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巴以衝突，中國能做什麼？
【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大家好，《逸語道破》加更。
今天的內容講巴以衝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武裝衝突引發了各方的關注，之前王毅外長到中東六國出訪的時候，對於整個中東地區有過一番描述：從歷史上的人類文化高地，到現在當今世界的安全窪地，源自於域外國家把中東地區當成一個地緣政治爭奪的對象。
王毅外長3月24日起訪問中東6個國家，3月30日行程結束。他曾到訪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阿聯酋及巴林。（圖源：路透社）
這番話當時聽起來，我們對它的理解還相對比較抽象，停留在某些概念和術語的層面。已經持續了5天而突然升級的巴以衝突，讓大家明顯感覺到了什麼叫“世界安全的窪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問題，是整個中東地區的核心焦點之一。
在全球面臨新冠疫情風險的情況下，這個窪地呈現出一種激烈衝突的場面。所有對人類的共同命運，對基本人道主義有着關切的人們，都會感到痛心、焦慮，同時也會有一絲疑惑，為什麼這個問題沒有辦法得到有效解決？
當地時間5月15日，以色列軍方空襲了加沙地帶一座辦公樓，樓內有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和美聯社等媒體的辦公室。（圖源：中新網）
網絡上有很多不同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到幾個常見的維度：
第一，歷史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問題的複雜性。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衝突，可以追溯到以色列立國時期、中東戰爭時期，甚至可以再追溯到幾千年前關於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還有羅馬帝國等在這個地方上演的爭奪。
同樣，國內政治上，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這次衝突的雙方，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為代表的強勢鷹派團體和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冷戰時期，美國跟蘇聯之間所謂的敵手共生的關係。兩邊看上去是水火不相容的，都是鷹派，但是他們在本國內部的政治勢力、影響力，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對方與他進行的某種另類的配合與合作。
有很多分析和評論指出，在這次衝突之前，內塔尼亞胡剛剛失去了組閣權。他剛剛把組閣權交出去，不管是黨內的反對力量還是相對温和的政治派系，在正準備進行組閣的時候，突然之間發生了這場衝突。
2019年9月25日在耶路撒冷拍攝的以色列總統裏夫林（右）與總理內塔尼亞胡握手的資料照片。當日，裏夫林宣佈正式授權內塔尼亞胡組建新一屆政府。（圖源：新華社）
而且很明顯首先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包括在阿克薩清真寺，採取的一些舉措激化了衝突和矛盾。是以色列向長期處於準沸騰狀態的憤怒情緒仇恨中，扔進去了加強反應的催化劑和直接的點火劑，把整個火焰燒起來。這顯然是有它的政治考量，並且這個政治考量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立竿見影地取得了回報。
另一邊，巴勒斯坦激進的極端抵抗派代表哈馬斯也非常迫切地需要和希望（衝突）。巴勒斯坦的狀態也比較奇怪，他們最近剛剛宣佈了推遲議會選舉等等一些舉措，內部政治權力處在一個不確定狀態。哈馬斯也有興趣通過這樣一種強烈的回應，為自己在巴勒斯坦民眾當中收穫更多政治上的支持。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很特殊的結構：看上去雙方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但是在各自的陣營內部，它所具有的話語權與對方的強勢回應之間，存在某種微妙的共生關係，這其實是挺畸形的一種結構。我自己本人不做中東問題研究，利用相關的知識和儲備挑選一些我認為相對靠譜的評論，跟大家分享這種觀點。
造成這種畸形安全結構的外部因素是什麼？這就涉及到兩個重要的國家，一個是導致畸形的安全結構、導致全球安全窪地的巴以問題出現的一個重要國家——美國。另一個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有國家嘗試為中東地區、為巴以民眾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和平、安全與穩定的一個新出現的域外大國——中國。他們兩者的認知、目標、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先説美國。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非常複雜，淵源流長。一般來説大概在2006、2007年的時候，以寫大國政治悲劇出名的美國研究者米爾斯海默，和對軍事理論、勢力均衡理論作出重大貢獻的美國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兩人合寫了一篇文章，然後在這個文章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本專著，講美國的外交政策和以色列院外遊説集團之間的關係。其中對此有比較清晰的描述。
引用那本專著的觀點，大概有幾種區分。
第一種觀點認為，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至關重要的戰略資產，冷戰時期尤其如此。對於美國來説，藉助對以色列的支撐，構建出一種非常特殊的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使美國在中東這個非常複雜的地緣政治區域獲得自己獨特的優勢，獲得了一個楔子可以打進去。
在這種情況下，以色列是美國特殊的戰略資產。當然有人指出當冷戰結束之後，以色列的這種戰略資產的價值其實是呈現下降態勢的。尤其是在出現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從戰略需求上來説，美國傳統意義上倒向無條件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其實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和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説，已經形成了越來越顯著的負面衝擊和挑戰。“戰略資產説”現在面臨着衝擊和挑戰。
第二種是道義説或者是價值説。美國把對以色列和猶太人的態度進行了某種綁定，支持以色列就是支持猶太人，如果不是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包括用國家政策、行為甚至在表態上，就會被認為反猶太人，這在西方是非常特殊的。
歷史上，在所謂的巴勒斯坦地區被征服之後，猶太人在全球流離失所。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歐美國家，尤其是歐洲，都出現過不同程度對猶太人的排斥，後來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希特勒系統性地推行了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
二戰德軍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政策（資料圖）
這帶來的問題就是，西方在道德、情感以及心理層面對猶太人形成了愧疚，要進行校正。在西方政治環境下，中國人可能很難理解，批評以色列政策的人在西方可能會面臨最嚴峻的問題，就是他會被貼上一個反猶主義和種族主義等等的標籤。而且這個標籤一旦貼上去之後，整個歐美的精英媒體圈子、學術圈子，都會進行排斥。
這有一定客觀歷史基礎，同時又得到人為的塑造和鞏固這種認知性的環境。在這種認知性環境中，任何對於以色列具體政策的調整，都可能帶來美國國內政治上的嚴峻後果。
第三種，由個人和實體構成的以色列院外遊説集團，是美國政治當中生態性的存在。它在美國政治生態中的影響力有多大？有人這樣説：美國參議院100個議員 100個參議員，把一張餐巾紙攤在上面，不需要花多長時間，就可以讓70個參議員在上面簽名。這就是猶太院外遊説集團在美國所具有的政治動員能力和政治影響能力一個非常具象化的寫照。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很多政策出現了一個問題。遊説的慣性和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削減甚至壓制了美國基於自身的國家利益。米爾斯海默和斯蒂芬·沃爾特是堅定的美國國家利益捍衞者，在他們看來，以以色列為例，美國在巴以問題上，包括在處理整個中東問題上，應該越來越多在冷戰後的世界扮演一個所謂離岸平衡手的角色，就是説保障以色列基本生存安全，但是不應該無條件一邊倒地偏袒向以色列。
但是這個事情其實很難，當衝突爆發前後這屆拜登政府做了什麼？今天有材料披露出來，衝突爆發前5月7日前後，美國國會得到了拜登政府的一份通知，拜登政府決定向以色列出售7億3500萬美元的精確制導武器，差不多是這一輪衝突爆發之前一週。
我們現在看到炸的鐵雷滾滾的這些精確制導武器當中，有相當一部分可能就來自這次批准，或者有直接關聯。
5月10日晚間，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向耶路撒冷發射多枚火箭彈。作為回應，以色列軍方向加沙地帶的巴方武裝目標發動空襲（圖源：Getty Images）
對於以色列內塔尼亞胡這樣的極端鷹派來説，這是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這屆美國政府將繼續維繫對以色列極其偏袒性的支持。衝突爆發以後，聯合國安理會積極介入，2021年5月份，中國充當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開了好多次會。但是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裏美國三次使用否決權，否決聯合管理會通過任何一個包含對以色列有譴責的內容和關於局勢的聲明。事實上癱瘓了安理會的工作，這是赤裸裸的、傳統意義上具有顯著單邊主義色彩的對以色列的袒護。
在投票過程中，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這五常裏面，唯一一個投否決票的就是美國。其他四個，包括強調美英特殊關係的英國現任首相鮑里斯，也加入到呼籲中東地區緊急停火、不要升級，避免更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的呼籲當中去。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什麼？圍繞衝突，中國的態度在中文互聯網網絡輿論空間、在全球媒體當中，有各種各樣的爭論。中方表態的核心起點和依據是1967年邊界基礎上的兩國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問題，在任何一方沒有辦法徹底消滅對方的情況下，這是能夠得到均衡的解決方案，是一套機制和規則。
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兩個國家，一個以色列，一個巴勒斯坦。當初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相對温和派進行談判的過程中，就形成了所謂以土地換和平的基本原則，也明確了巴勒斯坦的建國方案。當然推進方案是極其艱鉅的，推動這些方案的温和派領導人通常會面臨不僅是來自對方的衝擊，更多的是要説服本國內部的激進派別。
巴以邊境線變化（資料圖）
當然更重要的是域外國家。我説的很直白，今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鬧成這副樣子，與美國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而且現在諷刺的是，美國的政策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已經形成了一種負面綁定。以色列中間的一部分人認為自己可以無條件從美國獲取行動上的支持，也就是俗稱美國給以色列開了一張空白支票。
這空白支票倒不見得一定是美國的最高決策者開給它的，但之前有這種嵌套的利益集團，使以色列可以不停地在備戰領土上，採取擴建定居點這樣一些舉措，來獲得一些實體性的利益，比如説面積的擴張。但它一定會引發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國家方面的敵意反應。
這種敵意反應單純靠以色列本身是很難進行有效應對的，於是它會反過來強化跟美國的同盟關係。從美國的角度上看，它會因此認為這更加有效地形成了對以色列的控制，而以色列會成為它在中東地區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資產。然後雙方就持續綁定。
冷戰結束之後，尤其是經歷了“911”恐怖襲擊之後，美國發現它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近似於棘輪效應，只能往前、只能升高、只能提升，很難往後退、很難降檔。
這個代價就是美國跟阿拉伯國家關係在一般意義上的惡化。有的時候會帶來很尷尬的局面，舉個簡單例子，當年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後，希拉里·克林頓自認為是，她策動的互聯網自由戰略在埃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討厭穆巴拉克的埃及青年民眾一定是對美國有好感的，於是她做了一個在線的研討會，在精細挑選出來近10個問題當中，有超過一半是跟巴以問題有關，而提問者的基本態度就是，美國為什麼奉行這種偏袒以色列的不公平政策？
對於今天的美國來説，它如果沒有勇氣在巴以問題上秉持公道的立場，美國就會被這個東西勸進去。在此過程當中美國領導人都會付出代價，除非是像“懂王”那種認為可以無條件支持以色列這一方，來獲取國內具有激進民粹主義傾向的部分保守派的支持，交換成他國內的政治選舉。對大多數美國政客來説，這不僅有損於美國的戰略利益，而且對於這些政客本身的政治利益也是一個相當尷尬的選擇。
我們講了公道跟正義，公道跟正義是什麼？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基礎上的建國方案。王毅外長在跟巴基斯坦外長通電話的時候，表明了中方在中東、巴以問題上的基本態度。安理會就巴以問題通過了一系列決議，這些決議是有強制性、合法性、合理性的。
中國要做的就是聯合一切志同道合的國家，有效克服美國霸權主義干擾。在中東地區推動以巴勒斯坦建國為基礎的兩國方案，讓這套東西能夠真正的開始執行。站在巴勒斯坦普通民眾和以色列普通民眾的角度，兩國方案未必是完美無缺的，但它是最務實、最合理以及最接近可操作性的選擇。其他不管多少美化的理由，它在實踐過程當中缺少可操作性，不夠均衡。
從另一個意義上看，隨着事態向下發展，短期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無條件偏袒的概率可能性很低。但我們會目擊兩個國家在不同方向上有兩套主張，在中國這邊會看到對真正的以聯合國為框架和基礎的多邊主義的認同和尊重，以及在多邊主義框架內充分發揮聯合國安理會的積極作用。在全球範圍內包括在中東地區，去推進、去維護、去建設地區的安全和平與穩定。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美國，一個已經沒有辦法高效地為特定地區提供區域性公共物品的、昨日黃花的霸權國家，有很多動作。它可以發揮否定性的作用，盯着陳年的結構不放，在它徹底凋零退讓之前仍然很有效。
2021年5月12日，以色列炮兵部隊向加沙地帶射擊。（圖源：AP）
這是國際政治令人無奈的一個層面，直接來看，尤其是衝突雙方的普通民眾會付出代價。客觀上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這樣規模的衝突如果持續升級，在當地爆發真正意義上非常嚴格的所謂人道主義災難的概率是很高的。而這種災難是一些政客為了追求自己個人利益燒起的一把火，趨於失控。這是傳統的主導國家沒有辦法做出有效回應而釀成的一個悲劇。
另一方面，對中國來説既是一個考驗也是一個機遇。某種程度上美國的不作為、簡單的因循守舊，給在這個區域推動新的安全架構提供了一個戰略機遇。中國如果能夠嚴格遵循聯合國的框架，在安理會的架構下做公道事講公道話，站在公平和正義的角度，為這個已經持續了非常長時間的複雜的地區安全問題，貢獻中國方案、中國智慧，推動它朝着正確解決的方向正確的前行，對我們來説可能成為一個見證。
在崛起和實現兩個100年偉大目標過程中，中國國際戰略的謀劃能力提供了創造性、非傳統的方式，去提供地區性公共安全物品。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和一種非常重要的嘗試。
這條道路是很漫長的，提醒我們事情的複雜性和艱鉅性，也提醒所有關注中國崛起的人，尤其是帶着對全人類的人道主義，關切善良的人們來説，中國崛起的道路過程會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而在此過程當中，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用自己的方式，為它做出相應的貢獻。
謝謝大家。
（整理/觀察者網 趙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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