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清代的西藏治理，可以用一個詞概括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包容了多種地域、民族特質的國家，而邊疆地區的特色往往尤其顯著。

地處青藏高原的西藏，因其特殊的地理和區位因素，自納入帝國版圖以來，便與國家休慼與共，形成了延綿久遠的文化和宗教特點。這本是中華民族歷史中多姿多彩的一篇，卻被一些不瞭解真實歷史，或是別有用心的人當成了可以炒作的議題，特別是其中的宗教因素。

在人類文明史上，宗教向來不只是純粹的思想文化，歐洲的歷史最能證明這一點。那麼在西藏地區的歷史上，宗教領袖是如何產生的？政教關係如何？中央又是如何處理政教關係的？筆者將圍繞這些問題，略談自己的淺見。

冊封而來的活佛

談起藏區的宗教領袖，必然離不開活佛，這一轉世輪迴的系統最早出現於噶瑪噶舉派的創始人松欽巴。他臨終前囑託説，自己的化身會在人間轉世，1407年，第五世活佛銀協巴前往南京，被明朝封為“大寶法王”，成為中央認可，且傳承最為久遠的轉世活佛系統。

就在明成祖冊封大寶法王前後，藏傳佛教中的格魯派逐漸形成，其創始人是宗喀巴。此後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到明末清初，格魯派已經成為藏區實力最強的教派，並延續至今。

宗喀巴最年幼的弟子根敦珠巴創立了著名的札什倫布寺，在他去世之前，宣佈自己將要轉世。經過尋找，人們找到了轉世靈童根敦嘉措。根敦嘉措去世後繼續轉世，靈童名為索南嘉措。

在蒙古部落的邀請下，索南嘉措前往青海，與製造了庚戌之變的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相見。二人相談甚歡，三十五歲的活佛收七十一歲的俺答汗為徒弟，俺答汗則回贈師傅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尊號，這就是達賴喇嘛稱謂的最初由來。

“達賴”是蒙語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語中上師的意思，“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意為顯密學問都達到了最高成就，境界超凡入聖如大海一般的上師。在俺答汗的支持下，索南嘉措被認定為三世達賴喇嘛，此前的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分別被追認為一世、二世。

事實上，索南嘉措並非只和蒙古人交流，大約在萬曆七年，他在甘州與甘肅巡撫見面，明朝官方頒賜了封誥和印信，這方象牙印章保留至今。幾年後，萬曆皇帝傳來旨意，邀請索南嘉措進京面聖。按照明朝的宗教政策，能入京者，基本上是國師級別，索南嘉措欣然應允，只可惜於途中去世。

萬曆皇帝頒給索南嘉措的“朵兒只唱”印和印文，圖自“中國西藏網”。

三世達賴圓寂後，蒙古草原產生了四世達賴雲丹嘉措，但五世達賴的輪迴卻一度面臨中斷的危險。關鍵時刻，札什倫布寺的寺主羅桑•卻吉堅贊發揮了重要作用，讓五世達賴羅桑嘉措順利登上了歷史舞台。

順治九年，五世達賴進京朝見順治皇帝，被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並賜以金冊、金印，達賴喇嘛的封號得以明確。

稍早之前，保護、教育五世達賴的羅桑•卻吉堅贊收蒙古固始汗為徒，被尊為“班禪博克多”，意思是智勇兼備的大學者。羅桑•卻吉堅贊為第四世，向上追溯三代，也源出於格魯派始祖宗喀巴。

康熙五十二年，清朝正式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賜金冊、金印。從此，清朝確立了達賴與班禪的封號，成為歷史定製。

能立也能廢

達賴與班禪名號不同，時間上也有先後之分，但考察其來源，卻頗有相似之處。兩個名號都是先來自蒙古的政治首領，後由清朝皇帝認定，方才成為定製。顯而易見，宗教地位的確立與提升，與政治力量的支持密不可分。

事實上，三世達賴之所以不遠千里向蒙古人傳教，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於當時西藏噶舉政權的壓力，無論是教派鬥爭還是政治博弈，實力強大的俺答汗都是不可多的幫手。

隨着格魯派與蒙古人的結盟，四世達賴雲丹嘉措降生於草原，而且就是俺答汗的曾孫。在蒙古部落的支持下，格魯派與當時統治西藏的藏巴汗政權發生了劇烈的摩擦；衝突的結果之一，是四世達賴圓寂之後，統治西藏的藏巴汗禁止了達賴喇嘛的轉世。

如果不是羅桑•卻吉堅贊，也就是後來的四世班禪出面斡旋，達賴喇嘛的世系可能也就到此為止了。由此來看，能立就能廢，從一開始就是如此。

明朝崇禎年間，蒙古和碩特部領袖固始汗進攻青藏高原，於明朝滅亡前兩年徹底摧毀了藏巴汗政權。蒙古人信奉格魯派，他們的到來，為達賴帶來了春天。果不其然，固始汗效仿當年成吉思汗供養八思巴的先例，將西藏十三萬户獻給達賴喇嘛。雖然此時的十三萬户只是虛數而已，但在名義上，達賴喇嘛獲得了西藏的世俗統治權。

耐人尋味的是，雖然推崇五世達賴，可固始汗卻選擇羅桑•卻吉堅贊做自己的師傅，並且奉上了班禪的稱號，當然也少不了鉅額的世俗贈予。儘管名義上達賴是領袖，可在固始汗統治期間，班禪系統迅速壯大，成為能與達賴喇嘛分庭抗禮的二號人物。

但德高望重的四世班禪對世俗政治既沒有強烈的興趣，也缺少靈活的手腕。相較之下，五世達賴既有精力，也有頭腦。固始汗去世後，五世達賴逐漸控制了西藏的實際權力，使政教大權隱約間呈現合一的面貌。

印文五世達賴喇嘛覲見順治皇帝（羅布林卡壁畫），圖自“中國西藏網”。

五世達賴圓寂後，總管桑結嘉措成為事實上的權利繼承人，他選定的六世達賴就是文青圈子裏大名鼎鼎的倉央嘉措。在真實的歷史裏，倉央嘉措和他的時代並沒有那麼多的詩與遠方。蒙古人的新汗王，拉藏汗不甘心失去對西藏的控制。而桑結嘉措不願意失去權力，雙方爆發了戰爭，桑結嘉措兵敗被殺，他選定的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也被拉藏汗囚禁。

拉藏汗向康熙上奏，請求廢黜倉央嘉措，重新選定益希嘉措為六世達賴。然而，藏區民眾並不認同對這位六世達賴，甚至有傳言説他是拉藏汗的兒子。特別是倉央嘉措在押解進京的途中去世，更加劇了藏區不安定的因素。

在這個動盪的窗口，康熙皇帝下令冊封班禪額爾德尼，並且認定其為與達賴喇嘛地位等同，這份時機的選擇，可謂耐人尋味。

無論是一度被藏巴汗終止轉世的五世達賴，還是被拉藏汗推倒重來的六世達賴，顯而易見的是，宗教領袖的地位並非永恆不變。清朝對六世達賴真偽的審定，以及冊封班禪以穩定局面的做法，又證明宗教背後的政治力量有強弱之分，最終的決定權取決於中央政府。自康熙後期開始，朝廷對藏區的關注逐漸增加，治理手段也變得更為強硬和有力。

專治不服的清朝

康熙五十六年，準格爾汗國進攻拉薩，拉藏汗兵敗而亡，西藏又迎來了新的蒙古統治者。清朝不能容忍準格爾部的肆意妄為，三年後，清軍平定叛亂，隨即重整達賴喇嘛的傳承世系和西藏的統治秩序。

根據西藏僧俗共推的結果，清廷選定靈童格桑嘉措為七世達賴喇嘛，同時委任拉藏汗的女婿康濟鼐為首席噶倫總理西藏事務。

然而，僅僅數年後，康濟鼐遭到暗殺，背後的主謀之一竟然是七世達賴喇嘛的父親。雍正皇帝下達聖旨，將達賴一家移出西藏，安置在漢藏交界的四川甘孜。此舉既是保護達賴及其家族的安全，但也不乏嚴格約束之意。八年後，清廷批准達賴返回西藏，但從此以後，達賴家族不得參政成為一條不容逾越的紅線。

雍正之後，乾隆皇帝頒佈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明確了駐藏大臣、達賴、班禪平等的地位，還制定了“金瓶掣籤”的制度，體現了朝廷對於效忠清朝、服從管理的宗教勢力施行公平的懷柔政策。但對於胡作非為，膽敢裏通外國的宗教頭目，乾隆皇帝更有雷霆手段。

西藏博物館藏金賁巴瓶

噶瑪噶舉派曾有一支紅帽系，因為元朝皇帝曾賜予紅帽，故得其名，是一支傳承已久的活佛系統。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禪圓寂於京城，朝廷給予了厚重的撫卹賞賜。

紅帽系十世活佛確珠嘉措覬覦這筆“遺產”，卻未能如願，因此結下仇怨，此後尋機叛逃，投靠了廓爾喀。乾隆五十六年，趁廓爾喀入侵之勢，確珠嘉措引導叛軍進攻西藏，攻入日喀則地區，將扎什倫布寺洗劫一空。

清廷聽聞變故，以福康安為統帥入藏作戰，經過艱難的作戰，最終擊敗廓爾喀，一度威逼加德滿都。懾於清軍的攻勢，康熙五十七年廓爾喀上表投降，答應了包括稱臣納貢在內的諸多要求。確珠嘉措自知無路可調，服毒自殺，他的屍骨被廓爾喀交給清朝。

元兇已死，但乾隆皇帝不準備就此作罷。聖旨傳到西藏，將紅帽系所屬的寺院、財產全部查抄，僧人勒令改宗格魯派，永遠禁止紅帽系活佛轉世。傳承十代活佛、歷時四百餘年的紅帽系從此斷絕。

有紅帽系引以為戒，此後一百多年裏，心懷鬼胎的野心家老實了許多，即便到了國力衰弱的清末，中央仍然對西藏宗教領袖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1903年英軍入侵西藏，於當年八月佔領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逃離布達拉宮，經青海、內蒙，到達外蒙古。他派人與沙俄聯絡，似有投奔俄國之意，引起了朝廷的警惕。駐藏大臣上疏，要求嚴懲達賴喇嘛，清廷聽信此説，一度革去了達賴喇嘛的名號，直到事件查清，方才予以恢復，並招達賴喇嘛進京朝覲。

動盪平息後，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卻又因為入藏川軍的問題，與中央發生了衝突。1910年，十三世達賴逃往印度。雖然此時的清王朝已走入了末路，但對於達賴的叛國行為，處置起來毫不手軟。

清廷下令革去達賴名號，予以通緝，還打算重新尋訪靈童，取而代之。得知地位不保，達賴喇嘛七次向清政府發報解釋，而清廷的答覆是：“爵位既已撤去,不能寬恩赦免”。達賴請求進京解釋，清政府則拒絕道，不必再生來京之念，作無益之勞動。

總體而言，清朝的西藏治理，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專治不服。

歷史表明，宗教領袖的名號、權威與地位，仰賴於國家的認可與支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説辭或許有些絕對，但不管什麼時代，背叛國家利益的宗教頭目，無論是何種等級，都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以史為鑑，清王朝正是通過一系列的管理、安排，實現了對西藏長期有效的統治，成為蒙元以來治藏最為有效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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