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楓：還想靠北約遏制中國？看看西方自己的調查吧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拜登上任後第一次出訪中就包括北約峯會，這也是2020年因為疫情暫停後的第一次面對面北約峯會。北約正在歷史轉折點，但不是轉向腦死就是轉向心死，拜登能再造北約嗎？
北約已經高度政治化了，作為軍事組織，沒有一個明確、現實、強大的威脅，就散了，就腦死了。蘇聯解體後，北約正是面臨這個問題。美國力圖把中國定位為新的威脅，這不僅是凝聚北約的必要，更是美國維護霸權的必要。在冷戰時代，美國有能力獨立壓住蘇聯，拉上歐洲是為了控制歐洲。現在美國已經壓不住中國了，必須拉上歐洲才有希望。美國需要再造北約，用中國議題向北約重注活力，最好把北約轉型成“反華遠征軍”。
另一方面，軍事是要經濟買單的，西方經濟當前的“強力恢復”只是從疫後谷底爬出來，離正增長還有距離。歐洲財政一向側重社會開支，美國軍費也增長乏力。特朗普任期裏第一個國防預算“大手筆”後，增長都大大低於軍方期望，拜登的第一個軍費預算繼續了這個趨勢，計入通脹後甚至比2020年還略低0.4%。美歐主戰裝備面臨壽命和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雙重壓力，如果不能大批更新，那北約就要心死了。
拜登上任四個月後的第一次出國外交，就一攬子參加G7、北約峯會、美俄峯會。拜登議題的核心是3C：疫情（COVID）、氣候（Climate）、中國（China）。事實上，拜登是3C歸一，最後都引向與中國對抗。歐洲議題的核心是：疫情、氣候、經濟復甦，但最後都必須與中國合作。這裏的微妙差別揭示美國重回盟國主義是艱難的路。
拜登再造北約首先要克服北約重點在俄羅斯的傳統傾向。即使拜登能做到，北約轉向中國的關鍵在於三點：
1.歐洲對中國的敵意
2.歐洲對美國的信賴
3.美歐協力與中國軍備競賽
圍繞拜登的歐洲之行，各大調查機構都摩拳擦掌。馬歇爾基金會代表美國人的歐洲視角，皮尤研究中心代表美國視角，慕尼黑安全會議則代表歐洲視角，大量數據都揭示同一個問題：拜登前路艱難。
出於文化傲慢和中國崛起後激發的思維定勢，歐洲對中國是有敵意的。馬歇爾基金會的《跨大西洋趨勢2021》調查中指出，歐洲認為中國對世界具有負面影響的多於正面影響。
對中國影響的認知：正面（藍色，深藍）vs負面（紅色，深紅）
在西方的反華語境裏，這不意外。比較意外的是德國對中國“總體負面”和“很負面”加起來佔67%，在所有調查國家中最高（美國只有53%），但“總體正面”和“很正面”只佔20%，另有13%“説不好”。這對默克爾之後的中德關係的影響值得注意。
有意思的是，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最分裂，一方面“很正面”的佔比最高，達到12%，另一方面“很負面”的佔比也在最高之列，達到23%。在這裏，年齡差別同樣顯著，負面（包括總體負面和很負面）在55+裏佔83%，但在18-24歲年齡段裏只佔39%。
更加有意思的是，美國對中國“正面”（包括“總體正面”和“很正面”）的佔比在2020年只有20%，但在2021年提高到31%，比疫前2019年的29%還高，在25-34歲年齡段（15點）和35-44歲年齡段（27點）裏提高幅度最大。這可能是疫情對美國的影響比歐洲國家更大的關係，而疫情對中年和青年的直接影響最大。
一帶一路國家對中國的正面認知明顯更高，如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也很高，還有波蘭。不過波蘭人中有多達21%選擇“説不好”，原因不明。
對中國的定位：合作伙伴（藍色，深藍）vs競爭對手（紅色，深紅）
在對中國是合作伙伴還是對抗對手的定位上，波蘭人再次在拿不定主意方面奪冠，波蘭人選擇“説不好”的佔比高達24%（波蘭人中選擇“主要是夥伴”的也最多，達11%），同樣佔比較高的有荷蘭（20%）、瑞典（22%）、英國（19%）、土耳其（18%）。這或許説明了很多人的糾結：一方面在感情上對中國懷有敵意，另一方面在理智上又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影響和與之合作的不可避免。
定位最為敵對的是美國、英國和法國，美英無疑出於現霸主和前霸主的思維，法國的原因不明。在美國人中，有26%認為中國“主要是對手”，超過歐洲平均值一倍。在歐洲，東歐、南歐的波蘭、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的定位更為友好，西歐、北歐的英國、法國、德國、瑞典定位更為敵對。西歐的荷蘭是個例外，定位也略偏友好。
值得注意的是，年輕人（尤其是18-24歲年齡段）與公眾整體相比，對中國定位友好得多。將中國定位於夥伴為主（“主要為合作伙伴”和“合作伙伴多餘對手”）的比例明顯提高。即使在整體敵對的加拿大，18-24歲羣體定位友好的佔比高達42%，而公眾整體只有27%；德國也是42%，公眾整體只有28%。
美國和英國的差距小一些，但依然顯著。美國18-24歲羣體裏25%把中國定位友好，公眾整體只有15%；英國是29%，公眾整體為21%。法國的數據與其他國家一致，但是反過來的：18-24歲羣體裏52%把中國定位敵對，但公眾全體是62%。
然而，一般印象並不夠，歐洲對伊朗、俄羅斯甚至朝鮮也具有負面印象，要緊的是在歐洲關注的事務中，“中國問題”在什麼位置。《跨大西洋趨勢2021》的結果並不使得美國感到鼓舞。
各國對重要事務的認知
對於美國人來説，氣候變化、全球公衞（主要是防疫抗疫）、反恐、貿易和人權最重要；英國差不多，但人權的重要性降低很多；其他國家大多認為氣候是最重要問題之一，同樣重要的就各國有所不同，德國是貿易，法國是反恐，意大利、西班牙、荷蘭是抗疫。土耳其是個例外，氣候的重要性較低，抗疫最高，接下來是反恐、貿易、人權。
有意思的是，除了美國和加拿大，沒有國家把中國問題的重要性提到多高，俄羅斯和伊朗問題就更低了。
《慕尼黑安全報告2021》熱力圖顯示了各國對威脅源泉的認知。深紫：重大威脅；淺藍：談不上威脅
慕尼黑安全會議新發表的《慕尼黑安全報告2021》熱力圖裏，歐洲國家也不認為中國是危險源泉，只有英國勉強過半。
《慕尼黑安全報告2021》中各國對於與中國的經濟（縱軸）和軍事（橫軸）應該合作（向下、向左）還是對抗（向上、向右）的看法
把經濟與軍事分別討論的話，趨勢更加有意思。美國、加拿大、日本在經濟和軍事兩方面都是對抗為主，日本的軍事對抗意向最高；歐洲和印度都認為應該在軍事方面對抗，但德國、意大利在經濟合作上的意向相當強盛，軍事上對抗的意向也更低。問題是，除非歐洲加入新八國聯軍，與中國軍事對抗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也就是説，真正有意義的只有合作。
換言之，美國很難把歐洲對中國的敵意化為行動。在2019年，歐盟委員會對中國的定位為：談判中的合作伙伴，經濟上的競爭者，體制上的對手（a negotiating partner, an economic competitor, a systemic rival），這和拜登政府的立場相近：能合作的地方合作，需要競爭的地方競爭，必須對抗的地方對抗（collaborate where we can, compete where we need to, confront where we must）。
美國對中國的定位更加敵對，但歐洲的想法不一樣。如果説歐盟代表“歐洲的歐洲”，北約就代表“美國的歐洲”，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差不多是美國在北約的代言人了，但他還是直言：“北約現在是，將來也是歐洲和北美的地區性聯盟”（NATO is, and will remain, a regional alliance for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北約絕不插足南海，但我們還是要面對中國正在逼近的現實，大力投資基礎設施”（There’s no way that NATO will move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we have to addres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coming closer to us, investing heavily in infrastructure）。
在北約峯會前夕，他更是直接指出：中國是體制性的挑戰，但不是敵人。北約無意進入新的冷戰。（“China’s stated ambitions and assertive behaviour present systemic challenges to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o areas relevant to alliance security”。“We’re not entering a new Cold War and China is not our adversary, not our enemy”）。這遠遠低於美國的期望。
在對美國是否可以信賴、美國是否具有領導力問題上，《跨大西洋趨勢2021》則揭示出一言難盡的狀態。
各國認知中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國家
美國在歐美依然被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國家，但年輕一代對美國影響的認可度顯著低於年長一代。英國年輕人中只有47%還認為美國依然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國家，而65歲以上年齡段則佔74%；德國年輕人只有42%，而65歲以上的則佔62%；瑞典年輕人只有43%，而55歲以上的則佔70%；波蘭年輕人只有45%，而65歲以上的則佔81%；土耳其年輕人只有50%，而55歲以上的則佔75%。
拜登上台後美國形象在德國、法國也無大改善，認為美國依然是世界最大影響國家的德國人從2020年的54%增加到55%，法國從55%增加到56%，可以認為基本沒有變化。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抗疫拉跨比特朗普更加掉粉，現在的低分比疫前的2019年還低10點，那時特朗普已經上台三年了。
各國（縱軸）認為某國（橫軸）為放心夥伴的佔比
各國對可信賴夥伴的認識可能更加使得美國憂心。加拿大和德國被認為比較靠譜，但美國就不行了。加拿大認為西班牙、意大利都比美國靠譜，德國、法國也一樣，只有意大利人和波蘭人認為美國靠譜。最不靠譜的是波蘭和土耳其。至於英國、法國互相認為不靠譜，德國認為英國不靠譜，這是歷史芥蒂。美國人只認為加拿大、英國靠譜，這也不意外。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名為《美國海外形象在特朗普到拜登過渡後回升》的調研結果對美國更不妙。
各國各派對美國政治體制運作良好的認同（藍色：左翼，灰色：中間派，綠色：右翼）
在G7歐洲國家裏，只有意大利對美國政治體制信心滿滿，其他國家認為美國政治體制依然運轉良好的的基本不過半，左翼比右翼的評價更低。在G7之外，也只有韓國和希臘對美國信心滿滿，新西蘭、澳大利亞在信心最低之列。
各國對美國作為民主楷模的評價（深綠：楷模；中綠：曾經是楷模，現在不是；淺綠：從來不是楷模）
美國自詡民主楷模，“民主與集權的鬥爭”也是拜登用來凝聚歐洲的口號，但歐洲並不看好美國的民主，連加拿大都不看好，各國評價中清一色以“美國曾經是民主楷模，現在不是了”為主。即使在對美國最樂觀的意大利，也只有略低於1/3的人認為美國現在依然是民主楷模。希臘略高於1/4，其他國家基本上都在1/5以下。
各國不同年齡段對美國民主是否從來不是楷模的認知（藍色：18-29歲，黃色：30-49歲；灰色50-64歲；綠色：65歲以上）
各國不同年齡段裏，年輕人對美國作為民主楷模最持否定態度，年齡越大，越持肯定態度。如果美國要力壓歐洲國家站隊，放棄自己利益，迎合美國利益，負面可能會進一步擴大。
各國對美國政策中考慮本國利益的認知（藍色：歷史最低值；黃綠色：歷史最高值）
拜登上台後，拋棄特朗普的“美國第一”方針，大叫“美國回來了”，重走多邊路線，歐洲認為美國在政策中考慮本國利益的人增加了。但這只是從特朗普時代的歷史低位增加，在德國和希臘勉強過半，其他國家統統不到一半。實際上，除了日本，基本上都在1/3甚至更低。被認為自私的美國是很難有號召力的，更難推動北約轉向。
各國對美國的好感（藍色：歷史最低值；黃綠色：歷史最高值）
同樣，對美國的好感在特朗普時代是歷史低潮，只有小布什時代有一比。拜登時代好感增加，可能會回升到奧巴馬時代，但美國兩黨政治的大幅度擺動也傷透了關鍵歐洲盟國的心，德國、英國好感的歷史最高位在克林頓時代，以後一直沒有真正恢復過。連最指望美國拉一把的澳大利亞都還在“聽其言觀其行”，好感沒有恢復到高位。誰都沒有忘記2020年大選的詭異，誰都清楚特朗普主義在2024年和以後捲土重來的可能性。
如果説歷史上還有過中國與西方的蜜月，現代西方年輕人幾乎是在妖魔化中國的時代成長的。但歐美年輕人在總體上偏向對美國負面、對中國正面，顯示出普遍、穩定而且顯著的認知代差。這可能來自於幾個因素：
1.老年人受歷史形成的文化傲慢和思維定勢的影響較大，年輕人的心態比較開放；
2.老年人受主流媒體的影響較大，年輕人更多地從新媒體和社交網絡獲取信息，中國是這些非主流媒體上“告訴你一個秘密”的“常客”；
3.老年人對中國的認知大多間接，年輕人通過旅遊、留學、交友、同事而與中國和中國人（包括中國留學生和海外中國人）的接觸更廣泛、更直接；
年輕一代受到新冠的衝擊更大，中國抗疫成就的影響也更大，強化了年輕人質疑現實的趨勢。
年輕人與老年人的認知差異的長遠影響還很難確定。一方面，年輕人最終是會成長為老年人的，他們對未來年輕人的影響比現在的老年人更加直接，有可能從整體上影響西方對中國的認知。環境、社會公正、民權等話題就是先例。另一方面，人們的想法會隨着年齡增長而改變，認知代差在歷史上就存在，儘管主要針對與中國無關的社會、經濟問題。對中國的認知代差對當前的北約走向還沒有太大的影響，但對歐美的長遠政治走向的影響值得關注。
然而，美歐重建軍備和與中國軍備競賽的問題更大。
美國建國以來，就沒有在對外戰爭中戰敗過，但除了二戰中的日本，在亞太則是從來沒有戰勝過，而且每一次在亞太的戰而不勝都與中國有關係。
美國最大的勝利無疑是一戰和二戰。與其説美國的勝利來自政治領導和軍事藝術，不如説來自人口規模和經濟實力。美國在1917年加入一戰，當年美國GDP大約為德國的三倍。加上英國、法國、尚未爆發十月革命的沙俄、意大利等，協約國集團對同盟國集團（德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經濟體量優勢是壓倒性的。
在二戰中，日本經濟在1943年達到頂峯，此後由於盟國封鎖、轟炸和海上截擊，一路走下坡路。在1943年，日本和德國加起來的GDP也只有美國的40%不到一點。德國經濟在1944年還逆勢增長了一點，但美國戰時經濟增長更快，差距進一步拉大。加上英國、蘇聯，即使不算經濟上尚且微不足道的中國、印度等，盟國的經濟優勢依然是決定性的。
GDP對照與佔比
在冷戰期間，蘇聯經濟與美國差距在1980年前後達到最小。這時美國還在艱難地從越南戰爭和石油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頑固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已經困擾了10年。但蘇聯經濟依然只有美國的42%。事實上，根據冷戰後的解密文獻，蘇聯的實際經濟規模顯著低於公開數據，這也是與蘇聯的生活水平相符合的。美國加入歐洲、日本、澳大利亞甚至中國的經濟實力，對蘇聯和東歐集團的優勢是決定性的。
以購買力等價GDP計算，2019年中國（深灰）已達美國-歐洲-日韓澳加（深中淺藍之和）的一半
但在“中國問題”的時代，情況完全不同了。中國GDP已經接近美國的70%，中國零售總額也在超過美國的門檻階段，而增長率在放慢的情況下，依然成倍高於美國及其盟國。按照中國6%、美國2.5%的平均增長預期，到2030年，中國GDP基本與美國相同。這是名義GDP並假設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人民幣的匯率正在穩步增高，美元幣值受到海量超發的重壓，未來10年裏人民幣匯率顯著提高是可以預期的。也就是説，中國名義GDP超過美國的時間可能還要提前。中國的購買力等價GDP在2017年就超過美國了。由於消費和税務結構不同，購買力等價GDP有所誇大，但名義GDP有所低估，真實GDP在兩者之間。也就是説，中國的經濟實力與美國之差比70%還要接近很多。而到2030年，大概率已經超過美國。
美國軍費開支依然大大超過中國，美國加盟國更是如此。但假定各國軍費保持現在的對GDP的佔比，軍費與GDP同步增長，中國與美國的軍費差距到2030年將從1/4縮小到1/3。由於國防開支基本上在內循環中消化，購買力GDP更接近於真實，也就是説，中國數據需要加成60%。這樣，中國軍費實際上接近美國的40%水平，接近美國加盟國的30%水平，而到2030年，預計分別超過50%和40%，當然，人民幣升值會導致購買力等價因子的降低。
考慮到中國的國防重點在本土和周邊，而美國是全球的，歐洲國家則主要在歐洲，實際上中國與美國和北約投入到亞太的軍費差距更小。
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更大的投資意味着加速的裝備研發、部署和更新，意味着更好的訓練和軍人待遇，意味着更加強大的戰鬥力。
美國軍事依然一強獨大，但正在衰老中。“伯克”級驅逐艦首艦“阿利·伯克”號入役時，中國的最後三艘051（“桂林”號、“湛江”號、“珠海”號）還剛服役，但“伯克III”級首艦“傑克·盧卡斯”號下水時，中國的055已經下水8艘，並有3艘已經入役（“南昌”號、“拉薩”號、“大連”號）。
在美國掙扎着開始交付見首不見尾的LRHW高超音速導彈的時候，中國已經在2019年的國慶閲兵中讓世界看了個夠。歐洲則已經沒有與殲-20、運-20和傳説中的轟-20對標的裝備了，055、東風-17更是力不能及。
美國國防部新出爐了中國戰略，但內容秘而不宣，一反威懾的慣例。威懾的基礎是壓倒性的實力優勢。既然不再有這樣的優勢，那就要保密了。保密的“中國戰略”是很難與北約深度分享的，北約的作用很難超過情報共享和歐洲基礎建設的安全審查。這無疑是使美國失望的。
美國要拉上歐洲與中國軍備競賽，把中國逼上蘇聯的老路，在經濟上已經無法支持了。事實上，在美國的一些角落，已經有“軍隊為經濟建設讓路”的呼聲，以期在經濟再建輝煌後再戰軍備競賽。這不是一些人的一廂情願，而是嚴肅的智庫研究，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與中國軍備競賽在政治上，也得不到盟國的支持。
在冷戰時代，美國以保衞歐洲為名，把戰場前推到遠離美國的地方。但對於歐洲來説，戰場本來就是本土，美國的私心並不重要，離開美國，歐洲是頂不住蘇聯的。因此，美歐利益一致，北約就是物化。
現在不同了，歐洲對於中國的敵意是出於意識形態和文化傲慢，中國對歐洲沒有安全上的威脅，在經濟上則是互利的。歐洲已經遠離霸權有日子了，但美國還在極力維持霸權，獨力已經壓不住中國了，必須拉上歐洲才有希望，而歐洲只有維持“戰略自主”才能保持自己的話語權。
馬克龍在G7前呼籲北約弄清誰是敵人，並認為中國不應該成為北約要優先處理的事項，反而呼籲北約制定針對俄羅斯的戰略。馬克龍還強調，法國不在美中之間站隊，而是尋求戰略自主。G7會後，馬克龍再次表示，G7不是反華俱樂部。
拜登在G7極力推銷“重建更好世界”（簡稱B3W）計劃時，默克爾和德拉吉建議計劃應該聚焦於“支持什麼”，而不是“反對什麼”，同樣暗示反對以反華為G7的核心。
B3W計劃是G7對“一帶一路”的反制，歐洲希望以非洲為重點，美國希望以南美和亞洲為重點，日本則關注印太地區。但“一帶一路”從印太開始，早已擴大到非洲和南美。這就是學霸與學渣的差別：學霸通吃，學渣則要“突出重點”。美國在G7的作為正像班花拉上班裏的學渣一起算計學霸，一點沒有超級大國的樣子。
問題是，美國與盟國只有在抽象意義上一致的反華利益，在具體利益上並不一致。美國把與中國的對抗説成民主與集權的鬥爭，是西方文明生存的鬥爭，但這太空洞，歐洲更關心具體的全球抗疫、氣候變化和經濟復甦問題。
從小布什到特朗普，共和黨甩開盟國的主要原因是盟國常常成為美國戰略企圖的牽絆，但單幹對美國利益的損害更大；民主黨回到盟國路線是因為總想再試一試，但每次都吃出雞肋，而不是雞大腿。美國外交在盟國主義vs單邊主義之間震盪，拜登之後單邊主義或者特朗普主義回潮幾乎是必然的，這也是盟國對美國信任感降低的主要原因。
G7宣佈B3W將是40萬億美元的大手筆。如果這包括各國自己的份額，那能有多少留給亞非拉就是個大問號；如果不包括，拜登連美國國內重建的6萬億都推不動，十萬億級的外援根本沒有任何可能。G7也要捐獻10億劑疫苗，但重在承諾，輕在兑現，“富國集團”活成了印度的樣子。相反，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總價值已經估計在3.7萬億美元，輸出了至少3.5億劑疫苗。
B3W是政治導向的，政治導向的結盟有“以後怎麼辦”的問題。在越南戰爭時代，美國出於反制中國影響，與菲律賓、泰國關係緊密。但越南戰爭之後，美國退出亞洲，菲律賓和泰國被“晾”了，東盟由此而生，誓言在大國政治中保持中立，至今拒絕美國的站隊壓力。
B3W也是為反制中國而產生的，如果中國最終強勢，受援國在政治上站錯隊的代價很大；如果中國最終式微，則可能因為西方不再需要而被甩下。有東盟的先例，B3W國家可能一方面接受援助，另一方面拒絕站隊。在這種情況下，急功近利的西方是否能繼續推動B3W就成問題了。
歐美在政治反華上還是一致的，但歐美也在“中國問題”上漸失話語權。歐美在聯合國就香港和新疆問題向中國發難，但支持者不超過小圈子，連歐洲國家都沒有拉全。相反，中國的支持者眾多，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包含大量伊斯蘭國家。中國的“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的，也在政治上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有可能影響未來幾十年的世界政治走向。
在經濟上，歐洲對遠離中國不感興趣。中國歐盟商會在G7前發佈年度調查，歐洲公司中有近60%計劃在2021年擴大其中國業務，高於2020年的51%。大約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中國的利潤率高於全球平均水平，比例高於一年前的38%。報告指出：“中國市場的韌性在疫情風暴之中為歐洲公司提供了急需的庇護所。”73%的受訪者報告去年盈利，另有14%收支平衡。在疫情中保持與近年大致相同的水平，表明中國市場反彈的強韌。約68%的受訪者對其所在行業未來兩年的業務前景持樂觀態度，高於去年的48%。
美國的脱鈎壓力也是現實的。歐洲企業在中國的擴張也有將中國業務與世界其他地區分開的用意，避開地緣政治的壓力，但這也必然增加了歐洲與美國的距離。
美國的中國戰略最關鍵的錯誤在於過度聚焦於地緣政治和軍事，而中國崛起的本質在於經濟。中國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強大、最完整的製造業，在科技體系方面也在走向最強大、最完整。中國依然有不少關鍵技術依賴進口，引起國人很多焦慮，但這是“中國隊對世界聯隊”的比賽。中國隊正在紮紮實實地補缺，中國製造業從電冰箱、彩電都曾經是從引進組裝開始的，中國服裝面料和拉鍊也曾經需要進口。由應用科技推動的中國基礎科學研究也在更廣泛、更可持續的層面紮實前進。
中國製造正在從數量優勢向質量優勢轉型，從廉價可用向優價好用轉化。這將不是歐美式的以質量置換數量，而是得到質量加持的數量。人工智能、機器人、自動化和基本市場使得中國製造在數量、質量上兼優成為可能。
阻撓中國依託科技的經濟轉型對於壓制中國崛起至關重要，美國和歐洲有心聯手，但在方式和程度上有分歧，尤其在誰付出主要代價上有分歧。更要命的是，對於聯手是否有用有分歧。
各國對跨大西洋合作能否有效壓制中國科技崛起的認知（深藍：肯定能；藍：也許能；紅：也許不能；深紅：肯定不能）
按説西方對科技優勢應該信心滿滿，不光現狀領先，而且制度優勢應該可以永保領先。但事實上，《跨大西洋趨勢2021》揭示，西方公眾並沒有那麼自信。美國、英國、荷蘭、加拿大竟然都有超過1/4選擇“説不好”，應該是感情上希望西方能永保領先，但理智上認識到中國趕上不可避免。德國、法國也有超過1/5。土耳其在這方面最突出，竟然有高達60%選擇“説不好”，説得出有用、沒用的加起來只有40%。
相反，確信西方聯手就能永保領先（深藍）的平均不到1/5，只有美國最高，達到1/4。考慮到紅脖子政治和反智在美國的盛行，這個比例都低得意外了。英國和瑞典也分別達到21%和22%，難説這是出於理智思考，還是感性宣泄。
各國對本國是否能跟上科技發展的信心
《跨大西洋趨勢2021》中歐美對能否跟上科技發展的信心是另一個有意思的指標。瑞典在總體上信心最足，未必是出於瑞典科技有多少發達，更可能是優裕生活和地理上的安全感養成的自信。自信“肯定能”的以美國為最高。美國依然是世界上科技最發達的國家，有這樣的自信不奇怪。
好玩的是土耳其，不知道哪裏來的信心。但驚人的是德國、法國，選擇“能”（“肯定能”和“也許能”之和）的不過半。在整體上，西方對“能”的信心勉強過半，除去真是科技領先的美國之後，可能都未必過半。
**這個指標的意義在於：科技前沿的推手只有美國和中國。**如果美國是唯一推手，跟上美國就是跟上前沿，信心應該高得多才對。英國正是出於這樣的認知才信心滿滿，其他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整合度低一些，但加上跟不上中國這個“體制外”推手的擔憂，焦慮就大了。
中國的5G已經領先了，在人工智能、電子商務等方面與美國在全面競爭領先地位，還在借力數字化全面提升傳統工業技術。在西方國家中，德國是最大的製造業主導經濟，是美國之外應用科技最發達的，也是與中國整合程度最深的，德國的“能”只有41%，“不能”（“也許不能”和“肯定不能”之和）倒有50%，反映的正是新質科技與中國的雙重壓力。
意大利則差不多“躺平”了，只有36%認為“能”，60%認為“不能”，“説不好”只有4%，都沒什麼可猶豫的了。
在這裏，不同年齡段的看法也有意思。在美國，55歲以上的認為“能”的佔72%，25歲以下只有61%；在英國，65歲以上“能”的佔80%，25歲以下只有56%。在德國則反過來，65歲以上認為“不能”的佔49%，18-24歲只有32%。
收入對認知也有影響。在美國，富庶階層認為“能”的佔86%，低收入階層只有57%；在法國，最高收入層裏14%認為“肯定能”，公眾中只有5%。
《慕尼黑安全報告2021》對中國、美國、歐盟在未來50年裏科技領先的看法
《慕尼黑安全報告2021》對中國科技將在未來50年裏達到領先的看法更加激進，大部分國家壓倒性地認為中國將大幅領先，只有日本、印度、美國除外，在這三國里美國也只是小幅領先，説明即使在這三國，對於美國領先的的信心也不是太足。
奧巴馬想做羅斯福2.0，沒有做成；拜登也想，看來也難。羅斯福新政的重點從來就是內政與經濟，奧巴馬和拜登也都看到了，但要做到太難了。正因為如此，拜登的重點轉向更加拿手的外交，繼承特朗普“逢中必懟”的路線。
但美國貌似強勢，處處主動攻擊中國，實際上是處於戰略防守、戰術進攻的態勢，好像中途島之戰後的日本海軍那樣，四處放火，不斷試圖打亂中國的戰略節奏，但不能根本性地改變中國的戰略走向。
美國對於堵截中國崛起只有戰術，沒有戰略。戰略不光要有目標，還要有可實現的路線圖。中國經濟和科技早已進入自主增長，剩下的只是需要時間。未來10年是美國的最後機會，但美國實際上已經壓不住中國崛起了，美國所為只是在推遲中國超越的時間。
台灣是美國打亂中國戰略節奏的最大機會，但解放軍在台海的優勢已經跨過門檻階段，打台灣不再是軍事問題，只是政治問題，使得美國也很難在台灣問題上玩火而不自焚，北約更是不會為美國火中取栗。
中國貌似低調被動，實際上是處於戰略進攻、戰術防守之中，不求戰，不畏戰，穩紮穩打，招招咬肉，利用時間和“勢”積聚優勢，爭取不戰而屈人之兵。歷史上不大有這樣的先例，一般都是力求決戰，速戰速決，這使得美國很難發揮尚有的軍事優勢和盟國優勢。
北約還在推進“北約+4”，也就是説與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印度增加安全合作，但架構與深度都是問題。這是否意味着北約或者日澳韓印遭到進攻的時候，雙方有責任馳援對方？這對澳大利亞沒有心理負擔，但對日本和韓國是個問題。印度則是不同的問題。據報道，出於政治傳統和自我定位，也許還有自知之明，印度對印度洋以外的衝突拒不介入，連美日印澳架構中馳援台灣都拒不考慮，也不接納外國在印度的軍事存在。
拜登要再造北約，但需要再造的是美國：在經濟上重建共同富裕，在政治上重建民主民生，在軍事上“軍隊為經濟建設讓路”。至於歐洲對中國，則是政治上虛張聲勢，軍事上按兵不動，經濟上務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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