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誰才有資格自豪地説，“我們人民”！
【文/ 王紹光】
政治生活中的關鍵概念，諸如國家、民族、人民等，往往看不見、摸不着，十分抽象。用來代表這些概念的往往是可以感知的、具象的標誌、符號。
原始時代，我們的先祖已經開始使用圖騰指稱自己的族羣。法國大革命以後，世界各國開始用布片製作國旗，作為代表國家的象徵。無論走到哪裏，只要看到五星紅旗，中國人就會想到自己的國家，迸發出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
這裏重要的不是標誌本身，而是標誌帶有的衝擊力，它可以讓人們產生特定的聯想，激發出特定的情感與反應。
除了國旗、國徽、國歌之外，在政治生活中可以起代表作用的象徵物包括塑像、紀念碑、公共建築、公共空間的設計，首都的規劃、公共機構等；還可以是自然人，例如國家元首代表國家主權、民族團結，政壇女性人物的出現代表婦女參政的意願與能力。
2020年6月，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的一座哥倫布（Christoper Columbus）雕像被反種族歧視抗議者推翻移走。（圖源：Getty Images）
毋庸置疑，上述象徵物本身（比如一塊紅布）並不能代表什麼，它們之所以具有代表作用，完全是因為有整套的話語體系將象徵物與之代表的對象聯結起來，並通過學校教育、媒體傳播等途徑將這種聯想植入人心。這也就是説，可感知的、具象的標誌、符號要起到代表的作用，離不開話語的塑造。
在皮特金的筆下，起代表作用的象徵主要是具象的標誌、符號，但話語實際上也可以塑造出抽象的象徵，如“意符”（Ideographs），即意識形態的符號。在語言學中，ideographs本來是指形意符號，如早期的漢字。
1980年，美國著名修辭學家邁克爾•卡爾文•麥基在一篇經典文章中指出，政治生活中充滿了諸如“民主“”自由”“財產”“隱私權”“言論自由”“法治”“暴政”之類的詞語，它們高度抽象，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其作用“好比中國的象形文字，表達了特定意識形態的承諾”。
也就是説，這些可以稱作“意符”的詞語相當於意識形態的標識符。大多數人對意識形態的嚴密體系未必有多少了解，但在他們看來，意符象徵着所有人都應當追求的目標，其理據充分、不容置喙；為此他們通常將意符作為自己“行為和信仰的指南，保障，理由或藉口”；每當聽到某些意符，那些服膺於它們的人會不由自主地作出可預測的反應。
在美國政治中就有很多這種意符，如“美國夢”“美國方式”“自由”就被當作具有最高文化價值與權威，必須得到人們尊重，值得為之獻身犧牲的“神詞”（Godterm）；反過來，“非美”（un-American）、“共產主義”之類的意符就被貶為人神共憤的“鬼詞”（Devilterm）。離開“神詞”“鬼詞”之類的意符，美國政治恐怕無法運作，可見意符的作用之大。其他政治制度同樣也有自己的意符。
美國拉斯維加斯紐約紐約酒店外的自由女神像的複製品被人戴上口罩。（圖源：央視網）
説到象徵性代表，有些人會把“象徵性”理解成裝裝樣子、走走過場、徒有其表、空洞無物，彷彿這個意義上的代表不會產生任何實際效果。然而上述關於意符的研究以及近年來大量實證研究揭示，象徵性代表至少可以發揮以下四種功能。
**承諾—責任：**代表方聲稱代表被代表方意味着一種公開的莊嚴承諾，被代表方可用這種承諾作為檢驗代表方所作所為的標準，這對代表方會產生實現承諾的壓力。
**認同—團結：**代表方聲稱代表被代表方是對後者羣體的共同承諾，也是對雙方目標一致性的確認，有利於塑造與鞏固被代表羣體的內部認同，也有利於雙方形成唇齒相依、休慼與共的魚水關係。
**倡導—促進：**代表方聲稱代表某項事業是一種倡導行為，被代表方的規模越大、內部構成越複雜，代表方運用象徵或意符促進倡導目標的效用越大。
**賦能—增勢：**一旦象徵性代表的前三個功能發力，它將產生賦能效應，增強被代表方的自信，增強他們與代表方的互信，從而增強雙方共同推進代表事業的信心與決心。
這四項功能產生的效應絕不限於象徵性代表一域。研究表明，象徵性代表的效應同描繪性代表與實質性代表緊密相連，象徵性代表的水平高低可能直接影響描繪性代表與實質性代表的實現程度。
以下三節討論中國式象徵性代表。**“人民”“為人民”“人民共和國”**在當代中國符號與話語（意符）體系中佔據核心地位，象徵了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着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人民”
今天我們朗朗上口、熟爛於心、影響無處不在的概念“人民”，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及其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創造的。創造“人民”的過程就是認同人民、解放人民、代表人民的過程。
“人民”是複合詞，由“人”和“民”兩個語素組成，它們在漢語中有悠久的歷史，原來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羣體，“人民”這個概念的出現則只有大約百年的歷史。
甲骨文中“人”字像側立的人形，《説文解字注》對“人”的解釋是“天地之性最貴者也”。郭沫若先生考證了“民”字的由來，它在金文中的字形從“目”、從“十”，好似鋭物刺目，指被刺瞎一目、從事苦役的奴隸，因此“民”和“盲”兩字“每通訓”。
雖然後人找到了“民”字未必“有刃物以刺之”的甲骨文，但同時發現它意指垂目俯看、不敢直視的下等人。《説文解字注》對“民”的解釋是“眾萌也。萌，草芽也”。段玉裁注：“萌猶懵懵無知貌也。”
對“民”字解釋得最直白的是董仲舒，他説：“民者，瞑也……性而瞑之未覺，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瞑也……”所謂“瞑”是指眼未開、目不明。這位漢代大儒説得毫無掩飾，“民”就是未曾開竅、矇昧無知的人。
類似的解釋在古書中比比皆是，如“民，無知之稱”“民，冥也，其見人道遠”“民，氓也”“夫民之為言也，萌也，萌之為言者，盲也”。《説文》立“民部”，還收了個“氓”字，雲“氓，民也”。氓有個異體字“甿”，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在《史記》便被稱作“甿隸之人”。民、氓、甿、萌這四個字在古代常通用，古音相同，都相當於今音的méng，其意思也相同，指愚昧者、卑賤者、被統治者。
陳勝、吳廣起義（資料圖）
趙紀彬先生在《釋人民》一文中指出了**“人”與“民”有什麼不同**。他以《論語》為例，發現其中“人”字出現213次，“民”字出現50次。經過仔細梳理，他指出：“我們歸納全書，發現一件頗為有趣而意義亦相當重大的事實，即孔門所説的‘人’‘民’是指春秋時期相互對立的兩個階級，兩者在生產關係中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在政治領域中有統治與被統治的區別，因而其物質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內容與形式，亦復互不相同。”
難怪《論語•泰伯》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時間跨越1600多年，到南宋，在為《詩經》中“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一句作注時，理學家朱熹還説：“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人”與“民”兩個語素可以形成兩種組合：“人民”或“民人”。戰國之前成書的《左傳》《詩經》《論語》中有“民人”而無“人民”，而戰國之後成書的《周禮》《孟子》中兩種組合都有，可見“人民”出現晚於“民人”，但其基本語義多偏重於“民”。
在後世的漢語裏，與“民人”或“人民”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詞還很多，有黔首、子民、庶民、黎民、蒼民、蒼生、白丁、布衣、匹夫、民眾、羣眾、大眾、平民、百姓等等，指的都是社會底層之人。
進入近代，創刊於1833年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開創了不帶貶義使用“人民”一詞的先例。其後，其他報刊與書籍也偶見此種用法。然而，絕大多數出版物還是無法突破對“人民”一詞的固有偏見。如19世紀中葉出版的英漢詞典通常把People一詞譯為民人、子民、平民、庶民、黎民、百姓、白衣等。
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孟德斯鳩與盧梭思想的影響，中國思想界有人試圖賦予“民”或“人民”新的含義。例如，康有為希望出現“君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慼與共”的大同盛世，梁啓超主張“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孫中山則提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但對“人民”的政治地位的共識遠未形成。
當時，與“人民”混用的還有“國民”“公民”“平民”“庶民”“羣眾”“民眾”等詞。有人斷言“他國有國民，而我國則止有人民。人民者歲貢租税於政府，而不求相當之利益也。也專以服從強權為能事”，顯現出對“人民”的鄙視。在五四運動中大出風頭的傅斯年則對“羣眾”不屑一顧，稱他們不過是“散沙一盤”的“烏合之眾”而已。
**1920年，《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版問世，陳望道將書中的People譯為“人民”。**其後，共產黨人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均沿襲這個譯法。然而，《共產黨宣言》中出現頻率更高的關鍵詞是“階級”。
2020年8月22日在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邯鄲市分公司拍攝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一百週年》紀念郵票。（圖源：新華社）
同樣，在中共早期的話語中，“階級”出現的頻率大大超過“人民”。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中，只見“階級”，沒提“人民”；但“人民”始終在共產黨人心中佔有重要位置。
在陳獨秀1922年6月中旬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中，在一個月後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佈的《宣言》中，“人民”反覆出現；後者甚至劃出了“人民”的外延：“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人民”逐漸替代了“國民”，尤其是在1924年正式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後。在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筆下，“國民”一詞逐漸消失，“人民”一詞取而代之。
僅1926年一年，中共在其留存的文獻中使用“人民”一詞達71次。大革命失敗後，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營壘，階級矛盾突出，中共打出了工農革命的旗號，“人民”概念在中共正式文件中的使用頻率大幅下降。對《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的文本分析表明，從1927年下半年到1934年年底，“人民”一詞總共只出現37次。
在土地革命時期，像其他中共領袖一樣，毛澤東在著作中也頻繁使用“工農”“工農兵”“民眾”“羣眾”等提法來替代指稱“人民”，但在他1927—1934年的著作中也隨處可見諸如“人民武裝”“動員人民”“人民革命事業”“人民的革命勢力”“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敵人”“革命的人民”等提法，“人民羣眾”更是反覆出現。
毛澤東還明確指出：“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是農民。”這個有關“人民”概念的數量指標，他此後也反覆提及。
**1935年，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第一次明確、系統地提出了人民觀。**在這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當年在華北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8月1日，中共中央發佈《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其中11次使用“人民”；10月中旬，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瓦窯堡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人民”一詞就出現了57次，超過此前7年文獻的總和。
隨後，12月2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其中“人民”出現35次。“人民”一詞如此高頻出現，拉開了人民走上歷史舞台的序幕。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圖源：新華網）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瓦窯堡會議像遵義會議一樣，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克服了此前關門主義的錯誤，系統地提出了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同時，“它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進行工作”。提出自己的人民觀，就是創造性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人民”的概念框架，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確定了四個基點：第一，“人民”的內涵：屬於“革命的動力”，便是人民；否則，不在人民之列。第二，“人民”的外延：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其他階級（包括民族資產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屬於人民；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是敵對階級，不屬於人民。第三，“人民”的主體：佔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工人、農民。第四，“人民”的數量：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構成全國人口的“最大多數”，即超過90%。
**中國共產黨定義的“人民”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概念。**雅典被譽為西方民主的搖籃。它的總人口在15萬—25萬（包括婦女、兒童、約1萬外邦人以及4萬—8萬奴隸），而“人民”僅指成年男性公民，數量在3萬上下，佔總人口比例15%—20%，屬絕對少數。美國憲法開頭那句“我們人民”（WethePeople）被不少人津津樂道。
1790年，美國第一次人口普查記錄了390萬人，除去婦女、黑奴等，16歲以上成年白人男性只有不到81萬人，他們就是所謂“人民”，佔普查人口的20%。而美洲的原居民印第安人根本不算人，直到一百年後的1890年才被正式納入普查。算上印第安人，美國的“我們人民”是絕對少數。對比這兩個被捧上了天的西方民主“典範”，只有中國共產黨及其喚醒的人民才真正夠資格自豪地説，“我們人民！”
1935年以後，“人民”成為中共核心的政治概念之一，其地位從愚昧者、卑賤者、被統治者上升為國家至高無上的主人。**在清晰定義“人民”的基礎上，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的理想。**從那時到如今過去了85年，“人民”一詞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在我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早已“不可須臾離也”，成為中國話語體系的基石。
“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容。”在這85年裏，“人民”的內涵隨着“革命”內涵的轉變而轉變；不變的是，人民意指一切能夠促進革命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人民”的外延數次重新調整，越擴越寬，包括了絕大多數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人民”的主體也大大增容，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廣大體力與腦力勞動羣眾；“人民”的數量則始終是全民族的“最大多數”。
二、“為人民”
瓦窯堡會議不僅回答了“人民是誰”的問題，也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了誰”的問題。《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莊嚴宣示：“共產黨不但是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
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也明確指出，“人民共和國應當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同時，因為“工人、農民佔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總括工農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不但代表了工農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
共產黨為什麼要代表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原因很簡單：人民是革命的動力，是歷史發展進步的根本動力。無論是民主革命也罷、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也罷、改革開放也罷，都需要“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關門主義只會“使革命停滯、孤立、縮小、降落，甚至走到失敗的道路上去”。
在鬥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真切感受到，羣眾是“真正的銅牆鐵壁”；“兵民是勝利之本”；“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羣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黨羣關係好比魚水關係”；“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羣眾”。
因為中國共產黨清楚地知道，它與人民羣眾的關係是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關係，除了主動代表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別無選擇。這也使得共產黨代表人民利益更真切、更可信賴，更加靠得住。
“為人民”因此成為共產黨及其領袖的構詞要素。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強調，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要“為人民打仗”。在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時，他強調，共產黨説的話，要“易於為人民所接受”。在延安，他強調，共產黨必須“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文藝必須“為人民”，不能離開“為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則”。
1944年寫下著名的《為人民服務》後，這五個字反反覆覆出現在他後期的著作中，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中國共產黨人最響亮的口號。1945年，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惟一的宗旨。”
《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於1944年9月8日在張思德同志追悼會上所作的演講。（資料圖）
在談到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時，他點明“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羣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脱離羣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他還告誡，“應該使每個同志明白，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合乎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羣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因此，黨的七大正式把“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寫進黨章，第一次明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使之成為共產黨人一切行動的指南。
最後，“為人民服務”這五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寫在了中南海新華門，黨中央國務院辦公所在地正門的影壁上，莊嚴地昭示着中國黨和政府對全國人民的鄭重承諾。
黨的歷屆領導人創造性地繼承了毛澤東確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鄧小平“尊重實踐，尊重羣眾，時刻關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善於概括羣眾的經驗和創造”；總是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全黨想事情、做工作對不對好不好的基本尺度”“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落腳點放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這就要求“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充分發揮人民羣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使人民羣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
“以人為本”是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以人為本的“人”，不是指抽象的人，而是指最廣大人民羣眾；在當代中國，就是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勞動者為主體，包括社會各階層在內的廣大人民羣眾。以人為本的“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鮮明的人民性。2012年，習近平同志擔任總書記，第一次公開講話的題目便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2016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談到人民立場，稱它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
之所以要堅持人民立場，是因為“黨與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始終保持血肉聯繫，是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正所謂‘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據此，他強調，“全黨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使我們黨始終擁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人民”一詞出現203次。習近平再次強調，“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2020年，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習近平反覆提到“人民至上”，凸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宗旨意識的最高境界。
三、“人民共和國”
1935年瓦窯堡會議提出的人民共和國性質的政權及其各項政策，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期間，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區完全實現了；1949年，毛澤東關於人民共和國的理想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新生的政權的人民性充分彰顯、處處體現，國號、國旗、國徽、憲法便是人民政權象徵體系中的幾個亮點。
（一）國號
瓦窯堡會議提出“人民共和國”口號後，根據情況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採取了逼蔣抗日的政策。由於估計“人民共和國”這個口號不會為國民黨政府所接受，中國共產黨在1936年8月致國民黨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隨後，在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通過決議，説明改口號是為了建立“最適當的統一戰線”。
當然，共產黨希望建立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共和國”，而是“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進入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在其著作中使用“人民民主”一詞更加常見，並在1948年1月首次提出“人民大眾組成自己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頻繁使用“人民共和國”這種表述。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籌備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在討論中，負責起草人民政府組織法的籌備會第四小組幾乎沒有什麼不同意見，只是對新中國的國號爭論激烈。
毛澤東6月15日致辭時，最後呼喊了一個口號：“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張奚若代表幾位老先生説，這個提法太長，建議去掉“民主”二字，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民主建國會常務理事黃炎培、復旦大學法學教授張志讓也同意，“民主”和“共和”無並列之必要，但建議使用“中華人民民主國”。
新中國最後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號。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9月22日在政協一屆全會上《關於草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經過及其基本內容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現在採用了最後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説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哪一種對國號的建議中都有“人民”二字，可見其沉甸甸的分量。
（二）國旗
新政協負責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的是籌備會第六小組。1949年7月4日，該小組在第一次會議上決定，登報公開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和國歌詞譜，並設立評選委員會。經過7月14日至8月15日一個月的徵集，共收到2992幅國旗圖案，充分顯現了徵集過程的人民性。
經過反覆審閲，多次討論，評選委員會將應徵稿件大致分為四類：（1）鐮刀錘子交叉並加五角星者；（2）嘉禾齒輪並加五角星者；（3）以兩色或三色之橫條或豎條組成旗之本身，而於左上角或中央置鐮錘或五角星或嘉禾齒輪者；（4）旗面三分之二為紅色，三分之一為白、藍、黃各色，而加以紅色或黃色的五角星者。
第六小組認為，第一類有模仿蘇聯國旗的痕跡；第二類圖面複雜，與國旗“簡潔”之旨不符；第三類看似一半模仿美國星條旗，一半模仿蘇聯國旗；只有第四類比較合適。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小組從第四類中挑選出較好的幾十幅圖案，每幅圖案編號不寫作者姓名，分別送給各委員審閲、評選。
9月23日至26日，新政協全體代表600多人經過認真、熱烈的討論，最後選中了“復字三十二號”國旗圖案，其設計者是當時名不見經傳的上海青年曾聯松。他受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啓發，其設計方案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周圍四個小五角星代表人民，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對此讚譽有加：“這個五星紅旗圖案表現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
《國旗圖案參考資料》中的國旗樣式（圖源：中國政協文史館）
（三）國徽
在徵集國徽的過程中，新政協籌備會先後收到稿件112件，圖案900餘幅。由於大多數投稿者把國徽完全誤解為國標，來稿幾乎都是和國旗差不多的圖案。1949年9月，毛澤東看到徵集的國徽設計圖案後，也認為不夠理想，並提出兩個意見：（1）國旗決定了，國徽可以慢一點；（2）國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農聯盟，但在國徽上應當表明。
這樣，開國大典並沒有使用國徽。此後，清華大學營造系和中央美術學院設計組展開了長達9個月的設計競賽，雙方拿出的草圖大同小異。最後，政協國徽審查小組於1950年6月20日選中清華的國徽方案。國徽的內容為五角金星、天安門、穀穗和齒輪。五角金星象徵共產黨與全國人民；由紅綬聯結的穀穗和齒輪象徵着工農聯盟；天安門象徵有悠久歷史的中國。
（四）憲制
從延安時期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1941年）、《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1946年）開始，共產黨主導制定的憲法文件只使用“人民”一詞，基本上不再使用“國民”一詞。
新中國誕生之際所制定的《共同綱領》，在短短六千餘言的篇幅中，“人民”一詞出現183次，“國民”一詞只出現3次。1954憲法使用“公民”概念34次，“人民”268次。毛澤東曾批評國民黨政府“以‘國民政府’為表面名稱”，“並不代表老百姓，並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謂‘國民’之列”；新中國則應“循名責實”。
井岡山時期、延安時期，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在表述上沒有使用“人民政府”的名稱。1944年2月，延安各界人士舉行憲政問題座談會，應邀參加的農民代表吳滿有在發言中稱邊區政府為“人民的政府”，時任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兼政府秘書長的謝覺哉對這個提法予以關注，並在日記中寫下“吳滿有稱邊區政府為‘人民政府’”。
一年後，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多處採用了來自老百姓的“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等説法。1948年9月初，三大戰役即將拉開序幕前，毛澤東正式使用“人民政府”的提法，並明確指示：“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
9月26日，華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當選為政府委員和司法部長的謝覺哉在就職會上説：“人民政府，以前沒有過，沒人敢這樣稱呼過。資產階級國家自命民主，但膽怯，不敢叫他的政府為人民政府，怕人民戳穿他……少數人不是人民，多數人才是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憲法規定，新中國所有國家機構名稱前皆需冠以“人民”二字。
綜上所述，**除了新中國，世界上很難找到另外一個政治體制，在其話語體系與符號體系中使用“人民”一詞如此頻繁，對人民的定位如此之高，對人民的承諾如此大張旗鼓、婦孺皆知。**敢於作出這種承諾，就必須經受歷史和人民檢驗，必須兑現，沒有任何退路和彈性；同時，作出這種承諾，也是對共產黨員與國家工作人員響鼓重錘的鞭策——由此，形成一個有效的象徵性代表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