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曼·斯通：誰是阻礙東亞生育率上升的“攔路虎”？-萊曼 · 斯通

【文/萊曼·斯通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現在，整個東亞地區的生育率已降至極低水平。韓國的生育率在2020年下降到創紀錄的水平——預計每個婦女只生育0.84個孩子，而保持人口規模穩定則需要2.1個孩子。但韓國並非孤例，香港2019年的生育率僅為1.05，新加坡2020年生育率為1.1。

在台灣地區，每名女性預計只會生養1.05個孩子。日本曾經是東亞地區生育率較低的國家，現在卻成了該地區生育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每個婦女也只有1.36個孩子。

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在其國內就極具爭議性。最樂觀的估計是，截至2015年，中國城市婦女平均生育率約為1.2，而農村婦女為1.7。這些數字在過去六年裏肯定會進一步下降。

七普數據顯示，從年齡構成上看，少兒人口數量增加，比重上升。圖片來源：新華網

北京並非不瞭解低生育率將帶來怎樣的挑戰。該國人口政策的初步改革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家庭生育兩個孩子，許多地區還向母親和家庭提供了更多服務。

過去一年，政策改革的步伐已有所加快。對於人口迅速減少的東北各省，出生限制已被提高到三個孩子，或者乾脆取消。政府也修改了婚姻法和離婚法，旨在鼓勵家庭保持穩定。中國人民銀行發表了一份工作論文，敦促政府採取行動解決低生育率問題，該論文的發表引發了嬰幼用品類股票的價格上漲。

多國政府都曾試圖提高本國生育率，但成功的例子很少。偶爾，一項政策會成功催生出一個不大不小的嬰兒潮，但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通過制定政策來完全扭轉本國人口的長期發展趨勢。

多年來，韓國、日本、新加坡和香港投入巨資推行家庭扶助政策，但成績卻乏善可陳。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了“女性經濟學”，其理論基礎是“女權主義就是新的‘生育鼓勵主義’”——即在家庭和單位裏鼓勵男女平等，從而緩解女性的生育焦慮，讓她們生出更多的孩子。然而，安倍離任時的生育率比他上任時還低。

問題出在哪？為什麼這些國家都未能提高生育率？在一篇最新發表的論文中，我們認為答案已經擺到了各國政府面前——問題在於工作。對父母來説，總有一個攔路虎阻撓他們參加親子活動、從託兒所接孩子或只是單純地和孩子共度美好時光，它就是工作。

當工作成為生活中意義和價值的最重要來源，或者當力爭上游的競爭變得殘酷激烈時，家庭就會受影響。隨着工作變得越來越重要，家庭必然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我們通過四個不同的數據集展示了這一點，我們在長達將近40年的時間裏採訪了100多個國家的40萬人。我們始終發現，在高收入國家，那些認為工作“非常重要”的人最不想要孩子並最終生養了更少的孩子。當高收入國家總體上更加註重工作時，其結果通常是生育率更低。

我們發現“工作主義”在抑制生育慾望方面發揮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歐洲低生育率國家的理想生育標準仍然是兩個孩子。但東亞國家施行的家庭政策一直面臨一大障礙，就是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婦女聲言不希望有兩個孩子。

過去，一些研究者提出理論，認為直到現在才廢除的獨生子女政策可能是造成這一後果的罪魁禍首，但這一理論無法解釋香港和台灣地區為什麼也出現了低生育率偏好。這些地區都對競爭性教育有着強烈的偏好，這就導致大學教育和就業上崗都競爭激烈，那些落後者幾乎找不到任何救命稻草。

中國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在以驚人的速度提高。這得益於競爭超級激烈的長耗時教育和工作環境，這種環境造成了持續的壓力和緊張。

這對政策有着顯著的影響。導致“三拋世代”（譯註：一個在韓國流行的社會觀念，“三拋”即拋棄求偶、結婚和生育）出現的根本原因仍未得到解決——高昂的住房成本、不穩定工作引發的焦慮、過長的工作學習時間以及將學業和工作上的成功視為衡量個人價值的唯一真正標準。

當年輕人知道財務安全和收入穩定只限於表現最好的人，而其他人只能去爭搶剩餘的殘羹剩飯時，他們就會順着校長、主管和政府的意思作出反應——將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學習工作中。他們將力爭上游，其結果就是經濟增長。

但這種增長不過是一種幻覺。它不是一種人口紅利，而是正如中國人民銀行那份工作論文所説的，是一種“需要償還的債務”。長時間工作是以損失人口的長期增長為代價的。在低生育率省份取消生育限制不會催生出嬰兒潮。

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那可能的辦法應該是拋棄錦標賽式的競爭性考試和職位晉升方式。當父母相信他們的工作能保證自己和孩子共享天倫之樂，當孩子們的生活不會以學習為中心而使他們倍感焦慮和壓力時，生育率就會上升。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香港《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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