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曼恩：中國一場曾經的糧食災難
【5月22日，“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逝世。
“民以食為天”，糧食問題一直在歷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傳統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如果無法提高，人們將不得不向自然過度索取，並尋求其他替代，結果意想不到地釀成一場曠日持久、危害巨大的生態災難。
現在我們能夠推進退耕還林、還草的生態修復工作，確保中國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也仰賴於以袁隆平為代表的廣大農業科技工作者。
糧食問題關係到的，不只是民眾的口腹、政權的興衰，還有民族的長久存續。
袁隆平説：“一粒糧食能夠救一個國家，也可以絆倒一個國家”，背後的深意正在於此。他與廣大農業科技工作者的貢獻，也理當從這樣的高度去銘記。】
（文/ 查爾斯·曼恩）
中國長久以來都是人口大國，卻始終只有相對較少的土地能種植莊稼、養活人民。
實際上，中國必須在水土充沛、適宜種水稻和小麥的地區收穫巨大數量的糧食，這佔到全國口糧總量的一半甚至更多。不幸的是，這些地區相對面積較小。
長江、黃河流域的平原都是為全中國生產糧食的關鍵所在，可是，都容易遭受洪災。每個朝代都深知這個問題，以及通過治理長江、黃河來保護中國農業生產基地的必要性。
水的管理如此重要，因而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等歐洲的博學之士都認為，水利是中國最重要的制度。
歷史學家卡爾·魏特夫將中國和有類似治水需求的地區形容為“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ies）。在他看來，歐洲避免了專制制度是因為農民沒有灌溉的需求。歐洲農民自謀生計，這催生了個人主義、創業精神和技術進步的傳統，這些都是中國從未有過的。
近些年來，魏特夫的論點已經不被看好了。今天大多數漢學家認為，水利主導的亞洲與非水利主導的歐洲等其他地方都一樣，是多元的、個人主義化的，並以市場為導向的。
但這個形象依然很有影響力，至少在西方，中國仍過於頻繁地被視為一塊無差別的工人羣體，像螞蟻一樣遵照國家指令來行動。然而，對前輩思想家的挑戰並不會動搖一件事：中國有利於水稻和小麥種植的土地相對來説太缺乏了。
哥倫布大交換
從這個角度來看，哥倫布大交換是很大的恩惠，中國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它。克羅斯比在《哥倫布大交換》中寫道：“在舊世界，沒有哪個大規模的人類羣體比中國人更快地接納了美洲的糧食作物。”
甘薯、玉蜀黍、大花生、煙草、辣椒、菠蘿、腰果、樹薯（木薯），所有這些都流入了福建（通過大帆船貿易）、廣東（通過澳門的葡萄牙船）和朝鮮王國（通過日本人，他們是從荷蘭人手中獲得的）。這一切都成為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誰能想象，若沒有成堆的辣椒，今天的川菜會是什麼樣子？
“跟隨科爾特斯攻陷特諾奇蒂特蘭的男人們還健在的時候，”克羅斯比説，“大花生就已經開始在上海附近的沙質土壤中長大了；玉蜀黍將中國南方的田野變成了綠色；甘薯即將成為福建窮人的主食。”
甘薯的到來對福建來説是件幸事。它在福建省的傳播趕上了明王朝的滅亡，以及由此引發的連年暴亂。
為了切斷明軍殘部/倭寇的補給，清軍強迫從廣東到山東——縱貫中國東部整條“突出部”的沿海居民，全部往內陸遷徙。從1652年開始，士兵們列隊進入沿海村莊、燒屋推牆、搗毀祠堂；往往只提前幾天給出警示，就讓成千上萬户人家只帶着衣物撤離。所有私船都被焚燬或鑿沉。掉隊的人都會被殺。
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裏，從海岸線往內陸延伸遠至約80千米的地方都成了無人區。這是一種焦土政策，只不過燒焦的不是敵人的土地，而是自己的。
對福建來説，從沿海遷離顯然是比明朝禁止出海貿易更苛刻的政策。在17世紀30年代，政治動亂和貿易禁令出現之前，每年有20艘或更多大舢板開往馬尼拉，每船都載有數百個商販。隨着遷徙政策的實施，出海船數降至兩三艘，並且都是非法的。
清政府讓沿海居民內遷，也給朝廷自己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正如江蘇布政使慕天顏所抱怨，關閉白銀貿易實際上凍結了貨幣供應。由於白銀一直被消耗、湮沒和窖藏，中國的貨幣總量其實在萎縮。
清政府不情不願地批准了他的請求，在1681年解除了海禁。然而與此同時，沿海居民正如潮水般湧入福建、廣東和浙江的山區。不巧的是，這些地區已經有人居住了。
大部分居民都屬於一個特殊族羣——以其土樓而聞名的客家人。
早在遷徙發生前幾十年，福建學者謝肇淛就已觀察到，山區的客家人“樓上架樓”地住進每一處可利用的屋舍：無尺寸隙地……可謂無遺地矣。
由於無法養活自己，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裏，貧窮的客家人和其他山區居民不得不向北、向西移民，租賃鄰省無人居住的高地區域，那裏過於乾燥且地勢陡峭，因而不宜種水稻。他們砍伐、焚燒林木和植被，然後在裸露的土地上種植經濟作物，主要是能用於生產靛藍顏料的植物。
經過幾年的刀耕火種，山上薄薄的土壤層被耗盡，客家人又繼續遷徙。（“食盡一山則移一山”，顧炎武抱怨道。）當沿海難民湧入山區，高地地區人口的流失也在加速。無地且貧困的客家難民被譏諷地稱為“棚民”，即住在窩棚裏的人。
顧炎武
嚴格來説，棚民不是流浪者；他們租賃了那些山谷土質較肥沃地區居住的農民所擁有但不使用的土地。棚民從一個臨時居所遷往下一個，最終遍佈了一片長達1500英里（約2414公里）、彎曲的中國丘陵地帶，從東南部省份福建的鋸齒狀山巒延伸到西北部黃河流域的絕壁。
無論是大米還是小麥——這是中國最重要的兩種主食，在棚民租賃的邊界土地上都無法生長。土層太薄不適合種小麥；而在陡坡上種水稻，為了灌溉就需要修梯田，租賃者不太可能承擔像這樣成本巨大又極其艱苦的土地改良工程。
幾乎不可避免的是，他們將目光轉向了美洲作物：玉蜀黍、甘薯和煙草。玉蜀黍可在土質糟糕到令人驚訝的土地上生根發芽、快速生長，其成熟時間比大麥、小麥和粟都短。
玉蜀黍由澳門的葡萄牙人引進中國，甘薯則能在連玉蜀黍都不能生長的地方種植，它能耐受土壤酸性很強、有機物極少、養分很少的條件。
甘薯甚至不需要太多陽光，一位農業技術改良者在1628年指出，“即市井湫隘，但有數尺地，仰見天日者，便可種得石許”。
在南方，很多農民餐餐都圍着甘薯打轉：烤甘薯、煮甘薯、用甘薯磨的粉做麪條、將甘薯與醃菜一起搗爛，或裹着蜂蜜炸透，或切碎後與大頭菜和豆腐一起燉，甚至還有用甘薯釀的酒。
在中國西部，遍佈大地的是玉蜀黍和另一種美洲來的進口物種：土豆，最早在安第斯山脈培育的作物。
當漂泊的法國傳教士譚衞道（Armand David）住在陝西一處偏遠、貧瘠地區的小茅屋生活時，他的飯食安排除了幾個配菜外，幾乎和在印加帝國沒有什麼區別。
“我們小屋附近種植的唯一一種植物就是土豆，”他在1872年記錄道，“玉米粉和土豆就是山區人民的日常食糧；它通常和植物塊莖混在一起煮着吃。”沒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棚民住在山上。
也許是希望通過隱瞞問題來逃避解決問題，清朝官員在人口普查報告中遺漏了他們。但所有證據顯示，其數量並不小。
1773年，在福建西邊的鄰省江西，一位恪守規則、一絲不苟的布政使堅持要將棚民——其中許多人已在江西居住了數十年——算為本省的實際居民，並將這個情況寫到呈交京城的報告中。
他派人去當地清點、記錄每一個客家人和每一座客家人窩棚。在山道崎嶇的贛縣，他們統計到了58340名常住居民，大部分集中在縣城贛州，而周邊的山區卻有274280個棚民。
縣復一縣，這樣的故事不斷重演，有時有數千流民，其他時候有10萬甚至更多。在政府不知情的情況下，超過100萬的棚民已經以刀耕火種的方式橫穿過整個江西了。
正如清廷也一定已經意識到的，這還只是一箇中等大小的省份。與棚民同時外流的還有第二波規模更大的、流動軌跡與前一波平行的移民潮，他們進入的是極其乾燥、多山而人煙稀少的中國西部。
為了尋求社會穩定，明政府曾禁止人們離開自己的家鄉。完全相反的是，清政府積極推動西遷運動。與19世紀美國鼓勵公民搬到西部和20世紀巴西激勵人民深入亞馬孫流域很相似，中國的新統治者相信，填補渺無人煙的地方對國家命運是至關重要的。（“空”，那是從清廷的角度來看，其實早已有許多少數民族在此居住了。）
受到税收補貼和廉價土地的吸引，來自東部的移民蜂擁進入西部山區。大部分新來者就像棚民一樣，貧窮、仕途不濟、遭城市精英蔑視。他們看到，眼前風化的、峭壁嶙峋的景觀是如此不適合種水稻，於是他們也選擇了美洲作物。
據位於四川的西南大學歷史學家藍勇研究，1795年四川還是一個空曠而廣闊的地方：其面積比加州還大，但人口只有900萬。在它全部的地表面積中，只有約5957平方公里——洛杉磯縣面積的一半——被認為是適合耕種的。
之後20年裏，美洲作物擴散到了山脊和高地，將農田總面積增至約9583平方公里。隨着四川農業生產能力的提升，它的人口也增加至2500萬。
這個過程與陝西省發生的事情很相似，陝西是四川東北面人口更稀少的鄰居。移民湧進了兩省交界的陡峭、乾旱的山區，他們砍倒斜坡上的林木來為甘薯、玉蜀黍以及後來的土豆騰出空間。耕地數量猛增，於是這些耕地上產出的糧食數量也上升，然後增長的就輪到了人口。
近2000年來，中國的人口增長是非常緩慢的。但這在暴虐的清朝掌權後的幾十年內徹底改變了。
從新王朝建立伊始的美洲農作物傳入，到18世紀末，中國人口狂飆式地增長，歷史學家一直在爭論增長的確切規模，許多人認為人口大致增加了一倍，達到3億人。不論精確的數字是多少，數字上的巨大跳躍勢必帶來巨大影響。正是人口激增讓這個國家變成了“擁擠”的代名詞。
馬爾薩斯式插曲
洪亮吉1746年出生在長江口附近，他是一個優秀的詩人、一個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一個知名的水道研究學者，他重新確立了行政邊界，並參與了清帝國綜合地理志的修撰工作。
然而，他最傑出的思想成就在當時卻幾乎未引起注意。在1793年，洪亮吉提出了一個前人從未有過的觀念。
洪亮吉被派往西南腹地的貴州省督察學政。從中國中部湧進來的移民爬上山、種玉米、組建家庭。
洪亮吉很疑惑這股熱潮能持續多久。“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他寫道，或許我們可以諒解他文中的誇張，“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洪亮吉承認，清政府確實開闢了新的農田來養活中國人口。但耕地量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户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
洪亮吉
五年後，英格蘭也有一個人提出了類似觀點，那就是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牧師。他是英國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在大學獲得經濟學學位的人，也就是第一位專業的經濟學家。
“馬爾薩斯的陷阱”引發了爆炸般的反響。相比之下，洪亮吉則完全被忽視了。
與馬爾薩斯不同的是，他從未系統地發展自己的觀點，部分原因是他把全部精力都用來抨擊他認為正在劫掠國家財富的腐敗官員了。
洪亮吉不被認可是不應該的；他似乎比馬爾薩斯更準確地捕捉到了“馬爾薩斯陷阱”的運作機制。
馬爾薩斯的理論提出了一個簡單預測：更多的糧食會導致出現更多吃飯的人、導致更多苦難。
然而事實上，全球農民收成的增長速度更快。1961至2007年間，全球人口大致增加了一倍，而全球小麥、水稻和玉蜀黍的收成則增長了兩倍。
所以，在人口總量飆升的同時，長期營養不良人口的比例卻在下降，與馬爾薩斯的預言恰恰相反。當然飢餓仍然存在，但普遍來説，兒童營養不良的概率已經平穩地、令人振奮地下降了。
相比之下，**洪亮吉做出了一個相關但更復雜的預測。他頗有先見之明地指出，持續地要求增長將引發一場生態災難，它最終將導致社會功能失調，隨之而來的是人類所遭受的嚴重苦難。**今天的研究者在談到“馬爾薩斯陷阱”時，指的正是這個過程。
事實上，當下所有圍繞環境的爭論都可以歸結為兩個問題：第一，人類能否繼續積累財富和知識，就像工業革命後發生的那樣；第二，這個積累過程中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土壤退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對地下水的消耗、氣候變化——會不會突然扼緊“馬爾薩斯陷阱”的咽喉，將地球帶回到前工業時代的不幸境地。
令人驚恐的是，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後者的可能範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説。美洲作物進入中國高原地區後的幾十年裏，這個全世界最富裕的社會因為與自身環境的鬥爭而陷入了劇烈動盪——一場毫無勝算的敗局。
“山之露石”
從清政府開始恢復白銀貿易的17世紀80年代到18世紀80年代，鄰近上海的大米貿易中心——蘇州的米價漲到了過去的三倍以上。但人民收入並沒有跟上，這正是導致社會動盪的因素。
據經濟史學家全漢升研究，價格上漲的部分原因在於湧入福建的白銀，它拉高中國食品價格的方式，與早前進入西班牙的白銀抬高歐洲商品價格的方式一模一樣。
或許人口爆炸也加大了需求，進一步推高價格。政府為國家糧倉採購的行為，有時也會起到同樣的效果。
但價格上漲還有一大原因，那就是許多農民已經不再種水稻了。清朝皇帝曾以改善交通網絡為第一要務，以便讓農民能售糧獲利。政府的目的是促進糧食流通；新的道路能幫助客商將大米和小麥從糧谷豐收的地區，運到供應緊缺的地區。
但事與願違的是，小農們發現如果從種植水稻和小麥改成種植甘蔗、花生、桑樹以及最重要的煙草，他們可以賺更多的錢。
最初，清朝廷打擊這種調換行為，堅持讓農民種植“養命之寶，即賴之以生”的米穀，也就是水稻和小麥。“煙葉一種，於人日用毫無裨益，”1727年，雍正皇帝在諭旨中説，“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為妨農之甚者也。”
清代煙草頗為流行
但隨着朝廷日漸保守、腐化——這似乎是中國歷朝歷代的宿命——它對監管正當的農業生產失去了興趣。
農民抓住了屬於自己的機遇。種煙草需要種水稻所需的四到六倍的肥料和兩倍的人工，但利潤也更大；中國日漸壯大的尼古丁成癮者大軍願意為煙桿子而非糧袋子付更多的錢。（有些人煙癮翻倍了：他們將鴉片摻進了煙葉。）
據廣東的農業史學家陶衞寧研究，煙草幾乎出現在了中國的各個角落。有些地方的煙草問題尤其突出：在陶衞寧考察的兩個典型丘陵地區中，總耕地中有“近一半”用於種植煙草。因此，當地的米價以及最常見的蔬菜、水果的價格都漲了一倍。農民最終不得不用他們的煙草收益來購買從中國其他地方運來的高價糧食。
和弗吉尼亞殖民地的情況一樣，種植煙草讓土地肥力枯竭。當農民把一片曾作稻田的田地中的土壤消耗殆盡後，他們會移往下一片。就這樣，他們用完了所有稻田，然後就進了山。
整個18世紀，中國各地將玉蜀黍和甘薯擠塞進每一個角落和每一處縫隙，在1700年至1850年間，棚民和移民讓這個國家的種植面積幾乎增加了兩倍。
為了開闢必需的農田，他們砍伐了許多已有數百年曆史的森林。失去林木的遮蔽，山坡再也不能蓄住雨水。土壤養分從山丘上被沖刷下來。最終，養分耗盡的土地甚至連玉蜀黍和甘薯都無法滋養了。於是農民會砍伐更多的森林，這個週期又再一次開始。
毀壞最嚴重的是華中地區東部陡峭、險峻的山區，也就是棚民的家園。這個地區常見的錘擊般的暴雨，不斷把土地中的礦物質和有機物質衝出。風化了的土壤無法蓄水——“十日不雨，”當地縣誌作家在1607年記錄道，“土燥坼如龜文。”
從玉蜀黍和甘薯能在此生長的角度來看，這片土地是可以耕種。但若不用鐵鏟撒播大量石灰或其他灰燼來降低土壤酸度，若不潑糞來增加有機質含量，若不施肥來提高氮和磷的含量，就根本不可能從這片土地上每年收穫兩茬作物。
有人回憶，棚民是從山下河谷流域的地主處租來的農地。租期短而且固定，沒有激勵機制鼓勵他們讓土地變得肥沃，即使他們想去做也缺乏方法。
由於不熟悉這種新作物，他們會犯初學者的錯誤。沒有像交錯種在堅硬地塊上的小麥和粟，玉米被分行種植，且行距很大。許多農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此玉米田空出了很多土地，直接暴露在雨水下。
還有一些人沒有圍繞山坡橫向種植，而是從山頂到山下縱向種了一排排筆直的玉米，他們不懂這種做法會引導雨水直接衝下山坡、加劇水土流失。
當山地被植被覆蓋時，它們釋放雨水的速度是很緩慢的；洪水也很罕見。將陡坡上的林木替換為臨時栽種的玉蜀黍和甘薯地塊，這削弱了山體儲水的能力。雨水大片衝下山丘，掀起了洪水。
洪水淹沒了水稻，但之後又讓稻田乾涸，因為堤壩無法再為它們攔水了。由於砍伐森林，棚民不僅讓自己周圍的土地荒廢，還成為了摧毀下游數英里範圍農業基礎設施的幫兇。因為這一切發生在長江下游，棚民實際上是毀壞了這個國家農業中心的一大塊。
有些當地人很清楚問題的來龍去脈。1823年，當久居城市的學者梅曾亮抱着懷舊之心，拜訪童年居住過的山城時，曾向老鄰居打聽棚民的事情。他們的回答，即使是今天的任何生態學家也不能再補充什麼。
未開之山（村民告訴他），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為災……今（棚民）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
山地高處發生水土流失，導致下游地勢較低的長江河谷區的稻田被淹沒，這進一步推高了大米價格，反過來又促進了高地的玉蜀黍種植，最終導致更多河谷處的稻田被淹沒。
隨着棚民陸續搬入山中，洪水變得越來越頻繁。在宋代，帝國發生重大洪災的頻率為每兩年大約3次。在明代，一些農民——其中多為客家人——非法遷入山區、砍伐林木；不難預見的是，暴發洪災的頻率增加到每年約2次。
而清代大力推動往山區、林區移民；如影隨形一般，移民的激增引發了森林砍伐的泛濫；洪災發生率增至過去的3倍之多，每年有超過6次大洪水。
更糟的是，洪水主要襲擊的是中國的農業中心。翻閲了私人筆記、縣誌、省志和帝國的救災紀錄後，歷史學家李向軍統計出清朝共發生了16384起洪災。絕大部分都規模較小。不過，其中有13537起發生在長江與黃河下游肥沃的農田區。並且洪災還在增加。
1841年至1911年間，清朝每年需應對13場大洪災，有一位歷史學家向我形容，這相當於每月遭遇一次卡特里娜颶風。“政府在國內人口最稠密的地區要應對接連不斷的災害，”他説，“這裏是養活全國人民最關鍵的地區。情況很糟糕。”
清末洪水
浙江省的官員因問題的不斷惡化而恐慌，1802年，他們宣佈政府將受鄙夷的棚民“逐回原籍”。他們還禁止在山上種玉蜀黍。但效果微乎其微。1824年，官員再次做出嘗試，徹底禁止種植這個物種，浙江被劃定為一個無玉米區。但效果同樣微乎其微。
清帝國的中央政府有一套“監察御史”體系，他們受皇帝委託去稽查、剷除無能與貪污者。浙江的監察御史多次請求京城派兵來剷除玉蜀黍。但是沒有得到迴音。在這樣一種令人對人類的自我治理能力感到絕望的現象中，19世紀上半葉開荒的速度實際上竟然還加快了。
浙江的御史汪元方對此不理解。他知道，過去地主們並不清楚租賃山上閒置的土地會引發災難性後果。但“今（1850年）則水之受淤如此，田之積沙如此，山之露石又如此，官民皆知大害矣，而不能禁者，何也？”
之所以“不能禁”，部分原因是大規模非法移民的內在問題。要驅逐大量人口，強迫他們離開花費許多年才建起的家園和家族，而又不製造大量苦難，這並不容易。需要民眾支持的政府會盡量減少製造這種痛苦（除非在某個羣體中失去的支持能通過另一個羣體增加的支持來彌補）。
從邏輯上看，這些人數十年前就離開了原來的家鄉，要為他們尋找安置目的地也是一大難題。在棚民的這一例子中，政府管理的混亂或令人噁心的政策都不是主要障礙。關鍵問題在於，水土流失代表的是一種典型的集體行為造成的難題。
一個法律漏洞的存在，決定了租金收入與農耕收入不同，前者無須交税。因此，在高山地區有可出租產業的地主就獲得了一個輕鬆且免税的收入來源。
隨後出現的濫砍濫伐或許會毀壞他們在河谷地區的土地，但這個風險是整個區域共同承擔的，而地主的利潤卻是屬於個人的。吸納所有的利益而只承擔一小部分痛苦，當地的商業利益打壓了每一次控制棚民的努力。
在環保主義者的噩夢中，短視的、追求小規模利益的行為，最終導向了長期的、大規模的災難。持續性的洪水引發了持續性的饑荒和持續性的動盪；修復饑荒和動盪所造成的破壞又消耗了國家的資源。
來自美洲的白銀或許將明王朝推向了崩潰邊緣；而來自美洲的農作物則毫無疑問地破壞了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的基礎。
當然，其他因素也在發揮作用。一場客家裔神棍掀起的叛亂讓這個國家四分五裂，接連數位軟弱的皇帝竟默許了官僚體制在無所作為與貪污腐敗中繼續沉淪。
這個帝國在戰爭中兩次敗給了大不列顛，不得不割讓對邊界的控制權。英軍肆無忌憚地傳播着鴉片，而清政府曾為了抵制其傳播而與不列顛開戰。災難就像成功一樣有很多緣由。
然而，狂暴的歐洲軍隊並不知道，正是哥倫布大交換為他們的道路掃清了障礙。
後來，黃土高原開展了更多的墾荒運動。這個地區的森林大部分都被砍光了，但在最陡峭的山坡上（因太陡峭而無法耕種）還覆蓋着低矮的灌木叢，它們尚能防止水土流失。而這些土地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成為了改造梯田的對象。
梯田的田壁單純由夯實的土構成，經常坍塌；在我拜訪的一個位於黃土高原上的村子裏，一場雨後，近半的村民都在用鏟子拍平田壁，以此來夯實正在坍塌的梯田。即使在梯田沒有發生垮塌時，大雨也沖走了土壤中的營養物質和有機質。
因為黃土容易被侵蝕，每場雨都會造成梯田塌損，維護成為了一個永恆的問題，來源：《1493：物種大交換開創的世界史》
走在窯洞之間陡峭的山路上，我所看見的梯田幾乎像是要滑入水中一般。因為水土流失帶走了營養物質，新開墾的土地的收成迅速下降。為了維持產量，農民開墾和修造了更多新梯田，這反過來又加重水土流失，這是一場關於“惡性循環”的典型案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啓動了停止砍伐森林的計劃。北京發起了或許是這個星球上最大的生態項目，“三北”工程。
如今，村民開鑿出來的許多梯田已經退耕還林。政府正在試圖消除全球白銀貿易偶然製造的遺留問題。
（本文摘編自《1493物種大交換開創的世界史》，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