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往知來丨跟着總書記學歷史：千秋醫聖留給今天怎樣的啓示？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源自中國古典醫籍的“三藥三方”在疫病防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被多個國家借鑑和使用。“三藥三方”的代表——清肺排毒湯，就是由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的經典方劑融合而來。5月12日，正在河南南陽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首先來到這裏的醫聖祠。讓我們隨着總書記的足跡，走近張仲景這位千秋醫聖，探尋中醫藥學這個中華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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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聖”張仲景

張仲景，河南南陽人，自幼喜歡醫學，年少時拜師學醫，並立下“進則救世，退則救民，不能為良相，亦當為良醫”的志向。

東漢末年，戰亂頻仍，瘟疫流行。大規模的傷寒病傳染性強，死亡率高。張仲景的家人也深受其害，家族二百多人，不到十年時間，“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親身經歷瘟疫帶來的人間慘劇，張仲景決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研究治療傷寒病的方法。他繼承前人的醫學理論，結合自己的臨牀實踐，不僅救治了大量病人，還創造性地總結出中醫學的經典著作《傷寒雜病論》。書中提出了外感熱病和內傷雜病的病因、病證、診法等。《傷寒雜病論》被稱為中醫四大經典之一。張仲景也被後世尊稱為“醫聖”。

△醫聖祠內的張仲景塑像（總枱央廣記者潘毅拍攝）

“醫聖”二字，除了稱頌他的高超醫術和傳世經典，更褒揚他的醫者仁心。相傳張仲景在任長沙太守期間，處理公務的閒暇之時，就在衙門大堂坐診，為百姓看病，這也是人們稱行醫為“坐堂”的由來之一。

道經千載更光輝

1800多年前的古代藥方，為何仍能在當代大疫中守護我們的健康？在西醫成為主流醫學的形勢下，中醫藥能否發揮獨特優勢？這些問題可以從《傷寒雜病論》一書中尋找答案。

《傷寒雜病論》被讚譽為“方書之祖”。張仲景廣泛收集醫方，精選了三百多方記入書中。其中，麻黃湯、桂枝湯、柴胡湯、麻杏石甘湯等著名方劑，療效可靠而且顯著，至今仍被廣泛運用。據瞭解，這次“三藥三方”中的清肺排毒湯、連花清瘟膠囊，都是以《傷寒雜病論》中的古代名方為基礎研製而成的。

《傷寒雜病論》之所以被稱為中醫經典，還在於它確立了“辨證論治”的理論和方法體系。“辨證”，就是通過望聞問切等手段，分析判斷病人的證候。“論治”，就是根據“辨證”的結果，確定相應的治療方法。中醫診療看重整體、着眼於“病的人”，而不是看重局部、只關注“人的病”，從而形成了鮮明的特點。

△陳列在醫聖祠內的宋版《傷寒雜病論》（總枱央廣記者潘毅拍攝）

從《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到《本草綱目》《温熱論》，中醫藥學成為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中華民族屢經天災、戰亂和瘟疫，卻能一次次轉危為安，中醫藥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中醫藥再立新功。數據顯示，在中國，中醫藥參與救治確診病例的佔比達到92%，湖北省確診病例中醫藥使用率和總有效率超過90%。這是中醫藥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生動實踐。

“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

習近平總書記曾深情地説：“中醫藥學凝聚着深邃的哲學智慧和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場百年來影響範圍最廣的全球性大流行病，中國政府積極推動中醫藥抗疫國際合作，中醫藥戰疫經驗帶着深深的文化自信走出國門，為世界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一株小草改變世界，一枚銀針聯通中西，一縷藥香穿越古今······古老的中醫學以其獨特價值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和認可。2010年，中醫針灸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15年，屠呦呦成為中國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她從中醫典籍中受到啓發，用現代科技手段提取出青蒿素，轉化成一種強有力的抗瘧藥物，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醫聖祠（總枱央廣記者潘毅拍攝）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深入發掘中醫藥寶庫中的精華，充分發揮中醫藥的獨特優勢，推進中醫藥現代化，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只有切實把中醫藥這一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才能讓古老的中醫藥學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讓“中國處方”為人類健康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