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桑德斯：美國有比“對抗中國”更好的選擇

【文/伯尼·桑德斯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美國今天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戰——氣候變化、疫情、核擴散、嚴重的經濟不平等、恐怖主義、腐敗、獨裁，這些也是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通過單獨行動來解決這些問題。要解決這些挑戰就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包括與中國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展開合作。

因此，已在華盛頓出現並仍在快速發展的這一共識，即認為美中關係是一場零和的經濟、軍事博弈，是令人痛心和危險的。這種觀點一旦盛行開來就將創造出一種政治氛圍，使世界目前迫切需要展開的合作越來越難以實現。

有關這一問題的主流觀點竟然變化得如此之快，這是相當驚人的。就在20多年前的2000年9月，美國商界和兩黨領導人強烈支持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當時，美國商會、全美製造業協會、商業媒體，以及華盛頓幾乎每一位建制派外交政策專家都堅持認為，要保持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就必須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給予中國這一地位將使美國企業得以進入中國不斷增長的市場，中國政府在民主和人權方面的自由化將與中國經濟的自由化同步發生。

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載本文

這一立場被認為是顯而易見、無可置疑的正確。來自中立的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2000年春認為，給予中國這一地位將“對中國領導層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為了滿足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更多更深層次經濟改革的要求，中國領導層將冒重大的經濟和政治風險。”另一方面，如果拒絕給予中國這一地位，“這意味着，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所作的那些最重要承諾將不會使美國公司獲益。”

來自保守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政治學家諾曼·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幾乎也在同時撰文，更加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他斷言：“美國與中國進行貿易是一件好事，有益於美國，也能促使中國變得更加自由。這一點似乎是，或者説應該似乎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這一點對我來説卻並不明顯，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帶頭反對那項災難性貿易協議的原因。當時我就知道，而且很多工薪階層也都知道的是，一旦允許美國公司搬到中國，讓它們以低到餓人的工資僱傭那裏的工人，就會引發一場內卷競賽，導致美國有工會保護的高薪工作崗位流失，拉低美國工人的工資。

而結果也正是如此。在隨後的大約20年裏，美國失去了大約200萬個工作崗位，4萬多家工廠倒閉，美國工人的工資也停滯不前，然而資方卻賺到了數十億美元，公司高管們得到了豐厚的回報。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部分原因正是他在競選時反對美國的貿易政策，運用自己虛假和引發分裂的民粹主義手段，勾起了許多選民真實的經濟鬥爭情緒。

同時，毋庸置疑，中國的狀況也並沒有發生好轉。華盛頓傳統智慧的鐘擺現在已經從過於樂觀轉向了過於強硬，之前是對不受限制的對華貿易能帶來怎樣的機遇過於樂觀，而現在則是對更富裕、更強大的中國所構成的威脅過於強硬，但中國威脅正是貿易增長的結果之一。

在2020年2月，布魯金斯學會的分析師布魯斯·瓊斯（Bruce Jones）寫道：“中國的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能源消費國、第二大國防開支國——已經擾動了世界局勢，而能否動員起來面對大國競爭的新現實，則是對未來一段時期美國治國之道的考驗。”

幾個月前，我的保守派同事、阿肯色州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將中國威脅與冷戰時期的蘇聯威脅進行了對比：“美國再次面對一個強大的極權主義對手，這個對手正試圖統治歐亞大陸，重塑世界秩序。”正如華盛頓在二戰後為美蘇衝突預做準備而重組了美國國家安全架構一樣，科頓寫道：“今天，美國的長期經濟、工業和技術計劃需要進行升級，以應對共產主義中國日益增長的威脅。”

就在上個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制定亞洲政策的最高級官員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表示，“被一般稱為（與中國）展開接觸的時期已經結束”，今後，“主導範式將是競爭。”

別相信危言聳聽

20年前，美國經濟和政治機構對中國的看法是錯誤的。今天，共識已經發生了變化，卻仍然是錯誤的。現在，建制派已不再頌揚自由貿易和對華開放具有怎樣的美德，而是敲響了戰鼓要打一場新冷戰，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了致命威脅。我們已經聽到政界人士和軍工企業的代表將中國威脅當作最新藉口來為國防預算不斷膨脹進行辯護。

我認為，挑戰這一新的共識是必要的，正如當初挑戰那個舊共識也是必要的一樣。中國政府的很多政策和做法肯定會招致我的反對，也應該招致所有美國人的反對……美國也應該小心中國咄咄逼人的全球野心。美國應該在與中國政府舉行雙邊會談時和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多邊機構中繼續向中國政府施壓。如果美國也能正視自己盟友和夥伴國的人權問題，那這種做法就將更加可信和有效。

然而，圍繞着在世界範圍內與中國展開零和博弈來組織我們的外交政策，將不會使中國表現出更好的行為，這在政治上是危險的，在戰略上則是適得其反的。

急於對抗中國這種做法有一個最近發生的先例可供借鑑：全球“反恐戰爭。”9·11襲擊發生後，美國政界迅速達成一致，反恐必須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重點。在耗時近20年和花費6萬億美元之後，已經顯而易見的是，一連串無休止的戰爭都拿全民團結一致做幌子，這些戰爭使美國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經濟和戰略代價，並導致仇外心理和偏執盲從在美國政壇出現，而美國穆斯林和阿拉伯社區則首當其衝。

毫不奇怪的是，在今日這個恐華情緒蔓延的時刻，反亞裔仇恨犯罪也在這個國家滋生。自近代以來，美國從沒像現在這樣分裂過。但過去20年的經驗應該使我們明白，美國人必須抵擋住誘惑，不要試圖通過製造敵意和恐懼來凝聚國家共識。

未來更好的辦法

美國拜登政府正確地認識到，威權主義興起是對民主的一大威脅。然而，民主與專制的重大沖突不是發生在國家之間，而是發生在國家內部，包括美國內部。如果民主要取得勝利，它將不會在傳統戰場上取得勝利，而是會證明民主制度實際上可以為人民提供比在專制制度下更好的生活質量。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重振美國民主，通過滿足工人家庭長期被漠視的需要，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我們必須創造數以百萬計的高薪工作崗位，重建我們破敗不堪的基礎設施，應對氣候變化。我們必須解決我們在醫療、住房、教育、刑事司法、移民和其他許多領域面臨的危機。我們必須這樣做，不僅因為這將使我們在與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競爭時更具競爭力，而且還因為這將更好地滿足美國人民的需要。

儘管美國政府首先需要關心的是美國人民的安全與富足，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在我們這個相互聯繫極為緊密的世界，我們的安全富足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安全富足息息相關。因此，符合我們利益的做法是與其他富裕國家展開合作，提高世界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減少世界各國專制勢力為掌控政治權力和破壞民主而製造出的畸形經濟不平等。

拜登政府努力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税政策，這是朝着結束內卷邁出了很好的一步。但我們必須考慮更重要的問題：全球最低工資政策，這將提升世界各國工人的權利，為數百萬人提供一個過上體面、有尊嚴生活的機會，並削弱跨國公司剝削全球最貧困人口的能力。為了幫助窮國在融入全球經濟的同時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國和其他富國應該大幅增加投資，促進可持續發展。

為了美國人民的長治久安，我們要讓世界各國人民相信美國是他們的盟友，他們的成功就是我們的成功。拜登做了一件完全正確的事，他為支持全球疫苗倡議COVAX計劃提供了40億美元的資金，與世界分享了5億份疫苗，並支持世貿組織知識產權豁免協議，使較貧窮的國家也能夠自己生產疫苗。中國在提供疫苗方面採取的措施也值得肯定，但美國可以做得更多。當全世界人民看到那面美國國旗時，這面旗子應該貼在救生物資的外包裝上，而不是貼在無人機和炸彈上。

要為美中兩國勞動人民創造真正的安全和富足就需要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全球體系，這個體系要將人類需求置於商業慾望和軍國主義之上。在美國，把納税人的錢多撥幾十億給企業和五角大樓，同時煽動偏執盲從，並不能達到這些目標。

美國人決不能對中國的行為抱有幼稚的想法。我堅信，美國人民有興趣鞏固那個尊重世界各國人民權利和尊嚴（包括美國、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的世界規範。然而，我擔心，兩黨不斷推動美國對抗中國的做法將使這些目標落空，並有可能增強兩國國內的專制和極端民族主義勢力。這麼做還將轉移人們對兩國共同利益的關注，這些共同利益涉及到應對氣候變化、疫情以及核戰爭可能帶來的大破壞等真正的致命威脅。

與中國發展互利關係並非易事，但我們有比打一場新冷戰更好的選擇。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外交事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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