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亞：西方學者透過三星堆，看到了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伊斯托利亞】
三星堆遺址一直備受海內外學界和媒體界的矚目，最近新出的發現更是收穫了“一醒驚天下”的轟動效應。
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學教授羅旺•弗拉德（Rowan K. Flad）5月11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提出了這樣一些觀點——
4月10日，埃及宣佈在南部城市盧克索發現了距今3000多年的古埃及重要都城遺址，被稱為“失落的黃金城市”。這甚至被視為自上世紀20年代發掘圖坦卡蒙陵墓以來的“第二大重要考古發現”。
埃及的這一發現被美國廣播公司（ABC）、全國公共廣播（NPR）、《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美主流媒體廣泛報道，被稱為“埃及學的重要時刻”。巨大的報道篇幅，和那兩週前中國四川省三星堆的考古發現鮮有關注形成鮮明對比。
其實，三星堆的發現應該被重視，因為這是瞭解東亞文化的重要窗口。
實際上，海外學界的三星堆研究並不缺乏“傳統”，也不乏積澱。著名考古學家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還曾主編過一本題為《奇異的凸目》的著作，收錄西方學者對於三星堆的種種觀點。
中國的考古遺址非常之多，若論遺址的規模，比三星堆宏偉的還有不少；若論文明產生的時間，比三星堆文明還要早的遺址也有很多，為何三星堆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這麼大？
羅旺·弗拉德的文章
“意外”所得的玉器
首先，這其實與三星堆遺址早期發掘的歷史有很大的關係。
1929年春天，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四川廣漢縣城西的月亮灣村，世居此地的農民燕道成在農田意外發現了400多件玉石器。後來，他將這些“意外”所得的玉器分批賣到距離廣漢不遠的四川省會成都的古玩市場。此後，月亮灣的玉器也在成都的古董商中傳開了。
1931年，前往廣漢傳教的英國聖公會傳教士董宜篤（V.H.Donnithorne）也注意到這批玉石。董宜篤不僅是傳教士，他還是當時成都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的成員，對四川歷史文化的研究頗有造詣。成立於20世紀20年代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是當時專門研究中國西部地區歷史文化的國際性學術機構，其參與人員以當時位於成都的教會學校華西協和大學的師生為主。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當時在四川的歐美傳教士加入其中。
董宜篤很快就意識到這批玉石與普通的古玩文物有很大的不同，可能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於是聯繫廣漢縣政府前去月亮灣考察，同時他還約請時任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長的戴謙和（D. S. Dye）博士一同前往。
這年夏天，以董宜篤、戴謙和為首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師生組成的考察隊先後兩次前往廣漢月亮灣，對出土玉石器的地點進行了實地考察，而三星堆玉石器的發現者燕道成也將部分收藏的文物贈送給考察隊，交由其帶回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予以保存，幫助該校的考古學家進一步研究。
《奇異的凸目》書影
“國際化”的研究團隊
從廣漢返回成都後不久，戴謙和就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主辦的雜誌《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上發表了英文論文《四川古代的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在這篇文章中戴謙和認為這批石器大約產生於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應該是在秦滅巴蜀進入成都平原之前，屬於古蜀文明的文化遺存。
不久，新任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D. C. Graham）博士也注意到館藏的這批文物的價值，他向董宜篤詳細詢問了此前考察的詳細情況。後又在董宜篤的聯繫下，受廣漢縣政府之邀，與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助理館員林名均一起於1934年春天到達廣漢，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首次科學考古發掘。
由於當時由外國人主持的考古發掘在中國尚無先例，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遂改由廣漢縣長出面主持發掘事務，當然實際的具體操作還是由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的考古隊負責，即主要是以葛維漢和林名均為主。
葛維漢是美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他曾獲芝加哥大學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1911年他以美國浸理會牧師的身份來到中國，此後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多年，直到1948年才返回美國。1932年，鑑於葛維漢此前關於四川南部地區少數民族文化的研究，他被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推薦成為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併兼任華西協和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在該校講授考古學、人類學等課程。也正是由於這個契機，使得葛維漢得以接觸到前一年華西協和大學在廣漢收集到的文物，並決定親自前往當地再次進行考察。
這次華西協和大學的考古隊在燕道成家附近進行了為期10天左右的考古發掘，共發現600多件玉器、石器和陶器，這些器物後來都以廣漢縣政府的名義交給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收藏。第二年，葛維漢便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上發表了《漢州發掘簡報》（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葛維漢不僅系統分析了三星堆首次科學考古發掘的文物，而且還認為三星堆文化遺址最晚的年代應為西周早期，即大約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
此後，一同前往發掘的中國人林名均也在《説文月刊》上發表了題為《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一文，他將三星堆遺址稱為“廣漢文化”，並認為該遺址的年代為新石器時代末期，大約在殷商時期以前，而出土的玉石器則應該是西周時期的物品。
葛維漢和林名均的中英文論文在海內外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學者甚至據此提出巴蜀文化並非出自於黃帝一脈，而是獨立發展的文明。
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他在20世紀40年代發表了重量級論文《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説及其批判》，在文中他認為巴蜀文化應為獨立發展的一種文化，在戰國後期才融入到中原文化之中。
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巴蜀文化”的提法，其中較有代表的是後來繼任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的鄭德坤先生，他也是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首任非外籍館長。他在全面蒐集了當時四川各地的考古材料後，出版了《四川古代文化史》一書，其中也專門涉及到三星堆，他選擇將其稱為“廣漢文化”，並認為其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葛維漢和鄭德坤的著作後來都在海外出版，也正是由於三星堆遺址早期發掘團隊組成人員的“國際化”，才使得西方社會瞭解到位於中國西部內陸小城廣漢的考古發掘工作，而讓海外學界更感興趣的則是三星堆遺址表現出的與殷墟為代表的中原文化所不同的“非中原性”。這其中還涉及到一段“中華文明西來説”的學術公案。
被認為和三星堆青銅神樹頗為相似的蘇美爾神樹
中華文明的異域想象？
最早提出中華文明西來説的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傳教士，南懷仁曾稱伏羲是亞當的“第十三代子孫”。受到湯若望等傳教士影響的中國天主教徒李祖白在《天學傳概》中也提出“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
清朝末年，法國學者拉克伯裏（Terrien de Lacouperie）在《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文中通過比較古代中國文明和古巴比倫文明的相似之處，再度提出西來假説。拉克伯裏研究中的很多新材料源於當時亞述學研究的成果，所以他的“西來説”並沒有被歐洲的主流漢學界所接受。
當拉克伯裏的觀點傳入日本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白鳥庫吉等人認為傳統的東洋史研究者帶有偏見，他堅信中國上古文明受到了西方的影響，並認為這是文明交流產生的必然結果，後來章太炎等中國學者也通過對不同語言的勘音釋義附和了拉克伯裏的“西來説”。
但這種“西來説”傳入中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背景下，也有排滿目的。當章太炎後來發現“西來説”不符合自己的政治傾向時，又對此加以駁斥。因為如果漢族與滿族同為外來民族，則“驅除韃虜”的口號就失去了正當性。
不論如何，中華文化西來説都是20世紀早期中國上古史研究難以繞過的話題。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通過比較仰韶遺址出土的彩陶和中亞地區發現的安諾文化彩陶和烏克蘭的特里波列文化彩陶後，認為中國陶器的製作技術是從中亞傳入的，因此中國文化也有可能是從中亞傳入的。這種觀點進一步促進了國內外學者對西來説的討論。
當然後來梁思永發現了河南安陽的後崗三疊層，證明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與商朝文化一脈相承，未受外界的根本性影響。安特生也承認了這一點，同時表示自己對仰韶文化的斷代有誤，技術上的借鑑也不能代表文明的來源。此後，安特生本人也不再堅持中國文化西來説。
面對中華文明這樣一個“異域文明”，有着自身文化傳統的西方學者一開始必然會使用比較的眼光，關注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異同。在歐洲漢學界，“西來説”僅僅是學術海洋中的一朵小浪花，從來就沒有形成一股潮流，但被介紹到東亞之後，卻在學界引起了極大關注。清末的知識分子積極呼應，其實都有政治的取捨。直到新的考古證據出現，才最後銷聲匿跡。
中原中心論被打破
“西來論”被破除後，“中原中心論”的觀點一直主導着中國本土的歷史學研究。隨着三星堆等考古遺址的發掘，尤其是疑古派代表顧頡剛發表《古代巴蜀文化與中原的關係説及其批判》一文後，固有的“巴蜀出於黃帝説”的觀點受到挑戰，中華文明多源起源的觀點也日漸浮現。建國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三星堆的大規模發掘。這次發掘，使得“中華文明多源起源”的觀點獲得了更多的市場。
而最近這些年，絲綢之路考古研究也大大推進了學者關於早期文明的認識，以往學界認為，中西文明交流的絲綢之路由中國長安出發，西經河西走廊進入西域和中亞,最後抵達歐洲的羅馬。最近，學界又發現除此之外還存在“草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不僅如此，通過三星堆遺址的發掘，以及四川其他地區考古歷史文化的研究，學者們發現中國古代可能還有一條從四川成都，經雲南大理、保山、德宏進入緬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線，被稱之為西南陸地的“絲綢之路”，這種新的中西文明交流路徑也進一步吸引了中外學者的關注。大家形成的初步共識是，可以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解釋三星堆遺址中的“異域”色彩。
到了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者也開始接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觀念，中華文明西來説已經無人問津了。著名學者史蒂文·塞奇（Steven F. Sage）在對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進行了全面研究後，認為三星堆青銅器的製作與同時代的商朝屬於同一個傳統。
而上文提及的著名考古學家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則將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和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器物與中國其他地區的考古發現進行比較，認為三星堆文化與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早期的中原地區文化存在重要聯繫，並表明青銅時代的四川在東亞大陸的文化交往中絕非孤立的。
1980年秋，北大1977、1978級考古專業同學于山東諸城實習集體合影（最後排樹前左側為羅泰），圖自澎湃新聞。
異域之眼之所以格外關注三星堆奇異的凸目，關鍵還是在於對中華文明起源的關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中外考古學界彼此良性互動、交流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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