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擺脱西方誤導，香港該補上“黨史課”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7月1日，是建黨節，對於中國人來説，這一天還有個特別的意義：香港迴歸。二者的重合，在歷史偶然中又多了一份深意。

今年還是建黨百年。6月12日，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主旨演講中表示，歷史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是當之無愧的“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者和維護者。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不斷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必須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6月12日，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發表主旨演講。圖自香港中聯辦網站

迴歸24年，“一國兩制”從“井水不犯河水”走向“融合發展”，是其內在的理性轉型，是制度實驗因應時代精神的節律變遷。香港與“國家”融合，本身並非特別困難之事，但國家從來都是具體組織起來的、壟斷合法暴力的政治共同體，是有血有肉、有強大意志和強大執行力的，其中黨的領導是最本質的特徵（2018年憲法修正案）。就“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國家組織形態而言，不是抽象的民主法治國家，而是具體的黨的領導原則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憲法從序言到總綱對此有着明確的規定。

但“一國兩制”長期以來刻意留下模糊想象空間：一方面是中央保持極度的政治謙抑和權力節制，高度自治不僅被高度尊重和支持，更是被理解為先進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香港被本土派和外部勢力建構為“民主中國”的樣本，並作為滲透影響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前沿基地。“一國兩制”在粗淺的各方共識之下，潛藏着多重誤解和歷史進程的複雜張力，直到抗爭爆破和制度清晰化。

真正創制和管控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直接的管轄機制是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管治權，但黨與國家權力的整合形式正是中國憲法的本體。離開黨的領導談論中國的合法權力，要麼是法理的錯誤，要麼是政治上的刻意切割，都不是中國憲法的真實規範。但是在香港社會長期“恐共”“懼共”甚至“反共”的社會意識形態氛圍下，國民教育尚且難以推行，關於黨的教育更是“人心”之堅冰所向。在香港講好國家故事是重大的教育和文化工程，講好黨的故事更是難上加難。

但現在，在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構成的“一國兩制”2.0版框架下，掩飾或迴避黨的領導在“一國兩制”中的法權正當性及制度作用已經不現實。在根本意義上，講不好黨的故事，“一國兩制”的根本憲制原理就不通不透，如同人的有機體四處梗阻一樣。      

因此，在建黨百年的諸多紀念活動中，“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被作為鮮明主題提出並深入研討。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的創建者和維護者，“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離不開黨的領導。這是符合歷史和法理的。想想看，憲法序言所載明的黨的革命運動大多與香港有着密切聯繫，香港愛國同胞從來都是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參與中國革命史並締造新中國的，也因此香港史有着作為民族復興史的內在性質和線索。

2019年，香港中學生參與街頭示威遊行。視頻截圖

遺憾的是，在港英殖民統治、國民黨歷史敍事以及各種反共勢力的劫持扭曲之下，香港社會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反共”思潮和行動，並與愛國愛港傳統始終處於鬥爭狀態。然而，我們並沒有在香港佔據歷史敍事和教育文化的主導權，香港史被講成了港英“領導”下的現代化史和反共羣體的“民主鬥爭史”，共產黨的民族代表性和民主正當性被嚴重侵蝕和消解。因此，駱主任的講話，事實上觸及了香港的“黨史”補課問題，這不僅涉及香港教育體系的改革問題，也涉及公職人員倫理改造與社會文化生態修復的問題。林鄭月娥提出香港特區有責任維護黨的領導，從憲法和政治倫理而言是正當和必要的。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創建了新中國，領導制定了憲法，成為民族復興和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建構和現代化事業的一種偉大的制度實驗，一種非冷戰的全球化策略。

試想，如果中國共產黨是單純的民族主義政黨或冷戰陣營的社會主義小跟班，1949年解放軍就不可能勒馬深圳河畔而保留香港作為新中國外交與外貿的對外通道。如果沒有1960年代“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家發展理性和世界體系演變的大戰略眼光，就不可能有後來鄧小平具體規劃的“一國兩制”政策體系。如果沒有毛澤東晚期突破冷戰體系的對美和解，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國際政治條件以及意識形態突破口，香港之地位與角色也就難以確定。

因此，講好黨的故事或者“黨史”補課，確實不是孤立的黨史複述，而是將“四史”（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統而貫之，在連貫而自洽的中國大歷史脈絡中理解“一國兩制”。如此，“一國兩制”就不是權宜性的政策組合，而是計謀深遠的國家發展之道。

講好黨的故事，是存在針對性和競爭對象的。在香港社會的文化場域，由於過度西化和長期本地教育的結果，精英階層和青年學生普遍認同一種“泛民主”的價值觀和歷史敍事。看看温和如民主黨的“民主迴歸論”，激進如本土派的“時代革命論”，都將價值基底落實於“民主”，並將民主武器化，用作兩種用途：其一，“民主抗共”，即宏觀上持續批判黨國體制，甚至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如支聯會綱領）；其二，“民主奪權”，即政治實戰上用於打擊特區政府和建制派，領導選舉工程和社會運動，逐步奪取香港管治權，完成香港“顏色革命”。

這樣的民主政治遊戲，若是在基本法範疇內本分而行，則危害性可控，香港活力與國家發展利益均可保持，但如果超出法治範疇而尋求顛覆性革命，則危及“一國兩制”底線，造成各方利益受損，國家必然介入管控。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就是國家權力“進場”和“在場”的顯著表現，由此不可逆轉地改變了“一國兩制”的內在權力生態與憲制平衡，造成了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在政治上的“大潰敗”（包括跑路派、歸隱派、撤退派和壓力團體派等）。

國家依法奪回了香港的政治舞台，“愛國者治港”成為破解“民主抗共”符咒的政治神器。但講好黨的故事仍非易事，黨的故事不是簡單的國民教育範疇的國家法權要素及其正當性敍事，而是涉及一種堪與西方現代性敍事相抗衡和競爭的普遍主義敍事。黨的故事的核心在於其代表性和公共性，共產黨歷來主張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其政治倫理整合了天下主義、共產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合理元素，而不是香港社會習慣理解的那種單純的“歐式”共產黨。黨的代表性是一種融合真理代表性和歷史代表性在內的整合主義的代表性，本質上高於訴諸程序主義的民主代表性。

2020年7月1日，百艘漁船於香港維港巡遊，“慶香港迴歸”“賀國安立法”的巨幅標語矗立船舷。圖自中新網

代表性與合法性密切相關，但西方現代化的當代走勢以及民主選舉的泛化實踐，導致對代表性理解的嚴重窄化，以為只有“一人一票”的週期性程序授權，才是可驗證的代表性與合法性。黨章和憲法所根植的代表性與合法性，遠比程序性的民主代表性要複雜和深刻，但卻長期遭受誤解和污名化，被標籤為“一黨專政”。

事實上，與蘇聯共產黨相比，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治理體系經過了複雜的內部鬥爭和制度改良，實現了賢能政治與羣眾路線的結合，政治決斷與依法治理的結合，民族利益與人類利益的結合，以及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結合，所形成的不再是剛性的“無產階級專政”法權體系，而是柔性和複雜功能化的“人民民主專政”法權體系。這一新的政治組織形式，超出了西方民主政治理論的解釋極限，而西方理論對於無法理解和消化的社會科學現象或事實，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操作下，就一步步傾向於以單純的“專政”理論與想象物加以刻板代入，並據此預言中國威脅和中國崩潰。

看看特朗普主義的戰略抓狂，看看拜登主義的蹩腳“合縱”，看看《新大西洋憲章》的模仿秀和言不由衷，看看G7及其擴展範疇“力不從心”的新冷戰動作，看看印太戰略表面高明實質鬆垮的現狀與未來，就明瞭西方因長期誤解中國共產黨性質與使命而造成的嚴重思維障礙和政治後果了。香港，以及台灣，受西方大的學術與政治氣候影響與感染，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解同樣面臨着“冷戰陷阱”和“專政範式”誤導，不能從中共內部形成真正科學的“同情的理解”。

推而廣之，當中共在2017年十九大報告提出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雙軌整合目標時，中共的歷史哲學與全球體系戰略已經基本成熟。為了這一大戰略與大體系的穩健推進，中共領導實現了與傳統文化的決定性和解，在國內治理範疇確定了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協調法權體系，並填充擴展了中國的全球化觀念及天下主義責任倫理。

美國只在乎“誰之天下”，中國追求的是“天下為何”，境界高下日形顯著。美國糾集盟友搞對抗性的“一帶一路”，破壞全球產業鏈和全球治理秩序的安全環境，立足的仍然是舊的西方霸權主義及其體系利益，搞的是“零和博弈”，而中國的“一帶一路”充盈的卻是立足天下大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明整合理想及其共享利益，是真正的和平發展主義正道。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帶一路”的戰略支撐區，回答了“一帶一路”的技術標準與制度標準何以創新突破，以及新式生活方式如何生成的大問題，也回答了“一國兩制”如何展開“五十年不變”之下半場的重大問題。然而香港許多人連粵港澳大灣區都不理解，都要抵制，甚至不允許西九龍通上高鐵，其世界觀與政治心智何其侷限也！至於台灣，在美日的所謂安保與擔保承諾中不知歸路與何往，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硬行阻斷，實在是誤盡蒼生，無智無能。

中共不僅是當代中國的政治領導力量，是“一國兩制”的立法者，還是天下公共性的規劃者和踐行者。中共的這種代表性和公共性，豈是“一黨專政”之落後理論和刻板歷史印象所能理解的？！

當然，苛求香港社會在短期內深刻理解與認同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性與公共性，也許有些不現實，但“一國兩制”的觀念解放和再出發，離不開對黨的領導的內在理解和接受。而且，正因為黨的領導具有把握時代精神和實現制度創造的最大公共性，“一國兩制”範疇的每一個行動主體就都是黨的領導的對話和參與力量。只有從內心中解除心魔，共同致力於新香港建設、“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以及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每一個香港人才能在這一大開大合的轉型之世確立可靠的身份、利益、意義和命運。

今年的七一近了，百年大黨將邁入下一個百年的民族與世界進程，“一國兩制”的下半場在香港決定性展開，我們想好了嗎？我們做好準備了嗎？我們能夠不辜負時代嗎？用心思考，用腳丈量，用智慧鬥爭，用合作來創造，黨的領導不是“一國兩制”的異質元素，而恰恰是我們時代之代表性與公共性的承擔者。明乎此，前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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