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人地錢”本身不是問題，要警惕以土地為中心的鄉村振興
【採訪、整理/朱敏潔】
**觀察者網：**從社會大背景來看，這兩年鄉村話題的熱度很高，鄉村振興，宅基地流動，土地法修改，包括2020年提出的要素市場改革等等。當然，這些話題都逃不過土地問題。過去在探討這些話題時，除了鄉村角度，也請教了城市學方面的學者，他們會從“人地錢”三個層面闡述，不知這三個層面在分析鄉村問題中是否行得通，比如農民，土地，鄉村振興資金？那麼鄉村振興資金怎麼來？外界常説農村資源浪費/閒置，判斷標準是什麼，如何擴大資源利用與收益？
**呂德文：**我先從後面回答起。現在中央有關部門在制定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方案，有些方面要立法，還有很多配套政策。初步測算，要落實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今後5年的重點任務，大約需要投資7萬億元以上。籌措這些資金，僅僅依靠國家財政補貼，肯定是不夠的。社會參與支持，也只能是一個補充。資金的主要來源，還是依靠地方政府融資。而地方融資唯一的依託就是土地。所有人打的主意都是土地，要是能把農村土地盤活，就可以變現。
各地在制定鄉村振興規劃時，都涉及幾十、上百個目標。所有方面都要花錢，唯有土地是掙錢的。因此，幾乎所有規劃目標的實現都建立在土地改革成功的基礎上——比如對建設用地指標增減掛鈎、宅基地入市等政策寄予厚望。但是，這不符合規律。當你發現一個政策體系中的所有政策，都建立在其中某一項政策成功的基礎之上，那意味着即便政策本身是好的，這一個特別強大的政策也會被壓死。 何況，從目前來看，指望農村土地來錢，實在是天方夜譚。
當前鄉村振興的設計體系或方法論，從一開始就出現問題，將所有工作都建立在把土地盤活變強的基礎之上。要是能盤活也可以，但有幾個問題，第一能不能盤活，第二能盤活到什麼程度？其他大部分投資都是剛性的，花錢實打實，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均有剛性支出的特徵。盤活土地這件事，卻沒一個準；即便盤活，也多是一錘子買賣，以後如何維繫？
關於人、地、錢這三個因素，我覺得寬泛地講都沒問題，關鍵在於人、地、錢三者是以哪個為核心，是以人為中心，還是以地為中心，還是以錢為中心？
當前所有鄉村振興的設計體系裏面，幾乎都是以地為中心，所有政策都建立在土地之上，而且説白了就是宅基地。因為農地政策已經很明確了，基本農田保護動不了，所以能想着的就是宅基地。但是宅基地能夠產生的市場容量其實很小，鄉村振興規劃、政策體系設計及其想象，如果都建立這個特別脆弱的基礎之上，才是最大的問題。
在此，我先不評論宅基地入市改革有沒有合理性、能不能成功，對鄉村振興而言，這可能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希望靠土地生錢來搞鄉村振興，很有可能南轅北轍。
我們現在以土地為中心，會是一個麻煩。這在城市建設中都會出問題，何況是農村？一些城市嚴重依賴於土地財政，高度依靠房地產，城市發展就不會健康，遲早會崩。所以，良好的城市發展都不是以土地為中心，或者説看上去是以土地為中心，但實際上是以產業為中心，也就是以錢為中心。搞土地是為了發展產業，而不是用來蓋房子；而以土地為中心，就是拿來蓋房子、賣地皮。土地只是一個表象，背後的錢用來如何發展產業，收税，發展經濟，這才是核心。
土地本身不是個問題，土地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哪個地方缺地？其實都不缺，連寸土寸金的一線城市都不缺。缺地只是表象，是因為我們有土地用途管制，是指標造成的一種假象。因此，宅基地能不能生錢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為什麼有些地方的人覺得宅基地很值錢？比如浙江，為什麼？因為這些地方的農村已經城市化，事實上已經和城市連成一片，當地老百姓大多收入豐裕。某種意義上這些地方不屬於農村，宅基地性質改變了。農村宅基地不是服務於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而是服務於工業生產和城市生活。在制度上，農民使用的仍舊是宅基地，但隨着當地城鎮化，附着在宅基地上的價值，不再是農業產值，而是工業和服務業的產值。也就是説，哪怕這個地方不種田，也不蓋什麼東西，但因為城市化了，假如按平均畝產來算，就可以達到這麼多產值。
反過來，一個偏遠的純農業性地區，甚至是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深度貧困地區，也要把宅基地要變成錢，就有點扯，土地能賣給誰？憑什麼值那麼多錢？
浙江農村一景 圖自中新網
弔詭的是，恰恰是那些廣大的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中西部地區，最需要鄉村振興，而這些地方的土地沒法生錢，因為土地上沒有產業。可見，是不是宅基地不是根本問題，就像沒有開發的土地一樣，不是説這屬於建設用地就值錢了，上海的建設用地跟農村的建設用地不是一回事。建設用地只是法律上認為它是，只是一個詞，僅此而已。關鍵要看區位因素，這是客觀情況，畢竟土地不可移動。
去年大家熱議的山東合村並居，就是一個教訓。當地誤以為把土地指標騰出來，就可以變錢，就可以搞成鄉村振興。我覺得，今年全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各地都要充分警惕以土地為中心的鄉村振興。
**觀察者網：**是的，當時還討論到建設用地指標用來異地交易。
**呂德文：**首先，現在的政策原則上不允許建設用地指標跨區域交易，開了一些口子，但非常小，比如“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土地指標可以賣給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並且，土地指標跨區域交易，本質上相當於發達地區對口支援落後地區，指標只是一個槓桿而已。概言之，這種意義上的土地指標交易價格，只是政策規劃的結果，並不存在一個實質意義上的“市場”。
比如，某地要建一個大廠，缺建設用地指標，完全可以按照國土部門的土地規劃進行，不夠就向有關部門協調解決，不需要去向別的地方“買”指標。這是一個規劃的結果，不是通過客觀競爭產生的，所以這個土地上的價格是虛幻的。比如，普通農村地區一畝土地值20萬、30萬乃至50萬，恐怕是虛高的，倒是當地人按照農作物產值計算出來的約定俗成的交易價格，3萬、5萬，也許是真的。
某些地方確實存在私下的土地交易，也有較高的約定價格，這和城市化、工業化水平有關。比如浙江一些農村地區的土地價格確實是市場結果，這些地方小手工業經濟蓬勃發展，出現了前店後廠模式，農民只要有一點土地，就可以在家中放幾台機器從事生產。某種意義上，這個地方的土地既不是種田的，也不全是居住的，而是從事工業生產的，土地價格較高是工業產值附着其中的結果。前幾年浙江搞拆遷，民間反彈很厲害，是因為它拆的不是房子，而是房子後面的工廠，所以拆的就是錢、是產業。
反之，在別的地方搞拆遷，如果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人為地貼一個標籤説這裏值30萬，拆了也是白拆。有些地方錯就錯在這裏，他們總把本地農民房子錯比成大城市市郊和東部發達地區農村的房子，以為土地很值錢。但事實上，拆農民房子，除了折騰，搞得天怒人怨，沒什麼好處。
我這幾年在各地基層調研，發現很多地方都熱衷於拆農民的舊房子，以禁養的名義拆豬舍，有些地方甚至還挖農民的祖墳，打的旗號都很好聽——美麗鄉村、移風易俗、人居環境治理之類的，但真正的動機，恐怕還是為了土地指標。
我覺得這本來應該是常識，但是不知道怎麼回事現在是越攪越混。只要迴歸到問題源頭，就是很簡單的一件事，人、地、錢是分不開的，孤立地看，人、地、錢都重要或者説都不重要，背後的產業才是關鍵。
江西餘江縣春濤鎮洋源村鄧家村小組拆除“空心房”後村莊一角 圖自半月談
接下來，再來討論鄉村振興，究竟要振興什麼？
其實，“振興”這個詞並不是那麼貼切，但鄉村振興裏有一個內容，叫“鄉村建設行動”，包括之前的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我覺得更合適一些。“振興”作為一個目標和戰略是可以的，但就現階段而言，容易讓人誤解。就現在的試點做法，人們似乎都覺得鄉村是充滿各種市場機會的地方，甚至可以振興得比城裏還好，這都是不切實際的，既不符合規律，也不符合一個正常社會的形態。
鄉村建設的説法比較適當，類似之前搞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也都靠財政投錢。政府把基礎設施做好，道路、水渠、網絡、廣場、辦公樓都修好，這叫鄉村建設，不叫振興。在這個意義上，當前鄉村振興的任務是讓三農成為“壓艙石”，補短板、夯基礎，而不是把它建設成世外桃源。
就當前中國發展實際而言，城市仍然是發展龍頭，也是大多數人的機遇所在，快速城市化還有一段時期。相應的，農村是穩定期，為快速城市化提供支撐。有學者主張大城市化戰略，這符合一定的經濟規律，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
今年一號文件專門提及縣域城鎮化，它是在振興鄉村的意義上提的，而不是在城市發展的意義上提的。我個人的理解是，指望全國每個縣都有較高水平的城市化，恨不得都把縣城建設得像中心城市，既不經濟，也無必要。縣域城鎮化，主要是服務於鄉村功能的發揮，讓農民哪怕是居住在農村，也能獲得較好的公共服務，也能順利地與外面的大市場對接。
總體上，當前的農村處於衰弱的歷史進程中。農村能賺什麼錢？搞農業產業，但農業是利潤非常低的一個產業，搞農業振興不了鄉村。搞第三產業，導致每地都寄希望於鄉村旅遊，但瞭解情況的都知道，鄉村旅遊的市場實在有限。一些有區位優勢的地方，還是可以發展第二產業，建工業園區。但這個規模也極其有限，能夠補貼一下地方財政就不錯了。
鄉村振興應該是以城市發展，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提升作為前提的。以城市發展為龍頭，再通過税收、財政政策流動到農村去搞鄉村建設，這才是正確途徑。但現在各地好像太積極了，鋪的攤子無比巨大。就我的調研觀察，“獨山不獨”，很多地方領導都在想盡辦法經營縣城，大搞建設，由此留下鉅額債務。
脱貧攻堅已經結束，各地接下來都想着怎麼搞鄉村振興。這種想做事、急着做事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但從國家層面上看，如果鄉村振興的方法論和具體路徑還沒討論清楚，各地就急於下手實施，未必是好事。
對當前中國農村來講，還是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當地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千萬不要“大躍進”；想一口氣吃成胖子，搞成一個什麼樣板，我覺得不現實也沒必要。
廣大中西部地區有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大量投入（無論是脱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都是依靠融資，而不是財政收入。這些地方為了短期政策目標，砸了大量的錢建設農村，並且這些都是純投入，幾乎不產出回報。不少地方制定的規劃大同小異，所有人都在打土地的主意，用土地做抵押，一級一級地融錢，越融越亂；本來當地的財政收入一年不到10個億，結果融出個三四百億，把以後幾十年的税收都算進去也還不起。
但基層常常抱有這種想法，融資融的是銀行的錢，銀行的錢也是國家的錢。我訪談過一些地方領導，其心態很有意思，地方政府融了資，都沒人會想着還的，跟貧困户拿銀行貸款是一樣的心態——錢是借了，但我已經吃了用了，能怎麼辦？一些地方領導也是如此，融了鉅額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只要沒有貪污，資金使用規範，就沒什麼心理負擔。但事實上，很多基建本身沒有必要，連老百姓都產生了錯覺——“國家真有錢”，浪費巨大。
這幾年在各地調研，我還觀察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便在最貧困的地方，鄉鎮、縣城都要建濕地公園之類的，每個村裏都要建花園。某縣投入7個多億搞了個濕地公園，每年維護就要花幾千萬，只靠一個縣裏的財政收入，怎麼弄？很多村莊本來就是山村，自然生態很好，建個花園，老百姓都覺得奇怪，維護成本又高——沒過多久就雜草叢生。某個平原縣，縣政府非要規定，每個村都要造林搞景觀，導致村委會叫苦不迭，還得向村民租田造林。這幾年因為脱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很多村莊新增了不少村級債務，這是特別危險的。
總之，我們要理性看待鄉村振興。客觀來説，按人均算，中國真的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不是我們謙虛，而是現實。我們提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還有15年時間。有限的財政資源要投入到更加經濟有效的領域裏面去。至少現階段，並不具備充足的條件實現鄉村振興。
我個人理解，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指的是為實現鄉村振興準備條件，而不是現在就去實現鄉村振興，把鄉村振興的目標藍圖落地。
**觀察者網：**確實您提到宅基地的問題，比如在浙江，因為土地附加產值高了，所以值錢，才有流動的前提條件，但中西部並非如此。再比如，前幾年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浙江的一些農村已經動遷過，允許搬遷後造兩三層樓的農民房，但這幾年開始試圖推動“農民上樓”，就非常艱難。如果是農民房，即使自己家裏不種田不做家庭手工業，也可以出租，每年租金算是一筆相對穩定的收入，但高層公寓就沒有這種“紅利”。所以無論宅基地值錢與否，真正要流動起來還是非常困難的。
**呂德文：**浙江真正推動“三改一拆”的時候，有些地方也推不下去。我去一些地方調研過，有些地方補償標準很高的，當地財政也受不了。浙江有些地方要價高，是因為客觀上就值那麼多錢，很簡單的道理。因此，當地的政策，大多是以“拆違”的方法開展，是不補償的，或者補償很少。
**觀察者網：**那是否可以這樣講，無論當地發展如何，這些做法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問題，而要推動這一改革，成本、風險很大？
**呂德文：**並不是成本問題，而是一開始的方向就錯了。土地制度本身不是問題，但現在所有人都聚焦到這個問題上。我説土地制度根本不是問題，就是指沒有必要在土地上動腦筋。土地就是一項自然資源，在城市用來蓋房子發展產業，在農村用來種糧食，土地的產出都是依靠勞動，想不勞而獲，對國家來説是不可能的，對個人也是不道德的。
現在很多人的邏輯就是不勞而獲的邏輯，老百姓也是如此，宅基地一流動就可以拿到多少補償，導致陷入一個莫名其妙的集體幻想中，都以為土地很值錢。但其實土地之所以能夠值錢，是因為你在土地上投入生產。
所以，我覺得土地制度改革成為一個熱點，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應該動的腦筋是把經濟發展起來，我們國家的產業發展被別人卡脖子，要想盡辦法把產業搞上去，我們和全世界做生意，大家有活幹有錢賺，賺了錢再來建設鄉村。目前，農村的主要功能還是一個壓艙石的作用，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讓弱勢農民有退路、為應對不可測的風險儲存空間，而壓艙石作用的發揮，恰恰要避免折騰土地。這才是正常的邏輯。
**觀察者網：**您這幾年寫了不少文章談鄉村根基被破壞，有一個疑問是文中的鄉村根基指什麼？現在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間都在倡導城鄉融合，究竟怎麼融合、什麼才算融合，這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過程，那麼根基破壞本身是否也是一種城鄉關係的一種重塑？
**呂德文：**這裏麪包含了幾個層面的意思。第一，城鄉正在融合發展過程中，但還沒有完全融合。從學理和歷史規律來講，現代性能使國家和社會變得更加美好，但是現代化的過程卻是非常危險的。我們也正在面臨這個悖論。現在整個國家機器在快速運轉，官僚體系非常激進，地方政府不斷加壓，彷彿所有的目標都要在短期內實現。
很麻煩的是，社會也在發生鉅變，並且是質變不是量變，全社會所有人以及人的行為邏輯都會發生改變。
舉個例子，過去，我們的生活習慣是量入為出。賺得少，花得就少，儘可能儲蓄多一些，以備將來的不時之需。有了這種穩定性、安全感，人們的行為就不會那麼激進。但如今的年輕一代，他們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基本物質生活條件有保障，並沒有多大的風險意識。社會上已經製造出來的生活方式，哪怕條件不夠，也得過上。某種意義上，超前消費已經不是個人選擇，而是生活必需品。
比如，現在農村為什麼結婚有高價彩禮？高價彩禮的背後其實就是父代把金錢通過彩禮的方式轉移給子代。年輕夫婦要過上一種高品質、不同於上一代人的生活，要房子、車子，高消費。但兩個年輕人可能什麼積蓄都沒有，連維持基本的生存都有問題。
過去有個説法，叫“成家立業”，成了家，就要“立門户”，基本上就可以自己過自己的日子了。現如今，部分年輕人成家了，也無法真正“立門户”，還得啃老。所以，高價彩禮更本質的其實是代際關係問題，是生活方式轉型問題；嫁妝和彩禮，都是財富轉移機制，高價彩禮是用來支撐這種虛幻的、實際上自己並沒有能力過的現代生活。
城市年輕白領也是如此。在上海，大部分年輕人月收入一兩萬塊，租房子幾千塊，也剩不了多少錢，這些預留用來過一下大上海的洋氣生活，就沒了。我跟上海的朋友聊起不同年齡段的人的生活方式，覺得很有意思。過去，上海也有很多大排檔，年齡大一點的人，夜生活吃大排檔就蠻好。如今，多數年輕人的夜生活是逛酒吧。大排檔和酒吧，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當然也是不同的消費理念。當下社會在宣揚消費主義，製造某類生活方式，不這樣生活似乎就不會過日子了。
錢不夠了，怎麼辦？那就貸款。所以網貸、互聯網金融會如此發達。我最近看到某電商廣告很有趣，以前家裏小孩過生日有錢就買個蛋糕，沒錢就炒兩個雞蛋，我小時候過生日，我媽就説多吃一碗飯，連雞蛋都沒有。但現在的網貸廣告告訴你，一定要給小孩買一個蛋糕，這才像一個父親；一定要讓你的母親坐上頭等艙，才是盡孝；一定要給太太買禮物，才是愛她。
借貸廣告視頻截圖
在過去的生活邏輯中，我們整個國家都有鄉土性，在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形態中，這些都是你有能力再去獲得的東西，不是必需品，不涉及生存問題，而是消遣性物品。但在消費主義邏輯之下，這些消遣就是每個人的必需品。年輕人非得有車，不管是在農村還是城裏的，打工還是無業，沒有車，好像就抬不起頭，覺得渾身不自在。我回老家就騎個摩托車，很自在，但要是讓我的侄子輩騎輛摩托車，他們就覺得不對勁。這和經濟條件沒關係，是生活方式、行為邏輯、價值理念發生改變。
我們要警惕，一個透支的社會正在來臨。政府透支未來的税收，就像對待土地一樣，其實只能值這點錢，但先把它抵押掉，再加槓桿，先變成現金花了再説。人也是在透支自己的信用，還不起就破產，人與人之間關係也斷裂了。現實生活中，我們身邊都有這樣的人，但你沒法支持他，因為他可能生活得比你還好。如此一來，整個社會的信任關係也就變得不正常了，這是我們在社會鉅變時代遇到的危機。
鄉村是一個根基，背後有什麼意思？鄉村作為一個居所，甚至生產場所，或許都不甚重要，但鄉村的文化和社會意義很重要，它代表了穩定、踏實，有葉落歸根的意涵。
這是鄉土社會運轉千百年以來形成的一套合理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以其為支撐的社會會更加穩定。有時候，我們會發現在鄉土社會被規訓成長的人，在現代社會中會非常謹慎，應對危機也會比較強。老一輩的人，居安思危的觀念非常強，這其實是鄉土社會規訓的結果。
但今天的年輕人，這類概念很淡薄了，金融資本、商業資本的邏輯殖民了生活世界，而資本是冒險的，天然不喜歡安定。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太厲害了，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旦壞的資本邏輯或價值觀通過新技術滲透到社會，就會改造全社會。
鄉村本身已經被瓦解得支離破碎，但我們確實仍擁有這樣一個空間，這一點很重要。比如，賀雪峯老師主要從退路的角度來論證鄉村根基，土地荒着就荒着，説明中國糧食安全沒問題，不要瞎折騰它，為什麼要把它變現？房子稍微破一點就破一點，為什麼一定要去拆？農民工有宅基地、有個破房子在農村，哪天不想在城裏生活工作了，有點積蓄了，回去修一下還能住。賀雪峯老師是從城市化過程中的風險應對角度來論證鄉村的根無比重要。
我們作為一個個體，甚至某個領域的專家，可以不考慮風險應對。比如，經濟學家很清楚經濟發展就是有金融風險，金融危機來了就調整政策應對，何況金融危機本來就有周期，所以很正常。
但在我看來，必須要考慮金融風險的政治和社會後果。一旦發生社會危機，就意味着整個社會可能要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修復，如果是政治風險那就更麻煩了，可能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恢復過來，這得是多大的代價。從穩健的角度考慮問題，維持社會基本秩序，才是關鍵。 社會鉅變不可逆轉，但至少我們不要去人為加速度，儘量守住農村的根基，就特別重要。
圖自新華網
**觀察者網：**確實，城鄉問題應該讓城市學與鄉村學相互交流，我的理解是本質上其實並沒有絕對的矛盾或區別，因為關注的角度不一樣，看待問題的邏輯會有差別，但如果回到城鄉發展、個體基本權利的保障這一基本點，事實上雙方是共通的。
**呂德文：**還是回到最初的問題，什麼才是真正意義的鄉村振興？我覺得，鄉村振興不是想象中的那樣，守住根也好，留條退路也罷，這是鄉村建設要做的事，不需要做得有多好，但要維持。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社會政策是拿來保障的，而不是用來發展的。現在很多政策工具已經有點走偏，不斷地想通過制度變革把存量變現。但制度最重要功能恰恰不在於此，而是在於穩定，要讓人們有預期。
比如，為什麼土地集體所有制特別重要？集體所有制意味着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國有制，在集體所有制下，土地利益就很難直接變現。即便國家有需要，要轉化成國有用地，還是有一道手續，制度上都有控制，這也恰恰説明農村是一個單獨的空間。守護這些制度優勢就很重要。
當前的鄉村建設，比較關注物質層面，把農村建設得好一些，這本身沒問題，但物質建設，不等於非要建得強富美，或是盲目跟風趕時髦。城市要建公園，是為了服務城市環境以及在這個環境中工作生活的人，讓他們有休憩之處。簡單説，公園本來就是“城市”的產物。但農村有需要嗎？現在搞人居環境治理，出發點是好的，但搞着搞着非要拆農民房子，讓農民不燒炕，似乎過去千百年來農民的生活方式都是錯的。
我在北方一個種桃大縣調研，過去，果樹枝都收集起來生活做飯用，做的飯還很香，正兒八經循環利用。這幾年搞環保，一刀切，把農民家的炕和灶都給封了，改用煤氣和電。結果，果樹枝沒地方去，反而污染了環境；政府補貼大量資金給農民供應能源，因為不夠取暖，農民普遍不滿意。
就我這些年下來的觀察、總結，現在各地所謂的鄉村振興樣板，幾乎都是高成本、不接地氣，且不可維繫的。原因就在於，鄉村振興的思維陷入了誤區。鄉村建設，不能用振興的思維去做，而是要用建設性的、保底的、提供基本服務和生活保障的思維去做，漸進式的思路非常重要。
事實上，鄉村振興最重要的並非物質層面，而是文化和社會制度。舉個例子，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我們現在是未富先老，大部分人口進城以後，至少還有一代人的老人要在農村養老。年輕一輩通過彩禮或其他財產聚集的方式進了城，這是以老一輩人仍然在農村生活和養老為前提的。這部分老人，絕大多數只能生活在農村，想要進城，根本就呆不下去。
正如我前面提到，留住鄉村的“根”很重要，它是我們應對轉型社會問題時的重要戰略性資源。農村可以給這一代的老人提供保障，順利度過中國社會的養老危機。如果按傳統的生活方式或保障方式，通過家庭養老，老人再多也沒問題，那是屬於家庭內部的功能，農村的養老對社會負擔比較小。但中國正處於城市化過程中，社會保障全覆蓋，這時候社保基金有問題、養老有問題，就是危機。
按賀雪峯老師的話來講，我們要提供一種“高福利、低成本”的養老方式。而農村的養老成本確實比較低，因為它有一些自然資源，比如，到了60歲以後還可以繼續幹活——現在種地也不是體力活了，種到70歲都沒問題，這相當於為社會節省了10年的養老成本。
但在城市中，60歲退休後很難再就業，很多人就選擇旅遊休閒。我們不是從道德上評判，而是從社會運轉成本來講，這種養老方式的成本就相對比較高了，某種程度上也是國家要出台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原因。農村老人的養老金標準不高，但全國盤子大，財政負擔還是比較重。但農村花錢少，農村的年輕老人還可以勞動創造財富，這已經很好了。其實，中國糧食安全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老年農業，一部分農村老人不僅自給自足，竟然還可以給社會生產糧食，這是多麼好的制度！所以，農村是應對國家和社會轉型的戰略空間。
很多時候，只看表面的話，似乎關於城鄉發展的觀點存在巨大矛盾，但其實未必，把本質剖析清楚後，可能就發現兩者的討論是一組平行線，講的道理不是一回事，層次也不一樣。
呂德文教授所著的“基層治理三部曲”已陸續上市，《基層中國：國家治理的基石》，《大國底色：鉅變時代的基層治理》，《治大國若烹小鮮：基層治理與世道人心》，敬請關注。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