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根良：美國為何誘騙發展中國家實施金融自由化？
“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歷史經驗，就不可能指望他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熊彼特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賈根良】
世界經濟史表明，歷史上所有的大國都是通過保護民族工業和保護國內市場而崛起的。保護國內市場是為了給核心技術創新提供生存和發展的市場，否則，私人企業就沒有動力去創新，因為核心技術在最初被創造出來的時候都是質次價高的。這就需要一個比較長的試錯、改進質量和降低成本的過程。如果實行自由貿易，就很少會有人購買，甚至完全沒有人購買。只有通過保護本國市場，才能刺激人們購買本國核心技術的新產品，企業才有動力去創新。
我國政府在芯片和操作系統上不能説不重視，可以説是下過很大力氣的，如908工程、909工程，但效果都不佳；我國有不少民營企業在芯片和操作系統上也曾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但大多數都折戟沉沙，以失敗而告終，如方舟CPU、國產操作系統中科紅旗的倒閉。原因何在？沒有市場是主要原因，因為國內廠商和消費者都去買美國產品了。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企圖通過自由貿易實現經濟崛起，是與這種歷史規律背道而馳的，這有可能成功嗎?
資料圖：亞當·斯密
不對稱全球化戰略是落後國家崛起的必由之路
許多人甚至包括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英國是在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理論指導下崛起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的。這種看法完全是顛倒黑白。
英國至少從1721年開始，不但對工業而且對農業都實施全面的高關税保護，在這個過程中，英國卻迫使其印度殖民地實施自由貿易；只是在其工業革命於1830年完成後，英國才在1846年通過廢除《穀物法》開始了自由貿易的進程。英國推銷自由貿易完全是為了其民族國家利益，目標不可謂不宏大：把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變成作為其“工業品銷售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地”的殖民地。
但是，美國和德國卻看破了英國的伎倆，在對英國工業品實行關税保護的同時，它們也照葫蘆畫瓢，同樣要求比其落後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這兩個國家因此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
而英國卻因對其自身所宣傳的自由貿易信條的迷信，全面實施自由貿易，1900年在工業實力上被美國和德國全面超越。這時，那些被迫接受自由貿易制度或者被英國宣傳所欺騙的國家，都淪為了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日本雖然和中國一樣關税不自主，但在美國和德國戰略的啓迪下，一方面對英國和美國等西方列強的經濟侵略進行了強有力的抵抗，另一方面則致力於把東亞特別是中國變成其殖民地，從而成為後起的工業化國家。
從這些歷史經驗來看，不對稱全球化戰略是落後國家崛起為發達國家的一條基本歷史規律。
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不同手段
目前流行的思潮把貿易保護或保護主義看作民族主義而加以詆譭，卻把自由貿易看作反對民族主義的靈丹妙藥，這是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欺騙性宣傳的結果。
16世紀西歐民族國家的競爭是資本主義興起的推動力，正如美國學者格林菲爾德指出的，經濟民族主義而非韋伯的新教倫理才是資本主義興起的真正動因，只不過在那時，經濟民族主義表現為貿易保護主義而已。
英國在與其他國家的長期競爭中，摸索出了“進口原材料、出口工業製成品”的國家致富原則，但由於印度棉紡織品在18世紀是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國際貿易大宗商品，英國競爭不過印度，才不得不實行保護主義以培育和提升其紡織業的競爭力，第一次工業革命就是在這種貿易保護之下爆發的。
在取得工業領先地位後，英國才把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打扮成具有普世價值的經濟理論。但正如19世紀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指出的，亞當·斯密的“世界主義”代表的只不過是英國的利益而已，有學者甚至指責英國推行的是“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所以，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實質上也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更確切地説，是一種站在領先國家立場上的經濟民族主義。
目前的發達國家吸取了英國因為實行沒有限制的自由貿易而導致國家衰落的教訓，在政策制定上採用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
例如，美國雖然在1894年就崛起了，但其工業保護關税在1820年至二戰爆發時一直高達40%~50%，如果從這種意義上説，目前的美國不是保護主義國家；但是，從選擇性地實施保護主義意義上看，目前的美國在貿易、外國直接投資、金融等方面無疑是一個保護主義程度相當高的國家。
由此看來，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只不過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不同手段而已，在何時何地選擇哪種手段，國家利益是決策的基本原則。對發達國家來説，當某種產業的國家競爭力受到其他國家威脅時，它們就會不遺餘力地採取保護手段；但當其他國家無法與其競爭時，為了打開別國市場並獲取壟斷地位，祭起自由貿易的大旗就成為其必然選擇。
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的內涵已發生巨大變化
“貿易保護”這個術語完全是19世紀“關税保護”的產物。那時，國家間的經濟關係基本上是商品貿易關係，英國為了摧毀美國的工業力量，主張自由貿易；美國卻因經濟發展階段落後於英國，所以實施貿易（關税）保護。
這種因時因地而制宜的政策，從“各為其主”的角度看無疑都是正確的。但與關税保護作為推動英國、美國和德國等國家崛起的核心手段不同，自20世紀初至今，對於處於落後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來説，投資保護的重要性超過了關税保護；而自國際貨幣制度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崩潰以來，金融保護則成為最重要的了。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日益重要，外國直接投資（FDI）開始成為帝國主義對經濟落後國家進行經濟掠奪的重要手段。
在外國直接投資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會輕而易舉地摧垮發展中國家的高端產業，這是因為：即使是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企業也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國勞動力進行生產，並與發展中國家低勞動力成本的產品進行競爭，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其產品的競爭力；但在直接投資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可以直接使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與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展開短兵相接的直接競爭，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企業僅有的一點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就蕩然無存了，其絕大部分高端產業還沒有走出國門就在本土被發達國家直接“剿滅”了，只能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被固化在價值鏈低端“擔水劈柴”的地位上。
當代世界，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金融保護還是金融自由化（包括資本項目開放）成為國家利益鬥爭的制高點，這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密切相關。
以美元為例，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元變成了沒有黃金和任何實物支撐的不兑現貨幣；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增印美元的“量化寬鬆”做法在本國沒有催生通貨膨脹，卻把通貨膨脹輸出到中國等新興經濟體。
更嚴重的是，從理論上説，通過熱錢流入和直接投資的途徑，美國只要印刷美元紙片，在一國換成該國貨幣，就可以不勞而獲地購買該國的資源、商品和企業。與過去通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掠奪落後國家財富相比，這種辦法何止“事半功倍”!
這就是美國等發達國家極力誘騙發展中國家實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而那些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發展中國家則無疑把大量財富輸送給了發達國家。
中國需要經濟民族主義的啓蒙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明白，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不同手段，它們與自由民主無關，把自由貿易與自由民主聯繫在一起是完全錯誤的。
正如凱恩斯在1933年指出的，“思想、知識、科學、好客和旅行，這些事情就其本性而言應該是國際的。但是，商品應該儘可能在國內生產，最重要的是，金融應該是國家的。……更大程度的國家自給自足和國家間的經濟分隔要比其他方式能夠更好地促進和平事業”。
就其本質而言，保護主義主要是防禦性的，自由貿易則更多的是進攻性的，它往往與強迫和暴力聯繫在一起。在近代史上，英國通過鴉片戰爭迫使中國實行自由貿易，何談自由民主?又哪有一點“普世價值”的影子?
貿易保護與閉關鎖國也毫無關係。一直以來，流行的思維之所以擁護自由貿易而對保護主義深惡痛絕，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不加深思地把保護民族產業或保護國內市場等同於清朝的閉關鎖國。
這種觀點同樣是站不住腳的，目前的發達國家在歷史上都是通過貿易保護而崛起的，難道它們也是閉關鎖國嗎?這些國家的高關税保護之所以不會導致落後，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現代工業和科技力量推動的巨大作用；其二，採取不對稱全球化戰略，其不僅沒有禁絕國際貿易，反而對別國是進攻性的。
不對稱全球化戰略，這是筆者從歷史中總結出來並推薦給我國的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
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它只與關乎國家利益的國際分工戰略和政策有關，與種族、文化和所謂的民族主義的情感宣泄無關。
例如，它與2012年抵制日貨、燒砸日系汽車以及人身傷害等所謂的民族主義思潮無關，因為在近代史上也多次發生這種事情，但都改變不了日本通過自由貿易對中國經濟的控制。真正能發揮作用的只能是用通過保護主義發展起來的高端產品去佔領日本市場，而不是被日本所控制。
從文化角度強調民族主義也不會使中國崛起，尤其是近代史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反而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
經濟史告訴我們，前兩次工業革命都是在相對落後國家通過保護主義爆發的。而現在對於工業已經領先的美國來説，保護主義仍是推進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基礎。這難道不令奉自由貿易為真理的中國知識界反思嗎?在筆者看來，中國知識界對保護主義深惡痛絕，只不過是被發達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洗腦的結果罷了。
對於在經濟發展階段上處於相對落後地位的中國來説，自由貿易、自由投資和金融自由化顯然是弊大於利。對於當代中國知識界來説，經濟民族主義的啓蒙已刻不容緩。
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
賈根良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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