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誰失去了中國？聊聊初代共產黨人和美國的“互動往事”
【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2021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100年前中國共產黨建立，今年是建黨100週年，所以在這裏給大家帶來一個新的系列，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旭日東昇》，講的是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的早期交往。大體上涵蓋的歷史範圍是從共產黨建立之後，一直到尼克松破冰之前的時間跨度。
整體來説，這次系列也是一個讀書的交流體會。第一個學習的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的簡史》。第二個是曾經、現在都很出名，將來還將更加出名的書——《紅星照耀中國》。原名是《紅星照耀中國》，大家更知道的一個名字叫《西行漫記》，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20世紀30年代到陝北訪問了93天所寫下的遊記。第三，陶文釗先生，我們中美關係史研究的前輩泰斗，寫下的《中美關係史》。這本有三卷，着重講1949年這段（時間）。
《紅星照耀中國》
還有我翻出來覺得挺有意思的兩本檔案。第一份檔案叫《外國觀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戰：美軍觀察組延安機密檔案》，是打字機打成的早期檔案文件，上面很多帶着“Top secret”。20世紀40年代，在抗日戰爭的過程當中，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政府進行了第一次系統地接觸，包括美國戰略信息局、美國戰爭信息局等，一些軍事和外交機構的成員到延安進行了系統性的訪問，第一次向美國介紹了中國，可以看作是中美早期接觸中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第二份檔案叫《中美關係轉折：赫爾利使華》，在抗戰結束之後中國國內出現兩條道路、兩種命運選擇的時候，美國為什麼最終會選到了另一邊？一個叫做赫爾利的人在這中間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除了這些檔案材料，還有《毛澤東年譜》，跨度是1893年到1949年。它分上中下三冊，我主要看上中兩卷，其中在一些具體的重大歷史問題上面，毛澤東同志是如何認識、如何理解的，他説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
為什麼要看這些東西？除了建黨100週年，紀念中國共產黨發展之外，就像習總書記所指出的，為了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今天這個世界，我們首先要確立正確的歷史觀。所謂歷史觀的意思就是，我們需要回溯過去，看這個世界是怎麼發展過來的。
學過馬克思主義的都知道，我們講歷史一般都是講歷史螺旋。在歷史發展和前行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相似之處，從歷史當中去汲取經驗和教訓，毫無疑問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是這個系列的第一講概論，大概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在學習完之後初步的心得，同時也是對整個系列講座的一個概述。
首先從緣起上來説，當下2021年，中美關係持續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這個新發展階段之前的標誌性事件是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後，新任的特朗普總統在2017年至2020年間對中國一系列結構性戰略調整，包括所謂的貿易摩擦、貿易戰等等。
這時候提出了一個問題：中美關係是否進入到了一個深度調整和變化的時期？又或者這只是特朗普這個不合乎常規的美國總統，他個人因素所帶來的變化？
我們知道2020年美國又進行了一輪總統選舉，一個跟特朗普幾乎截然相反，兩個人簡直可以説互為補給的拜登當選為總統之後，中美關係發展到今天，有沒有出現我們預期的那種回調？
中國外交部長國務委員王毅同志在2021年4月23日，對中美關係發表的演説上講了這樣一個判斷：他認為這屆美國政府還沒有走出上屆美國政府的陰影，還沒有制定一個對中國正確的戰略選擇，還沒有形成能夠讓中美關係回到健康發展軌道上的一套政策。
這三個“還沒有”，核心表現為美國對兩個問題沒有做出正確的回答，或者説還沒有給出正確的回答。第一個問題，2020年8月份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在阿斯本論壇上，向美方提出：美國是不是準備好了與中國和平相處？我們中國跟美國有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各種各樣的特徵。我們謀求於和平崛起，我們沒有興趣跟美國去進行霸權的爭奪。對於這樣的一箇中國，美國是不是準備好跟我們和平相處？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王毅外長加了一個問題：美國是否尊重中國人民發展的權益，提升自己生活水平的權益？
對這兩個問題，美方還沒有給出一個正確的認識、也沒有給出正確的答案。所以中美關係未來還存在很強的不確定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回頭看看歷史。
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它涉及到的其實是美國如何認識和理解中國共產黨人。從這些材料當中，我們希望美國能帶着一種務實態度非常現實地從雙方的力量對比、從中國的客觀實踐，以及更加重要的是，從對美國自身國家利益進行正當認識。
正當認識就是以一種合乎歷史規律的方式，在一個穩定的時間段裏，用一種良性的方法，去追求、去實踐美國的國家利益。放棄基於信息的不對稱或信息流動的不及時等一系列因素的負面影響，實事求是，到中國來眼見為實，認認真真去認識和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主動克服原有的對於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意識形態化的成見和刻板印象，透過種種迷霧，最大限度地去認識、理解，並且本着一種平等和尊重的心態，去接受和認可與原來認知不同的中國現實。
如果美國能做到這一條，那麼美國至少可以做到三件事。
第一，能真正意識到中國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怎樣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人是一羣怎樣的人。他們所領導的隊伍，他們所奉行的政策，他們所要追求的目標究竟是什麼。這是美國能夠獲得的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第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現在可能也有這樣的問題，在1949年以前，共產黨人和美國的早期交往跟接觸中，這是當時他們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尤其是從1946年到1949年抗日戰爭結束以後，當時中國面臨兩條道路、兩種命運的選擇，誰能夠被歷史選擇，誰能夠贏得中國？
在這些檔案當中，像美軍延安觀察組這批人來到中國，認認真真看了延安正在發生的事情，再對比他們在重慶看到的另外的事情，他們將共產黨跟國民黨進行了認真務實的對比之後，很容易得出了一個結論：真要幹起來，國民黨是幹不過共產黨的，贏得未來中國勝利的一定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
美軍觀察組布魯克·多蘭上尉在冀中根據地（資料圖）
但是在當時，美國始終有多種力量。這些在一線基層克服了自身成見面對現實的人，看到了一些真相和未來發展趨勢，但他們的意見在華盛頓那裏被堅定地無視。這裏面有哲學問題，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
對於很多美國官僚來説，在評估實力的時候，他們堅定地相信武器制勝論。通俗的講，所謂的唯武器論者認為共產黨那麼落後，武器裝備那麼差，怎麼可能在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戰勝得到美國先進武器支援的國民黨政府？這是不可能的。儘管他們對國民黨也沒什麼好感，但是對於雙方的實力對比而言，來自一線的真知灼見，最終在華盛頓的決策體系當中被無視了。這種無視對中美兩國來説，都毫無疑問是一種損失。
第三，如何從歷史當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而提升自己的認識。這除了讓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發展歷史有清醒的認識和理解之外，還能對今天當下的中美關係形成更加清晰、全面和準確的認識。
中美雙方的實力對比發展到了今天，在華盛頓的決策圈裏面，有一些人對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識和理解，仍然停留在20世紀30年代、40年代對共產主義極其刻板和充滿成見的認識和影響當中。它摻雜了很多東西，包括從蘇聯那兒學來的所謂的經驗。但是歸根結底它就是不能夠準確地認識和理解中國，並且沉浸在一種套路的、面具化的、意識形態的刻板印象當中不能自拔。
這裏面的一個經典案例，就是最近引發廣泛討論的2020年全面戰略競爭法案，美國國會通過的所謂對華整體性方案之一。這種刻板印象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説，是沒有什麼正面和積極影響的。它使得美國華盛頓的決策圈，再度陷入了某種紅色恐慌情緒當中，而這種紅色恐慌情緒，又是多方位混合型的。這本質上是美國的戰略決策精英為了擺脱自己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用他們能夠想到的一種成本相對最低、套路相對最熟、應對方法相對最完整的替代性方案，為當前美國面臨的複雜局面尋找一個簡單解決方案。
解釋一下。第一，跟《西行漫記》以及更後面的美國派遣觀察組到延安相類似，今天中國和美國的發展，再度來到了一個十字關口。在這個十字關口，美國需要重新準確全面地認識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制度和模式，什麼是共產黨人領導下的中國，這幾個關鍵性的問題。
當年美國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關心抗日戰爭的走向，因為關心中國抗日戰場未來能否繼續堅持下去。這樣對於美國在亞太地區參加二戰所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當然現在這個問題的影響更大，它關係到的是中美兩國在全球範圍如何進行共處的問題，它有這樣一種客觀功能性。
但和當初不同的是，今天美國面臨的真實挑戰，其實是來自於美國的內部。今天美國遇到的是美國特色的體制問題，或者是它制度內生的缺陷所導致的內部矛盾持續上升，這種內部矛盾持續上升的激化，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美國的發展速度在國際體系中相對進入到了一個比較遲緩的階段，最終導致在國際體系的排名當中美國的領先優勢正在縮減。
中國正在高速崛起。美國今天的戰略選擇，一大部分是嘗試對中國給出一個面具化的刻板印象，這刻板印象建立在錯誤的意識形態認知的基礎之上，然後從冷戰時期，抽取一些過時的戰略和方法應用到中美的戰略競爭當中來。這種戰略選擇經歷了特朗普政府四年極其極端的嘗試，在拜登政府這兒以一種非常詭異的、自相矛盾的，或者説充滿內生張力的方式繼續
持續運行下去，而這種運行對中美關係註定會產生非常深遠的不良影響。
尤其是從中國的角度上説，要消除這種不良影響中國如何做出回應？我們同樣需要從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的交往當中去吸取經充分的經驗，去尋找充分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美國人有時候怎麼想，你沒有辦法左右。我們自己去認識和理解那段歷史，也至關重要。
首先我們也有刻板印象要破除，當我們講起第一代領導核心，講起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以及中國革命所推行的主張，很多時候我們也會有一些先入為主的認知和影響。但事實上豐富的史料告訴我們，相當多的時候我們的認知也是需要不斷更新的。
比如説在毛澤東同志的年譜當中，你會發現當斯諾到了陝北之後，毛澤東同志多次跟他進行談話，而談話當中相當的部分是在講中美之間的正當貿易，講美國如何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得持久的收益，講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
毛主席告訴斯諾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一個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人民站起來的中國對美國會帶來哪些積極的影響。他明確地告訴斯諾，我們這邊有四萬萬五千萬人，他們潛在的需求釋放出來之後，對於美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美國可以從中獲得自己巨大的、同時是正當的利益。
沒錯，毛主席在那個時候就跟斯諾講美國可以從中國的市場當中去獲益。他確實沒有講改革開放這四個字，但是在他的構想中，在一個對等的中國的主權和核心利益得到必要尊重的雙邊關係當中，中國是向美國開放的。美國可以從中國獲得利益，但是這種利益的獲得必須是正當合法的，是對等的。
我們會發現歷史是非常鮮活的。而這種鮮活的歷史，同時告訴我們第二個道理，中美之間頗有一點不打不相識、不打不成交的歷史上的緣分。對於中國共產黨第一代核心領導人來説，在跟美國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們也形成了一個經驗，對於美國，基本上中國採取的策略一般都叫做“以鬥爭求團結”。
雖然雙方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背景、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認識目標訴求和主張，但是我們仍然有很多可以合作共贏之處。即使在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極其不對稱的情況下，我們仍然有可能達成這種合作，而這種合作的達成不是一味地忍讓、一味地妥協，更不是所謂美國提條件、拉單子，中國完成作業，而是通過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這種鬥爭歷史會展現出自己非常多元化的一面，會告訴你很多非常有趣的細節。
比如説在赫爾利使華這個問題上，他體現出了那種有很特別想法的美國人的腦洞。赫爾利向同樣作為調停組成員的周恩來，給出過的一個建議：當時的國共兩黨在中國要搞聯合政府，聯合政府下面要把自己的軍隊交出去接受改編。但是兩黨相互間無法信任，赫爾利提出可以找第三方的人來當軍隊的統帥，這個人要對中國非常瞭解、對中國心懷善意、同時能力很強，説着説着最後冒出一句，“比如説鄙人赫爾利，我也許就可以當統帥”。
1944年9月6日，赫爾利到中國調解國共關係（資料圖）
這是周恩來年譜裏面講的，不是我瞎編的。赫爾利跟周恩來真説過這話，大家可以想象赫爾利説了這番話之後，周總理那個時候大概強力剋制住去摸摸他的額頭，説“你燒得不輕是吧”。
歷史就是這麼有趣，就是在這一系列的過程當中，歷史一頁一頁翻過去了。
當然對中美早期歷史熟悉的人都知道，後來1949年10月1日之後，尤其是1950年，中美在朝鮮戰場上刀兵相見。抗美援朝爆發的時候，在美國國內進行過一場討論，所謂誰失去了中國。
從一開始共產黨就不想跟美國鬧掰，共產黨是有很大誠意的。但共產黨也是有核心關切的，這不是基於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不是基於共產黨那些早期領導人的個人認知，而是基於中國的客觀訴求。客觀訴求至始至終只有一個，就是請你美國尊重我中國的核心利益。在平等的基礎上我們可以交往，我們可以合作，但不要老想着居高臨下，不要老想着在中國佔便宜，美國可以獲得正當的收益，但也僅僅只是正當的收益。
實事求是地説，正當的收益在反映中美雙方實力對比，當美國人實力強的時候就可以多拿一點，這個很正當，但是當雙方實力變化的時候，利益的分配就應該做出相應的調整，這也很正當。凡事不能挑只對一方有利的，一切從事實出發。
中美的早期交往史是非常豐富的。除了雙方的實力有重大的變化，中國的領導層對於世界的認知當然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當然更加重要的是這個世界也發生了變化。但撇開這些變化之外，影響中美關係，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和美國政府之間、美國戰略精英之間的關係，那些因素始終都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第一，認知框架。首先一個符合實際的認知框架包括符合自己可行的、切實的、恰當的國家利益；其次，符合雙方關係的實際，同時符合時代的要求。有這樣一個認知框架，中美關係就可以走得順暢一點，沒有這樣一個框架，中美關係就會摩擦一點。
第二，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兩傷。亦或者像我們的總設計師説過的，中美關係終究要好起來才行。一個穩定的、健康的、對等的中美關係對於雙方都有利，這也是一個客觀事實。中美關係從來都是兩利的，不存在中國單方面薅美國羊毛的事兒，也不存在美國居高臨下恩賜中國的事兒。
第三，這種錯誤的認知必須加以有效的更正，什麼時候美國能夠克服這種錯誤的認知，以一種務實的態度去觀察、去認識、去了解，然後和共產黨人打交道，中美關係就會往前走。近期美國很喜歡説的，從實力地位出發跟中國進行談判（negotiations from the position of power），是里根政府開始的用詞，對美國外交史熟悉的人都知道這句話是什麼含義。想居高臨下硬壓中國，在核心國家利益上侵害中國發展，那中美關係就會出現重大波折。
第四，中美關係必須把意識形態的分歧處理好——我們曾經處理的非常好，美方要克服的首要問題，就是意識形態的外交政策工具化，或者是人權的工具化。不要以為可以把意識形態，作為一項政策工具來佔中國的便宜。
中美雙方從早期歷史開始，可以在意識形態上面存在不同的認知。但沒關係，雙方是可以找到務實的解決辦法的，當然首先是要找到需要共同應對和解決的問題。在美軍派駐延安觀察組裏，有很多軍事軍官，他們關注的是中美當時在抗擊共同的敵人——日本人，其中所能夠進行的合作。無論是氣象情報，還是讓中國抓獲並且成功轉化的日本前戰俘（後來變成了反戰人士），包括一些日本的共產黨人。他們可以跟美國人合作，幫美國人改善對日心理作戰的材料，在戰場上美國對日本搞心理戰，這邊我們可以給他出主意。
再比如進行情報合作，美國觀察組在延安建立過氣象站。這些氣象站為美國對日本本土的轟炸行動提供氣象情報，延安氣象站的情報是最準的，中美雙方可以在這種領域展開合作。美國戰略信息局對於中國共產黨人在日本佔領區開展的敵後游擊隊非常感興趣，因為那邊提供了關於日本軍隊最準確和詳實的情報，遠遠超過當時的重慶方面和蔣介石提供的材料。在那麼困難的時期，在那麼不對等的條件下，在雙方意識形態的差異比今天大了不知道多少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找到這些務實的功能性合作領域。
毛澤東、朱德與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機場。（資料圖）
今天中美雙方的實力發展到了這裏，在經濟全球一體化支撐的宏觀背景下，又共同面臨類似於氣候變化，或者是新冠疫情這種全新的全球治理問題和合作的需求。實力大幅度提升的中國不斷地向美國堅定地表示了進行合作的意願，中美關係有什麼理由搞不好？有什麼理由讓中美關係莫名其妙地被一小撮人綁架，走向衝突的邊緣？這裏責任在美國那一方。
堅定我們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沿着正確的道路向前走去。在歷史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無論是20世紀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中美關係破冰，以及一路走來的中美關係。中國對於中美關係始終保持着善良的願望，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在經歷了深重苦難之後，內心深處良性品格的天然投射，是共產黨人根據中國自身發展、中長期利益所作出的堅定選擇。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有了堅定的認識、清晰的分析框架之後，面對反覆橫跳的美國，我們要學會有理、有利、有節，聚焦於我們的核心利益，和美國展開堅韌不拔的戰略博弈，而很顯然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勝利屬於中國人民。中美關係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動盪和波折之後，有理由、有信心迎來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期是概論部分，接下來的一講，我們會講到20世紀30年代，一個美國記者克服重重困難，到陝北對剛剛結束長征沒有多久的紅軍進行採訪，寫出了讓全球尤其是西方世界為之刮目相看的《紅星照耀中國》，曾易名為《西行漫記》。謝謝大家。
（整理/觀察者網 趙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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