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清代的西藏治理,可以用一個詞概括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包容了多種地域、民族特質的國家,而邊疆地區的特色往往尤其顯著。
地處青藏高原的西藏,因其特殊的地理和區位因素,自納入帝國版圖以來,便與國家休慼與共,形成了延綿久遠的文化和宗教特點。這本是中華民族歷史中多姿多彩的一篇,卻被一些不瞭解真實歷史,或是別有用心的人當成了可以炒作的議題,特別是其中的宗教因素。
在人類文明史上,宗教向來不只是純粹的思想文化,歐洲的歷史最能證明這一點。那麼在西藏地區的歷史上,宗教領袖是如何產生的?政教關係如何?中央又是如何處理政教關係的?筆者將圍繞這些問題,略談自己的淺見。
冊封而來的活佛
談起藏區的宗教領袖,必然離不開活佛,這一轉世輪迴的系統最早出現於噶瑪噶舉派的創始人松欽巴。他臨終前囑託説,自己的化身會在人間轉世,1407年,第五世活佛銀協巴前往南京,被明朝封為“大寶法王”,成為中央認可,且傳承最為久遠的轉世活佛系統。
就在明成祖冊封大寶法王前後,藏傳佛教中的格魯派逐漸形成,其創始人是宗喀巴。此後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到明末清初,格魯派已經成為藏區實力最強的教派,並延續至今。
宗喀巴最年幼的弟子根敦珠巴創立了著名的札什倫布寺,在他去世之前,宣佈自己將要轉世。經過尋找,人們找到了轉世靈童根敦嘉措。根敦嘉措去世後繼續轉世,靈童名為索南嘉措。
在蒙古部落的邀請下,索南嘉措前往青海,與製造了庚戌之變的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相見。二人相談甚歡,三十五歲的活佛收七十一歲的俺答汗為徒弟,俺答汗則回贈師傅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尊號,這就是達賴喇嘛稱謂的最初由來。
“達賴”是蒙語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語中上師的意思,“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意為顯密學問都達到了最高成就,境界超凡入聖如大海一般的上師。在俺答汗的支持下,索南嘉措被認定為三世達賴喇嘛,此前的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分別被追認為一世、二世。
事實上,索南嘉措並非只和蒙古人交流,大約在萬曆七年,他在甘州與甘肅巡撫見面,明朝官方頒賜了封誥和印信,這方象牙印章保留至今。幾年後,萬曆皇帝傳來旨意,邀請索南嘉措進京面聖。按照明朝的宗教政策,能入京者,基本上是國師級別,索南嘉措欣然應允,只可惜於途中去世。

萬曆皇帝頒給索南嘉措的“朵兒只唱”印和印文,圖自“中國西藏網”。
三世達賴圓寂後,蒙古草原產生了四世達賴雲丹嘉措,但五世達賴的輪迴卻一度面臨中斷的危險。關鍵時刻,札什倫布寺的寺主羅桑•卻吉堅贊發揮了重要作用,讓五世達賴羅桑嘉措順利登上了歷史舞台。
順治九年,五世達賴進京朝見順治皇帝,被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並賜以金冊、金印,達賴喇嘛的封號得以明確。
稍早之前,保護、教育五世達賴的羅桑•卻吉堅贊收蒙古固始汗為徒,被尊為“班禪博克多”,意思是智勇兼備的大學者。羅桑•卻吉堅贊為第四世,向上追溯三代,也源出於格魯派始祖宗喀巴。
康熙五十二年,清朝正式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賜金冊、金印。從此,清朝確立了達賴與班禪的封號,成為歷史定製。
能立也能廢
達賴與班禪名號不同,時間上也有先後之分,但考察其來源,卻頗有相似之處。兩個名號都是先來自蒙古的政治首領,後由清朝皇帝認定,方才成為定製。顯而易見,宗教地位的確立與提升,與政治力量的支持密不可分。
事實上,三世達賴之所以不遠千里向蒙古人傳教,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於當時西藏噶舉政權的壓力,無論是教派鬥爭還是政治博弈,實力強大的俺答汗都是不可多的幫手。
隨着格魯派與蒙古人的結盟,四世達賴雲丹嘉措降生於草原,而且就是俺答汗的曾孫。在蒙古部落的支持下,格魯派與當時統治西藏的藏巴汗政權發生了劇烈的摩擦;衝突的結果之一,是四世達賴圓寂之後,統治西藏的藏巴汗禁止了達賴喇嘛的轉世。
如果不是羅桑•卻吉堅贊,也就是後來的四世班禪出面斡旋,達賴喇嘛的世系可能也就到此為止了。由此來看,能立就能廢,從一開始就是如此。
明朝崇禎年間,蒙古和碩特部領袖固始汗進攻青藏高原,於明朝滅亡前兩年徹底摧毀了藏巴汗政權。蒙古人信奉格魯派,他們的到來,為達賴帶來了春天。果不其然,固始汗效仿當年成吉思汗供養八思巴的先例,將西藏十三萬户獻給達賴喇嘛。雖然此時的十三萬户只是虛數而已,但在名義上,達賴喇嘛獲得了西藏的世俗統治權。
耐人尋味的是,雖然推崇五世達賴,可固始汗卻選擇羅桑•卻吉堅贊做自己的師傅,並且奉上了班禪的稱號,當然也少不了鉅額的世俗贈予。儘管名義上達賴是領袖,可在固始汗統治期間,班禪系統迅速壯大,成為能與達賴喇嘛分庭抗禮的二號人物。
但德高望重的四世班禪對世俗政治既沒有強烈的興趣,也缺少靈活的手腕。相較之下,五世達賴既有精力,也有頭腦。固始汗去世後,五世達賴逐漸控制了西藏的實際權力,使政教大權隱約間呈現合一的面貌。

印文五世達賴喇嘛覲見順治皇帝(羅布林卡壁畫),圖自“中國西藏網”。
五世達賴圓寂後,總管桑結嘉措成為事實上的權利繼承人,他選定的六世達賴就是文青圈子裏大名鼎鼎的倉央嘉措。在真實的歷史裏,倉央嘉措和他的時代並沒有那麼多的詩與遠方。蒙古人的新汗王,拉藏汗不甘心失去對西藏的控制。而桑結嘉措不願意失去權力,雙方爆發了戰爭,桑結嘉措兵敗被殺,他選定的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也被拉藏汗囚禁。
拉藏汗向康熙上奏,請求廢黜倉央嘉措,重新選定益希嘉措為六世達賴。然而,藏區民眾並不認同對這位六世達賴,甚至有傳言説他是拉藏汗的兒子。特別是倉央嘉措在押解進京的途中去世,更加劇了藏區不安定的因素。
在這個動盪的窗口,康熙皇帝下令冊封班禪額爾德尼,並且認定其為與達賴喇嘛地位等同,這份時機的選擇,可謂耐人尋味。
無論是一度被藏巴汗終止轉世的五世達賴,還是被拉藏汗推倒重來的六世達賴,顯而易見的是,宗教領袖的地位並非永恆不變。清朝對六世達賴真偽的審定,以及冊封班禪以穩定局面的做法,又證明宗教背後的政治力量有強弱之分,最終的決定權取決於中央政府。自康熙後期開始,朝廷對藏區的關注逐漸增加,治理手段也變得更為強硬和有力。
專治不服的清朝
康熙五十六年,準格爾汗國進攻拉薩,拉藏汗兵敗而亡,西藏又迎來了新的蒙古統治者。清朝不能容忍準格爾部的肆意妄為,三年後,清軍平定叛亂,隨即重整達賴喇嘛的傳承世系和西藏的統治秩序。
根據西藏僧俗共推的結果,清廷選定靈童格桑嘉措為七世達賴喇嘛,同時委任拉藏汗的女婿康濟鼐為首席噶倫總理西藏事務。
然而,僅僅數年後,康濟鼐遭到暗殺,背後的主謀之一竟然是七世達賴喇嘛的父親。雍正皇帝下達聖旨,將達賴一家移出西藏,安置在漢藏交界的四川甘孜。此舉既是保護達賴及其家族的安全,但也不乏嚴格約束之意。八年後,清廷批准達賴返回西藏,但從此以後,達賴家族不得參政成為一條不容逾越的紅線。
雍正之後,乾隆皇帝頒佈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明確了駐藏大臣、達賴、班禪平等的地位,還制定了“金瓶掣籤”的制度,體現了朝廷對於效忠清朝、服從管理的宗教勢力施行公平的懷柔政策。但對於胡作非為,膽敢裏通外國的宗教頭目,乾隆皇帝更有雷霆手段。

西藏博物館藏金賁巴瓶
噶瑪噶舉派曾有一支紅帽系,因為元朝皇帝曾賜予紅帽,故得其名,是一支傳承已久的活佛系統。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禪圓寂於京城,朝廷給予了厚重的撫卹賞賜。
紅帽系十世活佛確珠嘉措覬覦這筆“遺產”,卻未能如願,因此結下仇怨,此後尋機叛逃,投靠了廓爾喀。乾隆五十六年,趁廓爾喀入侵之勢,確珠嘉措引導叛軍進攻西藏,攻入日喀則地區,將扎什倫布寺洗劫一空。
清廷聽聞變故,以福康安為統帥入藏作戰,經過艱難的作戰,最終擊敗廓爾喀,一度威逼加德滿都。懾於清軍的攻勢,康熙五十七年廓爾喀上表投降,答應了包括稱臣納貢在內的諸多要求。確珠嘉措自知無路可調,服毒自殺,他的屍骨被廓爾喀交給清朝。
元兇已死,但乾隆皇帝不準備就此作罷。聖旨傳到西藏,將紅帽系所屬的寺院、財產全部查抄,僧人勒令改宗格魯派,永遠禁止紅帽系活佛轉世。傳承十代活佛、歷時四百餘年的紅帽系從此斷絕。
有紅帽系引以為戒,此後一百多年裏,心懷鬼胎的野心家老實了許多,即便到了國力衰弱的清末,中央仍然對西藏宗教領袖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1903年英軍入侵西藏,於當年八月佔領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逃離布達拉宮,經青海、內蒙,到達外蒙古。他派人與沙俄聯絡,似有投奔俄國之意,引起了朝廷的警惕。駐藏大臣上疏,要求嚴懲達賴喇嘛,清廷聽信此説,一度革去了達賴喇嘛的名號,直到事件查清,方才予以恢復,並招達賴喇嘛進京朝覲。
動盪平息後,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卻又因為入藏川軍的問題,與中央發生了衝突。1910年,十三世達賴逃往印度。雖然此時的清王朝已走入了末路,但對於達賴的叛國行為,處置起來毫不手軟。
清廷下令革去達賴名號,予以通緝,還打算重新尋訪靈童,取而代之。得知地位不保,達賴喇嘛七次向清政府發報解釋,而清廷的答覆是:“爵位既已撤去,不能寬恩赦免”。達賴請求進京解釋,清政府則拒絕道,不必再生來京之念,作無益之勞動。
總體而言,清朝的西藏治理,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專治不服。
歷史表明,宗教領袖的名號、權威與地位,仰賴於國家的認可與支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説辭或許有些絕對,但不管什麼時代,背叛國家利益的宗教頭目,無論是何種等級,都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以史為鑑,清王朝正是通過一系列的管理、安排,實現了對西藏長期有效的統治,成為蒙元以來治藏最為有效的王朝。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