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葉：抗戰時期美國新聞檔案中的延安形象
【文/朱葉】
在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戰中，中國戰場主要有三股力量在作戰：日本軍隊、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
不同於正面戰場，中國共產黨在敵後進行的廣泛戰鬥，支撐了正面戰場的抗戰，卻很少得到國內外新聞界的報道。這一方面是由於分散的游擊戰不如大型戰役引人注意，另一方面則是受到國民黨和日軍的雙重封鎖，外人很難進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無法瞭解那裏的真實情況。
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關於中國共產黨敵後根據地零星的報道。1936年，著名美國記者斯諾撰寫著作《西行漫記》，拉開了西方記者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延安抗日根據地情況的序幕。此後，這一類的報道陸續增加，但數量有限。
國民黨執行對共產黨抗日敵後根據地嚴格的新聞封鎖，導致西方輿論一直對延安充滿疑問和好奇。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國共衝突成為美國政府的關注重點。
中國共產黨日益增長的抗戰力量讓美國政府更加迫切希望瞭解抗日敵後根據地的真實狀況。隨着抗戰的進程，羅斯福對中國政府的內外政策走向感到不滿。1944年，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軍隊的失敗，加深了美國政府對中國戰場局勢的憂慮。於是，羅斯福總統決定向延安派駐軍事觀察組，實地考察中國共產黨抗日武裝的組織結構與戰鬥力、根據地老百姓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力度。
同時，羅斯福希望能在延安和中國共產黨合作設立氣象站為美國空軍提供氣象預測。軍事觀察組成員到延安後，向華盛頓發回了上百篇關於延安的報告，包括對延安社會風貌的描述，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採訪，以及對延安地區根據地建設的觀察。
這些新聞報道和報告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檔案記錄，不僅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各方面基本形象，同時，觀察組的報告還得出了“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的結論。
1938年版的《西行漫記》
一、抗戰爆發後美國新聞報道中展現的延安形象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日軍在中國的各種戰爭暴行被國際媒體報道出來，在美國引發了公眾強烈的同情和關注。中國軍隊的英勇抗戰事蹟更是多次登上了《時代》週刊。
根據1937年美國的民意調查顯示，這一年度美國人最關心的事件排名第二的就是中日戰爭。美國公眾的同情更是明顯傾向中國。根據調查顯示，美國人不僅對於日本發動這場侵略戰爭感到震驚，對於戰爭的暴行更是感到憤怒，對於中國的同情率從1937年8月的43%上升到了1939年的74%。
但是，國民黨一直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實施嚴格的新聞封鎖政策，不允許報道八路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相關情況。西方記者中首先衝破新聞封鎖的是著名作家和記者埃德加•斯諾。
在抗戰爆發前一年，斯諾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冒險進入陝甘寧邊區（即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採訪，於1936年寫成《紅星照耀中國》，生動翔實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各項建設和成就。這一著作在1937年出版後，立即引起西方輿論界的極大興趣。
1937年10月11日，《時代》週刊在海外視角欄目中，第一次大篇幅報道中日戰爭最新狀況，表達對於中日戰爭進程的擔憂，指出“軍事觀察家們甚至感覺到蔣的失敗和撤退是故意為之”。報道還配發了十餘張戰場圖片，並在地圖中對於戰爭的交戰區域進行了詳細講解。
緊隨這篇報道之後，《時代》週刊首次介紹了延安八路軍抗戰情況。報道中將中國共產黨介紹為“真正牽動人心的X因素”，“與國民黨軍隊戰鬥長達十年的軍隊”，在國家危難之前，願意“效忠於蔣，只要蔣能夠堅持抗戰立場”。文中還配發了1936年冬西安事變後拍攝的共產黨軍隊的照片，並指出：在東北淪陷以後，仍然有大概一萬多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進發東三省及華北區域，堅持抗戰。
其中，對於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介紹最為豐富。在長達三頁的報道中，出現了十七張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日常照片，包括官兵的學習、軍事訓練、生活用餐、歌詠比賽和籃球、乒乓球等體育娛樂場景。每一張照片下面都有文字介紹，展示延安的八路軍官兵的嚴謹紀律，在惡劣的地理環境中的樂觀精神，和對抗戰充滿必勝的信念。該刊還刊出了毛澤東與朱德與官兵們在一起的照片，他倆神態自如，和藹親切。還有一組軍政大學中的兒童學習照，兒童們與官兵們在同一窯洞中席地而坐，手拿報紙和書籍專注閲讀。
此後，關於共產黨的零散報道陸續出現在《時代》週刊上。1938年《時代》週刊的一篇文章寫道：“蔣介石的一些最精良的部隊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游擊隊破壞鐵路線，偷襲日軍，護送軍需品，消滅小股日軍”，“共產黨的軍隊抓住一切有利機會，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
《紐約時報》還刊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的系列報道：1938年8月，專門發文介紹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情況。1943年刊登《來自人民的呼聲——中國共產黨》一文，報道了八路軍在敵後根據地所進行的一部分游擊戰情況。
全國各地的愛國志士和抗日青年冒着生命危險，衝破敵人重重封鎖，奔赴延安尋求救國真理和道路（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八路軍第一個隨軍外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完成了《中國的戰歌》一書。該書出版以後，《時代》週刊立即發表書評，引起很大反響，被《紐約時報》全文轉載。該書詳細地介紹了史沫特萊跟隨八路軍征戰的見聞，並對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素養和領袖品質給予了極高的讚譽。
經過《時代》週刊的宣傳，在美國引起了很大反響，有更多的聲音要求對延安進行報道。《時代》週刊開始關注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的情況，《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一書中描述朱德是“中國第一號的游擊隊戰士”。時代集團旗下的另外一本雜誌《財富》也讚揚中國共產黨，稱“謙虛、笑眯眯的朱德和他的游擊隊是”“一羣難以想象的高效率的人”。
美國記者等對邊區所見所聞的報道，引發外界希望更多地瞭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游擊戰情況的呼聲。羅斯福總統的衞隊長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在擔任駐華武官後，成為第一個深入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並曾跟隨中國共產黨游擊隊行軍作戰的美國軍官。1940年，他在紐約出版著作《中國的雙星》，高度讚揚八路軍在敵後抗戰中艱苦卓絕的鬥爭。
1941年3月16日，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納爾遜給美國國務卿寫信，附上了在延安曾經工作過的美國醫生、曾經到達過延安的軍官等人寫的報告。報告認為，延安已經是“中國最為高效的政治組織”，八路軍是“為了人民和中國的利益”，“無限忠誠”的戰鬥隊伍。對這些報告，納爾遜感慨：“雖然我認為延安的外交政策依然受到一些蘇聯的影響，但是他們所做的一切工作和犧牲精神讓我肅然起敬。”
還有一些到達了敵後根據地的西方人也開始寫下自己的見聞。1942年5月，美國花旗銀行分行經理霍爾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從北平到達晉察冀根據地，並在根據地停留了整整六個月。霍爾在隨後給美國使館的報告中強調，自己在去根據地前，對中國共產黨並不瞭解。但是“任何沒有來過敵後根據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認識到日本侵略者對這裏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難”，而“華北地區人民做出的真誠愛國主義的努力和延安以南地區比比皆是的（抗日）惰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二、1944年美軍延安觀察組對延安的調查與報告
（一）美軍觀察組到延安訪問調查的背景
隨着抗日戰爭的推進，越來越多美軍高級將領迫切希望更多瞭解八路軍抗日行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邊區情況。1943年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根據日本相關報道和斯坦因等人刊發的新聞中的數據，撰寫了一份分析報告。報告指出：“顯而易見日本人在華北遭遇到了嚴重的損失”，“儘管他們在偽軍，一千架機關槍，四台坦克的幫助下”，“進行了殘酷的掃蕩作戰”，但是在“這些地區的”戰鬥報告中，“共產黨的遊擊作戰”成效值得“特別注意”。
同一時期，美國諸多的飛行員在與日軍空戰中跳傘，得到八路軍及民眾的努力救援，他們也帶回來一些和國民黨新聞報道迥異的故事。他們談到，中國共產黨軍隊“並非飢腸轆轆或者組織渙散”，“而是相反，在保衞自己的村莊，抗擊強大到足以在正規戰線攻佔一個個城市的敵軍”。他們證實，他們看到 “中國軍隊在堅守地盤，而不是節節後退”。
1943年9月，蔣介石決定，要千方百計打消美國人把中國共產黨列入抗日夥伴的想法。蔣介石甚至預料到，美國政府會在1943年12月舉辦的開羅會議提出中國問題。於是，蔣介石在和羅斯福的談話中提到中國共產黨。羅斯福對他的兒子（Elliot）談到本次談話時説，“蔣介石試圖讓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根本沒有抗日。然而，我們知道這並非如此”。對蔣介石話語的懷疑，堅定了羅斯福要派觀察組前往延安進行社會考察和觀察中國共產黨軍事力量的決心。
1944年1月15日，深得羅斯福信任的外交官約翰•戴維斯在給羅斯福的電報中提出希望向中國共產黨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派遣觀察組。他在信中寫道：“自從我們派遣正式的美國軍事觀察組前往共產黨人的地區，已經是六年前了。自那以後，我們所獲得的關於一切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報告都來自於二手資料，而非正式報告。”但是“中國共產黨在日本最大的軍事和工業基地附近有軍事作戰指揮基地”，“他們可能是蔣介石國民政府最大的挑戰”，同時他們還説過“非常歡迎我們觀察組的到來”。
與此同時，英國人試圖收復東南亞殖民地的戰略構想促使戴維斯向白宮建議，將美國的戰略中心轉移到中國。而這就要求美國必須要接觸和了解華北地區最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中國共產黨。戴維斯的信給了羅斯福更多的信心。1944年2月2日，他在寫給蔣介石的密函中寫道：“為了我們共同的軍事目標日本”，為了能“從空中和海戰中”，“贏得最終的勝利”，我們需要了解“華北更多的軍事情報”，因此，派遣觀察組前往“華北和陝西等地”變得“十分迫切”。
1944年7月，在華盛頓的壓力之下，國民政府允許美國軍事觀察組和隨行的中外記者團先後到達延安進行報道。中國共產黨對考察團的到來極其重視。考察團到來前，毛澤東給董必武發電報，詳細描述了延安機場的設施，並提出“關於飛機場一般情況及降落時應注意事件，望若飛與他們詳談一次”，不僅如此，他還在《解放日報》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中，加上“戰友們”三個字，將觀察組到達延安定義為“抗戰開始以來激動人心的事件”，並認為“他們對英、美、蘇的新聞報道有利於我們”，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爭取一切抗日力量的極大重視。
毛澤東、朱德和包瑞德在延安
（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開展的調查工作
觀察組到達延安前，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不要特別招待”，“不當看客對待”，吃飯和住宿與延安方面“同樣”。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在啓程前談道：“我感覺此次任務很重大，要做到與中國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列出的考察項目主要是：
共產黨軍隊力量、組成、駐地及其裝備；共產黨軍隊戰鬥序列；共產黨軍隊作戰情況；共產黨軍隊統治地區之介紹；共產黨軍官之全部名單；共產黨在戰區情報之使用法；轟炸目標之情報；關於美空軍轟炸效果之情報；華北氣象的觀察和報道；華北道路和交通；華北日軍機場及防空設備；日軍戰鬥序列；日軍空軍戰鬥序列；偽軍戰鬥序列；日軍作戰情況；經濟情報和海軍情報。
其目的主要是瞭解日軍空軍陸軍力量及其位置，通過會見日軍俘虜，研究所有繳獲的日軍文件，訪問中國研究日軍戰鬥序列之人員。參與觀察組的第一批美方人員共計18人，名單如下：
中外記者團的記者在延安停留了兩個月，進行了一系列訪談。而美軍觀察組的工作更加複雜，根據這些安排，美軍觀察組召開會議，聽取八路軍將領情況介紹；召開關於通訊、飛行員救護、政治工作與民兵游擊隊、海軍情報、爆破等方面的專業座談會；開展實地參觀考察；參加聯歡活動等各項活動。
中共中央對記者團和觀察組的工作給予全力支持，認為“觀察和訪問”不能當作“普通的行動，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統一戰線的開始”，“國際統戰工作，將可能給我們以更大的發展”。記者團和觀察組在延安都得到了極大的採訪和觀察空間，包瑞德剛到達延安第一週就寫下報告説：“觀察組工作進展雖然不快，但是總體令人滿意，尤其是中國共產黨軍政官員盡其所能給予配合”。
（三）美國新聞界與美軍駐延安觀察組考察報告展示的延安形象
經過一系列的工作後，從1944年7月開始，記者團和觀察組成員寫了大量的報道和報告，從多個方面描述了他們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展示全面而真實的延安形象。
1.對延安社會狀況的描述
到達延安後，白修德詳細描繪了對延安的第一印象：“延安市區裏面有四萬多人，其中一萬一千是陝西本地人”，“其餘是首腦和心臟，中國共產黨中心機器各部局與其他各行動機構的人物”。“一切事物都圍繞着兩房屋，那裏面是軍隊的總部和黨的總部。軍隊總部隱藏在山腳下一個清明美麗的花園中，用泥和灰色的磚所造成的一些建築物”。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駐中國的記者福爾曼介紹説，雖然“古老的延安城被日本人炸燬了”，但是“並沒有能夠趕跑共產黨的政府和人民”，他們“搬到延安山谷”，這個“窯洞城市可以防禦敵機的轟炸”。
在斯坦因的筆下，延安則更加具有文藝氣息，他寫道：“延安看來安靜樸素，與其説像中國共產主義的軍政中心，不如説是像中世紀學院的校園”，“千年古塔閃耀在狹窄的三條河谷會合的山岩上，高大金黃”，“一排排陡峭的山峯，或是長着綠油油的小麥小米，閃耀着”。
對於延安的政治環境，斯坦因寫道：“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調查，要到哪裏就去到哪裏，要和誰談話就和誰談話。沒有不准問的問題。”習慣了國民黨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的斯坦因，對此反而感到有點不適應，因為“共產黨人不急於宣傳”，牆上的畫“很明顯不是為了我們才掛起來的”。“共產黨中央是一個安靜而繁忙的地方，在這裏，幾百個負責人員的工作和私生活似乎已經融合在一種踏實的自發的熱情的開路先鋒的氣氛中了。”
相比之下，美軍觀察組成員更多地關注到延安的高效、整潔，熱火朝天的生產面貌。謝偉思在報告中寫道：“這裏的人民、精神風貌和氛圍是完全不同的”，“生活雖然簡單卻非常積極昂揚”，百姓之中充滿了一種“民主而親密”的樂觀氛圍。雖然“因為國民黨對根據地的封鎖，棉花、糖、火柴和米都非常短缺”，但是延安“大生產運動的成效是讓人注目的”，不管是百姓的“聚會”，還是“學校都能夠做到自給自足”，不僅百姓積極參加生產運動，而且連“學生和士兵都要參加”。
包瑞德的報告則更多地關注了延安的效率，每一位“士兵都在高效地執行命令”，“八路軍的領袖坦陳八路軍雖然缺乏武器、藥品”，但是卻對“對日作戰充滿了信心”。觀察組到達延安才一個月，就發現延安通信器材和藥品的缺少最為突出，但是“一旦解決了通信器材的問題”，就可以立即“建立起以延安為中心的作戰情報基地”，從而更好地進行合作對日作戰。
2.對延安軍民關係的評價
白修德則把延安的民眾形容為“一小塊黃土中的人民，是共產黨抗日戰爭中的眼睛、耳朵、神經和觸角”。與此時國民黨疲軟無力的抗戰相比，白修德寫道：“共產黨軍隊能夠統帥兩到三萬有訓練的戰士在一個區域裏單獨行動。在這些抗敵力量的後面，還有着農民擁護的基礎，他們散佈在日本交通線的後面和周圍，佈滿整個華中和華北。”
每週六晚上在黨中央總部大會堂舉辦的舞會，最讓外國記者和軍官們興奮。在優美的旋律中，“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會跳起舞步”，“葉劍英還會帶來他三歲的女兒妞妞”，連“孤零零駐守在山區裏的美軍觀察組前哨士兵也在受邀之列”。
為了表示對觀察組的歡迎，林彪、葉劍英等領導人和普通的百姓、士兵一起伴隨着《進軍佐治亞》《揚基歌》“旋轉搖擺”，在“被踏平的泥地”上跳起舞來。在戴維斯看來，這些舞會就像是自己家鄉的“教堂聯誼會”一樣親切。顯然，“活躍而自然的延安的氣氛和愉快熱烈的實幹的八路軍軍人似乎把美國軍官和士兵都迷住了”。
延安民主的氛圍讓斯坦因非常驚訝，“延安政治舞台的後台是大的羣眾集會、秧歌”。“穿着普通士兵的沒有徽章的藍棉軍服的人，和似乎素不相識的老百姓聊天，被介紹給我們時，原來是有名的軍隊指揮官”。這樣小小的延安，如何與當時半個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爭勝呢？斯坦因在報道中寫道，重慶“越來越鬆懈，厭戰，冗員過多”，而延安的共產黨則“真正知道如何利用普通老百姓的心和手”。
除了記者們的報道，謝偉思的回憶錄裏面記載了更多觀察組成員的日常見聞。巴格里奧中尉多次提及軍民團結的景象，卡斯伯格少校也證實：“我看見戰士行軍走過，村民們上前送給他們吃的當禮物，玉米、水果、餑餑等。”而軍官和大學教授也“並沒有什麼特權”，我們多次看到“我們的鄰居大學教授在自己的窯洞外進行勞作和修理工作”。
美國軍事訪問團在延安參加勞動
3.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評價
美軍觀察組的報告還系統整理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總體印象，指出：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年僅23歲”的政黨，他們的領導人首先是“年輕”“充滿活力”，同時，他們的“行動敏捷”“充滿智慧”“思慮周詳”。他們對自己的信仰充滿了“熱情、忠誠和決心”。
面對艱苦的作戰，他們充滿“堅強的決心和耐心”和“犧牲精神”，並擁有毋庸置疑的“個人魅力”。在工作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自律嚴謹”，也有“靈活的工作方法和民主的工作態度”。這是一個“高效而強大”的組織，他們“運轉嚴密”，並充分具備“團隊合作精神”，成員內部“坦率而真誠”。謝偉思總結道，這是一羣“成熟而充滿實踐能力的領導人”，他們“有崇高的信仰”，“強大的執行能力”和“為信仰犧牲的精神”，可以“毫無疑問地讓美國人表達對他們的欽佩”。
記者團成員對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描寫，更加具體生動。斯坦因寫道，毛澤東“穿着寬大外衣，高大，和善”，“深思而精確”，“特殊有力的前額，和透視一切極端集中的眼睛和眼神，以及成熟人格所表現的心境的安泰和清明，表明他是一個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領袖”。
朱德將軍“身體寬厚，雖然已經五十八歲，還是非常強壯，他的話很少，聰明，條理清晰深刻，令人愉快的面容為軍隊人民所敬愛，因為他和善的微笑使得每一個人都愉快”。賀龍將軍“士氣十足又很風趣”，周恩來則是“直率而坦誠”，“充滿魅力”。
對於毛澤東在民眾中的地位，白修德尤其印象深刻。他説，毛澤東受到了民眾真誠的愛戴，一部分是由於他不可匹敵的知識上的傑出，也由於在過去二十年的革命中，毛澤東的理論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成就”。
謝偉思和毛澤東曾進行過一次長達八小時的會談。事後，他在報告中對毛澤東的坦誠和樂觀精神表達了讚美，並在報告中強調要重新評估中國共產黨軍事實力的重要性。因為，雖然缺乏裝備，但是“八路軍獲得了百姓的支持”，並且“能真正和日本人戰鬥”。
《紐約時報》記者愛潑斯坦對朱德進行了專門的採訪。在採訪中，朱德講述了八路軍在敵後作戰的艱苦條件和邊區一直缺乏的物資，同時也講述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方針，使得中國共產黨的作戰“靈活而充分的獲得了百姓的支持”，“如果可以和美國空軍協同作戰，美國空軍協助運輸物資和提供空中火力支持”，八路軍則有信心打贏這場艱苦的對日作戰。
4.對中國共產黨軍隊素養與戰鬥力的評價
觀察中國共產黨軍隊的作戰素養與戰鬥力，是美軍觀察組的重要工作。在他們提交的報告中指出：“雖然中國共產黨非常缺乏武器”，但是“他們在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所做的工作是讓人驚訝的成功”，中國共產黨的游擊隊“實現了相當的軍事影響力”，很大程度“把日軍牽制在了華北一帶”。在“過去七年的抗戰裏”，八路軍的作戰是“中國戰場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向八路軍提供軍事援助不僅“可以幫助國民黨軍隊共同實現對日作戰”，還因為“八路軍的軍隊才是真正願意對日作戰的部隊”，而“國民黨部隊所獲得的援助幾乎可以供他們開啓內戰了”。
除了對共產黨軍隊的高效和組織嚴密再三地表達讚歎與驚奇，白修德還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1944年10月與彭德懷的訪談。彭德懷在訪談中回顧了過去20年的紅軍生涯，知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區域原來的中共根據地的步槍和其他武器的埋藏地點，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術。
尤其讓白修德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彭德懷指出：“我們可以幫助乘飛機降落在中國華北的任何美國人，可以斷開黃河以北任何鐵路，而且需要多久就可以斷開多久。”百團大戰的成功震撼了全世界，彭德懷告訴白修德，如果美國選擇與共產黨合作，“我們可以保證提供100萬正規軍，外加民兵，在降落地點提供接應支援”。如此高效而讓人震撼的軍事組織能力，白修德不由得感嘆：“以我個人，一個美國記者來説，我是希望接受與共產黨結盟的。”
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的作戰方式，白修德也作了具體描述，“共產黨的正規軍，通常以一個連或者四五百人的支隊出發活動，他們基本的武裝是從日本軍隊和那些只在特殊環境中才作戰的軍隊那裏獲得的”，而“農民自己已經提高了地雷戰術到一個高度的水平”，“農民自己用黑硝和本地信管制成”手榴彈進行戰鬥，“日軍的一切動作和車輛行動，都逃不脱農民的注意和報告”。
這種軍民一體的合作無間方式讓他大為讚歎，“山上有一些長杆上有毛，遠遠看去像金雀枝”，當哨兵看到日軍動作的時候，“長杆就倒下來”，“婦女和兒童就隱蔽到山裏隧道中去”，而“每一個村莊就動員到了如此的地步”。
卡斯伯格少校則對中國共產黨情報網的效率感到驚訝，“我們要打一座炮樓，事先就知道敵人的準確人數”，“很多時候甚至連敵人姓什麼叫什麼都知道”。包瑞德也一再地在報告中提到在延安收集到的“情報數量是超乎估計的”，“急需在延安建立電台情報網”。
對於中國共產黨游擊隊的實力，謝偉思説，“中國共產黨游擊隊對於地區的控制是驚人的”，他們有“高效的指揮”和“機動的士兵”，對敵後根據地的影響是“巨大的”。
共產黨軍隊的紀律性和清廉，更是讓美國人嘖嘖稱奇。一個美國軍官驚訝地向斯坦因説，“他們怎麼還不像那邊（重慶）的人一樣的向我們要東西呢”，延安也“沒有人託往返印度、重慶和延安之間的美國飛機駕駛員從邊區以外的地方為他們自己或者家屬帶什麼東西”，“他們從來不提他們個人的困難”。他們感嘆道，“這邊和那邊多麼不一樣啊”。
為了在延安建立一個方便收發電報的電台，觀察組組長包瑞德曾寫信向周恩來説，希望由觀察組提供電台所需材料：“觀察組一切組員知悉貴方人員無一人曾向我方要求任何物品，此點予我人以極佳之印象”，“此純系應吾人之請所制者”。
斯坦因在報道中還寫到，中國共產黨的戰績是中國共產黨特質的象徵，瞭解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品質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進步的改革制度使得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中國任何政體都從未贏得過的人民大眾的積極擁護，而且不止於此，人民已經開始把新民主主義制度看成他們自己的制度了。
延安的魅力，影響了到訪的每個人。《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也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顧問，中外記者參觀團組建之初，武道被選中成為成員。由於他在國民黨政府內的官方身份，加上和宋美齡關係密切，所以記者團別的記者都紛紛抗議，擔心武道有礙記者團對延安新聞報道的客觀性。
武道到達延安之後還去了晉察冀根據地，親眼看到了中國共產黨與日本人作戰的現場。在武道對於朱德的專訪之中，朱德談到了八路軍物資的匱乏，但是“八路軍依然遠遠比胡宗南等人能更加高效地執行命令，並且執行胡宗南、閻錫山等人不願意去做的對日艱苦作戰”，“八路軍沒有得到蘇聯任何對華援助的物資”，也“相當缺乏機關槍甚至子彈”，但是中國共產黨所帶領的敵後根據地作戰，大大牽制了日本人的武裝力量，對於“盟軍在太平洋戰爭中予以了很大幫助”。
蔣介石與宋美齡
對於八路軍士兵單兵作戰能力的觀察也是美軍觀察組的重點關注目標，當在演習中看到八路軍普通士兵手榴彈可以投中75碼外的目標的時候，美軍的軍官不由得“臉發起光來”。從延安回重慶之後，武道還專門寫了一份駁斥國民黨散佈的有關中國共產黨遊而不擊謠言的報道，題目為《我從陝北迴來》，發表在《大美晚報》上。
福爾曼對八路軍的作戰能力有着實際體會，在“跟隨八路軍在敵後共同作戰兩個月之後”，我所見到的一切證明了共產黨的戰鬥成果敍述“並無誇大”，他們的進攻“受到武器和環境的限制”，“華北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濟南和青島，在開戰不久就被敵人佔領，現在正處在八路軍直接而經常的威脅之下”，“日本人只能死守在碉堡裏”，八路軍“只缺乏收復這些城市的武器”。
1944年12月，程子華將美軍觀察組的一部分報告和電文翻譯後，提交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報告讚揚八路軍為了配合美國空軍工作的氣象觀測工作卓有成效，不僅“使遠離基地之許多我方失事航空人員獲救生還”，還有力地加強了和美軍的合作，協助美國空軍“繼續對共同敵人日本作戰”。程子華特別説明：美軍觀察組來延安後，“總觀對我印象，皆極良好。我之艱苦奮鬥、自力更生、軍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無不欽佩讚揚”。
5.對中國共產黨未來政治地位的展望
在對延安長時間、多角度的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戰地報道團與美軍觀察組就國共兩黨進行了比較對照，得出了他們的看法。謝偉思在發回華盛頓的報告中做了高度概括：
“在長城和揚子江之間，中國共產黨已經強大得可以指望在戰後至少能控制華北。中國共產黨不僅可能保持揚子江流域目前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若干部分，並且有可能保持華中華南的新地區。
“共產黨已經經歷了十年的內戰和七年的抗日戰爭。他們經歷了不只是國民黨軍隊所承受的更大的壓力，並且也經歷了蔣介石的嚴密封鎖。
“他們生存下來並且壯大了。具有這種顯著的生氣和力量的原因，是簡單而基本的，是羣眾的支持和羣眾的參加。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積極的廣大人民所支持的政府和軍隊。
“蔣委員長依靠他垂頭喪氣的部隊，腐朽不堪的官僚主義機構，枯燥無味的政治道德格言和他所能糾集的使得他膽戰心驚的外國援助。他不會取得勝利的，對他來説，共產黨人已經太強大了。”
謝偉思在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提到：“國民黨一心擔憂共產黨日益強大，擔心他們會贏得人民的普遍擁護，而國民黨由於自己的本質，是不可能爭取到這種擁護的”，“我們應該繼續對中國共產黨人表示關切”。謝偉思還分析道：“八路軍是一支政治部隊，他們的思想工作、羣眾工作及經濟政策，以及儘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時改善窮人生活為主導。”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敵後打游擊戰，用毛澤東的話説，“離不開全國人民的總動員”。
而剛剛到達延安的斯坦因在日記中寫道：“陪我們到達延安的嚮導離開的時候，心境很壞”，“他們知道我們對於看到聽到的都有好印象。其中兩個坦白地對我承認，蔣委員長允許我們到延安來，是一大錯誤，假若他以為我們在邊區長期居住會使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作戰努力只是欺騙的話，那錯誤就更大了”。
全程訪談與觀察的“中國通”外交官**戴維斯就明確提出，“美國不應該繼續錯誤地一廂情願地支持，中國的四大家族正在帶領中國誤入歧途”。“我們必須立即對中國共產黨日益壯大的力量”，“調整我們的外交政策”。而八路軍的“國際聲譽正在變大”，他們的“根據地正在擴大”，同時“顯而易見地獲得了民眾的支持”。**用觀察組成員克羅裏少校的話説，延安提供了“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敵後軍事情報來源”。
美國戰略情報局構想了如何與八路軍進行軍事上的合作，情報局的保羅上校在1945年3月26日寫道：“如果迪克西使團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們至少需要同時有一百多個美國人在華北開展活動。”就在批准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的同時，國民黨部隊正在日本發動的“一號作戰”的攻勢下潰不成軍。而軍事觀察員們不斷髮回的報告則明確指出八路軍“隊伍整齊、紀律嚴明、工作熱心、領導有方”，必須更加“現實地調整我們與蔣介石政府的關係”。
三、歷史敍事後的思考
美國輿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新聞報道，特別是1944年中外記者團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系統報道和調查報告，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中美關係史的一個重大事件，更是中國共產黨黨史的一個重大事件。
上述歷史事實表明，美國的新聞報道和美軍觀察組的報告，當時對中國共產黨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首先，美國的新聞報道和美軍觀察組的報告，打破了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新聞封鎖，讓全國人民、美國人民知曉：在中國，除了國民政府以外，還有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在西北、華北等地，同日本侵略者在進行着殊死的抵抗。
其次，美國的新聞報道和美軍觀察組的報告，向美國人民特別是美國政府提供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樞——延安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更讓美國政府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清廉、朝氣與國民黨的腐敗與墮落形成的鮮明對比。
最後，美國的新聞報道和美軍觀察組的報告，讓美國認識到，“中國是美國忽視的絕好戰機，如果美國不趕快抓住這個機會，那麼它就會稍縱即逝”。美國政府開始關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戰場所做出的貢獻。美國政府確認：中國共產黨積極參與了抗戰，得到了中國民眾的支持。
觀察組的報告發回華盛頓後，引起羅斯福政府內部討論，逐漸展示出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新的中國圖景，促成了美國政府此後對華政策的調整。1944年底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訪問延安，後又親自陪同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就是重要例證。
系統檢閲美國的新聞報道和美軍觀察組的報告，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習近平在中美元首會晤談話中指出，“中美關係正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之際，深入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美國的外交與合作實踐，充分感知認識中國共產黨堅守的獨立自主、平等合作精神，對於今後開展對美外交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啓示和借鑑價值。
抗日戰爭時期美國對延安的新聞報道，特別是1944年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報告，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中美關係史研究中國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長期以來，史學界已經持續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學術成果。但是，既有的研究存在的不足，在於沒有充分有效地利用美國現存的外交檔案，現在研究所用的資料多為外國記者著作的中文譯本。為了深入推進這方面的研究，認真翻譯、利用、檢閲英文新聞報道資料和美國政府的外交檔案，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就是在這方面探索的初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