麼嚴重的問題，即它們並非散落在自由主義進步的必然勝利之路上的障礙，這樣的話，自由主義的真正敵人只有一個——即自由主義本身。為了自身的進一步發展，自由主義不得不進行內部清洗。
此時，自由主義內部出現了明確的分裂。新自由主義在與左翼後現代主義不斷融合的基礎上，不再自我認同為舊自由主義。舊自由主義正是在唐納德·特朗普這個象徵性人物身上得到了體現。舊自由主義被判定為“他者”。這就解釋了拜登競選時的意識形態部署——“迴歸常態”、“重建得更好”等等。這個所謂的“常態”是一種新的常態——自由主義2.0的常態。
自由主義1.0——民族的、明顯的資本主義的、務實的、個人主義的以及在某些方面自由意志主義的——從此被判定為“反常”。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言論和思想的充分自由，表達任何立場的開放的可能性，信仰任何宗教的權利，建立家庭的權利，在任何宗教或世俗的基礎上組織性別關係的權利——所有這一切，在自由主義1.0中得到充分承認的價值，如今變得不可接受。
從此，尊奉政治正確與“取消文化”，而所有不接受這種左翼自由主義，不將其視為必要、合理且正常的人，都會受到羞辱。
所以，自由主義2.0已經逐漸演變成了有極權主義色彩的事物。在與更明確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作鬥爭時，它並不顯現出極權主義，至少看起來不是。但在只剩下自由主義之時，它自身就表現出了它意想不到的特點。如果自由主義1.0不是極權主義，那麼自由主義2.0就是極權主義。
舊自由主義會立即反駁這樣的論調，因為極權主義明顯地直接違背了以自由選擇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思想基礎。做非自由主義者的權利曾和做自由主義者的權利一樣受到尊重。但現在不是這樣了，不再是這樣了。
所以，從最近特朗普離開白宮的那一刻，一種自由主義已經結束。另一種自由主義從現在開始了統治。在這裏，自由不再是自由的，而是一種強制。而自由的含義也不是誰都能定義的。它現在是由新執政的自由主義（2.0）精英們明確規定的。誰要是不同意，誰的觀點就註定要被廢止。
哈耶克：事情的開始
我們可以按照20世紀自由主義的主要思想家本身思想的演變——儘管有時不太清晰——來追溯自由主義2.0的思想進路。有三個主要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卡爾·波普爾和喬治·索羅斯。他們屬於同一個傳統——哈耶克是波普爾的直接導師，波普爾是索羅斯的老師。因此，他們似乎應該有或多或少相同的觀點。一部分觀點是這樣，但另一部分不是這樣。
哈耶克顯然是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他在其著作中批評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強調它們對“社會工程”（project）的承諾。他認為共產主義和法西斯政權以高尚的名義，將其暴力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強加給社會，扭曲了社會和政治生活的自然邏輯；兩者都過度使用了未來和進步這兩個範疇，把它們作為統治權和支配權的決定性論據，來論證這種被賦予使命的政治結構的合理性，其使命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使這種未來得以實現。因此，他認為，共產黨人和法西斯主義者通過使現實屈從於自稱的“進步法則”，而違背了現實。
相反，哈耶克肯定了現狀是做分析的某種出發點。從理論上講，我們無法準確預測未來(因為有太多的相關因素對未來產生影響——它們總是超出人類思維所能考慮的範圍)，我們應該謹慎、温和地行事，而不破壞現有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在必要時僅僅是試圖發展或改善舊有結構。
哈耶克用“傳統”的概念反對“社會工程”，他認為傳統是有機發展的唯一基礎，因為他認為“傳統”是前幾代人理性選擇的總和，這種理性包含了人們犯的錯誤和做的糾正，是一個巨大結構，也是任何一個“社會工程”都無法比擬的。
哈耶克完全反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從邏輯上講，也反對它們的任何混合形式），他更接近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英國保守主義。因此，哈耶克的思想與温和的法國民族主義相結合，被部分法國新民主主義者（Nouvelle Droite）如亨利·德·萊斯昆（Henry de Lesquen）、伊萬·布洛特（Yvan Blot）等人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
哈耶克可以説是自由主義1.0的理想典範。
卡爾·波普爾：中間點
哈耶克的弟子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理論的提出者，索羅斯的直接導師——在表面上忠於哈耶克的思想。他接受了社會的自由發展觀點，嚴厲地批評了“社會工程”這一説法，並開始對第二政治理論與第三政治理論的共同點進行了概括，這無意中幫助了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原則的形成。
波普爾認為，政治傳統的主要錯誤是柏拉圖式地接受作為規範之源的理想國家的存在，以及亞里士多德式的“終結論”（telos, causa finalis）理論——目的是證明達到目的的手段合理性的主要論據。
波普爾在形式上沿用了哈耶克的方法，但大大改變了一些重要的論點。在他的主要著作《開放社會》的標題上，他加上了“及其敵人”這個副標題，這強調了他立場中二元對立的特點。
哈耶克害怕任何形式的“自由主義社會工程”（liberal project），他對用二元形式構建任何政治和意識形態都非常謹慎。哈耶克認為，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工程”，自由主義者對一切存在的事物都保持有機開放的態度。這是一種斯多葛式的倫理學。
然而，波普爾完全改變了這種方式。“開放社會”明顯是一種“自由主義社會工程”，它把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分為兩個陣營：
·開放社會
·開放社會的敵人
這兩個陣營間存在戰爭。波普爾對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或謝林的批評語氣完全是不寬容和歇斯底里的。這與哈耶克的冷靜態度——包括對敵手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波普爾主張從根本上摧毀開放社會的敵人，他認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由於缺乏內在的限制，開放社會的敵人也會摧毀開放社會。因此，波普爾的邏輯是：我們要先下手為強。
這已經完全不同了。這是向自由主義2.0的轉變。波普爾討厭一切可以認為是類似於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東西。他不僅拒絕第二政治理論與第三政治理論，而且把它們定為犯罪行為，並要求徹底消滅它們。
在他眼裏，我們不能選擇“非自由主義”。任何開放社會的敵人，從定義上講，都是意識形態罪犯——無論他（或她）是政治光譜中的左派還是右派。
但波普爾本人顯然是資本主義者、經濟上的右派。他在藝術、社會等方面反對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元素，在文化上他也在某些方面偏右。所以，儘管波普爾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自由主義2.0，但他已經很接近了。
卡爾·波普爾，圖片來源：wiki
喬治·索羅斯：目的地
然後就是從自由主義1.0向自由主義2.0過渡的最後一個要素。歡迎來到喬治·索羅斯的世界。諷刺的是，“索羅斯”這個名字在匈牙利語中是“下一個”的意思。索羅斯成為自由主義2.0的象徵性人物真可謂一個正確的選擇。
索羅斯是卡爾·波普爾的學生，正如索羅斯自己承認的那樣，波普爾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索羅斯成了波普爾的信徒，並把在全世界各地推廣“開放社會”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在這裏，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面的“自由主義社會工程”（這在哈耶克眼裏是個矛盾），它甚至比波普爾的社會工程更具侵略性、激進性和攻擊性。
波普爾把他的行動主義限制在表達自己的觀點上。而索羅斯通過金融投機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把“開放社會”的原則應用於全球政治。索羅斯為他的基金會選擇了“開放社會”這個名字，它是一個全球性的進攻性自由主義網絡的保護傘，試圖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控制、領導和顛覆政權。
有了索羅斯，自由主義就成了真正的極端主義。只要他認為某政權是開放社會的敵人，他就會毫不猶豫地贊助針對該政權的顏色革命、起義、政變等等。這種標準是什麼？由誰來評判？標準在索羅斯的聖經——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有所表述。法官就是索羅斯本人，他是自由主義社會工程及其實際執行的主要仲裁者。
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索羅斯及其全球帝國的意識形態立場的一些變化。索羅斯已經開始越來越多地接近極左自由主義者、徹底的後現代主義者和極左活動家。也許是因為他認為他們參與政治活動更多——這是實現自由主義社會工程的全球目標所必需的。或者他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看法有所改變。
索羅斯最近的著作，與他本人及其所支持的組織的政治行為，更證明了一種日益增長的左派傾向——包括公開批判資本主義這種極左派思想。索羅斯積極推動後人類主義、性別政治、文化取消、女權主義以及各種反宗教運動。他以進步的名義對這些主張進行倡導。
因此，有了索羅斯，我們就在某種程度上到達了自由主義的另一端。如果説波普爾類似於哈耶克，索羅斯類似於波普爾，那麼索羅斯和哈耶克就顯得是兩個極端。哈耶克支持傳統，從根本上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工程，對進步持懷疑態度（因為沒有人能夠確定某件事情是否是進步）。索羅斯則相反，他贊成進步和自由主義社會工程，甚至我們可以稱之為極左自由主義。
他們三個人都反對第二政治理論和第三政治理論，但似乎在這些理論被戰勝之後，蛇就轉過身來咬自己的尾巴。索羅斯幾乎攻擊了哈耶克所珍視的、所認為是必須的一切觀點。
這在特朗普的案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索羅斯認為特朗普是他的大敵，也就是説，他也會認為哈耶克是自己的大敵。特朗普畢竟不是非自由主義者。在他本人和他的立場中，沒有任何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東西。他是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是哈耶克那種，而不是索羅斯那種。
這裏是哈耶克（自由主義1.0）和索羅斯（自由主義2.0）的分水嶺。
個人（individual）和分裂個體（dividual）
我想讓你們注意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自由主義1.0和自由主義2.0這兩種意識形態中都“解決”了個人問題。
古典自由主義把個人放在社會的中心位置。自由主義的社會物理學中的個人，與物理學中的原子起着同樣的作用。社會由原子/個人組成，他們代表了個人之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建構的唯一真實和經驗基礎。一切都可以歸結為個人。這就是規律。
這樣很容易理解自由主義的倫理學，這是理解自由主義規範和進步的基礎。如果説個人是政治理論的主要主體，那麼他需要從與限制其自由和剝奪其自然權利的集體實體的一切聯繫中解放出來。
從歷史上看，所有可能的制度和規則都是由個人創造的（托馬斯·霍布斯），但這些制度和規則已經獲得了一些對個人的不當權力，國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利維坦“）。但是，所有的社會結構——社區、教派、教會、莊園、職業，以及近代的階級、國籍和性別，都具有同樣的功能——它們侵佔了個人的自由，把一些“集體身份”的虛假神話強加給人們。因此，反對各種集體身份的鬥爭是自由主義者的道義責任，而衡量進步的標準就是這場鬥爭是否成功。
這種邏輯是自由主義的主要道路。到了20世紀末，個人解放的主要議程已經完成。傳統的前現代歐洲秩序在20世紀初就已經被擊敗、徹底摧毀。1945年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和1991年對共產主義的勝利標誌着個人從民族和階級身份（這次是現代主義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創造的人為身份）中解放出來的兩個象徵性時刻。歐洲聯盟的建立是為了紀念這一歷史性勝利。自由主義成為其內含的（有時也是外顯的）的意識形態。
自由主義1.0的勝利歷史在此停止。個人得到了解放。歷史的終結一如既往地近在眼前。自由主義之外再無可與其匹敵的敵人。人權的意識形態得到了確證，即承認任何一個人在國家管轄範圍之外享有幾乎平等的權利（這就是大規模移民的主要意識形態基礎）。
此時，自由主義者意識到，除了摧毀諸多集體身份這一勝利果實之外，還剩下一些集體性的事物，一些被遺忘的集體身份，它們也應該被摧毀。這就是性別政治。作為一個男人或作為一個女人這種表述，意味着他們共享一個明確的集體身份，這種身份背後預設了強有力的社會和文化實踐。這是對自由主義的新挑戰。個人應該從性別中解放出來，因為性別仍然被視為客觀存在的東西。社會性別應該是可選擇的，應當是純粹個人選擇的結果。
性別政治從這裏出發，巧妙地改變了個人概念的本質。後現代主義者首先指出，自由主義的個人概念是一種男性化的、理性主義的構造。為了使它更加“人性化”（在這裏我們仍然是在人的區域內），新的解放實踐不僅要克服性別是否平等的問題，而且要完全用一種新的、奇怪的、（甚至可能看起來）變態的構造來替代舊的、好的個人。這種簡單的男女性別的社會可能性和功能的平等化，包括自由隨意改變性別的權利，並不能解決問題。“傳統的”父權制仍然會在界定理性、規範等方面佔上風。
所以，後現代主義者如德勒茲（Deleuze）、瓜塔裏（Guattari）等人得出的結論是：解放個人是不夠的。下一步是要把人類解放出來，或者更確切地説，把“生命實體”（living entity）從個人中解放出來。
現在，我們可以用能選擇性別的根性實體（gender-optional rhizomatic entity）來替代個人，這種實體是一種網絡身份。而最後一步將是用後人類的怪人——機器、嵌合體、機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種類的基因工程來取代人類。
在20世紀70、80年代，這些是法國前衞哲學家的前衞研究。而在90年代，這種思潮已經成為西方國家社會文化領域的重要潮流。在拜登的競選活動中，它已經是一種完全成型的、進攻性的意識形態，它所歌頌的不再是個人（如自由主義1.0），而是新的、正向我們湧來的後人類實體：以技術為中心的、能選擇性別的、後個人的分裂個體（dividual）。
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他們的研究都由索羅斯贊助和推動）等左翼作者為這些概念準備了知識土壤。但現在，這些概念被大資本所接受，儘管這些概念最初是針對大資本本身的。
個人與分裂個體之間的界限，或者説“仍然是人”與“已經是後人類”之間的界限，是自由主義1.0向自由主義2.0範式轉變的主要問題。
特朗普是一個人類個人主義者，在仍然是舊式的人類語境中捍衞個人主義。也許他是最後一個人類個人主義者。拜登則支持後人類主義和分裂個體主義（dividualism）的全面來臨。
自由主義2.0與第四政治理論
我就這一真正重要的議題所做的最後陳述，是專門討論第四政治理論及其在當前意識形態背景下的發展。第四政治理論的規範導向是反對一切形式的現代性，反對現代性本身。然而，考慮到第一政治理論即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戰勝了它的競爭對手，從而確保了自由主義作為現代性主要精神（Aufklärung）唯一繼承人的地位，第四政治理論是公開地、徹底地反自由主義的。
1991年，自由主義最終“戰勝”了共產主義。之後在政治哲學上，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反思，如果我們可以把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看作反思的第一階段，那麼第四政治理論顯然是同一方向上的第二階段。
主要的區別在於第四政治理論拒絕用布爾什維克主義、民族主義，或兩者的混合物來取代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勝利的自由主義。這是第四政治理論的極端反現代主義立場的結果，它在制定其基本原則時十分明確，尤其是不與現有政治結構——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進行不同的妥協。
如今，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的反自由民粹主義，都無法真正戰勝自由主義。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原本需要整合非自由主義的左派和右派。但執政的自由主義者對此非常警惕，他們總是試圖預先阻止任何此類行動。極左和極右政治家與團體的短視導致其只會幫了自由主義者的忙。
因此，經過30年的意識形態鬥爭，我建議放棄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階段，直接轉向第四政治理論本身，接受一個明顯反現代的政治組織願景。團結軟弱腐朽的左、右兩派是如此之難，不如從頭做起，把第四政治理論建設成一個完全獨立的、公開的反現代意識形態，反而容易。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不應忽視自由主義1.0和自由主義2.0之間明顯的、不斷擴大的鴻溝。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內部清洗，似乎正在殘酷地懲罰與放逐一種新的政治生物，這一次的受害者將是自由主義者自己，包括那些在拜登—索羅斯大重置戰略中認不清自己的人，包括那些當好的舊式人性、好的舊式個人、好的舊式自由與市場經濟最終消失時，拒絕享受那一刻的人。
在自由主義2.0中，這一切都成為不可能。它正在走向後人類時代，任何對此提出質疑的人都將被歡迎加入開放社會的敵人俱樂部。我們已經在這裏生活了幾十年，在這裏我們多多少少適應了這種環境。歡迎來到地獄，新人們。現在，任何特朗普的支持者或普通共和黨人都同我們長期以來認為的一樣，被當作潛在的危險人物。
關鍵在於，當我們堅持要克服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立場時，並不意味着我們能更容易被自由主義者所接受。不，我們只是澄清我們的立場，以使它更符合深刻的反現代原則。然而，在目前從自由主義1.0到自由主義2.0的過渡中，這可能偶然地帶有一些實際內涵。
自由派1.0應該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第四政治理論將現實確定為其主要意識形態敵人，而現實正是他們憎恨和苦難的表現。特朗普主義和普通人的個人自由主義現在正受到攻擊。在索羅斯派和拜登派眼中，他們幾乎與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等同。他們沒有區別。他們就是開放社會的敵人，這是最後的判決。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因此，現在是時候注意到自由派不再是當下資本主義的可敬公民了。
對我們來説，自由主義者1.0現在正被驅逐到政治貧民區。由於第四政治理論要求全部改寫政治的現代性過程，因此沒有必要在這個貧民區對民族主義等友好。這不是針對國家布爾什維克主義。第四政治理論是為了人類而反對自由主義2.0的最後一戰——正是我們現在所想的。
從一開始，將“國家主義”納入反對現代世界的起義中就是一種妥協。埃波拉很好地解釋了其原因和侷限性。把反自由主義左派，即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如果他們真誠地以反霸權為導向——納入進來，就是個不小的甚至巨大的妥協。我們現在可以再往前走一步：讓自由派1.0加入隊伍。
要做到這一點，不一定非要成為非自由主義的哲學共產主義者或激進的國家主義者。沒有那回事。只要他們願意，每個人都可以保持他們好的、舊式的偏見。第四政治理論是歡迎真正自由的一種獨特立場，包括爭取社會正義的自由，成為愛國者的自由，保衞國家、教會、人民、家庭的自由，以及保持為人或不保持的自由。
自由不再站在他們一邊了。自由主義2.0是任何自由的敵人。所以，讓我們不要失去自由這個價值觀。它是一種最大的價值，因為它是人類靈魂和內心的精髓。自由為我們開闢了通往上帝、通往神聖和通往愛的道路。
如果自由必須成為政治，那就讓它成為我們的主要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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