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美國轉向——從“小政府”到“大政府”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美國總統拜登近來在多次講話中，頻頻鼓吹“大政府”，大大貶低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譬如在4月28日的國會演講中，他舉了很多美國的經濟成果，他説取得這些成果是“只有政府才能做到的”；他還點名批判了主張小政府的“下滲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又譯“涓滴經濟學”），他説“下滲經濟學從來都不靈”。

拜登4月28日講話視頻截圖

他的這些講話得到了相當多美國人的贊同。這樣的説法，這樣的贊同率，在幾年前是難以想象的，因為四十年來，“大政府”是臭名昭著的，而“小政府”則是香噴噴的金科玉律，甚至已經成為難以撼動的“真理”，深深鐫刻進入絕大多數人的心中。

當然，也有人認為，美國並非“小政府”，公務員看上去不多，但吃財政飯的人一點不少，始終是個“大政府”。本文暫且把這類問題放到一邊，主要還是談經濟思維上的“大政府”、“小政府”。

美國“小政府”的理論缺陷

四十年前，里根説過一句名言：“政府並不是問題的解答，而是問題本身”。這句話被新自由主義頌揚了四十年，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説法，政府幹預市場是問題禍根，所以必須反對大政府，反對政府幹預，必須讓市場自由運作。

這種説法得到資本的大力支持，因為資本最反對政府幹預它們，最希望自己能夠在市場上自由自在、為所欲為。資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們掌握大量資源，可以用來宣揚它們喜歡的理論，掩飾理論的缺陷，吹噓理論的“真理性”，給大眾洗腦。

人如果沒有“實踐檢驗真理”的反省思維，是很容易被洗腦的。美國大眾中的大多數人缺乏反省思維能力，他們都接受了這種理論，把這理論固化到自己的思維習慣中，四十年來都習慣性地反對“大政府”。

當然，美國人裏也有能夠反省思維，能夠看到這個理論中的缺陷。“信息不對稱”理論就揭露了其中的一大缺陷，一些經濟學家觀察研究了市場的實踐運作，指出市場中的各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這種不對稱使得市場的無形之手很多時候不能對社會資源進行合理配置。

三位研究“信息不對稱”的經濟學家在2001年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們大聲疾呼放任市場自由的危險性。雖然有諾貝爾獎的桂冠光環，但這些經濟學家卻無法喚醒大多數人，因為他們難敵資本的力量，也難抗衡多數人的固化思維的頑習。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理論中的缺陷，遠不止“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比如還有“利益時間性”的問題（筆者在《優主治國》中對這個問題有詳細分析）[1]。

新自由主義市場理論的一個核心理念是，市場可以高效率地把社會資源配置得有利於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利益。這個理念基於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亞當·斯密認為，個人在市場上的逐利行為會“受一隻無形之手的指導，……往往他們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夠達到促進社會利益的目的，而且比他們有意追求社會利益時更有效率。”[2]

其推衍邏輯是，人是理性的，知道購買什麼東西才能夠滿足自己的利益，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在市場上發出消費需求的購買信號，當某種商品的需求增大，該商品的價格也會增高，生產該商品的利潤回報就會增加，追逐自我利益的理性會使生產者把更多的資源投入該商品的生產；當該商品的供給增加之後，其價格會降低，利潤回報會減少，生產者也會逐漸減少對該商品的投入，轉而把資源投入其它需求大、價格高、利潤好的商品。

如此基於個人追逐利益的理性而形成的資源配置，正是無形之手通過市場的價格機制所造就的，最終使消費者得到了想消費的東西，使生產者得到了想獲取的利潤，是社會資源的高效合理配置。

這個理論敍述中包含着一個漏洞，它對於市場配置資源所涉及的“利益”，沒有作“時間性”的説明，無論是消費者的利益，生產者的利益，還是社會的利益，都沒有明確地説明是現時利益，還是未來利益。

這個漏洞缺陷在亞當·斯密的時代很可能是不明顯的，但隨着生產力的發達、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個漏洞就會越來越大。這是因為在不發達社會中，生產消費的大多數產品的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具有統一性，而在發達社會中，生產消費的大多數產品的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的統一性大大降低了。這個變化是和温飽滿足、生活必需品豐裕相關的。

生活必需品，譬如滿足温飽的產品，其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是非常統一的。這些產品既對人的現時利益有利，也對人的未來利益有利。但其它的許多產品和服務，就未必如此統一，譬如“教育”，接受教育往往需要寒窗苦讀，是一件現時利益要減損的事情，但未來利益卻會增加；又譬如“駕駛排污量大的汽車”，享受了現時利益，卻損害了未來利益。

當人們消費的大部分產品是生活必需的温飽產品時，他們發出的市場需求信號會使市場的無形之手把資源配置到生產這些產品的地方，如此的資源配置，既有利於現時利益，也有利於未來利益，是合理的資源配置。

在亞當·斯密提出無形之手概念後的很長時期內，社會中大部分人的消費是以温飽產品為主，直到20世紀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譬如在1900年至1910年期間，美國家庭的食品支出在總消費中的比例是在40%-45%之間，到了1920年代，此比例下降為30%或以下。[3]

2015年，這一比例降低到了12.5%

當經濟發展之後，社會逐漸從貧困變得豐裕，大多數人的温飽逐漸得到了滿足，此時生活必需品的消費也逐漸成為總消費中的小部分，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成為總消費中的大部分。

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對未來發展的影響是相當複雜的，有的有利，有的無利，有的甚至有害。以生活必需品為主的消費結構，一般來説會對未來發展有利。而以非生活必需品為主的消費結構對未來發展的影響則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如果其中對未來發展有害的成分很大，就會對未來發展不利；如果其中對未來發展有利的成分很大，就會對未來發展有利。

當市場中的消費結構，從以生活必需品為主轉變為以非生活必需品為主之後，無形之手的性質會發生變化。之前的無形之手可以把資源配置得對未來發展有利，之後的無形之手就未必能夠保證具有這種性質。

無形之手的這個變化可以從市場調節經濟危機的情況中觀察到。經濟危機是週期性爆發的生產過剩危機，導致經濟蕭條，物價大跌，失業巨增，然後經過調整逐漸復甦，就業增加，物價上升，經濟上漲。無形之手在危機中調整了資源配置，制止了非理性的生產過剩，讓經濟理性復甦。

在1920年代之前，西方的經濟危機都通過無形之手進行了調整，蕭條之後經濟都重新復甦。但是，1929年的大蕭條，無形之手卻無能為力了，後來是靠羅斯福新政的“大政府”有形之手，才使美國經濟擺脱蕭條、實現復甦。

1920年代，正是美國的消費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上文引用的食品支出數據顯示，食品支出在總消費中的比例下降到了30%或以下，顯然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需求已經高於50%。在這些非生活必需的產品和服務中，有相當部分是隻有利於現時利益、卻有害於未來利益的。這些有害於未來利益的東西的過剩性地大量生產，大大傷害了未來經濟的發展，使復甦加倍困難。

當無形之手無能為力的時候，羅斯福新政的有形之手發揮了大政府的威力，把大量資源配置去修建公路、橋樑、水壩、機場……這些公共設施都是有利於未來發展的。在市場配置資源的時候，無形之手很少把資源配置到這些地方，因為無形之手是受大眾消費需求拉動的，而美國大多數人的消費是重現時利益、輕未來利益的。

羅斯福當年的連任競選海報

美國“大政府”的實踐難題

四十多年來的小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給美國的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很多問題，譬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整體經濟的脱實向虛、貧富差距的日益增大、1%人的獨吞經濟利益、中產階級的蕭條、國家的衰落……隨着時間的推移，問題越來越嚴重。儘管新自由主義百般掩飾，但問題終於累積到了臨界點。大大小小的社會經濟災難終於撼動了在固化思維中沉睡的大多數，很多人正從新自由主義的迷夢中驚醒。

這是大火燒到門口後的驚醒，那大火已經造成了很多損害。當大火在遠方燃燒的時候，有清醒的人敲了警鐘，譬如指出“信息不對稱”的經濟學家們，但那時大多數人沉迷於短暫的甜蜜夢鄉，不願意從舒適的固化思維中跳出來，因此延誤了時機，讓大火從遠方蔓延過來。

如果那些清醒的人得到大政府“有形之手”的助力，是可以提早採取措施的，在大多數人還沒有清醒的時候就開始防火滅火，降低可能造成的損害。這些清醒人還可以利用大政府的力量來“喚醒大眾”，讓大多數人早點清醒。

現在拜登正在推動形成大政府，他把希望寄託在大政府身上。希望這個大政府能解決美國的問題，讓美國在國際競爭中“贏得21世紀”。當然，如果美國大政府中的決策者都是清醒聰明的人，這個大政府是可以給美國的國際競爭以巨大幫助的。但是，大政府中的決策者一定都是清醒聰明的嗎？

以美國構建政府的程序方法來看，結果未必如此。美國一人一票的“選舉制”，使不清醒的大多數對選擇執政者具有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另外，掌握大量資源的美國資本集團也總是能夠蠱惑選民來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服務，這些都妨礙了清醒聰明的人成為決策者。

美國的選舉歷史顯示，清醒聰明的高端優秀人士往往不能當選，多數能夠當選的人是趨於中等水平的人，或者是為資本集團服務的“聰明人”。即使拜登想要改變新自由主義政策，國會里還是有很多那樣的“聰明人”在反對。

當一個大政府中缺少清醒聰明的優秀人士，這個大政府就難以為這個國家的長遠利益作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水平服務。

目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未有”中的一個特點是，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需求在總消費需求中的比例前所未有地增大了，也就是説，可以對未來產生“有利”或者“有害”影響的成分更大了。一個國家如果有大量的需求是有害於未來利益的，這個國家的未來將會慘淡。一個國家如果有大量的需求是有利於未來利益的，這個國家就可以崛起，可以在國際競爭中勝出。

大政府只是一個框架空殼，這個框架能夠給國家發展帶來什麼影響，取決於框架中的人選素質。如果是清醒聰明的優秀人士在大政府中治理國家，這個國家就可以獲得優越的發展；如果不是清醒聰明的優秀人士，這個國家就不會獲得良好的發展。“有形之手”確實如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所説的那樣，不會永遠正確，甚至可能犯下嚴重的錯誤，這就體現出人才的重要。

因此，選拔清醒聰明的優秀人士進入大政府，讓優秀人士來治理國家，這才是問題的關鍵。美國能夠解決這個關鍵難題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難以做到。而中國的治理模式，則具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優勢。

註釋：

1. 尹伊文：《優主治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

2. A·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ed. Kathryn Suther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98年，第292頁。中文參考郭大力、王亞南的翻譯。

3. 此處的食品消費包括煙酒，參閲Stanley Lebergott：《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New Measures and Old Motiv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普林斯頓，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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