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納·米特、埃爾斯貝特·約翰遜：西方對中國的三種誤解

【文/拉納·米特、埃爾斯貝特·約翰遜 翻譯/ 觀察者網 劉思雨】

原摘要：

許多人錯誤地認為，在中國，經濟自由的發展會帶動政治自由的發展，並且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建立在與西方相同的基礎上。本文作者認為，這些假設根植於對現代中國的三個根本錯誤的觀點上。其一，經濟和（西式）民主是一體兩面；其二，“威權”政治制度不可能獲取合法性；其三，中國人像西方人一樣生活、工作和投資。

但是，自1949年以來，作為影響所有中國人的機構、社會和日常生活經驗的中心，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強調中國歷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説的重要性。除非西方的公司和政治人物瞭解這一點，並修正他們的觀點，否則他們將繼續這樣錯誤地解讀中國。

當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初第一次到中國旅行時，它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非常不同。即使在北京，許多人也穿着毛澤東式的制服，以自行車作為交通方式；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官員能夠使用汽車。在農村，人們的生活則保留了許多傳統元素。但在接下來的30年裏，歸功於旨在發展經濟和增加投資的政策，中國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一個渴望消費的新興中產階級。

但是，有一件事仍舊沒有改變。許多西方政治人物和企業高管仍然不瞭解中國。例如，他們相信政治自由將伴隨新的經濟自由而發展起來，並且錯誤地認為，中國互聯網的發展模式將與西方類似，隨心所欲，並且具有政治顛覆性。此外，由於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建立在與西方相同的基礎上，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認識到中國政府持續充當投資者、監管者和知識產權所有者的角色。

為什麼西方國家的領導人總是如此錯誤地理解中國？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會看到商界和政界人士經常堅持三種對現代中國的理解，它們流傳甚廣，但本質上是錯誤的。正如我們在下文中所論證的，這些假設反映了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和語言的瞭解上的空白，使得他們在將中國和其他國家類比時，得出了有説服力，但存在嚴重缺陷的觀點。

誤解1：

經濟發展和民主是一體兩面

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日本、英國、德國和法國在二戰結束後立即開始的發展軌跡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與其他亞洲經濟體相比，如韓國和馬來西亞，中國起步晚得多，因為它受到了持續40年的毛澤東時代的阻礙。根據這一觀點，伴隨着經濟增長和逐漸富強，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都將走向更自由的模式，就像其他國家一樣。

這是一種合理的説法。正如作家尤瓦爾·諾亞·赫拉利所指出的，自冷戰結束以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似乎已經衰亡，自由主義幾乎沒有對手。

並且，這種説法得到了一些有權有勢的人的支持。在2000年的一次演講中，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宣稱：“通過加入世貿組織，中國不僅僅同意了進口更多我們的產品，還同意學習民主最寶貴的價值之一：經濟自由。當個人有能力……實現他們的夢想時，他們會要求更大的發言權。”

但這個觀點忽略了中國與美國、日本、英國、德國以及法國之間的一些根本性差異。自1945年以來，這些國家一直是擁有獨立司法機構的多元化民主國家。因此，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攜手並進，比如通過立法保護個人選擇和少數人的權利。

這就使得人們很容易認為民主和經濟發展是一體兩面。蘇聯的解體似乎驗證了這一觀點。蘇維埃政權無法為人民帶來足夠的經濟增長導致了它的解體。在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glasnost，開放性，指20世紀80年代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俄羅斯最終融入了全球化的經濟體制（perestroika，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政治及社會結構的改革）。

1985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右）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面（圖源：搜狐網）

然而，在中國，經濟增長是在穩定的共產主義治理下實現的，這表明民主和增長並非必然地相互依賴。事實上，許多中國人認為，中國最近的經濟成就，比如大規模的脱貧、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和發展為全球性的科技創新者，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威權主義”政府。

此外，中國對新冠肺炎的積極應對與許多西方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西方國家的死亡率較高，後來的封鎖也不那麼嚴格。這一事實也加強了這種觀點。

中國還打破了其“威權主義”將抑制創新能力的猜測。它是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和太空探索的全球領導者。它的一些技術成就是由市場力量推動的。人們想購買商品、或者更方便地溝通，而阿里巴巴、騰訊等公司幫助他們實現了這一需求。

但很多技術進步來自於軍隊，他們具有強大創新能力和充足的資金，對中國新興產業進行了大量投資。當然，這與美國國防和情報上的支出在硅谷發展中的作用是一樣的。

但在中國，面向消費者的應用實現得更快，政府投資與惠及個人的產品和服務之間的聯繫也由此表現得更加明顯。這就是為什麼普通中國人將中國公司，比如阿里巴巴、華為、抖音等，視為民族自豪感的來源和中國成功的國際先鋒，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將其簡單地看作工作崗位或GDP的提供者。

因此，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中心於2020年7月進行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95%的中國人對北京政府持滿意態度。我們自己在中國的經歷也證實了這一點。我們遇到的大多數普通人並不覺得“專制國家”完全是壓迫性的；對他們來説，“威權國家”也提供了許多機會。因為中共改革了財產法，現在重慶的一名清潔工能夠擁有幾套公寓；一位上海記者從國家控股的雜誌社那裏獲得報酬，飛往世界各地報道全球生活方式的變化趨勢；歸功於社會的流動性和黨對科學研究的大量投資，南京的一名年輕學生能夠在北京的清華大學學習推進物理學（Propulsion Physics）。

過去十年，如果説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中國領導人對一個觀點更加堅定了，即沒有所謂的政治自由化就可以進行經濟改革。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中國人眼中，這場危機暴露了“華盛頓共識”的疏漏，即認為民主化和經濟成就是綁定在一起的。

在此後的幾年裏，中國成為經濟巨頭、技術創新的全球領導者和軍事上的超級大國，同時，它強化了政府，並堅定了自由主義模式不適用於中國的看法。2017年，習近平宣佈中國發展的“三大攻堅戰”針對的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精準脱貧、污染防治。實際上，中國不是一個追求更加自由化的國家，而是一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尋求更加成功的國家。

在西方對中國的許多分析中，“停滯”一詞最經常被用來形容中國的改革。但實際上，中國的政治改革並沒有停滯不前。相反，它仍然快速發展，只是不朝着所謂自由化的方向罷了。

許多人誤解中國發展軌跡的一個原因可能是——中國傾向於把自己描繪成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的變體，特別是在其用於海外宣傳的英文材料中，認為這樣更容易獲得信賴。

它經常拿自己和西方人熟悉的品牌作比較。例如，在説明為什麼要參與英國5G基礎設施建設時，華為自稱是“中國的約翰·劉易斯”。約翰·劉易斯是英國著名百貨公司，該公司經常被評為英國最值得信賴的品牌之一。

中國也經常煞費苦心地向外國政府或投資者暗示，中國在許多方面與西方相似，比如消費者的生活方式、休閒旅遊以及對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這些相似之處確實存在，但它們是中國新興的富裕中產階級的財富和個人追求的表現，絕不意味着中國和西方在政治制度上不存在真實的巨大差異。

而這就引起了第二個誤解。

誤解2：

“威權政體”不具有合法性

許多中國人不僅不認為政治上的民主是經濟成功的必要條件，而且認為他們的政府結構是合法和高效的。但是西方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許多人仍然期待中國政府減少投資、監管，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佔有，而中國政府認為自己在這些方面是至關重要的。

在中國人眼中，其“威權”政治制度的部分合法性同樣來源於歷史：中國經常不得不擊退外來侵略者，而且，正如西方很少承認的那樣，從1937年到1941年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中國基本上是獨自與日本作戰。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其單獨擊潰了外敵，而打敗了國內敵人（1949年的蔣介石）則進一步鞏固了這一勝利，從此確立了共產黨及其體制的合法性。

七十年過去了，許多中國人認為他們現在的政治制度其實比西方的更合法、更有效。這種觀念在許多西方企業高管看來很陌生，特別是如果他們有過與其他威權政體打交道的經歷的話。中國和其他“威權國家”關鍵的區別在於，中國的制度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根據我們的經驗，許多西方人並不理解這意味着什麼，也不理解它為什麼重要。總體來説，馬克思主義體系主要關注經濟結果，這當然會產生政治影響——例如，為了確保財富的公平分配，公有制是必要的——但經濟結果是重點。然而，列寧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學説，它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制度不僅關注經濟結果，而且還關注如何保持和穩固現有政權。

這對希望在中國做生意的人有着重要意義。如果中國只關心經濟結果，它將歡迎外國企業和投資者。如果他們還幫助中國實現經濟增長的話，中國將把他們視為平等的合作伙伴，不關心誰擁有知識產權或合資企業的多數股權。但是，由於這也是一個列寧主義的制度，這些問題對中國領導人至關重要，無論他們的外國夥伴在經濟上是多麼地有效或有幫助，他們都不會改變想法。

中共列寧主義式的領導選拔方法也是其保持合法性的一種方式，因為對許多普通中國人來説，這種方法可以產生相對稱職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是由中國共產黨挑選出來的，而且是從成功治理鄉鎮開始，一步步晉升到省級，然後才進入政治局。如果你不能證明你作為管理者的價值，你就不可能成為中國的高級領導者。中國領導人認為，與許多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政體上的列寧主義式規則使得中國政治遠沒有那麼專制或有那麼多的裙帶關係。

要獲得成功，掌握列寧主義的學説仍然很重要。不管是加入中國共產黨還是進入大學，人們都需要學習馬列主義思想這門必修課。而這也成為了中國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從2018年的電視理論對話節目《馬克思是對的》就可以看來。通過“學習強國”等便利的應用程序來教授包括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和習近平在內的思想家們的基本知識，政治教育如今已成為21世紀的業務。

電視節目《馬克思是對的》截圖

中國政治的列寧主義性質也可以從其討論政治時所使用的語言中得到印證。中國的政治話語仍然根植於馬列主義的“鬥爭”和“矛盾”思想——兩者都被看成是促成必要甚至有益的對抗局面的重要因素，有助於取得勝利結果。

中國利用其特別的“威權模式”——以及其認為的合法性——與民眾建立信任，不過這種方式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會被認為具有高度的干涉性。例如，山東省某市利用大數據（政府可通過監控和其他採集數據的基礎設施獲得）為人們設定其 “社會信用評價”。這會根據公民平日政治或經濟上的信用良好與否來獎勵或懲罰他們。獎勵既有經濟利益上的（例如可以獲得抵押貸款），也有社會公共服務上的（允許購買新高鐵的車票）。那些社會信用分數較低的人可能會發現自己無法購買機票或無法在某應用軟件上約會。對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自由主義者來説，這是一個可怕的前景；但對中國的許多普通人來説，它是個人和國家之間簽訂的社會契約中一個完全合理的部分。

這樣的想法可能與中國向國際上英語聽眾展示的、儒家對外宣稱的“仁愛”與“和諧”的概念大相徑庭。但即使是這些概念也導致了西方人相當大的誤解，他們常常把儒家思想簡化為令人厭煩的“和平”與“合作”的思想。對中國人來説，實現“和平”與“合作”的目的在於尊重一個恰當的等級制度，而等級制度本身就是一種控制手段。在後啓蒙時代的西方看來，“等級”和“平等”似乎是對立的概念，但在中國，它們卻具有內在的互補性。

如果西方人要對如何與中國打交道或在中國投資作出更現實的長期決策，那麼認識到“威權”的馬列主義制度在中國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有效的這一點至關重要。但第三個誤解也會誤導那些尋求與中國接觸的人。

誤解三：

中國人像西方人一樣生活、工作和投資

中國近來的歷史表明，中國人與他們的國家作決策的方式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無論是在時間觀念方面，還是在最令人擔心的風險方面。但由於人們傾向於相信其他人也會像他們一樣作決策，這可能是西方人最難以克服的一個誤解。

讓我們想象一下一位如今已經65歲的中國女性的故事會是怎樣的。出生於1955年，她小時候經歷過“大躍進”，十幾歲的時候成為了紅衞兵。由於父母是知識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而她則高喊着崇拜毛主席。到了20世紀80年代，她是第一代重返大學的人。

接着，在20世紀90年代，她利用新環境下的經濟自由，在其中一個經濟特區成為了一個30多歲的企業家。她買了一套公寓——這是她家歷史上第一次有人擁有房產。由於想積累更多經驗，她在一家總部位於上海的外國資產管理公司擔任投資分析師。儘管她的僱主為她制定了長期的職業規劃，她還是離開了這家公司，因為一個競爭對手可以提供少量的短期內加薪。

到了2008年，她最大限度地利用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購買了新的消費品，這是她的父母以前做夢也實現不了的。到了2020年，她希望看到自己7歲的孫子和剛出生的孫女（直到最近才開放二胎）過得好。

許多中國內地消費者更喜歡股市的短期收益，而不是把錢鎖在長期儲蓄工具中。市場研究一貫顯示，大多數內地個人投資者的行為更像交易者。比如2015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儘管頻繁交易是在破壞而不是創造長期基金的價值，81%的個人投資者還是選擇每月至少交易一次。這一數字高於所有西方國家（例如，只有53%的美國個人投資者如此頻繁地交易）；甚至高於鄰近的香港——另一個也喜歡賭博，並且有着相似的資本收益免税制度的漢族社會。這表明，中國內地特有的某種東西影響了這種行為：現在購買股票的那些人或曾經經歷過對長遠未來的不確定性，或將其傳承了下來。

這種專注於確保短期收益的做法就是這位上海的年輕資產經理放棄了一份未來可期的工作，而換了一份收益相對較小但能立竿見影獲得加薪工作的原因——這種行為仍然困擾着許多試圖留住人才和管理層的企業。人們通常是在滿足了他們對短期安全的基本需求之後，才願意承擔長期職業風險的。

例如，我們曾採訪過一對夫妻，妻子“下海”創業了，成為了中國眾多的女企業家之。她之所以能下海，是因為她丈夫在國有企業工作，有着雖低但穩定的收入，能為家庭提供安全保障。房地產作為長期投資的資產類別之一，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投資——其25歲至69歲人羣的所有權從1988年的14%增長到2008年的93%——這種變化也是出於對安全的需求：與所有其他資產不同的是，如果出現社會問題，房產起碼能給人提供庇護之所。

（與個人）相比之下，政府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則偏低，並且非常關注長期回報。大部分投資的方式仍然是中國共產黨蘇聯式的五年計劃，其中包括髮展以太陽能技術、“智慧城市”和高密度節能住宅為基礎的“生態文明”。如果沒有政府的參與，這樣的雄心壯志是不可能實現的——在中國，這種理想是相對迅速而容易實現的。相比之下，西方經濟體在這些問題上的進展往往極其緩慢。

個人和國家關於投資的決策都有同一個目的：在一個不可預測的世界中（為自身）提供安全性與穩定性。儘管西方許多人可能認為，中國在其21世紀的全球計劃裏只看到了機會，但其動機卻截然相反。在中國動盪的現代史上，它一直受到外國勢力的威脅，無論是在亞洲內部（尤其是日本）還是在亞洲之外（19世紀中葉的英國和法國）。

因此，中國的領導者認為，外國的介入與其説是機會的來源，不如説是威脅、不確定性，甚至是屈辱。他們仍然將許多不幸歸咎於外國的干涉，即使這是發生在一個多世紀前的事情。例如，英國在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中的角色開啓的100年仍被中國人稱為“屈辱的世紀”。中國的歷史繼續影響着它對國際關係的看法，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目前對其主權不可侵犯的堅持。

和西方人不同，那些經歷過他們無法控制的艱難時期的人更傾向於在短期內作出一些關鍵選擇。相比之下，政策制定者們則在尋找在未來獲得更多控制權和主權的方法，他們的計劃比西方要長遠得多。這種對可預測性（或者説穩定性）的共同追求解釋了以控制為核心原則的“威權體制”何以能保持持續的吸引力。

……

許多西方人接受了中國呈現給世界的解釋：1978年鄧小平開始的“改革開放”時期強調要避免文化大革命時的那種激進且往往充滿暴力的政治體制，這説明意識形態在中國已經不再重要。現實情況則大不相同。自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是塑造中國人民的制度、社會和日常生活的中心。黨始終相信和強調中國歷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它們所包含的一切。除非西方企業和政治家接受這一現實，否則他們將繼續誤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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