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達·格倫斯坦：羣體思維無助於中美關係健康發展

【文/賈達·格倫斯坦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面對日益凝聚的共識，也許再沒有什麼比獨立思考更困難或更重要的了。很少有人能像眾議員芭芭拉·李（Barbara Lee）那樣表現出勇氣。就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三天後，她是唯一一個在國會審議《武力使用授權法》時投下反對票的人，反對這項法律給予布什政府更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去發動反恐戰爭。

芭芭拉·李提出反對並非因為其天真幼稚或具有意識形態純潔癖，這兩者都可能產生類似反傳統之類的思想。而是她有先見之明，清醒地意識到賦予當政者如此廣泛的戰爭權力具有怎樣的危險。差不多20年後，現在已經很少有人還認為她是多慮了。已有三屆行政當局利用這一國會授權，派遣美軍參與阿富汗之外的戰爭和衝突，並打擊那些雖然令人討厭但卻與基地組織毫無關聯的對手。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不會成為第四屆這樣的政府。

在美國就中國問題展開外交政策辯論時，類似的挑戰也出現了。為應對中國崛起為美國競爭對手這一挑戰，美國朝野態度日趨強硬並達成了更激烈、更具對抗性的共識，出現這種情況簡直令人吃驚。到奧巴馬任期結束時，美國對華態度（從應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到看待中國在南海的姿態）已經開始變得日趨強硬。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中國問題是一個突出的競選議題。唐納德·特朗普主要關注雙邊貿易失衡問題，而種種跡象表明，如果希拉里·克林頓贏得總統寶座，她會不擇手段地重置中美雙邊關係。

特朗普在擔任總統時，在識別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以及中國崛起對國際秩序造成的影響方面，既模糊也強化了人們對中國的關注。模糊了焦點，是因為特朗普痴迷於貿易逆差，這就常常導致他淡化其他問題，以避免其他問題干擾到中美就減少貿易逆差所展開的談判。強化了焦點，則是因為特朗普政府內的其他成員對中國構成的挑戰有着更好、更廣泛的理解，他們確實設法將貿易問題之外的其它重要問題也都列入到了議事日程裏。

中美簽署貿易協議 圖片來源：新華社

這其中就包括中國作為一個科技強國崛起後對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安全和價值觀構成了威脅；戰略供應鏈依賴中國所造成的脆弱性；以及與中國共產黨，而不是與中國，爭奪全球意識形態影響力。

“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在過去四年裏已經成為一個被濫用的華盛頓時髦説法，有人就以此為題在“War on the Rocks”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洋洋灑灑長達4000字的愚人節惡搞文章，該文作者還用了一個與“陳詞濫調”諧音的筆名。但是，假如很多美國政治圈內人還能夠並且仍經常嘲笑不時出現的羊羣心理，那麼他們就該認識到，新出現的中國問題共識正在僵化為羣體思維，這一危險性正在不斷增大。

決策者面臨的挑戰，同時也是分析人士和觀察人士面臨的挑戰，有兩個方面：一是要對中國威脅保持清醒的認識，不要屈服於壓力只看到威脅；二是要承認中美正在爭奪影響力這一現實，但不要屈服於壓力，以競爭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

眼裏只有威脅的危險性在於，它可能導致自殘和“非受迫性失誤”（譯註：指在感受到對手威脅後，在壓力下主動犯錯），同時忽視了那些可能展開合作的領域。在所有這些危險中最主要的是鏡像效應，即美國採用中國的方法去打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即使這些方法與美國的優勢和價值觀背道而馳也在所不惜。例如，允許美國製造商在私人花園周邊設廠或引入考慮不周的產業政策去保護科技等戰略性行業，這些措施都會引發風險和增加潛在成本，最終導致得不償失。

美國政府已經有了促進戰略性科技研究發展的實用模式，並且在促進有前景的技術突破轉化為商業應用方面保持着良好的歷史記錄。它依靠私營部門去挑選贏家和輸家。中國的貿易行為和力爭技術霸權的行為對美國構成了挑戰，這些措施仍是應對中國挑戰的主要對策。

以美中競爭視角看待一切事物的危險性在於，這一視角把世界各地都縮小為比賽場地，把各國縮小為獎品，美國在與各國接觸的過程中沒有把它們看作是有自己利益和需要的行為主體。霍華德·弗倫奇（Howard French）此前在“世界政治評論（WPR）”網站專欄文章中，詳細敍述了美國和西方是如何錯過機會未能與非洲展開合作的，因為它們“在與中國展開競爭，向非洲國家提供它們急需的基礎設施時，未能提出任何實質性計劃”。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在非洲和其它地區享有並時至今日仍然享有的優勢是，與其西方同行相比，它既願意傾聽當地明確提出的需求，又願意投資那些風險更大的市場。

更寬泛地説，美國有許多方法可以鞏固其全球地位，促進其利益，而這些都與中國競爭無關。按照弗倫奇的觀點，向夥伴國提供公共產品具有重要意義，這與中國是否也在這樣做毫無關係。而美國的領導地位雖然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受損，但正如阿里·韋恩（Ali Wyne）在最近的“世界政治評論（WPR）”簡報中所解釋的那樣，在應對諸如氣候變化和全球疫情等一系列跨國挑戰方面，美國仍然至關重要。

最後，戰略競爭框架常常會臆斷出一系列開放式問題的答案。首先，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在近些年獲得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後，中國打算用它們達到什麼目的。人們常常暗示或乾脆明確表示，中國的目標是用它塑造和領導的另一套世界秩序，來取代目前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但我們根本無法確定這就是中國的目標。同樣無法確定的是中國是否希望取代美國成為當前國際秩序的領導者。

現在明確的是，中國希望在當今國際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與其更大的經濟和政治體量相稱。雖然中國無疑對美國價值觀和利益構成了真正的挑戰，但我們不該奇怪，任何國家在相似形勢下都會這樣做。美國決策者和分析人士不應機械地試圖壓制這些努力，而是應該開始辨別中國的哪些抱負是正當合理的（即使這些抱負與美國利益展開了競爭或威脅到了美國的利益），以及哪些抱負實際上破壞了美國試圖捍衞的全球秩序的規則規範。

現在會有一種壓力強迫你去遵守正在形成的中國問題共識，這種壓力並不一定是明確直白顯而易見的。實際上，這種壓力常常會被你內化於心——內心會有一種聲音，質疑那些贊成採用更温和手段的提議或意見是否不夠“現實”，因此不應認真對待這種意見。

2001年9月14日，芭芭拉·李在國會投票時，假如在她的內心也出現過這種懷疑之聲的話，她也鼓足勇氣選擇了無視這種懷疑。在應對中國挑戰時，我們需要更多像她這樣的人來避免類似的過激行為出現。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世界政治評論”網站）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