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G7還在用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理解世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2021年6月11-13日，七大工業國組織峯會在筆者工作的小城附近的海濱度假勝地，被稱為英格蘭 “天涯海角” 的康沃爾郡召開。月初，當先期抵達英國的4架美國海軍陸戰隊的V-22魚鷹傾轉旋翼機和3架C-130大力神運輸機低空略過埃克塞特小鎮上空。這個人口差不多60萬、平均年齡將近44歲的小城，這麼久以來除了新冠大流行之外，這是它距離全球性大事件最接近的一次體驗。

魚鷹降落小鎮機場時，居民們着實興奮了一下。不少人拿出手機，拍下了魚鷹傾轉旋翼機緩緩下降的畫面，並對這架 “充滿未來感” 的飛機驚歎不已。

魚鷹飛機螺旋槳攪動空氣有種的獨特聲響。這架在冷戰末年、蘇聯解體前夕開始着手開發的傾轉旋翼機自2007年首次開始在美軍中服役起，此後便不斷出現在諸如《變形金剛》、《哥斯拉》這樣的科幻大片中，承擔着代表美軍打擊外星人或是史前怪獸入侵的任務。除了在熒幕上領導全人類打怪獸之外，魚鷹在地球上的主要任務還是在美國入侵伊拉克、也門、阿富汗的戰場上震懾反美武裝。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V-22魚鷹傾轉旋翼機  視頻截圖

這次七國峯會是魚鷹作為新一代“海軍陸戰隊一號”總統座機的首秀。它替代了之前經常出鏡的諸如CH-53E“超級種馬”與CH-46“海騎士”等幾種上世紀便開始服役的“海軍陸戰隊一號”常用機型，似乎像是在盟友們宣佈美國作為世界領導的高調回歸。

當然，這輛“充滿未來感”的飛機裏沒有拜登，拜登還是坐着那架波音747改裝的 “空軍一號”，在一個風平浪靜、飄着濃霧的早晨，來到了康沃爾郡的扭基機場。當拜登攙着他夫人的手，扶着舷梯扶手，從飛機上小心翼翼地走下來時，細心的人們可以注意到，舷梯上並沒有像往常一樣鋪着紅地毯。因為我們知道，無論是紅地毯，還是突入而來的大風，都有可能讓這位年邁的總統連摔三跤。

因為，談到G7，更讓我們記憶猶新的還是2018年那個極具戲劇性的畫面。在那張富有文藝復興油畫味道的著名照片中，當時還是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叉手坐在畫面的右下角桌子後邊，傲慢地盯着站在桌子對面頗有些怒意的默克爾。他身邊站着當時還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鷹派人物約翰·博爾頓，以及面無表情的安倍晉三等日本官員。就在這一刻，全世界看到了一個以美國世界霸權為基礎的西方世界聯盟，正在美國霸權下分崩離析。

2018年6月9日，加拿大拉馬爾拜，G7第二日，默克爾與特朗普對峙的“世界名畫” 。視頻截圖

依靠霸權而形成的“穩定”無法長久。這是一個連美國人自己都明白的道理。然而，霸權卻又是霸權者從自身歷史侷限出發，認識世界秩序的基石。在他們眼中，霸權無法消失，只能不斷轉移。因此，在這個邏輯中想象出的世界，便始終處於戰爭邊緣，新舊霸權爭權奪利的循環怪圈。即便沒有來自新興霸權的挑戰，霸權者也會面臨由於自身腐化墮落而帶來的衰敗。

如果説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只顧着揮舞大棒來維護自身世界霸權的話，那麼拜登的美國，便是在顫顫巍巍地試圖再次舉起另一隻手中的胡蘿蔔。拜登這場G7之行就像是一場霸權迴歸的舞台劇表演。6月9日，當空軍一號降落在英國米登霍爾皇家空軍基地之後，拜登一下飛機便迫不及待地發表講話，試圖向全世界宣佈，“美國回來了”，“民主世界”又將“團結起來迎接最艱鉅的挑戰”這一訊息。G7峯會上，這種霸權集團內部“團結”和對自身“道義”的表演比比皆是。

最後公報中宣佈的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基建援助的消息，恍惚間讓人彷彿覺得回到了美國黃金色的肯尼迪時代。然而，老朽的拜登畢竟不是意氣風發的肯尼迪；今天的中國也不是赫魯曉夫的蘇聯。霸權者們將會發現，嘗試用同一套意識形態話語、同一種地緣政治思路、同一個霸權主義的發展觀，來應對今天的世界，再現霸權者記憶中的“輝煌”，這將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此次G7會議，以及緊隨其後召開的北約峯會中，作為冷戰遺產的西方陣營內部，在是否對抗中國問題上也出現了重要的分歧。在美蘇冷戰時代，歐洲與美國合作對抗蘇聯的情形，就像是19世紀俄歐地緣政治緊張關係的延續。在歐洲的歷史經驗中，與其接壤的俄國始終是一個霸權博弈的對手。也正是在這種不斷的衝突歷史中，“地緣政治”概念開始正式形成。

隨着弗里德里希·拉採爾的“生存空間”、哈爾福德·麥金德的“世界島”以及阿爾弗雷德·馬漢的海權理論等概念的提出，一個以西方歷史經驗為中心的地緣政治理論體系在20世紀初正式形成。特別是麥金德與馬漢的工作，更將拉採爾描述德國霸權興起合法性的國家理性敍述帶到了國際關係理論建設中。作為一種誕生於西方霸權競爭背景下的理論，地緣政治觀隨着西方殖民帝國的全球擴張，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地理決定論、以及文明等級論擴展到了更廣闊的空間中。

傳統的地緣政治強調國際政治由地理特性或是意識形態等單一要素決定。國際間秩序則基本取決於大國的意志。在這個框架內，諸如環境變遷、自然資源、人口與資本流動等各方面因素，都可能對地緣政治格局產生影響。地緣政治在19世紀歐洲霸權競爭的背景下誕生，並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都得到了長足發展。依照“地緣政治”這一術語的發明者魯道夫·契倫來看，地緣政治是“以國家為對象的科學”。國家的生死存亡與成敗取決於對於自然環境空間的掌握。同時，歐洲大國的誕生無一例外，都來自於爭奪空間的戰爭。因此，地緣政治學在契倫看來，主要也就是一門戰爭的科學。

在這種地緣政治視角審視下的歐亞大陸於是成為了“控制”世界命運的關鍵核心地帶。無論是為英帝國張目的麥金德，還是後來強調美國霸權重要性的尼克拉斯·斯皮克曼都表示“誰控制了歐亞大陸誰就控制了世界的命運”。兩人當中，前者更重視對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控制，而後者則更強調應當爭奪“邊緣地帶”，即“世界島”沿岸的中東、印度、東南亞、中國、以及美洲大陸、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澳大利亞等地區。

隨着冷戰的爆發，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論家們更將麥金德與斯皮克曼結合起來。在這種視角下，西方的遏制政策不單着眼於對“心臟地帶”的歐亞大陸國家的遏制，也積極採取防止意識形態敵人向第三世界擴散的戰略。為了達成這個目的，西方甚至不惜採取代理人戰爭，或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扶持法西斯主義右翼政權的方式，來阻止“共產主義的威脅”。

圖片來自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網站

然而，即便從“地緣政治”邏輯內部來看，這種冷戰時代的戰略也很難再次將歐洲拉到美國的霸權戰車上來。隨着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特別是之後的第三世界獨立浪潮，使得歐洲原有殖民帝國在全球的勢力大規模收縮。美國成為今天唯一一個在全世界各大洲都有駐軍的霸權者。隨着上世紀末蘇聯的解體，歐洲主要國家面臨的“地緣”威脅變得並不十分明顯。以法德為主的西歐國家，因此在20世紀末的相當一段時期內，都致力於建設歐盟，恢復並發展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然而，在同時期，美國則大大增加了在亞洲、巴爾幹、以及非洲的軍事活動，表現得更像是19世紀末期的英國。

在帝國主義意識驅使下，北約這個冷戰時期的遺留物也開始變得像是美國通往全球霸權道路上的阻礙。21世紀美國第一次拋棄盟友的行動開始於第二次海灣戰爭。2003年3月，小布什對伊拉克發動了第二次海灣戰爭。這場戰爭遭到了諸如法國、德國等美國傳統盟友們的堅決反對。支持美國戰爭行為的國家除了英國之外，還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南歐國家，以及波蘭、匈牙利以及捷克等當時還未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還有傳統便親美的丹麥。這些也是今天造成歐盟內部巨大分裂的主要國家。美國似乎很樂意見到歐洲的分裂。2003年1月22日，在正式決定入侵伊拉克之前，當時的國務卿拉姆斯菲爾德，更是明確地將德法這兩個堅決反對美國干涉伊拉克的國家稱為“舊歐洲”。而將所有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的國家稱為“新歐洲”。拉姆斯菲爾德甚至還不忘給日後的歐盟埋下個定時炸彈，督促北約東擴，從現實上將俄國再次塑造為歐洲地緣政治的敵人。

我們並不需要回到太久遠前的歷史，便能看到，在美國霸權的世界觀中，不存在真正的盟友，只存在自身霸權目標的臨時同謀。前段時間爆出丹麥協助美國監聽德國、法國、瑞典、挪威等國政府首腦與高級官員的消息，也恰是美國這種只許自家獨大心態的生動體現。因此，無論是3年前特朗普拋棄G7，還是今天拜登為了“團結”對抗中俄而高調回歸G7，骨子裏其實都寫的是同樣的四個字——美國優先。這四個字，自美國建國之初便不斷被“發揚光大”。

以西方霸權者利益為中心的“地緣政治”觀無法用來解釋中國所追尋的世界秩序理想。這種理想，建立在一個反對任何形式霸權的、不屬於任何一個“小圈子”的、平等的秩序觀與共享的空間觀之上。直至那時，冷戰才能真正結束。一個普遍的體系、一個沒有霸權者的秩序必將開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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