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鋼：回顧中西曆史，我們不妨如此認識“中國共產黨”
【文/白鋼】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這一論斷在中國可謂耳熟能詳家喻户曉。黨的領導對於中國各項事業的核心意義，是由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的深度同構關係所決定的，這種同構關係意味着，中國共產黨已融入中國社會的每一細部，內化為當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
而值此建黨百年之際，縱觀華夏千年歷史，我們不妨思考，何謂“中華民族”？何謂“中華文明”？顧今朝，又何謂“中國共產黨”？百川同源，生生不息，我們腳下的這片古老的土地，依靠的是怎樣的共同血脈綿貫至今？
中國共產黨vs西方政黨
“政黨國家”是一種近代以來的政治現象，它意味着政黨成為了國家政治的主要組織力量，從而至少在形式上取代了傳統意義上貴族或門閥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
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源出於西方，在西方語境中，表達政黨的詞彙（如英語party，法語parti，德語partie）皆可回溯到拉丁語pars“部分”，因而政黨也很自然地被理解為源於社會中特定的“部分”成員、代表其利益併為其服務的意味。
這與中國傳統語境中以“黨”指代通過私利或私誼而結成的集團（前者如“結黨”、“黨羽”，後者如“父黨”、“鄉黨”）、徇私忘公而導致偏袒的行為（“黨同伐異”），有相通之處，故常具貶義，而與之相反的“不黨”（《論語·衞靈公》：“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則成為被推崇的狀態（英語impartial，法語impartial，德語unparteiisch“不偏袒的，公正的”）。
**西方式民主習慣於將作為個體總和的大眾分解為若干因利益而勾連起來的利益集團，將這些利益集團進行相互競爭博弈的過程描述為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不同集團所進行的利益博弈，在不觸及階級結構、所有制與財產權等核心問題，即不動搖資本邏輯的統治地位的前提下，只能圍繞各種次要問題展開。
在此過程中，為了儘可能多地獲取外部資源傾斜，必須不斷放大自己的利益訴求而貶抑乃至抹殺對立集團訴求的正當性，從而不斷推高解決問題的社會成本，造成不同利益羣體間關係的進一步對立與緊張，以及公眾對於各方陳述的無所適從與無以置信。
《1851年國會之戰》
當此類博弈集中地體現為代表各自利益團體的政黨競爭，則在此意義上的政黨，充分驗證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中所做的論斷：“一些公民……團結在一起，被某種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驅使，反對其他公民的利益，或者反對社會的永久的或集體的利益”。在此意義上，政黨一詞所具有的“部分”、“有私”、“偏隘”的古老屬性依然支配着當代的實踐。
西方式“政黨國家”的這種情態，使其往往無法理解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現代國家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誕生於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艱難轉型的過程中。實現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化之任務，至為不易：
這一轉化必須是全面根本的，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全面社會改造，而不可能只着眼於某一局部；
這一轉化是在外力裹挾逼迫下發生並伴隨着危機不斷深化的，故而必然體現為極巨大的歷史斷裂，無視這種斷裂而認為傳統自身可自然地過渡到現代之設想，只能流於虛誕；
這一轉化發生於外敵侵凌民族處於生死危亡之際，必須號召動員組織最廣泛之民眾參與方可成就，這絕非移植西方的理念與模式可達成的，而必然要藉助植根於中國傳統與現實的自有資源；
而欲達到萬眾一心之局面，必須有強大統一的領導核心以作擔當。
因此，解決中國近代以來全面危局的根本，即在建立具有高度組織性、代表性和行動力的新團體，它不僅能夠完成對於一切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更要提供一種傳統中國所匱乏的集體生活。
有組織之社會團體的建設，必須依靠國家這一組織化程度更高的團體推動，而國家要達到有效整合一切資源、實現全民動員與組織的目的，必須依靠組織化程度更高的團體，即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列寧主義式的政黨。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於作為“政黨國家”的中國而言，其“黨”的涵義，與中國傳統語境與西方現代語境下的“黨”都有本質的差別：
它所代表的是一種超越於部分之上的整體性存在，因而並無專屬於自己的私利，它旗幟鮮明的將自己區別於遵循工具理性、科層制結構進行治理的技術官僚體制代表，也不會自降為代表特定階層與集團之私利的、以利益交換和博弈為追求的“執政黨”。
中華民族vs西方“民族”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及被歐洲勢力所統治的南美），大致經歷瞭如下幾個階段：
萌發期（16-18世紀），以對於民族語言和民俗傳統的廣泛興趣和研究為重點，產生了將民俗傳統轉化為“民族傳統”的諸多實踐，但尚未形成帶有明確政治訴求的運動；
早期（18世紀後期-19世紀中期），民族概念超越文化範疇而進入政治生活，生成了大量後來頗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觀點與理論。法國大革命中所提出的民族、國家、人民的同一關係，更成為了此後民族主義敍事中最核心的命題。但整體而言，這一時期受民族概念影響的羣體，是歐洲各國的政治-商業精英與知識分子；
中期（19世紀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概念下沉至底層民眾，民族主義成為歐洲各國所普遍接受、帶有極強大的社會資源整合動員（但同時也構成撕裂瓦解）效力的時代潮流，並超越歐洲的範圍，直接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東方”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在歐洲各國統治階級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國民高度認同參與的情勢下發生的。伴隨着一戰後世界體系的重大變化，以“民族自決”為標誌的民族原則被置於王朝帝國原則之上，從而引發了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等帶有“制度多元主義”特徵的“老大帝國”之崩解，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批新型的亞歐民族國家；
全盛期（一戰後-20世紀60年代），民族主義與廣義的社會主義相結合，民族解放與社會主義革命、反帝國主義運動相促進，基本終結了16世紀以來所形成的舊殖民體系，一大批亞非拉國家獲得獨立；
“去政治”期（20世紀70年代後），所謂的“去政治”，意味着這一階段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的關聯逐漸弱化消散，進而失去民族主義曾有的促進國家統一與解放的功能與追求，轉而成為否定-消解整體性國家認同的力量，就實踐看，這一階段的民族主義不再具有進步主義的色彩，而漸漸成為了分離主義乃至部落主義（tribalism）的別名。
造成民族主義的這種“去政治化”傾向的原因頗為複雜，但很重要的一點，在於主要基於歐洲經驗所產生的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式民族觀：“每個民族都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有一個國家”（這事實上是後人所總結，但被歸於馬志尼名下）。這種以同質化的血緣、語言、文化為基礎，統和地緣、族羣、宗教等諸多要素的民族-國家同一論，生髮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普遍接受但事實上包含深刻矛盾與巨大張力的“民族自決”原則。
但作為“民族自決”和“民族國家”基礎的國家-民族同一論（同質論），是一種高度理想化的理論建構與想象，它既可以被用來塑造帶有統一整全意味、合億萬人為一人的國民性（法國大革命期間流行的“單一而不可分裂”理念對於法國的民族構建和國家整合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但同樣可能被用於削弱和瓦解多民族國家的整體認同，進而瓦解國家本身。
如果將“民族”的原則視作是最高的政治價值或身份認同的來源，則基於“主體民族”和“非主體民族”劃分的民族國家便始終無法擺脱國家認同的危機。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結合，之所以特具有積極意義，恰恰在於社會主義本身所包含的平等、覺悟、解放、團結之精神，能夠超越民族觀念的偏狹特徵，而賦予人民以更高的政治與文明認同。
蘇聯的解體，則再次説明，一旦缺少這種更高的的認同與象徵這種認同的政治組織，在多民族國家會引發怎樣的劇烈震盪。而曾經作為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之典範的西歐，伴隨着舊世界體系的加速失效乃至失序，也逐漸失去光環，也不得不面對以強調同質化為特徵的民族國家與越來越難以同質化的現實之間的巨大矛盾。
正是有此對比，才能看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對於現代中國的意義所在。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由梁啓超於1901年在《中國史敍論》中首先提出，並於1903年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説》中較系統論述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
中國近代史上著名政治活動家、啓蒙思想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梁啓超
此後，這一概念深入人心，漸為各方所接受與使用。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及革命黨人迅速調整了原先帶有漢族中心色彩的民族主義主張，於1912年元旦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提出“五族共和”説：“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此為民族之統一”。清帝遜位詔書沿承了這一表述：“總期人民安堵，海內刈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這種超越具體一族而合和中國境內之各族為一體的共識，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清王朝向民國、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主權轉移與承接。但當時深受帝國主義欺凌、深處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潭的中國，令這一構想無法獲得真正的現實性。
真正將這種構想轉化為現實的，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偉大的人民革命。而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從而建立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這與中國人希望擺脱近代以來列強加於自身的屈辱壓迫，進而與全人類以“遠近大小若一”的方式共進於太平的天下關懷具有內在的契合。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瓦窯堡會議決議中指出：“共產黨不但是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兩個先鋒隊”的自我定位。12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進一步闡釋：中國共產黨“不但代表了工農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工人、農民佔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總括工農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利益”。
在中國革命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莊嚴宣告：“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着，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體民族，不是歐洲意義上人口占據絕對多數之特定族羣，而是融通政治認同與文明認同、合五十六個具體民族為一體的中華民族。維繫中華民族之自我認同的，一方面是五十六個民族互相依存、交流、學習、融合的長達數千年的悠久歷史及其記憶與經驗，另一方面則是五十六個民族在通過中國革命擺脱內外壓迫獲得獨立自主地位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深刻認同。
這兩個維度的交織融匯，本質上是以儒釋道為主幹的中國傳統文明與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暨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文明在文明論意義上的創造性綜合，它們共同塑造了作為五十六個民族統一體之中華民族的集體自我意識。
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既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卓絕奮鬥的結果，也從根本上確認和保障了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既是古老歷史的延續展開，又是全新的歷史開端與起點，既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同時又是對民族國家的超越。
綿延的中華文明，塑造着中國政治
承載着毛主席“應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之期許與使命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從中國傳統中生發出來的，是在對於自我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與改造中展開實現的，它是中華文明傳統在現代歷史境遇中呈現的新形態。現代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本身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血脈和集體意識之中，與前現代的傳統一樣，成為自身傳統的一部分。就中國的前現代傳統而言，其體則儒釋道三教和合，其用則儒法互補，進而吸收融匯各種其它的文明資源 （如唐代的景教、祆教、摩尼教等）而化成自身。這一文明傳統，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具內在張力而延綿持久，若就其一以貫之決定其所是而不可動搖的根本而論，則其根本特質有三：平等與覺悟的雙運；文明與國家、道統與政統的結合；神聖價值與世俗生活的統一。
相對於西方古典史學傳統中，文明史與政治史的疏離割裂狀態（以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為各自的代表），中國的文明史與政治史彼此支撐，均無斷裂。它既保證了中國文明生命綿長，也保證了中國文明始終將一箇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作為自己的政治追求，作為載體與護衞，始終將強有力的統一國家當作維護與發展文明的必要條件。中華文明體的連續性是與政治體的統一性高度結合在一起的。
這種文明體與政治體之間的一貫性，肇端於中華民族通過治理大洪水而形成的天下一家、萬眾一心的集體記憶，成型於以周之封建與秦之郡縣為代表的兩次重大制度性創設。
大禹治水
中國經殷周之變，一方面大行“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之封土建國方略，另一方面則以嫡長子繼承製取代殷商之兄終弟及制，確立了君統之於宗統的絕對優先地位，從而形成以親親尊尊（天子於諸侯有親親之誼，諸侯於天子有尊尊之禮）為根本特質之封建制度，於其理想之境，則合宗法、親情於一體，恩義相融通而各得其所（門內之支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王國維因此於《殷周制度論》中以之為中國歷史之最重大事件。這也是孔子始終致力於恢復周禮的核心緣由所在。
如果從實際之效果歷史而言，更多人會將秦統一奠立“車同軌，書同文”的大一統國家視作中國之為中國的核心歷史標誌。秦的大統一是自周之封建制度事實上瓦解後形成的長達數百年的戰國格局之終結，同時又是對戰國情勢下生成的新型國家之延續與超越：強勢君主的出現，以血緣關係維繫的貴族逐漸被邊緣化，伴隨着大規模軍事戰爭及與之相關的國家動員，平民以事功而晉升乃至進爵日益普遍。
正是在此基礎上，出現了秦廢封建置郡縣，混一宇內遠邁殷周的大一統格局。漢承秦制，基本確立了以郡縣制為主體的中華政治-文明天下形態。故後代儒家雖一直以秦行法家霸道而對其政策多有指摘貶抑，然均深大其一統之功，柳宗元於《封建論》更是極辯證地論之：“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此種思維為王夫之所承繼，進而於《讀通鑑論》中提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此種意義上之天道運行正合於黑格爾意義上的“理性之詭計”（List der Vernunft）。
綜合而論，周秦之制度，雖有封建郡縣之重大差別，然其尊君之義，則貫通始終。經過秦漢相續之大一統，一種承繼周天子之權威又遠超其上的後封建君主、不再依託宗法血緣紐帶的君臣關係、以尊君為根本要義貫徹的中央地方關係，構成了新型君主與新型國家的基本特質。此種君主，可以謂之為絕對主義君主，或更準確地説，主權君主：君主成為了國家主權的直接代表與行使主體，君主主權現實地體現、保障國家主權，構成大一統國家的正當性基礎，進而構成大一統國家內在文明傳承的基礎。而西歐在進入現代前期才實現由封建領主之盟主向主權君主、封建領屬之合體向主權國家的轉型。這種前現代時期的類主權國家存在所成就的國家整體資源掌控、調度、整合之偉力，及在此基礎上的文明與國家、道統與政統的有機結合，可以視作中國在如此漫長的歷史時期領先於其它東西方政治-文明體的核心原因所在。
近代以來，歐洲通過法學方式論證脱胎於絕對君權之絕對國家主權的正當性，將國家主權定義對暴力的合法壟斷並以此壟斷作為自身合法性的基礎。在中國，有關君主主權的論證，則始終是在三綱六紀之倫理系統內展開。以君臣之綱為三綱之首，統攝父子、夫婦二倫，顯然並非依照自然時間之先後次第（自然之先後，正如《周易序卦傳》所言：“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並可以進而將起源上溯至男女、萬物、天地），而是對於政治-文明體而言的本體論優先性：君臣關係所對應之高低、上下、尊卑等序，正是禮義之根本所在，這不但是國的核心邏輯，更可以比推之於宗族與家庭，進而構成父子、夫婦二倫的內在原則（父子夫婦之間，不但有親親之誼，亦有其尊尊之理。於其尊尊之義，則父之於子、夫之於婦，可類比君之於臣）。
也正是由於君主主權始終基於倫理本位而非其對暴力的壟斷（這當然並不意味着它不具備施行殺伐統治的能力或意志），不同於霍布斯意義上強大森嚴、冷酷絕決如同《舊約》所記載之洪荒怪獸利維坦（Leviathan）一般的現代主權國家，傳統中國之君主主權，始終是兼有尊尊與親親之義，既體現於朝廷之上的國是廟算，又得以推比而貫徹於父子、夫婦的家庭生活之中。
正是在此背景下，可以理解，儘管以直接體現尊君之義的郡縣制成為秦漢以來中國政治制度的主流，但絕不意味着封建要素的消亡或徹底邊緣化。此類“封建”，不同於中世紀歐洲以特定之貴族階層-階級壟斷權力-資源之情狀，而更多體現為國家治理中，國家之權首在治官而非治民，其治止於縣鄉，而縣鄉之治則主要依託於特定的地方精英團體，此類精英團體往往體被稱之為鄉紳，其構成則涵蓋宗族耆老、致仕官員、地方賢達-豪強。這恰好對應於傳統中國以倫理家庭為本位、通過科舉制實現精英流動與階層遷轉的社會實際。
這種君權下放與地方精英共治天下的做法，形成了郡縣與封建並存的情態，它不但是一種政治性的制度與實踐，也是一種文明意義上的傾向與選擇。箇中利弊，顧炎武於《郡縣論》中論之甚允當：“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長，極具中國特色的“三維市場體制”居功甚偉。這一體制有別於常規西方市場經濟中扮演監護者角色的政府與競爭性的企業之二維結構，由戰略性的中央政府、競爭性企業和競爭性地方政府三大主體構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擔着一般性的政府職能，更直接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活動，在不同層級之地方政府通過橫向競爭促進本轄區內經濟發展的實踐中，產生了與其競爭性經濟主體地位相應的超常投資力。
三維市場機制的形成，是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關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然延展，其有效運轉的核心，在於中央對地方自主性之認同與地方對中央權威之認同、中央對地方之自覺權力讓渡與地方對中央之自覺遵從擁護的有機統一，其理論表達可追溯到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論斷（“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部分），究其根源，則是“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古老命題於現代中國的新鮮實踐，是文明與政治、道統與政統間相互融貫特徵的延續與深化。
人民之國家，以人為本
不同於人之生而為人的自然屬性，人民概念所表達的，不是一種自然形成的生物類別，而是一種政治範疇。人民在本質上有別於孤立的人的複數形式。生物意義上的人，是天然形成的，而政治性的人民，則必須通過特定的方式組織起來才能成就。
只有當眾多的人構成一種共同體，投身共同的事業，分享共同的理想，形成超越個人性的集體認同與集體意識，進而形成一種超越個人本質的“類本質”，複數的人才能轉化-昇華為人民。
人民有別於生物意義上的自然人，更不同於西方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人”或“理性人”。要認識人民的本質，破除這種將人簡化為理性人、將理性簡化為工具理性乃至利益算計的迷信，根本在於，要承認：
1）人的本質並不是恆常不變的，它總是與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相關並伴隨社會歷史情境的變化而呈現新的形態；2）人的本質是極豐富複雜的，有着若干不同的維度，並始終包含着在不同緯度間遷變跨越的可能。
以自利為核心特偵的的“經濟人”，只是人的本質中伴隨着私有制的歷史條件而生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中極大強化的一個維度，這既非人本質的全部，很大程度上甚至很難被描述成人的專有特徵。
事實上，這種意義上的“經濟人”更近於對人的動物性本能（如趨利避害、自我保全、慾望滿足等等）的描述，但人之為人，恰恰在於，除了作為慾望動物之外，還會提“人之異於禽獸幾希”這樣的問題，還有超越動物本能的更高追求。即便是按照西方心理學中較為粗淺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理性人”或“經濟人”也只符合最低端的生理需要與安全需要，而無法有效滿足這之上的情感與歸屬需要、尊重的需要，更談不上自我實現的需要。
而以人為本，不但意味着社會所有制以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的形式為基礎，社會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為人民服務成為最崇高的社會價值，也意味着，不把人理解作某種具有恆常不變特質/屬性的抽象體，而始終將人看作是具備高度主觀能動性的、以自我實踐改造着世界及自身的實踐主體，將人的本質通過其實踐及在實踐中形成的社會關係加以把握，將人民視作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信任和尊重人民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創造新的自我本質的實踐。
毛澤東思想對於以黨建理論為核心的列寧主義最重要的繼承和超越，就在於構建出了一套可以被概括為師生辯證法的黨和人民互動的機制，其中既有從羣眾中又有到羣眾中去；既有黨領導人民進行鬥爭和建設，也有黨接受人民的領導，服從人民的意志；既有黨作為人民的老師教育引導羣眾，又有黨作為羣眾的小學生向羣眾學習。
毛主席在基層
這兩個維度始終結合在一起，構成師生關係的辯證循環：人民在本質上有別於孤立個人的複數形式，就在於能夠通過先鋒隊組織的教育、領導、組織，將自己本具的覺悟充分激發出來，形成堅強的主體性；而作為先鋒隊的共產黨，其先進性正在於能將人民本具的覺悟充分地展現出來，通過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過向人民學習而指導人民學習。人民的主體性需要黨的主體性加以激發，而黨的主體性通過激發人民的主體性得以實現，二者是相互成就的。
這種平等與覺悟雙運的黨與人民的辯證關係，在毛澤東的《愚公移山》一文中有着最深切著明的表述：“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羣眾覺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奮鬥，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説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説是你們這樣幹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説：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揹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如果説，俄蘇列寧主義式政黨是以類似於神對凡夫的“聖愛”態度對待人民，那麼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那裏，這一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作為先鋒隊的共產黨，就如同從事在智叟式的常人（“理性人”）看來不可能完成任務的“愚公”。
西方文明的根底即在古希臘傳統與基督教的結合，而黑格爾意義上的主奴辯證法是對於這種文明核心特徵（或説道體）極深切高明的把握：彼此陌生的雙方相遇後展開生死搏鬥，勝利者成為主人，失敗者成為奴隸，二者通過關照對方發現自我。這種以鬥爭形成的具有支配-壓迫關係的身份認同，構成了主奴關係的核心。這一關係是辯證的，即主奴的身份是在相互鬥爭中形成、通過相互認同確立、因新的鬥爭而發生改變的，這其中也包含者支配的一方主動放棄主人身份這種可能。
俄蘇共產黨的歷史與實踐，體現的正是主奴辯證法中極高的形式，即接受了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論的知識精英主動放棄主人身份，領導原先作為奴隸的勞動人民進行革命、構造新型社會的新道路。這可以名之為顛倒的主奴辯證法。只是，這種顛倒的主奴關係依然有其相應的痕跡與力用，上下、尊卑、支配-受制、主導-依附這些主奴辯證法中衍生的範疇會繼續頑強而深刻地影響新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
在中國文明在深處，則遵循着一種根本與之不同的邏輯：師生辯證法，這即是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道體意義上的差別。在這種互為師生、教學相長、學習共進的關係中，必然包含對人的本質（乃至作為人之共同體的類本質）的開放理解和超越性追求：即不把人當作某種具有恆常不變特質/屬性的抽象體，而始終將人看作是具備高度主觀能動性的、以自我實踐改造着世界及自身的實踐主體。在這種關係中，平等不離覺悟，覺悟終歸平等，二者互攝互入，相即相融。
體現師生辯證法邏輯的中國，就黨的內部關係和黨羣關係而言，如同毛主席提到的那樣，其總原則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意味着中國共產黨既是一個有着高度組織紀律性的列寧主義式政黨，同時又是一個高度的強調人民羣眾的主人翁地位、主體性，因而始終處在黨和人民的有機互動、彼此互為領導、互為師生之不息循環中的超越蘇俄共產黨模式的新型政黨。
這一邏輯同樣貫穿於中國對外關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即便極強大了也不會以充任霸主為目標。這一不稱霸的立場，並非如許多西方政界、學界人士所揣度的那樣是因力量尚未充備而採取的權宜之計，而恰恰是中國道路的本質體現：主奴辯證法意義上支配-主宰關係絕不是中國社會主義所追求者，體現社會主義與中國文明道體之結合的是師生辯證法，它不但可化為內部黨羣關係之實際，也可以體現於國際關係中。
師生關係的核心，“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師生的存在都不是天生、固化、一成不變的；老師是從學生成長起來的，學生未來也可以成為老師，師生二者始終是在比較平等的意義上進行教-學交流的。雖然平等，但師生之間又非無序無規，而是既有階段性的主導-追隨之別又包含超越這種關係之內在期待的有機統一。在初始階段，作為學生的一方肯定主要需聽從富於經驗的老師的教導，當其將所學與自我經驗有效結合並形成自己的獨到見解時，則可以更平等更自信地與老師交流，並自己也成為教育者。
總結
就其大者言之，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的歷史、現實的深度同構關係可被稱作“四位一體”，即融政黨國家、民族國家、文明國家、人民國家四重定位於一體：
對於“政黨國家”意義上的中國而言，中國共產黨是組織和領導中國各項事業的核心執政黨；
對於“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而言，中國共產黨是維繫中華民族之為統一體的核心紐帶；
對於“文明國家”意義上的中國而言，中國共產黨是文明傳承的核心代表；
對於“人民國家”意義上的中國而言，中國共產黨是貫徹實踐黨與人民的“師生辯證法”的核心主體。
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是作為中國革命與建設的領導核心的政治主體建設，是作為維繫中華民族之為統一體的國族主體建設，是作為中華道統之承繼者的文明主體建設，更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管理國家也管理自己、進而通過管理自己來管理國家之偉大實踐的覺悟主體建設。這是世界歷史-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工程。
【本文節選自即將出版的《關鍵：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道路》，著者為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長白鋼、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孟捷、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以及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強世功。觀察者網已獲授權發佈。】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