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南·阿克弗拉特：在中國，誰當家？

【文/阿德南·阿克弗拉特 翻譯/劉思雨、常宜】

在如何正確認識中國發展這一議題上，相關研究者存在着重大分歧。從2011年起，我一直生活在上海。由於新冠疫情，這一年來我待在土耳其。但我們在中國的公司是正常運營的，大家一般通過遠程辦公繼續工作。因此，我也有機會在亞洲西部瞭解一些中國的最新發展。

生活在中國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呢？首先當然是令人振奮的。人們在迎接飛速變化的過程中充滿了活力。我在中國的時候經常出差，走過並觀察了將近30個省級行政區。還有4個省區我沒去過，分別是東北的兩個省、內蒙古和西藏。

我也有很多好朋友和像前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這樣的值得信賴的老師，以及上百名來自中國各地不同行業的同事，因此我能很方便地與中國人進行交流，瞭解中國的變化。在土耳其語中，有句諺語來形容這種情形：“在源頭飲水”。

在中國，誰當家？截圖來自united world

新時代的政策激發人們成為一名共產黨員的願望

在上海分公司，我有一箇中國同事。她是上海本地人，受過非常良好的教育，屬於有房有車的中產階級，在郊區還有套別墅。和她爸爸不一樣的是，她不是共產黨員。但是，由於她所受的教育，她能夠站在公眾立場，是一個比較客觀公正的人。

2012年我剛認識她，我問她為什麼不是中共黨員，她認為與最富有和最貧窮的人不同，中產階級缺乏獲得感。她這種自我認知加深了我對中國社會的理解。

我注意到，2012年11月，習近平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受到廣大普通民眾的熱烈歡迎。在我接觸過的公交車司機、出租車司機、工廠工人、店員和普通村民中，他們談起這件事時都是眉開眼笑，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過去的8年裏，我們和那位上海同事一起會見了各級領導，開展合作項目，並一同參加國際會議，其中一些人也熱情招待我們。我看到我的合作伙伴的態度逐漸發生着積極的變化。

隨着對領導人的敬意和擁護的增加，她對共產黨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2020年1月，在我離開上海的告別晚宴上，她説：“如果有機會，我希望我能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中國中產階級人數的“翻番”目標

在中共十九大上，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講話是理解中國發展的指南。1978年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雖然讓中國發展迅速，但也造成了社會的巨大不平等。講話所強調的“新時代”旨在消除這些不平等和不平衡。

中國將中產階級福利人口（the middle class welfare population）翻一番的目標放在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經濟政策的中心位置。（觀察者網注：國內一般稱為中等收入羣體，此處可見外界對部分國內概念的直接理解。）增加中產階級的數量和經濟實力也是政府新的“雙循環”經濟戰略的承載支柱，該戰略的重點是發展國內市場以平衡外部不確定性。

在中國，大約有4億人被正式定義為中產階級。中國國家統計局將年收入在10萬元人民幣（15200美元）至50萬元人民幣（7.6萬美元）之間的三口之家定義為中等收入家庭。

這4億人口相當於中國總人口的28.5%。現在的目標是翻一番。如果中國將中等收入人口增加到60%左右，達到歐洲生活水平的人口將達到8億。這將創造一個比美國和歐盟總人口更大的內部市場。擁有如此龐大的購買力，將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擁有巨大的經濟影響力。

2020年11月25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首席經濟智囊劉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闡釋新時期的經濟政策。

劉鶴副總理所寫文章的版面（來源：人民日報）

劉鶴寫道，“（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應不同的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技術體系”，“經過長期努力，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1萬美元，需求結構和生產函數發生重大變化……要求發展轉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不斷提高供給質量和水平，推動高質量發展。”

劉鶴在文章中提到，在界定“新發展模式”時要着重強調改善收入分配，這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要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羣帶動作用，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建設現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長極……中等收入羣體的擴大對於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拉動結構升級具有基礎作用。要堅持共同富裕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長快於經濟增長。”

中國將“進一步擴大市場準入，創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在更高水平上引進外資”，並“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更加緊密穩定的全球經濟循環體系”。

中國打贏脱貧攻堅戰 圖自新華網

中國共產黨優先考慮最貧困的人

中國的收入不平等被視為一個戰略劣勢，因為它限制了經濟的增長，對以國外需求來增長國內經濟保持依賴，並且破壞了社會主義改善工人生活的首要目標。

現在，中國政府的目標是把這種劣勢轉化為優勢。中國大量的低收入羣體有巨大的潛力來增加國內消費。

為了描述經濟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將“需求側改革”作為新的術語提了出來。中國的“需求改革”不同於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上世紀30年代提出的克服“大蕭條”的方式，因為中國正試圖找到一種方法來解決工人階級的消費不足，解決“生產過剩中的貧窮”問題。這一問題被馬克思認為是資本主義週期性危機的原因之一。

政治局會議後發表的聲明中，“資本無序擴張”的承諾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句話是一個信號，資本的過度獲利已經擾亂了收入分配，應該得到限制。

在中國的税制中，税率根據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個人所得税的税率最高可達45%。然而，僅僅依靠高税率、税收減免措施和各種激勵機制並不能解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據報道，中國除了對貧困地區與社區轉移更多資源以外，正準備進行全面的税制改革，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斷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SAMR）已對中國大企業進行了罰款，因為這些公司未能就之前的收購行為向相關政府機構作出合理的聲明解釋。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制裁，明確體現了國家決定管控科技公司。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些公司從國家發展潛力中受益，並且把自己變成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關鍵部分，從而其體量迅速增長。現在大家正在看到，這些公司更多地把資源轉向公共領域，而不是轉向個人財富方面。

在2020年11月初，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佈了一份旨在防止大型科技公司出現壟斷行為的監管草案。它將被載入史冊，因為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全面的監管大型科技公司的法規之一。

因實施“二選一”壟斷行為，阿里巴巴被罰182億元。

結論：十分之四的億萬富翁在中國，但……

根據瑞銀（UBS）投資銀行和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PwC）去年發佈的最新億萬富翁報告，全球每10名億萬富翁中就有4名來自中國。儘管與前一時期相比，億萬富翁的增長率有所下降，但是在2020年1月至7月期間，中國出現了36名新的億萬富翁。

中國的415位億萬富翁的總財富約為1.68萬億美元。這大約相當於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如果將這一財富綜合視作單一經濟體，它將是世界第11大經濟體。

從2009年到2020年，中國內地億萬富翁的財富增長了1146%（瑞銀投資銀行和普華永道發佈的報告截圖）

中國財富增長的過程與資本主義國家並不一樣。一方面，人們的福利水平在增加，另一方面，市場和人口規模之大導致了快速的變革。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中國的這些億萬富翁並不掌握政治權力。因為有了擁有近 1億黨員的中國共產黨，中國通過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在發展中不斷取得新的成就。

中國正在艱苦奮戰，以遏制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不斷擴大的不平等現象。中國已經從一個極端貧困的農業國轉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新時代的治國理政表明，在中國，富人不當家（wear the pants），理所當然地由窮人當家。希望其他國家也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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