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大隧道慘案”80週年祭：沒人能慷他人之慨原諒侵略者和反動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傅正】
前幾天，這樣一則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
以我的理解，標題説的“炸不垮”“不服輸”，是指中國人民的堅強意志，是指重慶人民、四川人民為全國大局着想的奉獻精神，而不是重慶的城防。當年的重慶城防就是豆腐渣工程，否則怎麼會出現“大隧道慘案”？
今年6月5號是重慶“大隧道慘案”八十週年紀念日，但網上看到的聲音很少。這不是因為中國人民健忘，而是當年民國政府的下限太低——因為比起南京大屠殺、花園口慘案、河南大饑荒、長沙文夕大火……，大隧道慘案的死亡人數在民國曆史中確實不那麼起眼。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在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對重慶長達五年半的大轟炸，是1937年4月納粹德國轟炸西班牙格爾尼卡（Guernica）之後，法西斯匪幫對無辜平民欠下的又一筆血債。
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美術家畢加索（Pablo Picasso），為了控訴納粹對西班牙平民的暴行，創作了名畫《格爾尼卡》，使這座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小城聞名世界。
霸道的西方列強很善於慷他人之慨，不僅隨手一揮就赦免了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朝香宮鳩彥、重慶大轟炸的罪魁東久邇宮稔彥，還有其他一堆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比如這位美軍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高級顧問石井四郎：
必須指出的是，2012年9月10日，當年重慶大轟炸的受害者或其遺屬正式起訴日本政府。歷時兩年半，2015年2月25日，東京地方法院宣判重慶大轟炸民間索賠案一審結果，188名原告敗訴。
“五三”“五四”慘案
1937年10月下旬，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這座繁華的山城隨即成為了日本陸軍航空兵的目標。
1938年武漢會戰結束前，日軍的轟炸還以小規模試探為主。隨着10月武漢會戰塵埃落定，轟炸就迅速升級。
例如，1939年1月14日，日機轟炸萬縣，竟以廣濟小學為目標，炸死平民百餘人，其中學生50多人。1月15日中午，日機轟炸重慶渝中區，炸死平民119人，炸傷166人，摧毀房屋92間。
此次日機轟炸，損失尤為慘重。當天，重慶市警察局就命令各機關公務員家屬自動疏散，對無固定職業的市民，在必要時強制疏散，遷出市區。
當月2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通過了《重慶市疏建委員會組織規程》和《防空疏散區域房屋建築規則》。其中明確規定將成立“疏建委員會”。
4月10日，重慶市疏建委員會正式成立，以重慶衞戍總司令劉峙為主任委員，蔣志澄、李根固、洪友蘭為副主任委員。他們很快制定出了一系列非常詳盡合理的疏散羣眾方案和疏導地區建設規劃。
……
政府為民着想，盡心盡力。然而，沒有什麼用。
5月3日，日機27架於中午1時許空襲重慶市區，投擲炸彈166枚，炸死平民673人，傷350人，摧毀房屋1068間。4日下午6時許，日機27架再次空襲重慶，投彈126枚，竟炸死平民3318人，傷1937人，摧毀房屋3803間。
這兩天史稱“五三”“五四”大轟炸。所以，“五四”不僅是青年節，對重慶羣眾來講是受難紀念日。
慘重的損失好歹刺激了國民黨當局。就在5月4日當天，蔣介石手諭有關各方：“重慶附近之軍隊官兵，應速作救火與護傷及代民眾搬運物品遷家，作整個有計劃之行動，務限令今晚規定詳報。”又面諭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羣，“撥發國幣50萬元，救護受災市民，仰即轉知劉總司令會同蔣市長，即晚擬定計劃，徑擇適當地點，收容難民，切實救護。關於地方防護工作，應令駐軍全部出動，認真辦理。”
老實説，看國民政府官方記錄，總能給人一種他們很有作為的感覺。這就好比看《中央日報》，國軍總是大捷。
隨手給大家欣賞一下4月10日疏建委員會成立當天的《中央日報》第2版（國內新聞版）：
看看這些標題：《向塘克復，敵退南昌；鄂中我軍總攻大捷》《粵境各路挺進》《江南交通線被我大舉破壞；犯溧陽之敵擊退；蘇北襲敵得手》《一九三八年度倭經濟活動衰退，對美貿易一落千丈》《晉南我攻入萬安，空軍助戰掃蕩敵陣地，委員長嘉獎中條山守軍》……總之，形勢簡直好得不得了。
順帶提一下疏建委員會主任劉峙總司令。此人在《大決戰•淮海戰役》中的形象頗深入人心：如果他只是“豬將”，那麼最多在戰場上無能，還不至於殘民害政。可惜這人用於貪污的“才智”一點都不低。
我為寫作此文查找資料時，看到有學者在論文中揭露劉峙總司令在重慶防空工作中的“作為”，轉述一些供大家品評——
國府委任劉峙出任重慶衞戍司令兼防空司令。他正好藉此要求成立專門的防空部隊，這就需要國府給編給餉。看起來合情合理吧？然而不要忘了國軍將領的傳統藝能。
其實所謂防空部隊大部分是由原衞戍部隊兼任的。編制多了，人卻沒多，這不正好可以吃空餉嗎？比如防空通訊隊由衞戍總司令部通訊連頂替，按月由通訊連偽造名冊，領雙份軍餉。大部分當然落進了劉峙本人的腰包。
當然劉峙很厚道地沒有忘了要讓手下兄弟們雨露均霑。他規定通訊連連長每月多得50元辦公費，派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官兵每人每月多領4元錢的勤務津貼。
重慶防空部隊的勞動總隊以改造罪犯為名，大量僱用獄中的流氓扒手盜賊，其節省下來的工資開支自然大多為劉峙黨羽瓜分。
有什麼樣的長官就有什麼樣的士兵。“五三”“五四”大轟炸之所以死傷無算，一部分原因是日軍使用了燃燒彈，而重慶市區的房屋又大多木質結構。面對越來越旺的火勢，各部隊相互推諉，於滅火工作拖拖拉拉。劉峙不得已下令，誰挑一擔水就獎勵1元錢，這才調動起各路大軍的積極性。起初火頭只有20多處，此時已是滿城大火。
消防車調動不是看哪裏火勢兇猛，而是先保衞達官顯貴的府邸，以至分散使用，效果不佳。大火過後，大量居民被疏散到鄉下，各部隊又藉機四處蒐羅財物，甚至把燒剩的房屋稍加修繕就據為己有，以後讓屋主高價贖回。
……
國民政府這些“體恤民情”“有所作為”的舉動，不可避免地為下次更大規模的慘案埋下伏筆。
“102號作戰”
1941年，日本軍國主義為了儘快解決“支那事變”，以加緊“南進政策”，對重慶發動了新一輪的戰略大轟炸，即“102號作戰”。
為了保證作戰計劃的實施，日軍還調來了駐紮在東北準備對付蘇聯的第12、第89重型轟炸機大隊，與駐紮在太平洋海域嚴防美國的第11、第22航空部隊，並使用了新式燃燒彈和重達800公斤的重型炸彈，以保證有條件對重慶進行不間斷轟炸。
據説1956年2月，何應欽跟岡村寧次有過一場關於1941年重慶大轟炸的對話——
岡村寧次問何應欽：您在重慶的時候，常常受到厲害的轟炸吧？
何應欽答道：時常有轟炸。就是日本的“疲勞轟炸”較為討厭。你們叫什麼？
岡村：日本叫做“神經轟炸”。
何：一連轟炸一整天，叫人無法工作。
岡村：都是我的部屬乾的。
何：多謝多謝！
岡村：可是那裏的氣候很壞，真使飛機師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陽，有“蜀犬吠日”之説。
岡村：府上受過炸麼？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兩三次。
岡村：不是有防空洞麼？
何：但若中了一個一千磅重的炸彈，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會晃動。這種情形前後有過三次。
我在李金榮、楊筱撰寫的《烽火歲月》一書中看到了這則對話，沒有查驗過真偽。不過可以肯定，能讓何應欽這種軍政要員晃動幾下的重型炸彈，對於普通羣眾而言，就是滅頂之災。何應欽當然有條件跟岡村寧次談笑風生，但其談資卻是無辜中國羣眾用血肉堆積起來的。
重慶是中國霧都，平均每年有將近三分之一時間籠罩在雲霧之中，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一年之中適合大規模轟炸的時間並不算多。但即便如此，日本人也能戰果累累，令人嘆息！
我們看一下1941年5、6月間，日軍飛機轟炸重慶的數量和頻次。據原西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和重慶市檔案館的聯合統計，5月份，日機總共出動四次，抵達時間段在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分別是3日，63架，投彈147枚；9日，80架，投彈180枚；10日，54架，投彈179枚；16日，63架，投彈172枚。
6月份，日機空襲頻率增高，共出動十次，抵達時間段擴大為上午11時至晚10時，分別是1日，27架，投彈169枚；2日，27架，投彈278枚；5日，24架，投彈82枚（這次會專門討論）；7日，31架，投彈82枚；11日，72架，投彈154枚；14日，34架，投彈77枚；15日，27架，投彈59枚；28日，53架，投彈43枚；29日，63架，投彈152枚；30日，48架，投彈138枚。
比較一下同時期歐洲戰場的轟炸規模。比如1940年8月13日，德軍出動480多架轟炸機，攻擊英國境內9個機場。又如8月25日，英軍出動81架轟炸機空襲柏林。再如9月7日下午5時，德軍出動372架轟炸機，其中247架突入倫敦市區，共投放高爆炸彈335噸、燃燒彈440噸。
相比之下，日軍此期對於重慶的轟炸規模仍不算大，但殺傷效果卻遠大於德軍對於倫敦的轟炸。
有人也許會説，當時中國還是個農業社會，防空措施和人員疏散條件當然遠不如工業化程度較高的英國。但日本作為半工業化國家，同樣遠不如納粹德國。更何況真正造成重慶羣眾巨大傷亡的又豈是日本炸彈？
“防空奇恥污中華”
值得注意，1941年6月5日，日軍出動了24架飛機，投彈82枚。飛機數量和投彈數量在這個時期都不算多，但到達的時間卻不同於以往——不是在上午10時到下午2時之間，而是在晚上7時至10時。
我甚至懷疑，是不是日軍出了什麼狀況，才導致這天姍姍來遲。畢竟當時的重慶沒有滿街霓虹燈，晚上轟炸很不划算。
從結果來看，轟炸燒燬房屋19棟。但是，國民政府在這一天為轟炸製造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日本人突然改為晚上轟炸，令重慶市民猝不及防。按照以往的習慣，他們總是白天躲到郊區，晚上返城購物聚集。誰也未料到，18時18分，防空警報突然響起，直到23時27分，足足長達5個小時。
街上頓時一片混亂，驚慌失措的人羣如潮水般湧入防空洞，原本可容納5000人的較場口隧道一下子擠進了上萬人。
防空隧道超負荷運作，通風設施又存在嚴重的設計缺陷。根據原西南師範大學和重慶市檔案館聯合編寫的史料集《重慶大轟炸》所述，甚至“通風設備未啓用”！
究其原因，據説是管理部門未及給軍政部行賄，以致軍政部遲遲不驗收通風設備。反正何應欽又不會跟普通老百姓擠一個防空洞。
另據時任重慶隧道工程處副處長謝元模的報告，行政院直到5月26日才核准防空部工程處當年度的工程款項，其時距離“6•5”大隧道慘案只有十天。上一年度的工程款大部分被挪用，導致因為缺錢，三分之一的通風機設備被退還廠方。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防空警報僅僅拉響一個多小時，隧道內就處於重度缺氧狀態。
按照日軍的疲勞戰術，24架飛機以每3至5架為一組，分批次輪流進入重慶市區上空襲擾。按常理，防空部隊應該在各批次日機輪替的間歇期解除警報，讓人們出洞換換空氣。然而，一線管理人員4次給防空司令部打電話反映空氣不良，要求暫時解除警報，打開洞門換換氣，均未被理睬。
晚上9時許，亦即拉響防空警報三個小時以後，洞內氧氣已經消耗殆盡。瀕死的人羣出於求生本能，不顧一切地擠向洞口。他們扭曲成一團，慘叫聲、哀嚎聲、呻吟聲，乃至踹氣聲此起彼伏，響徹洞外。
此時，防空司令部才勉強同意解除緊急空襲警報，改為一般空襲警報。但是按防空洞的設計，閘門是從裏到外關閉，從外到裏打開的，擠壓在洞口人羣使得管理人員根本沒有辦法打開洞門。
午夜11時，防空警報正式解除。管理人員卸開了木製閘門，洞口的倖存者由於長期缺氧，突然吸到新鮮空氣竟暈厥過去，人疊人把洞口堵住了。窒息而死的人面目青紫，口鼻出血，你抓我扯，縮成一團，其狀慘不忍睹。直到天亮時分，當局才開始派人清理大隧道里的屍體。因為遇難者太多，隧道口附近已無處堆放，當局一邊派人清理，一邊派車拉出城外草草掩埋。
辛亥革命元老、著名詩人楊滄白曾目睹了這一場景，憤筆作詩一首。其中一聯為：“孰意修羅在塵境，萬人一夕如秦坑。”另一聯為：“生道殺民昏豈知，草菅人命安得辭？”該詩的最後一句只有上聯：“防空奇恥污中華！”
倖存者回憶
田澤周老人回憶：
“我先回家，第二天才走岳母家。剛到不久，我鋪子的一個面工就急匆匆趕來，説二哥頭天晚上在洞子裏悶死了！
我開初不相信，我二哥是空襲服務隊的，可以自由進出洞子，怎麼會悶死？
我趕回較場口，那個場面讓我全身血都冷了！我二哥的屍體是我幺爸屋的一個哥哥找到的。我一看那個屍體，驚駭得一下跪倒在地。
他的頭髮全部被扯光，衣服撕爛，肚子破裂，人身抓得稀爛，人變了殂。二哥，他那口氣是啷個落下去的喲？！
是我把他從鄉下喊回來，他是替我去死的呀！
二哥那天進的是十八梯洞口（按，較場口大隧道的入口之一），門關死了，出不來。我爸從演武廳洞口進去，他把口一直貼在潮濕的石壁上，逃了一命。
但是他出來後看見二哥屍體，一下子就氣瘋了。我把他送到鄉下，他瘋瘋癲癲到處亂跑，被一條瘋狗咬傷，得了狂犬病。他一直斷不了氣，痛苦得啃牀、啃碗，咬得滿嘴是血。他死得也很慘。
二哥死時，二嫂同他結婚才三年，女兒才一歲多。二嫂在家鬧，要離家出走，我媽急得顛顛倒倒。最後二嫂還是走了，女兒留給我媽。
幾年後我媽帶着我侄女去給人幹活時，遇到風暴，房子倒下來，雙雙壓死。
……”
大隧道慘案實景之一，攝於1941年6月6日
王昌禹老人回憶：
“6月5日我在南岸，第二天聽説大隧道死了人，周海全（王昌禹的丈夫）也可能死了。
我趕忙過江到較場口，我一看，天哪，到處堆起死人，唯一電影院的壩子上小娃兒的屍體堆一堆，大人屍體堆一堆，沒有一件衣服是好的，屍體被抓咬得血淋淋。
最讓我傷心的是一個當媽媽的，一邊躺着她娃兒，一邊躺着她男人。她一會衝着她娃兒哭，一會又朝他男人哭。
我一下就哭起來，我男人也死了啷個辦？我才19歲。
我邊哭邊找，沒有找到我男人，下午才聽説他沒死，我的心放下來了。
但是，我決不願丈夫再呆在城裏。於是，我們搬到了江北茅溪鄉下，從此當農民，直到現在。
多年來，我不想提那一天的事，太慘了，我一提就頭痛。”
另有一位高健文老人當年是防護團隊員，慘案發生時，他的左腳卡人堆裏，因為一名遇難者在窒息的最後痛苦掙扎中死死抓住了他的左小腿，這導致其左腿終生殘疾。根據訪談者轉述：
“從洞內抬出的死屍先用各善堂常備的薄棺材裝屍，後又用粗篾席包紮。
由於死屍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輛卡車運到朝天門河邊，用50只船運到黑石子地區掩埋。
這項工作花了5天時間才告完成。而他自己所在的雜貨店中有五人進了防空洞，可其他四人都再沒回來。
從衣服街到木貨街、草藥街、百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條街到上，許多店面都再無人打開……”
當局用卡車將屍體運至朝天門碼頭，攝於1941年6月6日
以上訪談摘自李金榮、楊筱著《烽火歲月：重慶大轟炸》，類似的訪談記錄在其他著作中還有很多。
我常想，梁啓超批判廿四史不過“帝王將相譜牒”，倡導寫“人羣之歷史”，我們也總是説寫歷史要有羣眾立場。這些平民百姓在動盪年代的遭遇不就是“人羣史”中最樸素真實的一面嗎？
沒有人可以慷他人之慨，代替他們原諒日本帝國主義或國民黨反動派！
國民政府的“統計”
大隧道慘案究竟死了多少人？
6月7日，防空司令部發布統計結果，“死亡461人，重傷291人。”13日，重慶市政府又公佈死亡人數為“有户口可籍者644人”。上述統計數字跟現場觀感差別實在太大，引發了羣眾強烈不滿。於是7月3日，國民政府大隧道慘案特別審查委員會又發佈《審查報告》，宣佈死亡992人，重傷151人。
諷刺的是，慘案發生第二天，即6月6日，重慶衞戍司令部在給行政院的內部報告中卻説：“截止本（六）日午後四時二十分止，三處洞口共計運出男女屍944具，童屍74具。至於洞內餘存死亡數目，因隧道太深，一時無從清查。”兩天後，衞戍司令部的內部報告又稱，計有屍體1115具。
這算什麼？“校正迴歸”嗎？上述無論哪個統計數據，不管是公開發布的還是內部報告的，都沒有人相信。
《生活》雜誌推測死亡超過4000人。倖存者郭偉波在《重慶大隧道窒息慘案親歷記》中則説，“一夜之間因窒息擠壓而慘死市民近萬人”。英籍華裔作家韓素音女士在自傳《無鳥的夏天》中又稱死者“約一萬二千人”。
前引田澤周老人在訪談中哭訴道：
“大隧道慘案發生後，較場口周圍十幾條街陰風慘慘，倖存的人請道士招魂，白天夜晚叮叮噹噹，香煙嫋嫋。到底死了多少人？！
不止幾千人，我記得清楚，我在新民報館當記者的一個表弟告訴我，他們統計的是17300人！這些人是啷個落的氣呀！
但是我怎麼忘得了！幾十年來我想説，沒處説，一肚子苦水，憋在心裏，憋得難受呀。
我已經82歲了，我爸爸、媽媽、侄女、二嫂都去世，四兄弟中只剩下我，我還活得了幾天？
我一死，就再也沒有來訴説這段冤屈，一切都完了……”
從國民政府最初統計的461人，到民間估算的17300人，中間居然相差37倍！大隧道慘案的死亡人數至今是個迷，也可能永遠是個迷。
據時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辦公室中將主任謝藻生的回憶：
“6月6日，蔣介石傳見劉峙、吳國楨（按，時任重慶市長）、賀國光（憲兵總司令）三人。
蔣介石問：究竟死了多少人呢？
劉峙、賀國光茫然不知所對，獨吳國楨很從容地，衝口而出，答以具體的數目字，説幾千幾百幾十幾。
蔣介石點頭，似表示吳國楨比劉峙、賀國光強一些。
及出來後，賀國光問吳國楨説：‘你這個答覆的數字，有根據嗎？’
吳國楨説沒有根據，‘我知道他（指蔣介石）的性情，如果不答覆一個具體數字，他便不高興，我所答覆的數字，是真是假，他又從何得知呢？’
賀國光笑笑説：‘你真聰明，真會應付事情’。
這件事，是賀國光親口對我講的。”
出於好奇，我查了一下慘案次日的《中央日報》第二版，標題是《閩敵圖犯三都未逞；綏西激戰續有斬獲》……
6月7日，即國民政府初次公佈慘案死亡數據的那天，則是《浙東我軍克復象山；太嶽山區展開激戰》《戰事重點在華中，敵圖肅清長江兩岸我游擊隊，八路包圍大墓山終被我擊退》……
國軍依舊“英勇無比”，形勢依舊好得不得了！
換湯不換藥
防空洞的通風設施存在嚴重缺陷，不是沒有預兆，沒有警報。
《大公報》6月7日發表社評就指出，“公共防空洞的空氣問題，本已不是新問題，前年六月十一日中山公園下大隧道曾發生窒息之事，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左營街大隧道也曾發生了窒息慘劇，……去年左營街之事，本報曾有記載及評論，建議數點改善方法，希望主管當局注意；……即在最近，本報也曾於上月十一日發表‘讀者投書’，討論到公共防空洞的通風問題。可見這個問題不是新問題，也不是意外問題，而完全是設備不周與管理欠妥的問題。”
工程款都落到當權者的腰包裏頭去了，設備怎麼可能“周”，管理怎麼可能“妥”呢？
行文至此，不禁令我想起不久前的台灣新聞，儘管民進黨當道，但其所作所為較之於國民黨，基本就是換湯不換藥。島內疫情持續延燒，民進黨當局秉持“不普篩就沒有確診數”的做法，跟當年國民黨的統計妙招又有什麼本質區別呢？而為了疫苗一事，更是謊話連篇。
這番説辭同當年的《中央日報》有多大差別？八十年過去了，“民國”依舊是那個“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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