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央再談國際傳播，但學者為何習慣國際“沉默”
【文/王文】
1、引言
對外傳播，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工作。2014 年 10 月 27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需要“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端智庫”。自此，越來越多智庫與學者參與到對外講述中國故事的事業中。然而，當下中國智庫和專家學者的對外話語權總體仍很弱，制度保障、激勵與配套也都不夠，與會議的要求還相差甚遠。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的，“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説不出、説了傳不開的境地”。
本文認為，目前在高等院校、社會科學院系統、黨校與行政學院系統、部委研究機構及社科聯與一些民間研究機構的哲學社會工作者總計約100 萬人，並沒有被充分撬動起來、投入到對外講述故事的事業中，是當下中國對外話語權相對較弱的一個重要原因。2020 年新冠疫情以來，中外輿論戰中的被動局面，更暴露了目前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的陣勢還相當單薄。
鑑於此，本文首先梳理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者在支持、服務中國對外話語中的進展與不足，即國內發聲多，國外落地少；配套解讀多，引領預判少；傳統紙媒多，新興領域少；老齡專家多，青年新秀少；宏大口號多，科學理性少等。然後，從“百萬大軍”的潛力與積極性出發，分析有關配套保障機制的諸多問題，最後提出需要全面整合中國社科學者“百萬大軍”資源，培養青年生力軍，學術圈與部委相互配合，建立“容錯”機制，轉變思路，講好“中國故事”。
2、當前智庫和專家學者服務外交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中國智庫與專家學者服務對外傳播工作的熱情與實際行動，比過去更踴躍了。但相比於中國大國外交的現實需求，社科“百萬大軍”為對外傳播出的力還遠遠不夠，發力的方向與渠道相對有限，人員梯隊也顯得不足，實際效果並沒有跟上國家崛起的勢頭，更沒有跟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
總結起來，大體有以下 5 個主要問題。
2.1 國內發聲很多，國外落地過少
近年來，中國學者在公開媒體發文的數量已相當多。面對海外對中國的抹黑、甩鍋、追責，不少自然科學學者、醫學家、病理學家通過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在《自然》《科學》等頂尖期刊刊文，在國際舞台上發出中國聲音，及時、準確地向世人介紹中國抗疫情況，推動全球抗疫合作。
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只有少數幾位中國學者在疫情期間多次在歐美一流媒體撰文或接受採訪，回答並反駁所謂“中國防疫不透明”“中國病源論”等熱點問題，及時地發出中國聲音，引發一些國際輿論的關注。可以説，“百萬大軍”基本處於“熄火”狀態。
此外，重大國際會議、論壇是各國闡述主張並開展觀點交鋒和話語權博弈的重要平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願意出席這些重大論壇發聲，但實際受到邀請、在主流國際會議、論壇上的發聲頻率和實際影響力相比於國家需求與外交要求而言，仍是非常有限。此次疫情，筆者曾數次接受《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彭博社、今日俄羅斯電視台（Russia Today TV，RT）採訪併發聲。
**與外媒記者深度溝通後，強烈地感受到，雖然中國學者隊伍近年來不斷壯大，但學者們並不樂意、也不擅長與國際媒體打交道。相比於國家的需要，在國際輿論場上，中國學者近乎於“集體失聲”。**中國社科學者迄今為止還沒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特點的對外話語傳播體系，用國際社會能聽得懂、聽得進的文字與視頻表達的成功事例少之又少。面對新冠疫情中一些國家的對華“甩鍋”以及由此而炮製的“中國責任論”“中國賠償論”等話語陷阱，中國多數學者寫的反駁文章，都只是在國內媒體或中國外宣媒體上傳播，可謂“自娛自樂”，能夠在海外發聲、在國際上頻頻稱道的中國學者屈指可數。
2.2 配套解讀很多，引領預判過少
疫情加速了“東昇西降”的百年變局，世界越來越關注中國在想什麼、説什麼。然而，中國智庫學者的思想產品主要還是在政策解讀中。不得不承認，多數學者的研究能力與思想成果缺乏引領國際輿論的水平，但對於那些有能力引領國際輿論的中國學者而言，他們更傾向於把新想法寫到內參中，不敢大膽地提出一些新想法，生怕提出來不合適，又生怕被領導採納後再發聲有“攬功”之嫌，更惶論去引領全球輿論的思想潮流了。
從個別領導的傳統思路上看，似乎也願意讓學者更多地解釋領導説的話，論證政府政策的正確性。可惜，多數學者對於黨和國家提出的一些重大戰略決策，存在較為嚴重的反應滯後與集體漠視問題。研究表明，中國社科學者對國家重大議題的深入研究進程，比國家政策、戰略動態重大走向大約晚 1~2 年的時間。以“一帶一路”政策為例，自 2013 年秋季提出至 2020 年 6 月底，在中國知網上能夠搜索以“一帶一路”為篇名的文章有 41,830 篇，76% 都是 2017 年以後發表的。2013—2014 年，“一帶一路”提出的最初一年半，中國學者幾乎沒有嚴肅研究“一帶一路”的長篇學術論文。2015 年才零星看到一些學者的厚重研究論文。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百年變局”等重大戰略理念研究上，也存在類似問題。檢索中國知網，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在篇名、關鍵詞、摘要中出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章共計 10,074 篇。91% 以上都是 2017 年以後發表的。由此可見，中國學者對政策配套的解讀雖多，但多數仍顯滯後，極度缺乏能夠引領國際社會輿論的解讀。
2.3 投書傳統紙媒多，熱衷新興領域少
隨着互聯網 5G 技術的發展，新媒體在國際輿論界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傳統紙媒。目前已經有一些中國學者實現了跨圈層發展，在今日頭條、Bilibili 等視頻網站和社交平台上每次亮相的點擊量通常都在百萬以上，擁有眾多粉絲，成為輿論社會的意見領袖，吸引了一大批國內外粉絲。這些意見領袖針對國際事件的發聲對國內、國際輿論的引導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看，熱衷於新媒體領域的學者仍是相當少的。學者受長期“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士大夫著書立説傳統觀念的影響，不願意更多地曝光在媒體的聚焦之下。學術界往往會非議那些經常上電視、在報紙發文的同行。這些學術文化特性壓抑了學者用新媒體的“追潮流”意識，最多隻是一些活躍學者在傳統紙媒，如《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報刊上發表一些觀點，使用新媒體（包括微博、頭條號等）是學者羣裏的極少數派。
更糟糕的是，目前網絡屏蔽技術先進，爬牆軟件失效頻繁，加之相關法律對使用爬牆軟件的限制，到海外開國際新媒體賬户的社科學者，如使用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賬號，在油管（Youtube）有視頻更新的中國學者更是少之又少，可謂鳳毛麟角。缺少必要國際渠道，中國學者的聲音難以接國際輿論的地氣，更難以傳出國門。
2.4 老齡專家較多，青年新秀較少
目前，在中國外交事務的輿論中表現活躍的人士主要集中在部分前高官、前大使、知名學者，這些專家經驗豐富，用詞老道，為中國輿論引導與爭奪對外話語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相比於近年來美國對華研究的智庫圈已基本完成更新換代的狀態，中國年輕學者崛起的速度顯得較慢。
比如，在美國，如包道格、蘭普頓、貝德等七八十歲的老牌專家正在漸漸退出歷史舞台的中央，如麥艾文 (Evan Medeiros)、韓梅妮 (Melanie Hart)、埃利·拉特納（Ely Ratner）等一批三四十歲的新生代正在成為對華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們甚至是主要機構或項目的負責人。拜登執政後，一些“70 後”“80 後”開始活躍於美國政壇和智庫界的一線位置。在歐洲、英國、俄羅斯，類似專家年輕化現象也在出現。
筆者簡要統計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國際研究實力最強勁的高校中以國際問題為主的研究機構負責人名單，會非常清晰地看到，領銜的學者年齡基本上仍以“50 後”“60 後”為主。“70 後”的領軍者不多，“80 後”的更是鳳毛麟角。類似老化的現象在部委官方智庫系統則更為嚴重。
坦率地講，年長的學者雖有其資歷、學識與經驗優勢，但對中國積極有為的大國外交政策的集體理解普遍過於保守，甚至存在一定誤差。比如，中國學界年齡層偏大的學者往往主張，中國應繼續“韜光養晦”。一些學者將“韜光養晦”片面理解為在國際事務上不必作為，認為中國主動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或捍衞本國主權與領土完整都是“冒進”。這種看法有一定邏輯，但也顯得缺乏統攬全局的新時代戰略思維。
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尤其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相對實力的加速發展，中美實力差距縮小，中國學者對國家發展的理解急切需要更多有鋭氣、有新意、敢打敢衝又有理有節、沒有歷史包袱的青年學者參與。
青年新秀未冒出來，有大環境的原因，如相比於 20 世紀 90 年代，目前中國體制內官僚系統已存在“趨老齡化”的普遍現象，40 歲以下“正處長”仍較少，研究機構中 30 多歲的院長、所長、主任更是容易給人“嘴邊無毛，辦事不牢”的感覺。另一方面，也與年輕人沒有機會近距離接近政策圈有關。年輕人很少受到邀請參加政策諮詢會，更很少受委託到海外發聲、開會，容易產生對國家政策理解不足、不深，有的甚至片面、錯誤理解了政策的後果。還有，學術界的“山頭主義”也在壓制年輕學者的成長。
2.5 宏大口號較多，科學理性較少
中國學者對外話語的引導力較弱，還與自身宏大口號多、科學理性的分析較少有關。從思想產品的慣性來看，“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文章過硬，肯定會有人傳閲。可惜的是，在外交理念與評論、傳播上，中國學者習慣於在領導指示之後“換着説”“變着説”。領導沒説過的話，能不説就不説；領導沒用過的詞，能不提就不提。“字字有出處，句句能溯源”，已經是多數資深國際關係學者們心中的外交評論潛規則。檢索中國知網，在篇名、關鍵詞、摘要中出現“理論”的文章共計 3,566,712 篇，是論述“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題論文總和的70倍。
這些“理論”主題涉及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思想政治教育等近 40 個領域。這裏不乏有極少數的優秀論文，但多數文章均在宏大口號的框架內空泛地議論，對現實的指導意義少之又少。
相比之下，從“大棋局”“軟實力”到“巧實力”“利益攸關方”到“G2”“中美國”“金磚國家”，歐美學者數十年來不斷地拋出一些新概念，並進行科學、理性、全面地論述，進而引領國際思想研究的話語權。更重要的是，如《大棋局》《文明的衝突》《歷史的終結》《論中國》等一批有故事、有思想、有説理的美國專家著作常被翻譯引進至中國，暢銷於市場，中國學者的論述被譯到美國市場且暢銷的，幾乎為零。中美之間的“知識逆差”“思想逆差”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更糟糕的是，相比於歐美國家，中國的學術討論與爭辯過少，對一些外交概念的公開討論尺度過窄，從另一個層面慫恿越來越多的學者偏好於討論一些大而空的問題。這些問題無關痛癢，相關論文卻又能有助於評得職稱，作者能獲得社會地位上升，何樂而不為呢？
3、中國智庫“國際失語”的背景及原因
新冠疫情加劇了中外輿論戰。面對當前外國尤其是美國政客、媒體對中國的集體抹黑、攻擊，中國需要更多有專業水平、熟悉國際表達方式、勇於在國際舞台發聲、能夠產生較大國際影響力、體現國家軟實力的社科學者。然而，中國發展太快，學者羣體的普遍能力、學術圈生態、研究機構運營理念的更新換代遠遠跟不上大國外交轉型、成為全球強國的速度，進而出現了學者支持與服務外交、外宣工作的巨大缺口。深入分析，會發現這種現象背後還有諸多制度設計與機制配套的原因。
3.1 “百萬大軍”的潛力未被挖掘
多數部委的主要政策研究司局可能都不太清楚，在中國還藴藏着多達約 100 萬人的社會科學研究隊伍。由於各個部委的工作都很重要，有的保密性很強，傾向於僅邀請少數熟悉的學者來參與諮詢服務工作。
目前的情況是，被外交部經常用的學者多集中在國際關係學界。籠統地估計，國際關係學界的研究隊伍約 1 萬人，但在外交部視野內的可能不過一兩百人，使用率約 1%~2%。如果按過去純粹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而論，這 1%~2% 使用率是綽綽有餘的。但現在，中國全方位開放，對外交流廣度、頻度與涉及領域遠超過去，不只是傳統的外交領域，還包括文化、經濟、社會、醫療、反恐、氣候變化、跨國犯罪、人口、海洋等。在這些專業、細緻的研究領域，外交部近年來已開始頻繁使用一些新的專家學者，但主要專家羣仍是多出自國際關係學界。換句話説，“百萬大軍”能夠被中國對外部門經常使用，且用之有效的比例可能不到萬分之一。
這就導致了學者服務外交事業、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所謂“旱的旱死，澇的澇死”現象。有的學者一年能夠被邀請上百次參與外交部各司局的會議與活動，幾乎隔一兩天就被不同的司局邀請；有的學者一年能夠被邀請赴二三十個國家宣講。反覆使用一小批學者，可能會更有效率、更順暢、更安全，但被邀請對象的思想貢獻容易枯竭，知識結構容易老化，實際效果將大打折扣。
更大範疇的學者羣因為不接觸外交、對外事務的諮詢信息，對政策敬而遠之，對外交實踐越來越缺乏興趣，自然就不會投入到各項外交事業中去了。在關鍵時候，別説為中國進行國際發聲，即使在國內輿論場上，有時都有可能會站在批評中國外交、中國發展的立場上。
坦率地講，在學術界，尤其是國際關係學界之外的絕大多數學者缺乏與外交部、外企、外媒、外事部門打交道的經驗，往往對外交的理解是“紙上談兵”“鍵盤外交”，或因為在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方面缺乏足夠的自信，啓動工作之初會達不到中國外事工作所需要的效果與功用。
但各個外事部門可以不斷嘗試擴大“學者朋友圈”，就會發現越來越多講好中國故事所需要的、能服務於外交、外事、外宣事業的學者新鮮血液。因此，相關對外事務部門如果能按專業、按領域、按能力地編織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庫，最大範圍地邀請儘可能多的學者參與外交、外事、外宣事業的諮詢與對外傳播工作中，逐漸培養更多新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什麼樣的區域，用什麼樣的區域研究學者；什麼專業，用什麼學科的學者。這樣，久而久之，既能幫助現有的一批經常被邀請的學者減負，也能最大化地擴大中國外事領域在國內的“學者朋友圈”，更能最大化外事領域的智力來源。
3.2 專家學者積極性未被充分調動
在學術界，常常會有人把學者為政府建言獻策的行為視為“不務正業”，甚至被認為是一種過於功利的舉動。教書育人、學術研究是學者自我定位的主流意識。發表學術論文，是學者能力的基本證明。至於是否能夠為政府服務，或為中國國家利益發聲，最多也是作為一名學者的增值產品，而不能成為主業。
中國高校缺乏鼓勵學者為政府積極建言、為外交服務發聲的深厚制度基礎。高校評定學者職稱、績效，最基礎的標準就是發表核心期刊的論文。學者最在乎的校內頭銜（如一級教授、二級教授）與校外頭銜的考核與評選體系中都沒有與外交諮詢服務、與國際發聲相關的指標。
在大學體系內，許多人都沒有認識到，一篇高質量的調研報告或內參，其撰寫過程所消耗的學者心血以及對社會、對國家的實際貢獻，絲毫不亞於一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在國際媒體上為中國外交發聲，為駐外使館的駐地工作做宣講，並不比一篇高質量學術論文的撰寫更容易。
然而，對服務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服務中國對外交往的認識，許多學者存在顧慮大體有兩種，一是“外交無小事”，非常敏感，千萬別捲入進去，那是外交官做的事，與學者無關，學者也沒有能力參與。萬一説不好，講不好，做不好，反而還為中國外交添麻煩。另一種較流行的説法是，出國宣講，是一種待遇。那是學校與學院領導的事情，自己多摻合，可能還會被人所非議。
換句話説，多數學者認為，對外事工作、對外傳播的貢獻，多做無益。做得好，概率較低，還會受非議，且對職稱評定、學術榮譽沒有任何幫助；做砸了，概率較高，不如不做。久而久之，學者根本就沒有為中國外交做貢獻的積極性。事實上，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者只有將個人科研興趣與國家需求有機結合起來，才能讓個人的價值有更強的體現。在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在應用性極強的國際關係、外交學領域，學者只有關注外交現實，才能建構出有實踐依據支撐的有效理論。理論上看，參與外交事業，包括對外發聲、參與各駐外使館的活動、參與外交諮詢會議，都應該在制度上被認定為與發表學術論文同樣重要的事情。所以，只有使服務於外交的事情，與學者的職稱晉升發生關聯，才能真正鼓勵、撬動更多的學者參與服務外交的大業中。
當然，社會科學“百萬大軍”裏有一些是外事水平不高、外語能力不強、知識理解力欠缺甚至還有國家忠誠度不足、價值觀立場有問題的學者，這些人無論怎麼激勵都不可能成為服務中國外交的人才。但如果有制度槓桿，挖掘、刺激學者服務中國外交的積極性，那麼，在學術圈、智庫圈就會形成更大的正能量，最低限度可減少學術圈對中國外交、外事、外宣的誤解，做得好則容易將國內知識精英轉化為中國外交、外事、外宣的強大國內支持力量。
3.3 配套保障機制有待完善
任何改革與事業轉型都需要有配套保障機制。中國學者對外發聲的不足，不只是源於個人能力、激勵制度等原因，也與配套保障機制的不足有很大關係。這主要分為幾個方面。
一是出國制度。目前學者們出國並不容易，尤其是帶一些頭銜、有一定級別的知名學者出國，仍受到天數、次數的限制。公務護照的審批非常複雜。平時護照交到所在機構，一事一申請，申請往往需要數週，填表、報批程序繁瑣，形式複雜，人還未出國，心就已經累了。比起歐美知名學者國際參會的頻率，中國學者肯定要小得多。
二是財務制度。被委託出國宣講，受到了各類嚴苛的財務制度限制，基本屬於“義務勞動”。而且高校的院長、教授一般只能坐經濟艙，但這些人員往往是宣講的主力。去周邊國家還好，到美國、拉美、非洲等國家和地區宣講往往就會讓身體欠佳、年齡偏大的專家苦不堪言。筆者多次經歷這樣的場景，陪同出訪的副司局級別的官員可能坐商務艙，但需要上前台宣講、辯論、對話的院長、知名教授卻只坐經濟艙。久而久之，大家心中頗有微詞。
三是交流制度。通過國際會議方式，將外國知名專家、駐華使節請到所在機構來交流，是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影響國際社會的重要途徑。但主辦國際會議的審批、對外交流的管理制度都相當嚴格，動輒就會踩到外交紅線。從“百萬大軍”日常顧慮看，能少碰外國人、外國使節、國際事務就少碰，能不舉行國際會議就別舉行。這樣的顧慮，肯定無益於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
四是項目制度。筆者所接觸的實際經驗看，外事形勢變化快，與外交相關的項目課題要求高，出訪任務急、時間長，投入項目工作的時間、精力往往是相同類型其他研究項目的 2~3 倍，但項目的經費往往是其他部委的 1/2、1/3 甚至更少。知名學者專家一般都是礙於情面承接，但經常外包給學生、青年學者草擬，久而久之，課題項目質量不一定會足夠好。此外，出國宣講的辛勞，也高度考驗學者的覺悟與奉獻精神。
五是人才制度。歐美國傢俱有國際話語權的智庫學者，一般都有在外事部門工作過的經歷，且職位都不算低。這段履歷使他們在發聲中更富有技巧性，在交往中更老練，在聲音傳播上更權威。相比之下，頻繁為中國外交發聲的專家，多是老大使，口徑與外交部差別不大；僅有學術履歷的中國學者，顯得不夠權威，沒有分量。在中國，像傅瑩大使那樣，既有足夠外交履歷，又在國際有自己的話語特點，且有影響力的智庫人士實在太少了。由此看，建立中國特色的“旋轉門”人才制度變得更加緊迫了。
3.4 專家學者思想上未能解決後顧之憂
學術界對政府服務的工作總體上不太熱衷，除了傳統的學術職業觀念、本身的能力與興趣、各項配套制度外，還與政府對待學者、目前輿論收緊的社會氛圍有關。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官員對學者服務政府工作的看法，還停留在“我用你是信得過你”“找你來開會是給你機會”等觀念誤區。近年來，各級官員怕犯錯的心態更影響了學者為中國對外發聲的慾望與想法。學者顧慮相當多。
一是怕説錯話。學者參加海外論壇，在國際媒體發表文章，肯定在內容、口徑與尺度上不可能與國內完全一致。此時，對“越線”的把握極度考驗學者本身的水平。一旦説過了，説冒了，即使海外效果是好的，但一旦傳到國內來，可能會產生不可測的影響。有可能的負面影響包括被所在單位批評，網民非議，被相關部委“掛號”盯上等等。
二是怕得罪官員。一些外交官會傾向於認為，中國學者在國外發聲與相關交流活動，就是代表中國。如果發聲內容與口徑差別太大，或者與官方的步調不一致，或者發聲中有一兩句批評的聲音，哪怕是小罵大幫忙，那都有可能是錯的。這樣邏輯下，學者就非常容易得罪一些官員。個別官員往往會通過一些方式給個別所謂“不聽話”“犯錯誤”的學者“穿小鞋”。
三是怕違反紀律。一些“聽話”的學者被授意發聲，往往過於拘於口徑。按此前的慣例，出了口徑的“圈”，則很有可能會違反紀律，甚至有泄密之嫌。在一些敏感領域，怕違反紀律的顧慮會更重。
四是怕沒分量。一些學者往往會覺得自己人微言輕，講了也沒有用，何必白費力氣。殊不知，即使他們在海外新媒體上以個人名義發一發聲，都可能是對中國外交的綿薄貢獻。
五是怕白費精力。對外發聲、對外交流要產生真正效果，是一項“細水長流”“潤物細無聲”的事情，但持續地做，往往會佔據學者大量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大、產出小，一些即使有餘力、有能力的學者也會傾向於國內講課、多接課題，而不是寫英文評論、到海外發聲。
六是怕國際制裁。如果一些中國學者對外發聲過於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容易被外國勢力如FBI、CIA 盯上，惹來不必要的麻煩，而有些麻煩又是官方解決不了的。比如，2019 年以來，約有 200 位中國學者的十年簽證被美國政府取消、數十名中國學者在入境美國時被FBI約談。在中外日益激烈的鬥爭中，衝得太靠前的學者，往往容易首先“挨槍子”。中國政府如何保護這些學者，鼓勵學者衝鋒陷陣，是一個重大的新課題。
4、對策建議
綜上所述，撬動社會科學“百萬大軍”服務中國外交事業，對外講好、講多中國故事，實際上是提升中國外交與國內社會配合程度的一次新考驗、新要求，也可以算作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於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4.1 全面整合中國社會科學學者“百萬大軍”資源
通過共建國別研究中心、特聘專家、區域研究顧問等諸多方式，短期內按國別、按領域，分門別類地將能夠講好中國故事的學者庫、顧問庫擴大到1萬人，尤其在國內敏感領域，篩選出更多、更優的學者參與到講好中國故事的隊伍中來。
目前許多部委都與各大高校、研究機構共建一些區域研究、專題研究基地或中心。比如，中宣部領銜 25 家高端智庫與若干家外宣重點智庫，每年給予不等金額的資助，還定期進行重大項目攻關，採取年度排位制，3 年不合格機構有被摘牌的風險。中國人民銀行領導下的中國金融學會、國務院參事室下屬分研究中心、商務部常聘專家等，雖然支持力度不一，但靈活度相對較高，可廣泛吸收更多的社會資源為講好中國故事所用。
對外發聲、講好中國故事，屬於“公共外交”範疇。美國國務院年度預算中，約25%經費用於“公共外交”。雖然特朗普執政以來削減了這項經費，但數目仍是數十億美元。近年來，中國相關外事部門也推出不少共建機構，但力度還遠遠跟不上大國外交的進程，對外發聲的隊伍建設更是不足。建議中國相關外事、外交、外宣部門委託相關研究機構，對過去 10 年來中國學者對外發聲情況進行整體的統計與梳理，瞭解學者對外發聲的真實情況，摸清那些有可能被外事部門遺漏掉的新人才，確立專家庫發展數量目標，各司其職，按兩三年一聘的方式邀請“專家”“顧問”，重新選拔一批人才。
更重要的是，通過洲際、國別及領域研究的分類，將目前的“百萬大軍”進行分門別類。相較而言，美國、歐洲、日本等大國研究的專家資源相對較豐富，但小國研究、區域研究、冷門領域研究遠遠不足，尤其是國內敏感領域如新疆、西藏、海洋法、人權、香港、環保、政治體制等，需要尋找足夠多的人為中國外交在海外發聲做充足的準備。
還有一個更大膽的建議，整合“百萬大軍”，不要忘記外國的友華力量。近年來，不少外國朋友在海外為中國説了許多好話，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英國原商業與政策署署長羅思義、新加坡駐聯合國原大使馬凱碩等，這些外國友人需要通過一定的梳理，整合進為中國發聲的“友軍”中。
4.2 培養青年生力軍，鬆綁退休外交官力量，建立“容錯”機制，打造“金牌外宣官”
建議可以選擇更多的知名智庫、大學研究機構作為重點合作單位，將一些有餘力、有能力的退休外交官推薦為高級研究員，為其出國講學、對外發聲鬆綁，壯大在高校界、智庫界的外交力量，讓資深外交官更多地與高校學者接觸，開展傳幫帶，發現與培養青年生力軍。
建議還可定期讓一些大學、智庫邀請駐外大使、部委司局負責人，就國內外輿論關注的重大外事議題進行線上直播，與網友、觀眾互動並答疑，從而打造中國外交的“重點內宣基地”，進而吸引與培養更多的青年人。
對於目前國內 40 歲左右的一批優秀的、善於對外傳播的教授，參照“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方式，以年度聘任制的方法，使用“諮詢專家”“特聘顧問”“參事”等頭銜，將其收納外交、外宣、外事部門麾下，以提升其對外發聲的權威度。
建議各大駐外使館以聘用制的方式，用“顧問”“高級訪問者”等頭銜，選拔一些國內青年學者到海外使館駐紮 1~2 年，將其成長為更優秀的區域研究人才。
建議可以採取“借調”“掛職”等方式，每年向各個高校選擇若干位 30~40 歲的年輕學者參與外事、外宣、外交的一線工作。經過嚴格培訓與工作鍛鍊後，再返回高校成為全職學者，這些人定能成為既理解外交語徑又有學術素養理論的優秀外宣學者。
此外，還可推動這批新鋭專家在各大新媒體平台開設公眾號，如微博、抖音、頭條、網易、B站等開設公號，並與這些新媒體平台合作，通過各類技術手段與數據算法，推廣這些專家。與此同時，繼續擴大目前外交部新聞司每逢大事就會積極向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電視台等傳統媒體平台推薦專家的制度，打造一批“金牌宣傳官”、專業講好中國故事的“學術網紅”，在國內外多層面形塑中國的正面國家形象。更重要的是，對於這些對外發聲須有更寬鬆的“容錯”機制。在各個部委內，須傳遞學者“言者無罪”的觀念。
即便那些被經常使用的專家，説錯了話，辦錯了事，儘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實上，採取相關頭銜兩年或三年一聘的方式將會是一種有效的辦法。在這個聘期內，可適當通過信任鼓勵、私下提醒等方式包容學者在外交領域的發聲。若實在是錯得離譜，則不續聘其相關的頭銜。
4.3 建立激勵機制和溝通渠道，建立學者與部委相互配合的機制，在重大事件、議題上形成合力、立體發聲
此舉旨在有計劃、成建制地培養一大批部裏想得起、信得過、用得上、在國內外有一定政策和學術影響力的務實型社科學者與智庫。
建議經常性地推動包括一些高官到國內各大智庫、研究機構調研、交流與發表演講。這種經常性的交流機制至少可以分為 3 種方式來進行。
一是頻繁內部吹風。建議可專門組織對接人員，或設置專門項目，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與有能力在海外發聲的知名學者舉行頻繁的吹風會。在翻譯、外聯、項目設置等方面，為知名學者提供幫助，不斷向海外媒體推送相關的學者文章，形成長期的效果。以筆者的經驗看，一些海外媒體是希望中國學者提供優質稿源的。
二是舉辦小型智庫交流會。建議可讓一些中高層領導增加拜訪研究機構的次數。讓受拜訪的機構組織一些特定領域的專家參與聆聽，提問交流，凝聚共識，幫助學者吃透中國外交、外事的核心理念、主張、意圖、政策，最大化地結交學者朋友。近年來，筆者所在的智庫曾幾次邀請數位部領導、司領導到院內內部講課，少則二三十人，多則五六十人，每次大家都相談甚歡，效果很好，受邀參加的學者均對中國部委諸領導敬佩有加，相關認識提升不少。類似的活動需要從部領導層面自上至下地推動，規定每個司局每季度至少一次到研究機構內部座談與交流，廣泛在國內建立“學者朋友圈”。
三是舉辦重大信息演講會。建議邀請一些重要領導在一些分量很足的話題上到國內各大智庫機構發表公開演講。試想王毅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到中國某家知名智庫發表公開演講，這家智庫一定不遺餘力在全球智庫圈內對外推廣與解讀，與其有聯繫的國內外同行也會重點關注。這樣的學術傳播其實更精準，也能最大化地提攜國內智庫的權威度。其他部領導在分管領域其實都可頻繁地到各大智庫去演講，一是摸底，二是提攜，三是助推其對外傳播能力。
建議也可在一些小細節上推介中國學者、智庫或圖書。如黨和國家領導人下飛機、參加公開國際活動不經意地隨手帶一本中國學者的書，某個適當的國際場合不經意地引述某中國學者的觀點與著作，某公開活動送外國友人一份某中國智庫報告等，都是對中國學者與智庫國際權威度的提攜。
高官的演講與提攜帶來的效果，不只是一時，還可能有長期的影響力與發散力。近年來，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前國務卿蓬佩奧均選擇在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等智庫發表中國研究主題及其他全球議題的演講，對白邦瑞等一批學者的提攜，使美國“對華攻擊”在全球輿論場上形成廣泛的立體式影響。
建議應給予中國學者一些與對外發聲、服務外交相關的獎項。一些部委頒發的“四個一批”“百千萬人才工程”“萬人計劃”等，都是對學者參與相關重大工作的激勵。建議可以在學術界、智庫界設立類似“年度公共外交貢獻獎”“國際交流萬人計劃”等，每年還可舉行大型頒獎儀式。可以從藉助一些論壇的場合將一些獎項頒給相關的學者，相信一定會在學術圈產生巨大的反響。
建議相關外事、外交、外宣部門可與教育部、相關高校協調或發函，相關獎項、對外有效發聲、受委託在國際媒體上撰寫對中國有利的文章，均應納入到學術考核的範疇之內。對社會科學界中為中國對外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人才應該給予重大激勵，在出國審批、財務支持上給予必要的便利。在國際研討會的舉辦審批與內容上，應該持有更包容的態度。目前一些國際學者對中國有微詞，建議發揚當年建立更廣泛統一戰線的思想，能請進來的外國學者，就是中國客人，即使他講了一些我們不願意聽的話，也應持有包容態度。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以包容見長，中國那麼大，批評幾句話，傷害不了中國，反而會讓對方對中國的開放度、包容度刮目相看。當然，基本的言論底線是應該有的，只是這個底線應該更低一些。相信長此以往，一定會扭轉學術界輕視對外服務的風氣，既能調動廣大學者的積極性，真正撬動他們積極為中國外交建言獻策，又能在全球層面上結交一大批“中國的新朋友”。
4.4 轉變思路，講好“中國故事”
調動“百萬大軍”對外發聲，講好中國故事，是一項相當艱鉅的時代使命，涉及到如何讓中國知識精英端正立場，重塑新時代中國成為全球大國後的個人世界觀、國際價值觀。在這方面，思想解放，尤其是轉變此前與國內外知識精英交往、與外界交往的思路，是非常關鍵的。
“百萬大軍”看似是知識與思想研究的前沿，但從改革開放的進程看，往往是政府先動，才有了知識精英的追隨。從這個角度看，重要外交、外宣、外事部門對待“百萬大軍”、如何用好“百萬大軍”的未來思路，直接決定了“百萬大軍”未來的前進方向、工作重心。這裏主要有 3 種轉變思路的建議。
一是認識到講好“中國故事”的重心是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對外發聲可不斷增加“中國共產黨員”的角色與作用。在西方媒體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妖魔化下，世界對“共產黨”一詞有相當深的偏見。其實，此“黨”非彼“黨”，中國共產黨的“黨”與美國共和黨、日本自民黨的“黨”不是一個概念。中共黨員不只是價值與利益羣體的歸屬，更是一種道德標準、責任要求，也是一種激勵力量。對此，可以在外交部頻繁舉行的“藍廳論壇”中，邀請各行各業優秀的黨員參與，從基層的小故事、小人物、小事件的角度，逐漸在國際輿論中對“中共”“黨員”脱敏感化，讓世界不再以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共產黨與中共黨員。建議也可推動更多的外國記者進入到中紀委、政法委等黨的機構採訪聯繫，改觀他們的印象。同樣，各部委黨委、各使館黨組織也可以在適當時候在對外的場合頻頻亮相。
二是認識到鼓勵“百萬大軍”講好“中國故事”是一項長期的事業，須建立激勵“百萬大軍”對外發聲的長設機制。講好中國故事，為外交事業對外發聲，不只是一場戰鬥，而是千千萬萬場戰鬥、戰役交織而成為“輿論持久戰”。重大事件時，每一天、每件事的發聲都像是一次次陣地的搶奪，而平時與學術界的溝通、激勵機制的構建就好比戰前的每日訓練。“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沒有後者的機構建設與長期互動，就好比平日練兵鬆鬆垮垮，不可能達到關鍵時期能派上場的效果。疫情期中國在國際輿論場的被動，發聲式微，再次倒逼我們需要從機制建設、平時互動的角度反思與重建“百萬大軍”為中國外交發聲的系統工程。正如中宣部、教育部都有對待各行業人才的“人才培養司”，對外交流、對外發聲也需要增設類似的機構，為更多人蔘與外交事業、對外發聲而專職服務與培養。
三是認識到鼓勵更多人講好“中國故事”是關乎中國全方位開放的大局，推動立體化發聲的佈局形成。過去 70 年，中國解決了捱打、捱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捱罵的問題。“捱罵之戰”的力挽狂瀾、反敗為勝，根本還是在像過去那樣，發動人民羣眾，打一場國際輿論戰上的“人民戰爭”。過去常講“外交無小事”，但是打好對外輿論戰的思路卻還得講求“外交無大事”，都是每天每夜的點滴積累，久久為功。激勵“百萬大軍”通過各種場合，尤其是國際場合的隻言片語、鮮活故事、個別場景、簡短視頻、舉手投足等各種方式，利用多媒體的平台，立體化發聲，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共黨員個體的故事，實際上就是為中國外交加分，就是為中國改善外部環境添磚加瓦。如果通過機制變革，撬動中國知識精英能更支持中國外交，在信息化時代，跨媒體、多渠道的立體式對外傳播，線上線下聯動結合，無異於一場中國全方位開放的知識與思想革命。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鼓勵，“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我們相信，只要在思路轉變、機制建設、人才培養、工具運用等方面不斷努力，哲學社會科學界“百萬大軍”一定能夠為中國外交、外事、外宣事業的下一步突飛猛進貢獻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