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羅簡斯基：為什麼美國智庫越來越不受尊重？我們心裏沒點數麼……

【文/馬修·羅簡斯基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那你是做什麼的呢？”在家庭聚會的餐桌上，挑起這個話題的人就是話題終結者，這種討嫌的人在華盛頓政治決策圈裏隨處可見。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專業的政策專家，或者説更糟糕的是，我們是在智庫工作的專家。這意味着，我們會穿着筆挺的西裝，在全國性媒體上就歐洲安全和核武器等複雜而又嚴肅的話題侃侃而談。和其他專家一樣，我們也把一排排的學歷證書掛在牆上，並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有一個高層朋友圈。

但當我們在和家人一起吃飯時，他們可並不真信這些東西會使我們有何真知灼見。我們的親戚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和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策有自己的看法。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名字後面有了頭銜或者我們在智庫佔個職位就能使我們選出更好的政策。其他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則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堂表親通常不會看着醫學博士的眼睛説：“你説的很有趣，但我對如何進行心臟手術有自己的看法。”

簡而言之，我們的家人愛我們，但他們討厭我們的工作。最糟糕的是我們理解他們的想法。畢竟，如果智庫專家對政策選擇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為什麼政策執行結果卻總是如此糟糕？即使華盛頓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但圍坐在餐桌旁的大多數家人憑直覺也知道，智庫行業並未能為國家做出貢獻。英國公司Cast From Clay最近發起的一項民調顯示，只有20%的美國人相信智庫，但我們可以作證，我們的家人並不在這20%以內。

如果連我們的近親都不相信我們，那我們是時候正視這樣一個事實了：智庫有一個嚴重的，也許還是一個罪有應得的聲譽問題。

美國智庫早已淪為遊説組織

為什麼會這樣？人們並不討厭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他們感謝緊急救援者——消防員、急救醫護人員，以及有點勉強地説，還有警察。他們非常尊重穿制服的軍人。千人一面的海量聯邦文職人員有些官僚作風，這可能會引起大眾反感，但當這個官僚體系不運作時，人們又會懷念它。美國人感激那些寄社保支票的人，感謝那些維持國家公園正常運作的人，感謝那些讓剃鬚刀片遠離牛奶盒的人。即使人們抱怨郵政服務或國税局，你也不會聽到他們説他們寧願自己送信，或者捧着錫杯到處找鄰居乞討。換言之，大多數政府部門履行的是普通人理解的必需職能，即使他們不喜歡這些職能。

與那些高尚的職業相比，一個與政府相鄰而居的精英智庫只會在首都組織自以為是的雞尾酒對話會，而其他美國人則對此不以為然。正如一位同事所説，智庫成員只會得到飛行常客獎勵計劃以及其它同行的尊重（由於疫情，現在連航空公司也不太尊重我們了。）出了這個閉塞的小圈子，公眾將政策專家視為華盛頓政治建制派的一部分，而這個龐大、多餘的建制派做的壞事甚至可能比好事還多。對許多美國人來説，智庫唯一明顯的用途就是在政客們展開無休無止的無謂黨派鬥爭時，向他們提供用來互相攻擊的棍棒。

在上個世紀，智庫被認為是一種能將科學原則和嚴謹規範引入政策制定過程的機制。像大學一樣，它們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積累知識，成為提供專業知識的中心和孕育潛在革命性思想的孵化器。各種各樣的智庫將相互挑戰，創造出一個競爭性的、甚至是對抗性的、但仍然是基於事實的政策審議過程，以開發政策理念。通過這一過程，真理或者至少是最佳做法將會脱穎而出。智庫會像知識風險投資人一樣，投資於那些最終可能擔任政府要職的人。

智庫的所有這些職能直到今日仍在不同程度上發揮着作用。但正如我們的家人似乎感覺到的那樣，現在已沒有一項智庫的職能可以真正反映出智庫的主要作用。事實上，智庫的商業模式已經在朝着令人不安的方向發展。隨着智庫行業的不斷擴大，以及智庫所處社會的兩極對立越來越嚴重，資金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智庫變成了遊説組織，或者換句話説，就是説客。政黨需要的是忠誠的宣傳者，而不是吹毛求疵、模稜兩可的學術跟班。潛在的捐贈者希望老練的神槍手們能在正確的時間將他們的政策子彈射向正確的目標。

《紐約時報》在2014-2017年進行的一系列調查顯示，智庫的商業模式令人不安地向出售准入權和影響力的方向漂移。對一些智庫來説，重點不再是產生新的想法或為審議過程提供信息，而是出售促進出資人利益的想法。這是一樁明目張膽的買賣，而且早就司空見慣了。過去30年來，隨着私營部門、富人、甚至外國政府求助於那些華盛頓的“旋轉門權力掮客”，以幫助他們在對自己重要的議題上購買影響力，華盛頓的遊説業務迎來了爆發期。資助者對智庫的生存和成功至關重要，但資助者也可以很容易地把錢投向別處，因此智庫面臨着很大的壓力，必須給資助者他們想要的東西。而且，一些資助者甚至越過了中間人，直接建立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專門智庫。

如果説追逐資金是問題的誘因，那麼華盛頓根深蒂固的部落性黨派政治文化和遍佈周邊的迴音室（譯註：回聲室效應是指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裏，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甚至誇張扭曲，令身處其中的多數人認為這些聲音就是事實的全部）就是引發問題的途徑。層出不窮的新媒體、社交媒體和徹頭徹尾的造謠污衊構成了一座叢林，而智庫則在這座叢林中為了控制信息而互相爭鬥。在荒野中，一個孤獨的聲音將隱沒無聞，因此政策專家們需要像政黨一樣組隊出擊。一些團體，如右派的傳統基金會和左派的美國進步中心，甚至明確設立了自己的遊説機構，以開展他們的宣傳工作，而如果智庫設立的是公共慈善機構，那就不會被允許從事此類的宣傳。

當一些機構無時無刻不在販賣影響力和搞遊説宣傳，而幾乎所有機構又都會在某一時刻從事這些活動時，那普通的民眾就不可能把誠實的智庫和不誠實的智庫區分開來。因此，政策圈就變成了一個大沼澤，在這個沼澤裏，影響力販子的胡説八道甚至能影響到最博學和最獨立的政策研究專家。這就是為什麼智庫存在一個形象問題。因為華盛頓存在一個遊説和派性的問題。我們必須解決好這個問題。

（觀察者網由冠羣節譯自美國《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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