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30年的不作為導致日本疫苗行業由盛轉衰，如今只能依賴海外疫苗
【文/觀察者網 熊超然】4月16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會見了來訪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兩人大談特談中國議題，引發關注。而事實上，菅義偉訪美時還有一個動作，那就是與輝瑞公司CEO阿爾伯特·布爾拉（Albert Bourla）通電話，尋求獲得更多新冠疫苗。
5月10日，《日經亞洲》（Nikkei Asia）的一篇報道分析指出，上世紀80年代，日本原本在疫苗領域位居前列，但如今在新冠疫苗研發方面不僅遠遠落後於中美英俄等國，甚至還遜於越南和印度，這與30多年來民眾對副作用的不信任以及政府的不作為有着直接關係。
當前全球各國爭相開發新冠疫苗。日本作為全球第三大醫藥市場，有武田藥品工業、安斯泰來製藥和第一三共等行業巨頭，但國產疫苗卻無一款獲得批准。對此，日本厚生勞動省一名主管藥品業務的官員卻依然振振有詞：“我們還沒有出現像美國和歐洲那樣病例激增的情況，在引入日本之前，我們可以在國外觀察和確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日經亞洲》報道截圖
報道稱，作為日本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其實是該國疫苗接種計劃的核心領導人物，但在輝瑞CEO布爾拉看來，對於有關提供日方新冠疫苗的事宜，他只想與日本首相菅義偉直接交談。正因如此，菅義偉別無選擇，只能在上月訪美期間與布爾拉通話。
通話中，菅義偉請求輝瑞公司追加供應疫苗。而布爾拉則回應稱，將迅速推進磋商，與日本政府緊密合作。
根據日本廣播協會（NHK）的統計，截至5月13日23時59分，日本國內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666851例，死亡11302例。而據日本共同通訊社的報道，日本疫情加重的原因在於傳染力強的變異毒株的影響，目前國家已全面進入“第四波疫情”。
當地時間3月16日，日本首相菅義偉接種新冠疫苗。圖自澎湃影像
如果把時間回溯到上世紀80年代，當時日本在針對水痘、流行性乙型腦炎和百日咳等疾病方面，疫苗技術水平很高，甚至還向美國等其他國家提供技術。
《日經亞洲》稱，但隨着1992年東京高等法院在預防疫苗接種副作用的相關訴訟中，作出要求國家賠償的判決後，日本的疫苗技術開發實際上開始陷入停滯，甚至是衰退的境地。
當時，外界及公眾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為範圍更廣的受害人獲得賠償提供了道路，而日本政府也放棄了上訴。到1994年，日本修訂了一項法律，疫苗接種不再是強制性的，而由於許多家庭的父母擔心副作用等原因，日本的疫苗接種率開始下降。
此外，同樣是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發生了“藥害艾滋事件”，當時有多達約1800名血友病患者因使用一種血液凝固因子製劑而感染艾滋病，疫苗也同樣屬於“生物製劑”的血液製劑問題，該領域受此影響也蒙上了一層陰影。
1996年，“藥害艾滋事件”發生時的厚生勞動省生物製劑課長被捕，並被判處業務過失致死罪。而在厚生勞動省內部，這更是被當作了在疫苗開發方面不作為的藉口。
目前，日本國內批准歐美開發的疫苗，在時間上形成推遲數年至10年以上的“疫苗差距”已成為一種常態。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日本老年人接種輝瑞疫苗則得到了來自厚生勞動省的特別批准，但這一程序也只適用於海外疫苗。
另一方面，在日本疫苗發展停滯的時間裏，美國則以2001年發生炭疽襲擊事件為契機，加快了疫苗領域的發展。報道稱，在發生公共衞生危機時，美國衞生與公眾服務部（HHS）會與研究機構以及製藥公司合作，為籌集疫苗開發資金、臨牀試驗以及緊急使用授權提供支持。
《日經亞洲》指出，全球疫苗市場正以每年近7%的速度增長，每當出現如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和埃博拉病毒等新的致死率較高疾病時，都會開發出新疫苗。例如因新冠病毒而受到關注的“mRNA”技術，已經研究了20年，目前正被用於抗疫中。
資料圖：醫務人員在日本東京武藏村山的一家醫院搬運輝瑞新冠疫苗。圖自澎湃影像
日本作為全球第三大醫藥市場，有武田藥品工業（Takeda Pharmaceutical）、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和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等行業巨頭，為什麼沒有開發出有效的國產新冠疫苗？
世界衞生組織報告稱，截至4月20日，全球已有91款新冠疫苗開始進行人體試驗。其中有四款是日本疫苗，但日本企業都沒有完成三期臨牀試驗，而三期臨牀試驗是獲得監管審批之前的最後一步。
日本仙台白百合女子大學（Shirayuri College）的日本政治專家塞巴斯蒂安·馬斯洛就指出，由於缺乏政府支持，日本的疫苗開發系統不能與美國等國家的同行一樣幫助推動創新。“多年來，日本始終沒有為科研和疫苗開發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
美國智庫伍德羅·威爾遜中心東北亞問題高級研究員後藤志保子則表示，日本的應對方式並不是開發疫苗，而是寧可小心謹慎，也不願意冒風險。相反，她表示：“日本政府把所有雞蛋都放到了‘治療藥物’這個籃子裏，但事情的發展卻並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
在日本，僅僅靠私營企業無法開發疫苗，國內也幾乎沒有支持開發、收購或儲備疫苗的氛圍。日本北里大學（Kitasato University）特任教授中山哲夫（Tetsuo Nakayama）直言，“存在疫苗差距是因為存在政策差距”。
日本生物製藥企業“UMN Pharma”的沉淪就是一個例證，該公司曾利用新技術開發一款流感疫苗，還斥資超100億日元（近1億美元）建設工廠，但其許可申請在2017年被駁回，理由是該公司疫苗與現有疫苗相比，“缺乏臨牀意義”。此後，“UMN Pharma”陷入了資不抵債的困境，後被併入日本同行鹽野義製藥公司（Shionogi）。
《日經亞洲》稱，目前日本的研究人員和技術正流向海外，有病毒學家指出：“日本有許多法規限制，支援體系也很薄弱。”在日本，僅有2處能夠處理危險病毒的研究機構，但其中一個由於當地居民的反對，直到近期才開始運行。
另外，在日本想要繞過厚生勞動省、農林水產省和文部科學省等部門的限制非常困難，轉基因試驗也受到《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的限制。而在歐洲，藥品並不屬於該措施適用對象，美國也沒有批准加入該協定。
因此，許多日本廠商開始繞過本土市場來運作，武田藥品工業正在開發登革熱疫苗，田邊三菱製藥（Mitsubishi Tanabe Pharma）正開發一種源自煙葉植物的疫苗，但它們都未尋求在日本獲得批准。
如今，為應對新冠疫情，日本政府緊急設置了疫苗擔當大臣一職，但其國內開發的新冠疫苗想要獲批，至少也要等到2022年以後。
正如《日經亞洲》報道標題所寫的那樣：“由於30年的不作為，日本只能依賴海外疫苗，官僚主義的膽怯導致了一個曾經至關重要的行業就此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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