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里克•比頓：擁有兩個祖先，給今天的希臘人帶來了什麼？-羅德里克·比頓
【文/羅德里克•比頓】
希臘人是誰？是什麼樣的共同經歷和集體記憶、追求和成就，塑造了今天世界上的1000多萬希臘人？這些人大多生活在位於歐洲東南角的兩個歐盟成員國——希臘和塞浦路斯。當然，凡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大陸，都有希臘族生活的社區，這些社區被稱為“希臘流散區”。
過去，誰是希臘人？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歐思想家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3000-2000年前，歐洲這個東南角落孕育了燦爛的文明，在文學、哲學、政治和科學等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文藝復興以後，學者和旅行家開始重新審視這個文明。
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今天我們對“歐洲”或“西方”文化的界定，包括對藝術、科學、社會科學和政治的界定，都建立在古代希臘文明締造者所奠定的基礎上，而那些締造者正是“希臘人”。
2004年雅典奧運會開幕式上的演出
祖先：古希臘人以及中世紀羅馬人
沒有人知道我們最遙遠的祖先是誰。如果説所有的現代人都是由5萬多年前走出非洲的部落繁衍而來的，那麼希臘人一定也不例外。遺傳學的進展可能會揭示，現在講希臘語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古代“經典”文化的創造者們有着相同的基因。不過，對於我們瞭解希臘的現代史，這真的不重要。人類的現代史只有幾千年，從這樣的尺度上看，影響歷史的因素是環境、行為、事件、思想等，而不是進化生物學。
在這個意義上，重要的不是構成國家人口的個體的生物學祖先，而是某種比喻意義上的一個國家、民族、政權或者我們稱之為文化的複雜現象的祖先，儘管“祖先”這個詞最常見的意思是生物學祖先。對於古希臘文明是否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稱為“國家”，人們還是存有疑問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希臘文明時期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個主權國家。
不過，希臘人與那些他們稱之為“我們的遠祖”的人，有一種類似親屬關係的感覺。最近幾十年，“我們的遠祖”這個術語已經變成了老生常談，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如此説來，此術語對於我們在現代社會中界定希臘這個國家的構成要素，是一個很好的總結。
對於這種親屬關係，喬治•塞菲里斯給出了最為精妙的描述。他在1963年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中説：“我不是説我們（與古希臘人）有着同樣的血統，因為我對種族理論有種恐懼感，但是我們依然生活在同一個國家，我們看到同樣的山巒隱沒在遙遠的海平線上。”
塞菲里斯還強調了語言的連續性。他指出，描述“太陽光線”的詞彙，從3 000年前的荷馬時代至今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與大多數同時代的人一樣，塞菲里斯在20世紀30—40年代經歷了納粹種族主義者給世界帶來的恐懼。他強調的是一種親近關係，這種關係建立在自然風貌和語言的基礎上，是在時間的推移中發展起來的，是從心靈深處感知到的東西，而不是一種武斷的教條主義，不是建立在基因推測基礎上的。
持有這種觀點的不只是希臘人。希臘於2010年發生金融危機後，全世界有很多漫畫家在媒體上發表他們依據希臘經典模式和形象創作的漫畫，直觀地表達他們對這個曾經創造偉大文明、而今處於糟糕狀況的國度的看法。
有的漫畫描繪了希臘古代神廟，熠熠發光的大理石上佈滿了裂紋；有的漫畫把歐元硬幣上的鐵餅描繪成歪斜的形狀，寓示着希臘給歐元帶來的混亂。這些漫畫形象在遠離希臘的國家引發了大眾的想象，總的來説，即便人們的態度不是完全充滿敵意，也是批評性的。
就希臘人而言，這種類似親屬關係的感覺讓他們呼喚埃爾金大理石雕塑的迴歸。這些雕塑原本是帕特農神廟的石雕，在19世紀初被埃爾金勳爵拆下來運走。自1817年以來，這些精美絕倫的雕塑就一直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展出，其創作者在2 500年前就已經作古，但是後人一直對其進行稱頌、揣摩。這其中就有瑪麗娜•墨蔻莉。她曾是電影明星、流行歌手，後來擔任希臘文化部部長。她的讚歎感人至深：“那是我們的驕傲……我們的理想、我們的名牌……是希臘文化的精髓。”
大英博物館藏帕特農神廟部分雕塑
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至少是不能輕易抹掉的。有人認為，經過數百年持續不斷的人口遷徙和戰爭入侵，古代希臘人的基因庫不可能保存下來。有人擯棄對希臘先祖的迷戀，以此作為迴避歷史事實的一種方式。但是，這樣説都沒有抓住要點。我們討論的是親近關係的感覺，是一種感知，不是一系列可以得到客觀證明的現實。
與先祖的親近感本身就是一種需要進一步理解和解釋的歷史事實。這種親近感是如何存在的，爾後又怎樣產生了如此持久的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希臘如何變成現代國家這個故事的必要組成部分，而這正是本書要講述的故事。
今天，我們習以為常地把“現代希臘”作為古代希臘的延續，因此很難想象，在距離我們十分久遠的古希臘時代，講希臘語的人相互間是不存在這種親近感的。我們稱之為“古希臘人”的那些人，在當時可能不是這樣稱呼自己。
“希臘人”和“希臘”這兩個詞源於拉丁語“Graecus”（神）和“Graecia”（希臘）。公元前2世紀，羅馬人征服了希臘的大部分地區。羅馬人讓“希臘人”和“希臘”這些稱謂變得盡人皆知。古希臘人自稱“Hellenes”（希臘人），這個詞在英語和希臘語中的拼寫幾乎是一樣的。古希臘人生活的地方統稱為“Hellas”（希臘）。
到了現代，希臘人的拼寫形式變成了“Ellines”（重音在第一個音節），希臘的拼寫形式變成了“Ellas”（舊式的拼寫）或“Ellada”，這些名字的現代拼寫在今天被視為標準的拼寫。那麼，其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説來話長。4世紀的時候，那些説希臘語、寫希臘語、居住在東部地中海沿岸內陸的人，已經在古羅馬的統治下生活了好幾百年。當基督教被羅馬帝國奉為國教的時候，希臘語中的“Hellenes”這個詞被保留下來，意指那些已經死去的、沒有得到新宗教恩典的希臘人。由於沒能皈依基督教，那些希臘人就不可避免地成為異教徒。
過了不長時間，“Hellene”這個詞的含義進一步得到擴展——用來指“異教徒”。也就是説，它可以指任何一個非基督教徒。在基督教佔統治地位的中世紀，“Hellene”在希臘語中的主要含義就是“異教徒”。隨着世俗理念在18世紀的傳播，“Hellene”變成了一個代表古風古義的詞彙；“Hellenes”表示的是古希臘人，而此時説希臘語的人在幾個世紀以前就給自己起了一個不同的名字。
後來，希臘人又進行了一個有意識的選擇，那是在1822年1月，希臘臨時政府第一次全國國民議會做出決定——恢復一些古代名字的用法，即用“Hellenes”指那個時候新的、正在爭取民族獨立的國家的公民，用“Hellas”指新的國家政權。
同樣的道理，有人建議，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就應該重新使用德拉克馬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貨幣”。從這種貨幣的名字可見，你想象它有多古老，就有多古老，但是截至1833年，在約1 700年的時間裏，這種貨幣從未被鑄造過。
再舉一個例子，在和希臘諸城邦對抗的時候，古代的雅典一直執着於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長期以來，雅典城中心衞城上的那些被毀壞的古代神廟被當作希臘的標誌，這很容易讓人認為，雅典從古至今就是希臘的都城，但實際上，雅典在1834年12月13日才第一次成為希臘的首都。
在希臘雅典，人們參觀雅典衞城遺址。當日是國際古蹟遺址日。 新華社/歐新
地名和人名等常常暗示希臘歷史上不曾存在過的更緊密的親屬關係。你在任何一張希臘地圖上看到的至少一半的城鎮和具有地理特色的名字，都能在古老的文獻中找到。但是，很多名字是在希臘獨立後被重新啓用的，取代了使用數百年的慣常用名。
那些舊名字依然存在於從前的地圖和遊記裏，比如，在科林斯海灣，難讀的“Aigio”（艾吉奧）替代了“Vostitsa”（沃斯提薩）。拜倫勳爵當年曾經造訪過這個地方，1821年還在這裏召開了著名的革命領導人秘密會議。
“特羅林納”是神話故事中忒修斯的出生地，曾是中世紀一個法國男爵的領地。這個名字在19世紀20年代被重新啓用，取代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達瑪拉”。以前使用的舊名字被古老的名字替代，也就是用一種歷史替代另一種歷史。
我們再舉一些人名的例子。在長達1 500年的時間裏，信希臘東正教的父母有一半會用教堂日曆上的聖徒名字，為他們的受洗的孩子命名。但是在18世紀90年代，父母在給受洗的孩子取名字時，要麼將聖徒名字和古希臘著名人物的名字搭配使用，要麼只用古希臘著名人物的名字，完全不用聖徒的名字。
如今，希臘人的名字可能是奧德修斯、蘇格拉底或歐幾里得，也可能是珀涅羅珀或卡莉歐碧。你可能會認為，這些名字從古代開始就一直被家族使用。其實不是這樣的，這是你需要了解的你的祖先的另一面：他們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當然，承認這些事實並不是要減弱這些祖先在過去兩個多世紀努力強化希臘集體認同方面的重大意義。我們只有全面認識千百萬希臘人在那些歲月裏做出的選擇，才能充分看到希臘所取得的成就的規模和範圍。
從大約1800年開始，希臘逐漸強化自己與逝去的古代文明之間的親緣關係，這是有意識的政策選擇，既不無爭議，也有很強的選擇性。想一想那些完全被摒棄的古代做法，比如裸體、男色、奴隸制度、女性性奴、殺嬰行為、異教信奉、動物獻祭等，你就會明白這一點。
作為一項政策，強化希臘與逝去的古代文明的親緣關係獲得了巨大成功，這與漫畫上歐元硬幣扭曲的鐵餅、古代神廟大理石廊柱上累累的裂紋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那些漫畫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切，只是更令人感傷而已。
即便祖上只有一個出名的祖先，這也是極不容易的。希臘這個國家出名的祖先，不止一個，共有兩個。希臘的第二個祖先從來沒有獲得第一個祖先那樣高的盛譽，至少在西歐是這樣的。另一方面，第二個祖先不僅從時間上看沒有第一個祖先那麼深遠的根底，而且與很多希臘人在情感上也許顯得非常遙遠。
這第二個祖先就是19世紀以來被冠以“拜占庭”名字的文明。不過，拜占庭是另一個聚訟紛紜的術語，因為“拜占庭人”自己從來不那麼講，而且在説英語的人中間，這個詞的發音也沒有達成共識。通常來説，拜占庭帝國肇始於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城市拜占庭更名為君士坦丁堡的時候。
這個城市位於面對亞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歐洲一側，如今被稱為伊斯坦布爾（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那是330年，君士坦丁堡正好在那一年接納了基督教。從那以後的1 000多年裏，君士坦丁的繼任者們在他創建的東方都城中統治了一個基督教帝國，其官方語言很快變成了希臘語。這就是説希臘語的人逐漸失去舊名“希臘人”（Hellenes），並將自己定義為“羅馬人”（Romans）的原因。
如果以希臘語進行字母轉換，“Romans”就可以寫成Romaioi，後來演變為Romioi，讀作Romyí。拜占庭帝國的希臘人之所以稱自己為羅馬人，是因為從政治上説，他們所屬的帝國是羅馬帝國在東方的延續。即便在1453年羅馬帝國滅亡以及君士坦丁堡成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都城以後，他們依然使用“羅馬人”這個稱謂。
正是這個原因，直到19世紀初期，現代希臘語都被稱為“羅馬語”（Romaic），而不是“希臘語”（Greek）。在1500年的時間裏，被西方人稱為“希臘人”（Greeks）的那些人，一直把自己定義為“羅馬人”（Romans）。
在那段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君士坦丁堡即使不是全世界最大、最繁華的城市，也是歐洲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在其鼎盛時期，羅馬帝國的疆域西邊到北非國家和意大利，東邊到波斯。除了公元前4世紀短暫的亞歷山大大帝時期，説希臘語的統治者從來沒有統治過這麼遼闊的疆域，也從來沒有統治過那麼多的屬國，這一盛況以後再也沒有出現。
拜占庭文明常常被描述為過度注重精神層面，甚至接近禁慾主義。從拜占庭文明流傳至今的文學、建築和藝術來看，的確是這樣，因為其目的是高度宗教性的。但是，拜占庭人或者至少其精英階層，有着深厚的修養，享受着高水平的世俗教育。他們是嚴謹細緻的學者和深究幽微的讀者，研讀古希臘的戲劇、詩歌、哲學和歷史。
希臘雅典衞城博物館中的女像柱。新華社發（馬里奧斯·羅洛斯 攝）
的確，我們今天知道的全部古希臘文學和大部分科學之所以能保存下來，而且在14世紀以後沿着適當的路徑傳播到西歐，要歸功於拜占庭帝國的圖書管理人員、書籍抄寫者和有識之人（其中有些是女性）。拜占庭人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獲取了無上的權力，此前或之後説希臘語的人很少擁有這樣的榮耀。
羅馬帝國最終在1453年滅亡，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裏，拜占庭帝國之所以依然對希臘人的創造力有着強大的影響，以上所述都是充分的理由。還有一個理由是東正教體制的延續，因為在後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的幾百年裏，東正教一直在傳教佈道，從來沒有中斷過。
與此相較，在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時代開始形成的組織機構，沒有任何一個能像東正教那樣延續下來。現代的最高法院保留了古代雅典使用的名字“Areopagus”（戰神山議事會），但那只不過是1844年以後的事兒。戲劇是古希臘最偉大的文化遺產之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有這麼大的影響，古希臘悲劇和喜劇的復興讓倫敦和其他大城市的觀眾欣喜若狂。但是，不管是在希臘還是在別的地方，戲劇演出的歷史都曾中斷過。
從19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全國性的組織機構不斷建立起來。乍一看其遵循的模式極有可能是從東羅馬帝國那裏繼承來的，而且符合當時多數説希臘語的人的宗教傳統，並得到他們的支持。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拜占庭帝國只是在後來才成為現代國家效仿的榜樣。那是另一種選擇，並對未來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一直到19世紀下半葉，拜占庭帝國的重要性才被認可，成為繼古希臘之後的第二個卓越祖先。
希臘人的後裔：西方的“Hellenes”還是東方的 “Romioi”？
至少在150年的時間裏，古希臘和拜占庭帝國這兩個卓越的祖先在希臘的國家形象構建中互相激盪。在對古希臘的初步綜合分析方面，人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嘗試，並稱之為“希臘—基督教文明”。
但是，這個術語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遭到希臘軍政府的抵制，從那以後就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不怎麼被使用了。古希臘和拜占庭帝國這兩個文明之間的差異很大，人們一般不會相提並論。
對這兩個如此不同的祖先同時進行回顧所造成的結果，將會是身份認同的非凡疊加，或者身份認同的分裂，也許那樣會更好一些。在將一個人描述為“希臘人”的時候，現代語言有兩個詞，分別是“Hellene”和“Romios”（Romioi是其複數形式）。如果我們對這兩個詞進行翻譯，那麼，它們有着同樣的含義。但是，它們不可以相互替換。“Hellene”（Ellinas）是標準用語，從1822年開始，官方就一直使用這個詞。
事實上，在英語中，希臘這個國家的官方名字是“Hellenic Republic”（希臘共和國）。而“Romios”這個詞從未出現在護照上或政府文件上。19世紀初以來，這個詞逐漸變成了非官方的、希臘人稱呼自己的更加親切的表達用語，也常常是希臘人彼此之間相互使用的更顯親密的表達方式。“Hellene”是一個對外使用的術語，讓外國人確定了希臘人的含義。“Romios”則包含了一種情感的因素。詩人克斯蒂斯•帕拉馬斯在20世紀初創作了大量詩歌，他在“Romios”中發現了“某種具有詩意和音符的東西，某種激情澎湃的東西，某種可以讓人們充滿青春活力的東西，甚至是某種讓人們迷醉的東西”。
這種認識和感情是自己人共同擁有並欣賞的，與其他人無關。瑪麗娜•墨蔻莉在出任社會主義政府的文化部部長之前，被軍政府剝奪了希臘國籍。她在自己灌錄的一首歌中對小資產階級進行了嘲諷，因為他們膽敢説“我不再是一個Romia了”。這首歌的要點是，國籍可以被授予，也可以被剝奪，但是一個人作為Romia或Romios的身份認同是不可被剝奪的。這種身份認同存在於天地之間，官方無權干涉，甚至是無法企及。
有時候，人們建議將“Hellene”和“Romios”這些相互交疊但又明顯不同的身份認同，都整合進希臘的文化特質或行為模式中。如果情況是這樣，那麼當希臘人認為他們是“Hellenes”的時候，就會在腦海裏想到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從而在政治和文化喜好（比如喜愛古典音樂）上與西歐尋求身份認同，採用世俗的世界觀和理性的思維方式。
另一方面，當他們認為自己是“Romioi”的時候，其目的是強調親密性和非正式性，與傳統形式的文化尋求身份認同，採用宗教的世界觀以及自發性、感性的思維方式。希臘傳統文化與巴爾幹半島、中東有着更加直接和密切的聯繫（比如喜愛藍調雷貝蒂卡，這是一種源自黎凡特傳統的音樂形式）。
我們並不是將人羣進行分類，把一部分人歸為一類，把其他人歸為另一類，而是認為，一個人擁有兩種身份認同，也許這兩種身份各自佔的比例是不同的且不固定。正因為如此，我才在引言中兩次提到瑪麗娜•墨蔻莉。一次是作為呼籲埃爾金大理石雕塑迴歸希臘的最具感召力的代表人物，那是一個典型的Hellenic選擇；一次是作為Romaic身份認同的堅定的倡導者，她滿懷鄙夷地挑戰西方思維觀念中的官僚習氣。
正如上面的例子已經顯示出來的，古希臘和拜占庭帝國這兩個祖先之間的二元性，促進或者反映了思想和認知在深層次的二元性。希臘（希臘人）屬於東方還是西方？希臘的兩個祖先的文明繁盛的具體地理空間並沒有多大不同，但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我們一直認為古希臘是屬於西方的。毫無疑問，這是因為古希臘首先對古羅馬產生了影響，並在很多年以後，又對文藝復興產生了影響。
波提切利《春》
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國一直是羅馬帝國位於東方的那一半。自基督教在1054年分裂為東正教和天主教以來，君士坦丁堡就一直是（現在也是）東正教的核心，認同拜占庭帝國就是認同正教傳統。現在，堅持正教傳統的國家主要有俄羅斯、大部分巴爾幹半島國家以及摩爾多瓦、烏克蘭和格魯吉亞。
塞繆爾•亨廷頓於1996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在書中指出了這樣的悖論：“希臘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園，而古典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來源。”
**事實上，希臘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原因很簡單，在過去的200年裏，希臘人已經確定了這一點。但是，正如希臘對其祖先的二元繼承所顯示的，它不僅屬於西方，也屬於東方。這是同一個二元性的一部分，不能將其簡化成一個單一的論斷。**它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
事實也是這樣。對於這個問題，有位學者在2015年撰寫了見解深刻的文章，這也算是對亨廷頓的回應。他寫道：“在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存在的200年裏，希臘從來沒有嚴肅地考慮過要放棄西方。”
19世紀20年代以來，希臘的每一項影響深遠的政治決議，包括每一個政府行動和每一項民主選擇，都一再證明其與西方的結盟；還在適當時候，與塞浦路斯共和國站在同一個戰壕裏。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為這種反覆證明所付出的成本。
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一項決議只有在經歷內部衝突之後才得以通過，而且是憑藉最微弱的優勢。19世紀20年代和20世紀40年代，希臘發生內戰，國人之間相互殘殺，希臘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與西方結盟的問題。這樣的傷疤是不容易癒合的。
巴爾幹半島在20世紀90年代重燃戰火，前南斯拉夫圍繞是否堅持共產黨執政而發生了分裂。此時，希臘公眾的意見一邊倒地站在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陣營。有時候，政府的政策罕見地與西方不一致。最近一次的不一致發生在2015年的春夏之交，阿萊克西斯•齊普拉斯領導的激進左翼聯盟政府鄭重地考慮：如果希臘不能繼續留在歐元區，就應與普京領導的俄羅斯結盟。
即便從最終結果上看，希臘一直都在與西方結盟（或多或少），但它從來都不是全體公民的一致選擇，有時甚至帶來了巨大的代價。以上那些例子就能充分證明這一點。希臘祖先的故事揭示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當形勢迫使人們進行兩難選擇時，不管人們做出哪個選擇，其註定會損耗一部分對希臘最誠摯的忠誠。
鑑於歷史上出現過這樣的情形，如果人們認為未來的決定永遠朝着同一個方向，那麼這就是不明智的。
《希臘三百年》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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