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義華：1921，中國思想界在爭論什麼？
【文/姜義華】
1921：新文化運動修成正果
1921 年，我界定為新文化運動修成正果之年。
為什麼作了這樣一個界定？
新年伊始，1921 年1 月1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 卷第5 號上就發表了一篇李達所撰寫的《馬克思還原》，説明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義，明確指出：“馬克思社會主義是科學的”，“是革命的”，而“一，唯物史觀；二，資本集中説；三，資本主義崩壞説；四，剩餘價值説；五，階級鬥爭説”這五項，則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新年打響的這一炮，標誌着新文化運動已經修成它最重要的成果，這就是馬克思學説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始於1920 年。上海漁陽裏2 號，是原安徽都督柏文蔚在上海的一所私宅。陳獨秀1920 年4 月從北京輾轉來到上海，就居住在這裏。5 月，在這裏，他接待了俄共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專門討論建立中國共產黨問題。同月，他在這裏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組織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惲代英翻譯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李漢俊翻譯 《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當時書名作《馬格斯資本論入門》），作為建黨的理論準備。6月起，他在這裏和李達、李漢俊、陳望道、俞秀松、楊明齋、沈玄廬、沈雁冰等人多次會議，討論建立中國共產黨問題。毛澤東來到上海，也是在這裏會見了陳獨秀。隨後，於8 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62 頁）：8 月，“上海‘中國共產黨’成立。該組織擬定一個具體的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並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2016 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28、27 頁）確認“上海的組織一開始就叫中國共產黨，北京的組織則稱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上海漁陽裏2 號成為各地共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陳獨秀本人親自聯絡和推動或派人幫助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及留法、留日成員等地建立黨的組織。並於8 月20 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陳獨秀將《新青年》自8 卷1 號（9 月出版）起改組為黨所領導的機關刊物，讓李達、李漢俊、陳望道加入《新青年》編輯部。11 月，創辦《共產黨》月刊，作為黨的喉舌。1920年底，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南下廣州辦教育。他給北京同仁寫了封信，交代陳望道將接任主編《新青年》。根據陳獨秀的建議，1921 年伊始，開始積極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 年7 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成為毛澤東所説的“開天闢地的大事件”。
《新青年》編輯部舊址照
值得注意的是，正在組建中國共產黨的年輕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以《新青年》和《共產黨》這兩份刊物為中心，開始密切關注中國工人的生存狀況和中國的農民問題。1920 年5 月，《新青年》專門出版一期“勞動節紀念號”，發表了一組有關中國社會勞動狀況的調查報告，涉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蘇、長沙、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國工人集中的各個地區。這些調查報告，重點反映中國社會勞動階層的工作和生活狀況以及階級地位。
8 月，中國共產黨人委託江南造船廠工人發起組織上海機器工會，11 月正式成立。1921 年４月，《共產黨》月刊發表了《告中國的農民》，號召農民組織起來，依靠自己的力量，爭取翻身解放。9 月27 日，在浙江省蕭山縣衙前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第一個農民協會，兩三個月內，農民協會發展到蕭山、紹興兩縣的八十多個村莊，農協領導農民進行抗税減租鬥爭。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發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開始結合起來，成為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共產黨人努力下修成正果的又一重要標誌。
**從1920 年9 月開始的關於中國要不要選擇社會主義以及應當選擇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的爭論，1921 年仍在繼續。**研究系大將張東蓀從1920 年9 月起多次發表文章，稱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開發實業，增加富力；其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資本主義。隨後，梁啓超撰文支持。他們認為，中國經濟落後，大多數人民無知識，絕對不能建立勞動階級的國家，也不能建立共產黨，必須依靠“紳商階級”來發展資本主義。
1920 年12 月陳獨秀在《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中明確指出，要“使中國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廢除資本主義生產製採用社會主義生產製不可”，“此時我們中國不但有講社會主義的可能，而且有急於講社會主義的必要。”（《廣東羣報》1921 年1 月19 日）。李大釗也指出，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中國實業之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李大釗：《社會主義下之實業》，《曙光》第2 卷第2 號，1921 年3 月）。
**在這同時，中國共產黨人還同當時非常流行的無政府主義者進行了激烈的論爭。**無政府主義者鼓吹個人絕對自由和無政府狀態，反對一切國家和暴力革命，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陳獨秀在《新青年》第8 卷第4 號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長文，圍繞着革命的形式、國家的本質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等問題，逐一反駁無政府主義的論點。李達、李大釗和其他共產黨人在《新青年》和《先驅》《青年週刊》《覺悟》等報刊也紛紛發表文章，批判無政府主義。
這些論戰將新文化運動引進一個全新的方向。蔡和森認為《新青年》前期的民主與科學口號，“完全是代表美國的精神”，“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傾向社會主義以後，就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的思想了，宣傳社會主義了”（《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792 頁）。
《典藏》1921
東西方文化論戰的三顆碩果
東西方文化論戰，貫穿新文化運動始終，是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1921年，新文化運動修成的又一正果，就是在這一年，人們收穫了對東西文化重新進行審視的三顆碩果，三部代表性甚至可以稱作經典性的著作。這就是這部《典藏1921》所收錄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清代學術概論》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為什麼説這三部著作是新文化運動特別是東西方文化論戰的三顆碩果？這裏，對這三部作品做一個簡要的介紹和評價。
第一顆碩果是蔣方震的《歐洲文藝復興史》。
蔣方震，字百里，以軍事家著稱。在同時代軍人中，蔣方震可能又是一位最具文人或學者氣質者。1901 年，他東渡日本留學。1903 年2 月，參與創辦《浙江潮》，發表《國魂篇》《民族主義論》等長篇論文，期間結識梁啓超，執弟子禮。1918 年至1919 年，隨梁啓超赴歐洲考察，歸國後主持“讀書俱樂部”“共學社”等團體，成為新文化運動自具特色的一翼。1920 年9 月，梁啓超與蔡元培、汪大燮等人發起成立講學社，蔣方震出任講學社總幹事，負責接待英國哲學家羅素、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講學，並擔任研究系最有影響的刊物《改造》雜誌的主編。1921 年，他與鄭振鐸、茅盾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3 年，還與胡適等人一起創辦新月社。所以，對於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其中各派的觀點，他有相當敏鋭和深度的瞭解。他所撰寫的這部《歐洲文藝復興史》，正是試圖對新文化運動中常常爭論不休的一些重大問題做出回答。
蔣方震（1882-1938）
這部《歐洲文藝復興史》的撰寫，直接緣於蔣方震和梁啓超等人結伴歐遊。1918 年11 月梁啓超決定以私人資格去歐洲做一次詳細的考察，他爭取到中國出席巴黎和會會外顧問的資格，由大總統徐世昌提供6 萬經費，又從朋友處募集了4 萬。陪同梁啓超赴歐的，有蔣方震、張君勱、徐新六、丁文江等人。他們以巴黎為大本營，從1918 年12 月底到1920 年3 月，用一年多時間考察了英、法、德、比利時、意大利、荷蘭、瑞士等主要歐洲國家，會見各國政治家、外交家、社會名流，拜訪過柏格森、倭伊鏗等著名學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社會經濟蕭條、物資匱乏、政治動盪的嚴峻現實，使梁啓超深受刺激，撰成《歐遊心影錄》，記述了他在歐洲所見所聞以及他心路變遷的歷程。他看到西方文化的進化論、功利主義、強權崇拜導致歐洲軍國主義思潮氾濫；近代以來，科學在西方世界日漸昌明，創造了豐富無比的物質財富，人們越來越相信科學，以為科學無所不能。科學取代了其他的一切思想、學説，尤其是哲學和宗教。世界大戰的爆發，粉碎了這一“科學萬能之夢”。梁啓超寫道：
“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着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總算成功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到幸福，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拼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哪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到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
梁啓超反過來重新觀察中國文化，認為西方文明總把理想與實際分為兩樣，唯心唯物，各走極端，科學與宗教信仰也如同水火，而中國文化則“求理想與實用一致”，如孔子的“儘性贊化”“自強不息”，老子的“各歸其根”，墨子的“上同於天”，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是“出世法和現世法並行不悖”。他認為，中國文化的這種取向，有助於西方文明的自我調適。因此，他向中國青年一代大聲疾呼：
“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
蔣方震在陪梁啓超考察戰後歐洲時，對西歐文藝復興留下的成就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在法國，蔣方震、梁啓超等請巴黎大學圖書館主任給他們講述西歐文藝復興史，蔣方震還做了筆記。梁啓超説，他們一行歐遊中，蔣方震常昌言於同伴：“吾此行將求曙光。”他人時常戲問他：“曙光已得乎？” 他總十分認真地回答：“未也。”如是者數四。及將歸，復有詰者，蔣方震一本正經地答道：“得之矣。”至於所看到的究竟是什麼曙光，他則未嘗言明。
佛家有云：“疑乃覺悟之機。小疑則小悟, 大疑則大悟, 不疑則不悟。”蔣方震是帶着“大疑”而去，經過實地仔細考察和苦苦追尋、思考和研究，終獲“大悟”。他所最為關注的問題，是歐洲這兩三百年來突飛猛進的發展，文化的動力究竟是什麼？他發現，不瞭解歐洲的文藝復興歷史，就不可能找到正確答案。在這一點上，他和梁啓超旨趣很不一樣。
回國以後，蔣方震就開始着手撰寫《歐洲文藝復興史》。他從歐洲帶回一批相關書籍，又在國內努力蒐集各種文字的有關資料。1920 年7 月2 日，他寫信給梁啓超説:“文藝復興已成一半，蒐集材料甚苦，近得德文書數種，大有助，先生處有日文佛蘭西文學史( 玄黃社發行者已有)，懇檢數種寄下。”正是這種嚴謹的治學精神，使這一部著作具有很強的學術性。
蔣方震在該書《導言》中指出，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人類精神界的一聲春雷，它直接產生了以下兩大結果: 一是人的發現，二是世界的發現。
所謂人的發現，就是人類自覺。在歐洲中世紀神權時代，人與世界之間，間之以神; 而人與神之間，又間之以教會。文藝復興，使人與世界直接交涉。宗教改革，使人與神直接進行交往。人，並非神之罪人，尤非教會之奴隸。人有耳目，不能絕聰明; 人有頭腦，不能絕思想; 人有良心，不能絕判斷。這就是以人文主義打破神權主義。
蔣方震所看到的曙光，首先就是文藝復興確立了人的中心地位，以人性代替了神性，以世間的財富、藝術，愛情、享受代替了禁慾主義，讓人們相信人自身的創造力，而不再祈求神賜予力量。
所謂世界的發現，就是不再像中世紀教會那樣以現世之快樂為魔，而能夠直面自然世界，將大自然作為人所研究的對象。中古宗教教義，以地球為中心，凡有不同的見解，就斥為異端邪説。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説，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這些世界之奇蹟，啓發人們的好奇心，使得舊教義之蔽智塞聰者，無以自存。
蔣方震認為，文藝復興運動，意大利的但丁(1265-1321)為開山祖，而以英國的莎士比亞(1564-1616) 集其大成，成為西洋文學的最高峯。文藝復興，其根本精神實發生於個性之自由，其最高潮為法國大革命。
蔣方震同時指出，文藝復興之弊，即為現世享樂物質，個人主義大盛，而怪僻、驕奢、殘忍、陰險等惡德相隨而來。
蔣方震特別強調指出，研究歐洲文藝復興史對於中國説來，具有特殊的必要性。這是因為“以中國今日之地位言，則社會蟬蜕之情狀實與當時歐洲有無數共同之點”。他認為，最明顯的有兩點，一是“新理性借復古之潮流，而方向日見其開展”，二是舊社會妨礙個性發展的組織日見瓦解，人們發揚獨立之精神，實與歐洲文藝復興聲氣相求。“察往以知來，視人以律已，則可知文化運動之來源有所自，而現狀紛紜之不可見且不足悲也。”
蔣方震的著作於1920 年12 月初完稿後，請梁啓超作序。梁啓超欣然應允。蔣方震書中曾提到，清代漢學特別是經今文學的興起和歐洲文藝復興有相似之處，説“漢學以尊古相標榜，其末流則尊諸子於經傳，而近世首發攻擊舊學之矢者，實為導源於今文派。”這一論點激起梁啓超極大興趣，他就對蔣方震説：“文藝復興者，由復古得解放也。果爾，吾前清一代，亦庶類之。吾試言吾國之文藝復興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蔣方震當然無異議。梁啓超即本此意動筆，下筆竟不能自休，十五天時間寫成洋洋五六萬字，篇幅幾乎與蔣方震的著作相當。梁啓超自稱，天下固無此序體，不得已宣告獨立，另成一書，這就是《清代學術概論》，只得另外寫了一篇序言，説明蔣方震撰寫此書原委，高度評價此書為“極有價值之作，述而有創作精神”。
1921 年，《歐洲文藝復興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我國人士所撰寫的第一本系統介紹歐洲文藝復興歷史的專門著作。該書出版後，極受廣大讀者的歡迎，一年多時間就印了三次。著名學者張其昀在六十多年以後，仍稱讚《歐洲文藝復興史》“網羅宏富，條理詳密，斷制謹嚴，至今尚未見其比者，這是非常令人感激與深刻懷念的。”
東西方文化論戰1921年的第二顆碩果，就是梁啓超的這部《清代學術概論》。
《清代學術概論》原題為《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蜕變》，完稿之後曾在《改造》雜誌上連載，稍後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在此之前，論清代學術演變的著述已經不少。對清代學術作全面回顧與概括者，是章太炎《訄書》中的《清儒》一文。章太炎認為，清初顧炎武、閻若璩等人考訂音韻、辨偽古書，奠定了清代學術的規模，但直到乾嘉時期形成的吳、皖二派，清代學術才趨於成熟完善。
吳派代表人物為惠棟，其學術特點是“好博而尊聞”。惠氏在其著作中廣泛蒐羅漢人經説，加以排比羅列，而很少發表己見。除六經外，還兼及史集，涉獵很廣。惠棟的弟子有江聲、餘蕭客等，著名學者王鳴盛、錢大昕也受其影響。
皖派始於戴震，其學術特點是“綜形名、任裁斷”，實事求是，在訓詁考證的基礎上闡發自己的觀點。戴震在鄉里時，即有金榜、程瑤田、凌延堪等人與其論學，後執教於京師時，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皆從其問學。而弟子中最知名的有段玉裁、王念孫，二人的《説文》和《廣雅》研究達到當時的最高水平。
除去吳、皖二派外，《清儒》還對浙東學派萬斯大、萬斯同兄弟以及邵晉涵、全祖望、章學誠的史學，黃式三、黃以周父子的禮學，善治文辭而輕視經術的桐城派，以及常州今文學派作了分析和評價，認為常州今文學派宗《公羊春秋》、齊《詩》和伏生所傳《今文尚書》，而以《公羊春秋》為主。他們立意奇特，文辭華麗，與樸學家質樸的學風迥然有異，而受到文士的歡迎。常州今文學始於與戴震同時的莊存與，後經劉逢祿、宋翔鳳，至道光時魏源、龔自珍、邵懿辰，影響日廣。
章太炎評價經古文學家“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故對經今文學家以經術明治亂、以陰陽斷人事多所非議，但大體而言，他對清代學術發展歷程的總覽還是符合實際的。
《清代學術概論》其實並沒有對清代所有這些學術流派作全面介紹與分析。他説：“有清一代學術，可紀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為‘考證學’，在後半期為‘今文學’……本篇所記述，以此兩潮流為主，其他則附庸耳。”重點就在考證學與今文學這兩大潮流如何形成與發展，所以，原定書名《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蜕變》可能倒更為確切。
為和歐洲文藝復興歷史相呼應，梁啓超對清代思想界的蜕變作了一個總的概括：“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
按照這一框架，《清代學術概論》將清代前半期考證學或考據學的發展，視為第一步與第二步之解放，而將經今文學的興起視為第三步、第四步之解放。敍述前兩步之解放，較多利用了前人研究成果，而敍述第三步、第四步之解放，特別是敍述康有為作為中心帶領梁啓超一道推動經今文學運動的歷史時，則幾乎全部為梁啓超所獨創。
由於將清代二百多年考證學與經今文學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梁啓超在敍述考證學與今文學的眾多學人所取得的成就時，強調就是因為這些學人具有和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學人同樣的“科學的研究精神”，顧炎武以來許多學者所追求的經世致用，以及乾嘉漢學家經常提及的“實事求是”，都體現了這種精神。而在“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時，梁啓超則反覆説明正是因為沒有始終堅持這種科學的研究精神。
我以為，這一部著作最為可貴之處，就在於梁啓超以科學的研究精神，對康有為和他本人所推動的經今文學運動的是非得失做了較為系統的敍述和有相當深度的檢討。我以為，他的這種自我批判精神，有力地提升了《清代學術概論》這部著作的學術價值。
康有為在晚清經今文學運動中的地位，梁啓超給他的定位是“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康有為嚴劃經古今文分野，以為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都是劉歆所偽造。於是正統派所尊崇所仰賴的學術依據，諸如許慎、鄭玄等東漢古文學術，在康有為筆下皆成了偽史成了偽書。梁啓超認為，由此，康有為將以復古求革新的文藝啓蒙運動發揮到了極致，繞開東漢，回到西漢，既宗奉董仲舒張揚的《公羊》學，又從董仲舒的啓示倡孔子改制，以為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託，而先秦諸子亦無不以託古改製為基本手法。這是對乾嘉漢學正統派的顛覆，是對莊存與等常州學派以及廖平之學的張揚，一瞬間確實驚世駭俗，但正如梁啓超所説，這一套學説，也未能擺脱“中國思想之痼疾”，即“好為依傍”與“名實混淆”。
梁啓超很直白地指出，這和康有為本人有密切關係：“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尤其是欲仿效歐洲宗教改革，圖謀在中國建立孔教，完全脱離中國實際。這完全違背了“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的科學精神。
梁啓超回顧自己早年曾協助康有為撰寫《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檢討自己“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有為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並明確宣佈：“啓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屢起而駁康之建孔教、祀天配孔諸義。應當説，梁啓超在這裏所進行的自我批判和對乃師康有為的批判，方才是文藝復興精神的真正體現。
**東西方文化論戰的第三顆碩果，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本書初版於1921 年，後曾多次重版，並被譯為英、法、日等十多種文字。一百年來，對這一部著作，肯定者，否定者，稱許者，駁斥者，詮釋者，引申者，過百盈千。所以，對於本書，無需多費口舌，加以介紹。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就是梁漱溟介入東西方文化論戰時，知識基礎和其他學人有着很大差異。1916 年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研究佛學的成果《究元決疑論》，引起蔡元培的注意，被聘為北京大學專講印度哲學的特約講師。所以，他對印度文化有較多心得。
梁漱溟（1893—1988）
他又出身儒林世家，父親梁濟1918 年殉清自盡，儒家文化傳統極為強烈的影響力更深深震撼了梁漱溟。因此，他能夠跳出東西方文化二元對立這一思維模式，通過西方、中國、印度這三大文明的比較，對這三種文化做出迥異於他人的新的解讀。
梁漱溟以“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為題做了一個系列講演。他看到，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其實形成於彼此非常不同的環境，有着彼此非常不同的人生路向，形成了非常不同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追求。他認為，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的，人們單純地認知到我在，他們所建立的是一個“小我”，是與物相對立的我；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的，人們所建立的是“大我”，不是“分別我執”的我，而是“俱生我執”的我，不關注物之間的分別，追求的是人與物交融為一體；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的，是“我”與“物”的完全消弭。這三種不同的生活，決定了這三種文化不同的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條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環境的路向；“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
梁漱溟對於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的分析和概括，都具有明顯的侷限性、片面性，但是這些問題並不能掩蓋他視野的開闊和觀察的深刻。他所説的三種文化，實際上是三種文明，這些文明各有自己產生與生長的路徑，各有自己的是非得失。他力主每一種文明都要善於吸取其他文明之所長，補自己文明之所短，但都不能丟掉自身的主體地位。這也許就是這部著作的真正價值之所在。
波提切利 《春》
白話文落地生根的實錄
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是新文化運動又一重要目標，是這一文化運動影響最為廣泛也最為實際的部分。1921 年，是白話文運動的豐收之年，它的標誌性成果，就是《典藏1921》所選擇的由朱麟公編定的《國語問題討論集》，和郭沫若的詩集《女神》。
《國語問題討論集》收文47 篇, 文章的作者有周銘三、朱希祖、胡適、黎錦熙、蔡元培、勞澤人、洪北平、張士一、易作霖、陸基、陸費逵、王藴山、陸殿揚、何仲英、吳研因等，比較完整地反映了白話文如何真正落地生根；《女神》則標誌着白話詩已經正式登上素稱詩詞大國的中國詩壇。
胡適是白話文的積極提倡者，他説，白話文就是“我手寫我口”。一旦付諸實踐，嚴重的問題就產生了。中國幅員廣闊，各地方日常所使用的方言彼此差異很大，僅漢語方言，就可分別為十種：官話、晉語、吳語、徽語、贛語、湘語、閩語、粵語、平話和客家話，使用官話的人口最多，但細分至少有東北官話、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八種，而在各地方言中，又有許多方言，除本地人外，屬於同一方言系統的外地人也很難聽懂，比如同是吳語的浙江温州話、蘇州話，同是閩語的閩東語、閩南語、潮州話、雷州話等等。
“我手寫我口”，許多地方口音用通常的文字很難寫出來，寫出來以後除本地人以外別人也無法看懂。自從秦始皇實行“書同文”以來，書面語成為國家統一語言、統一文化的重要載體，這些書面語都有確定的標準讀音，不能隨便更易，**現在，如果人人都像胡適所説的那樣“我手寫我口”，都按照人們日常所使用的方言書寫，國家的統一語言乃至統一文化就完全可能因此而瓦解。**從更深的層次去分析，“我手寫我口”，是要將以象形文字為本位的漢語改變為“去漢字化”的西方語言的聲音中心主義，和清末以來一些學者所發動的漢字“拉丁化”運動有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之效。這是不瞭解漢語言文字自身發展的特點與規律的表現，在實踐中也根本行不通。
白話文運動的真正價值，是結束文言文在書面語中的統治地位，讓人們通行的口語經過規範化的提升進入書面語，進而取代已經脱離實際的文言文，而它的前提，則是確認漢語統一的文字，漢字統一的讀音，並在此基礎上，將這些成果轉化為學校教育的教材，轉化為學校教育的實踐，以使替代了文言文而成為新的標準書面語的白話文得到普及。
熱播劇《覺醒年代》中，胡適論文言文與白話文。
朱麟公將1920、1921 年間報刊雜誌上所發表的近50 篇國語教育文章彙編為《國語問題討論集》, 依照國語國音、國語文法、國語教材、國語教學以及國語統一五個專題分類編排, 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眾多著名學者為使白話文真正落地生根，各抒己見，進行激烈爭論而逐漸取得共識的情況，成為一份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的實錄。
從這份實錄中可以看出，國語國音是當時爭論最為激烈的問題。
1913 年召開的“讀音統一會”，通過投票方式初次確定了法定讀音即“國音”。這時所確定的“國音”，並沒有以某種現有方言為基準，而是以各地代表一人一票、投票選定的一種“混合音”，南方方言中獨有的入聲、尖團音等均包含在這套“國音”系統中，它實際上是一種由各地方言雜糅而成的混合音系統。既然實際上並不存在以這種“國音”為母語的人羣，這一“國音”系統也就沒有得到實際運用。
1918 年，教育部公佈了1913 年審定的“國音”以及標註這種“國音”的注音字母；1920 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學“國文”課為“國語”課，規定小學一二年級必須教授注音字母與“國音”，“國語”課內容不再是原先的文言文，而改為語體文。因為1913 年審定的“國音”系統自身的不完善，在教學與普及過程中，帶來許多混亂，以至許多教師和學生只能用方言或“土音”來朗讀語體文。這就引發了“京音”與“國音”的激烈爭論。
論爭首先由南京高等師範英文科主任張士一挑起，他發表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的《國語統一問題》，批評了到此為止的國語統一思路和方案，認為“以國音讀語體文”的國語統一方法是錯誤和違反語言學規律的，應該先從口語統一入手，統一口語的方式，不應採取混雜語的方式，適合作為“國語”推廣標準的，就是“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語”。與張士一相對立，陸基、黎錦熙等人則認為，流行面最廣的“官話”，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國家內部不同方言區之間溝通交流的工具，已經具有了國語基礎標準的資格。爭論的最終結果，是大家同意根據“北京音系”制定“新國音”。1921 年６月出版《教育部公佈校改國音字典》，國音標準正式頒行全國。
關於國語文法、國語教材、國語教學以及國語統一等問題的討論，都足以表明，白話文真正落實與普及，是一項異常宏大的系統工程。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立足中國語言、文字和中國文化的實際，以非常嚴謹的科學態度，不斷探索，不斷總結，通過自由爭鳴，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持續不斷地加以努力。
《國語問題討論集》的編者朱麟公，江蘇常熟人，生平不詳，只知他除去編選了這部“討論集”外，還於1922 年出版了《新式言文貫通法》（上海廣益書局），1923 年出版了《言文對照古文精華》四卷（上海廣益書局），1924 年與沈味之一道編了《初等作文修辭法》上、下冊，1933 年出版言文對照《評註古文觀止》（學海書局），1935 年與汪馥泉以“光華大學中國語文學會”名義出版《中國語文學研究》（中華書局）, 是知他有相當好的古文基礎，也有相當好的白話文修養，所以，《國語問題討論集》的編選具有相當高的水準。
至於郭沫若的《女神》一書，評論者已經無法計數，這裏根本不需要做專門介紹。這部詩集，收錄作者從1919 年到1921 年之間的主要詩作，連同序詩共57 篇，多為詩人留學日本時所作。這些詩篇完全衝破了傳統五言七言詩體、詞譜曲譜的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詩節、詩行長短無定，韻律無固定格式，創造了一種雄渾奔放的自由詩體。其中代表詩篇有《鳳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爐中煤》《日出》《筆立山頭展望》《地球，我的母親！》《天狗》《晨安》《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成為新詩革命先行和紀念碑式作品。
**將這部作品編入《典藏1921》，我還想突出補充説明一下《女神》一書在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運動中的地位。新文化運動產生的第一部白話詩集是1920 年出版的胡適的《嘗試集》，郭沫若的《女神》被評價為“對漢語新詩詩意生成的語言邏輯結構‘影響’最大的詩集”。**由於詩歌這一文學體裁具有一系列獨特的要求，從《詩經》《離騷》開始，詩詞曲賦，都追求運用自然、生動、優美而又十分精煉、精準、凝練的語言文字，描繪情景，抒發感情，表達思想，藉由賦、比、興，奉之以美，動之以情，喻之以理，會之以心，成為中國語言文字中的精華、精粹。讀者對詩詞曲賦的審美、共鳴、理解與認同，經常離不開立意、境界、格律、體裁等久已養成的習慣。無韻、無格律、無詩體的白話詩，如何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語言文字所固有的詩性與審美屬性，這是一個異常艱難的歷史性課題，説實在話，胡適的《嘗試集》沒有完成，郭沫若的《女神》也同樣沒有完成。白話文運動要真正穩固地佔領這一領域，確實還有待時日。
太平洋會議: 中國國民外交的先聲
《典藏1921》所選錄的第六部著作是《太平洋會議與中美俄同盟》，作者陳震異，時為北京中國大學法科教授，原日本早稻田大學政學士。該書1921 年9 月由北京大學新知書社出版印行。
太平洋會議， 即1921 年11 月至1922 年2 月舉行的華盛頓會議，這是由歐美列強為調整海軍力量對比和重新劃分遠東、太平洋地區勢力範圍而倡議召開的國際會議，或稱“九國會議”。參加國有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和中國。
1921 年7 月12 日，美國駐華代辦芮德克根據國務院指示非正式探詢中國對會議的態度。7 月18 日，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顏惠慶答覆芮德克，表明“樂願參與”。8 月11 日，美國總統哈定正式向英、法、日、中等8 國發出邀請。8 月16 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接受邀請，此前8 月11 日，外交部已經成立太平洋會議籌備處，專辦有關中國參加太平洋會議的若干籌備事宜。
據8 月23 日公佈的《太平洋會議籌備處章程》的規定，該處由外交總長專任籌備事宜，該處的職權是：草議、審查、翻譯和徵求各機關提案説帖；與各報館接洽關於太平洋會議事項；赴會代表團的組織事項；彙集帶赴會議各項提案材料。陳震異此書即寫於此時，所以，他在書末特別註明“民國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午後四時半脱稿”，明顯這是為了給北洋政府提供一項建議。
華盛頓會議其實是1919 年巴黎和會的延伸和繼續。在席捲全國的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的巨大壓力下，北洋政府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山東問題等等也因此懸而未決。華盛頓會議將要舉行的消息，引發中國各界密切關注，被普遍視為這是遏制日本霸權的一個大好機會。由於有了“五四”運動的成功經驗，一場規模宏大的國民外交運動蓬蓬勃勃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地方迅速開展起來。
北京最先行動。7 月21 日，北京總商會、教育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率先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太平洋問題研究委員會，要求政府公開外交，接受民間關於太平洋問題的意見。8 月16 日，蔣夢麟、馬敍倫、王世傑、燕樹棠等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合會成立了太平洋問題研究會，致力於從學術方面研究太平洋問題，及發表關於太平洋各問題之意見。一時間，太平洋問題討論會、太平洋問題商榷會、太平洋會議中國後援同志會等五六十個團體紛紛成立。
9 月20 日，這些團體舉行聯席會議，成立北京各團體國民外交聯合會，並決定發起全國國民外交聯合大會。上海這期間也成立了太平洋會議協會、太平洋外交商榷會等一批團體。上海太平洋商榷會系由52 團體共同組成。11 月11 日，來自北京、上海以及山東、四川、江蘇、浙江、湖北、福建、陝西、吉林、黑龍江等十七省三百餘名代表在上海舉行全國國民外交大會，代表各地商會、教育會、學生會、農會、工會及為太平洋會議成立的專門團體。大會要求取消1915 年5 月25日之中日條約及換文，無條件地將青島及一切屬於該地之權利、膠濟鐵路管理權交還中國，列強未經中國同意所訂關於中國之一切條約，均作無效。
除了組織國民外交團體、廣造輿論外，各地團體還派遣國民外交代表赴美，就近向中國政府代表團提出建議，監督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活動，接觸其他國家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代表，表達中國人民的意願和訴求, 使國民外交運動對會議的進程產生更為直接的影響。
陳震異的《太平洋會議與中美俄同盟》，可以説是一份急就章，但也可稱得上發了這場國民外交運動的先聲。為了對抗日英同盟，他提出建立中美俄同盟的構想。他認為，中俄兩國，地大物博，而且正在紛亂之中，最容易受到那些侵略他人的國家尤其是日本的蹂躪。如果中俄一致聯合，攻守同盟，用以對抗同一的敵人，那就不怕他作威作福了。美國為對抗日英同盟這一新的神聖同盟，也可藉中俄以壯聲勢。為此，他主張必須勸誘美國邀請俄國參加華盛頓會議，還建議修築亞美聯絡鐵路，作為中美俄三國同盟的連鎖。
陳震異所提出的建立中美俄同盟以對抗日本圖謀稱霸東亞的構想，似乎是異想天開，當時，誰也沒有預料到二十年後這一構想竟然一度變成現實。
1937 年3 月，毛澤東在會見史沫特萊時就説過：“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在擊破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中，這一聯合戰線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就表明，在國民外交運動中，同樣需要一些宏大的、長遠的戰略思維，儘管這些構想還很粗糙，還很不成熟，仍然值得我們關注。
熱播劇《覺醒年代》劇照
陳震異曾擔任立法院編譯主任。還譯述有日本堀江歸一所著的《銀行論》，由馬寅初作序，商務印書館1923 年4月出版；撰寫有《警捐與市政》，1924 年自行出版；撰寫有《提倡國貨論》，上海太平洋書店1927年4月出版；撰寫有《二五附税與財政計劃》，民大印刷部1927 年出版；撰寫有《選舉之理論與實際》，南京書店193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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