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卡馬克之冠：機構奪權，孫楊遭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託卡馬克之冠】
6月22日，位於瑞士洛桑的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對糾結了近兩三年的孫楊案做出了最終裁定，懸了幾年的靴子終於落地。本文想就孫楊案本身的相關問題做一點陳述。
先釐清三個基本概念
在展開討論之前，有三個基本概念必須先釐清，不釐清這三個概念，對孫楊案的討論就無法有效進行。
1.孫楊案之所以叫孫楊案，是因為孫楊是中國運動員，他在國內輿論場中較受關注，因此大家以他的名字作為此次案件的稱呼。
然而事實上，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在2019年起訴的對象，除了孫楊還包括國際泳聯，因為國際泳聯裁定孫楊沒有違反相關規定。當時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對此表示“憤怒”，並把國際泳聯一起告上法庭。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成，實際上國際泳聯才是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主要對象，孫楊在整個事件中其實是一個次要角色。
2.孫楊有沒有吃藥、是否砸壞了取樣用品、會不會為人處世、有沒有當“媽寶男”，這些在國內受到極度關注的事情從一開始就不是整個案件的重點，仲裁法庭從來就沒有在這些事情上浪費太多時間。對這些事情的極度關注，是國內輿論場的特殊現象，不是仲裁法庭的關注焦點。
仲裁法庭關注的焦點，是此次取樣檢驗活動是否合規，因為如果此次藥檢活動最終被裁定不合規，那麼取樣本身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對於一次違規取樣，孫楊別説是把取樣用品砸了，他就算是把取樣用品摔在取樣人員身上都沒有任何問題，你充其量只能説他脾氣暴躁而已。
3.國際泳壇是一個大醬缸，這裏面從來就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乾淨體育，藥檢與反藥檢、禁藥名單的擴大化與反擴大化、對禁藥規則的利用與反利用、新型藥品的開發與檢測手段的進步、在藥檢過程中的做手腳與反做手腳，這些事情相互間的博弈與爭鬥橫貫了整部國際游泳體育史。
西方國家在游泳領域的巨大優勢，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發達的製藥產業而非高明的競技水平帶來的。你所耳熟能詳的多位游泳健將，例如整天被吹噓身材比例完美無缺的菲爾普斯，以及因孫楊案而和孫楊在領獎台上發生爭執的霍頓，他們都吃藥——菲爾普斯吸毒就是為了緩和長期吃藥導致的身體負擔。
美國運動員大面積的哮喘病患率，也是為了通過偽造哮喘病史從而合法使用氣管擴張類藥物，以達到與服用氣管擴張類興奮劑相同效果的目的。畢竟一個國家的體育代表隊裏幾百人都是哮喘病，這未免有些可笑。難道美國是專門從哮喘病人中挑選運動員的嗎？
謊報病情並獲得藥物豁免，以此合法吃藥，是世界泳壇乃至體壇的常見操作，不足為奇。
這三個基本概念釐清後，對孫楊案的討論就可以展開了。
孫楊案核心問題
如上文所言，這次案件的焦點，是2018年9月3日晚由國際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簡稱IDTM）所實施的那次藥檢究竟是否合規：如果合規，孫楊行為屬於抗檢，應該受罰；如果不合規，則藥檢行為本身無效，孫楊抗檢有理。
而此次藥檢是否合規，爭論的焦點在於當時IDTM公司藥檢人員所持證件是否合規：如果所持證件合規，則藥檢合規；如果所持證件不合規，則藥檢不合規。
而所持證件是否合規，爭論的焦點又在於藥檢人員是必須持有包含藥檢人員身份信息、藥檢工作內容、藥檢工作編號在內的專用證件，還是只需要持有不含以上信息的通用證件即可。
由於當晚藥檢人員只持有通用證件，沒有專用證件，因此，如果裁決認定持有專用證件或通用證件都視作有效，則藥檢合規；如果裁決認定必須持有專用證件，則藥檢不合規。
這個三層遞進式的邏輯鏈，導致了是否必須持有專用證件，成為了此次案情的焦點。
這才是爭論的核心，而不是是否為“媽寶男”之類無關緊要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抗檢事件發生當晚，IDTM公司的檢測人員所持有的不含具體信息的通用證件是由國際泳聯出具的，而國際泳聯已在2018年9月19日舉行的聽證會中一致認定不能僅憑通用證件，而必須持有專用證件才算合規。因此裁定此次藥檢不合規，孫楊抗檢合理，認定孫楊並無過錯，而在2019年1月3日國際泳聯舉行的正式裁決中，也判定此次藥檢不合規。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此表示“憤怒”，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訴，把孫楊和國際泳聯一起告上法庭，堅持認為不論工作人員持有專用證件還是通用證件，藥檢都合規。
這才有了後來這一系列的事情。
圖截自社交平台
那麼究竟是必須持有專用證件才合規，還是持有專用證件和通用證件都合規呢？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的裁決是後者，認為不論檢測人員持有哪種證件，都算合規。之所以做出這種裁決，根據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工作人員在法庭上的證詞，他們聲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並不認為專用證件和通用證件有什麼區別，他們認為兩者之間是相同的。
然而，這一證詞是站不住腳的，原因恰恰來自於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自己做出的規定。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自己出具的通用證件中，明確要求運動員在接受藥檢時，必須核實檢測人員持有的專用證件，且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印發的《興奮劑檢測人員培訓手冊》規定，此類專用證件必須包含藥檢人員身份信息、藥檢工作內容、藥檢工作編號等相關信息，而抗檢事件本身發生時，當時藥檢人員所持證件並不包含以上內容。此其一。
其二，在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於2009年和2012年發佈的舊版《檢測調查國際標準》中，明確表明檢測人員攜帶的專用證件上必須寫明其身份信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於2017年發佈的最新版《檢測調查國際標準》中沒有免除這一要求，依然要求檢測人員提供的授權文件，要麼是一份通用證件加上一份專用證件，要麼是一份必須同時涵蓋通用和專用兩層證明關係的單一授權書（比如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反興奮劑管理系統自動生成，再由國際泳聯提供的專用授權書），但不論是哪種情況，都要求證件上包含檢測人員的個人信息。
而抗檢事件本身發生時，當時藥檢人員所持證件並不包含以上內容。
以上兩點基本事實證明，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不僅知道通用證件與專用證件的區別，而且還把這一區別寫入了自己的內部工作規定之中，其工作人員在法庭上所謂的“不瞭解兩種證件之間的區別，認為兩者是一回事”的證言，説好聽點是站不住腳，説難聽點是做偽證。
孫楊方和國際泳聯方的律師在提交了這些證據之後，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居然匪夷所思地隱匿了這兩項對孫楊和國際泳聯極為有利的證據，而單方面採信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工作人員那完全站不住腳的證詞，做出了持有專用證件或通用證件都視作有效，因此此次檢測合規的判斷，並進而做出了孫楊禁賽的處罰。
這才是具體司法過程，證件合規性才是事情的重點，從頭到尾壓根就沒有孫楊的人品怎麼樣一類的話題。國內關於孫楊是不是人品不好的爭論，在我看來是極其幼稚可笑的，請問人品什麼時候和法律事務掛鈎了？
後來孫楊方也恰恰是以此為依據，向瑞士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此次判決結果，重審，並憑此獲得瑞士聯邦法院的支持，這才有了這次的二審。
那麼二審為什麼相當程度上維持了原有判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又為什麼在明知道兩種證件之間區別的同時依然要不依不饒地置孫楊於死地呢？
這就得説説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這個組織究竟是個什麼組織了。
起底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偵探小説裏有一句話，利高者疑。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是一個組織，這個組織由人組成，是人就要吃飯，而吃飯需要錢，一個機構的工作也需要錢來推行，人不可能用愛發電。那麼錢從哪兒來呢？
一個冷知識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資金由兩半組成，一半來自於政府贊助，另一半來自於社會贊助；而所謂社會贊助，主要來自於製藥企業或製藥企業控股的基金。
世界各國政府於2000年11月，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的第二屆國際反興奮劑運動政府間協商小組論壇上, 同意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提供預算資金的50%，到2003年有193個國家政府簽署了《哥本哈根宣言》, 明確承認了宣言中各地區出資金額所佔百分比。
即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資金來源，一半由非洲 (0.5%) 、美洲 (29%) 、亞洲 (20.46%) 、歐洲 (47.5%) 和大洋洲 (2.54%) 組成，且單美國就佔據了美洲出資金額的1/3，其餘資金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自籌，而各大藥廠立即出動，爭相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提供資金。
這種資金來源上的複雜性，導致了該機構的獨立性極為可疑。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官網自我介紹
例如2006年，西班牙爆發出大規模的興奮劑濫用醜聞, 這事在體育界極為有名，史稱“港口行動”。當地警方發現，有着“恐怖醫生”綽號的西班牙醫生福恩特斯是一個龐大的興奮劑網絡的主導人, 他的勢力布及多個體育項目，為了防止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西班牙國家反興奮劑組織將調查範圍擴大化而造成更為嚴重的負面影響, 西班牙警方破壞了案件的關鍵證據, 使得這一事件最終被壓縮在自行車運動項目範圍內。
類似的還有從2016年9月13日到10月3日, 國際著名黑客組織“奇幻熊”侵入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數據庫, 並陸續曝光了6批美英等國家運動員取得TUE（Therapeutic Use Exemption，治療性用藥豁免）的名單和相關信息。
在其曝光的名單中, 2015年申請藥物豁免的美國運動員人數多達653人, 共有402人成功申請, 獲批率超過了61%，其中還包括網壇名將威廉姆斯姐妹、里約奧運4金得主西蒙·拜爾斯等知名運動員。而同年的俄羅斯運動員僅有54人申請, 獲批運動員不到20人, 獲批率不足37%。
英國發現繃不住了，也承認有53名運動員在取得了藥物豁免後合法地參加了里約奧運會。
注意力缺陷障礙（多動症）和哮喘是運動員申請藥物豁免時出現最多的兩種病症, 而根據“奇幻熊”曝光的資料顯示, 北歐的滑雪隊以及美國游泳隊中充斥着“哮喘病人”——説是哮喘隊都不為過,。原本需要心肺功能極佳的滑雪和游泳運動, 居然充斥着如此多的“哮喘病人”, 並且還在奧運會中組成國家代表隊參賽, 這是一件極為可笑的事情。
面對質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此事避而不談，轉而指責奇幻熊的黑客行為涉嫌違法，對於外界質疑其獨立性的指責沉默以對。
與對待西方國家的興奮劑醜聞時的寬容温和不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對與西方國家有嚴重地緣衝突的國家時，則重拳出擊。
2016年7月和12月, 受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委託進行調查的加拿大籍教授理查德·麥克拉倫先後2次公開其對俄羅斯興奮劑使用情況的調查報告。麥克拉倫在其報告中不僅披露了俄羅斯存在“有組織的集體服用興奮劑”的情況, 還指出其使用“陽性結果消失方法”來操縱藥檢結果。而在俄羅斯收穫大量金牌的索契冬奧會上, 他們開始廣泛使用“尿樣交換方法”, 確保被檢測的實際尿樣是沒有問題的乾淨尿樣。
這份報告使得俄羅斯陷入巨大的興奮劑醜聞當中，在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發佈獨立報告後, 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的反興奮劑機構和20個體育組織便協調一致迅速行動，它們採用聯合上書的方式, 集體呼籲奧委會對俄羅斯代表團進行制裁, 取消其參加奧運會的資格，其動作整齊劃一。
這導致俄羅斯遭受了里約奧運會禁賽的嚴厲處罰，而在隨後召開的平昌冬奧會上俄羅斯依然無法以國家代表團的身份參賽。
《紐約時報》2020年12月17日報道截圖
所以請不要説什麼“體育與政治無關”；説“體育與政治無關”，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觀點。以此來看孫楊案，如果孫楊不是中國游泳名將，如果國籍換成美國，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是否還會如此緊咬不放？相信大家心裏已有答案。
這是政治層面，經濟層面則更為搞笑。
如上文所述，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資金一半來源於政府資助，一半來源於社會資助，而這些社會資助中，藥廠佔了大頭。
有資助，就有需求。
需求是什麼呢？肯定不是需要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替它掙錢，而是要它在藥廠們掙錢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肯定不會明目張膽地允許藥廠賣藥，那樣太難看，而是通過文件工作和官僚流程為藥廠賣藥爭取時間。
藥廠開發出一種新藥，向運動員們銷售，而這種新藥不在此時的禁藥名單中，因此可以合法使用，使用後運動員們斬金奪銀，然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就出面進行調查；經過漫長的調查流程，出具複雜的調查報告，再走一段冗長的文書工作；藥廠往往也會藉口這樣那樣的原因（例如商業機密）故意拖延調查，藥物管理和監測機構也會剛好很繁忙，拖拖拉拉給出結果；最後等到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給出調查結果，宣佈這種藥列入違禁品名單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很長一段時間，很多重大賽事已經結束，藥廠也開發出了新的藥物，一切照舊。
整個過程完全合規合法，滴水不漏，你找不出任何瑕疵。你總不能指責它工作效率太慢吧，它也可以説我這是謹慎小心，防止錯怪好人。
檢測出來是興奮劑，檢測不出來是高科技。
為了加強這種“合作”，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甚至與諸多跨國藥廠達成了信息共享機制，例如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聲名大噪的英國藥廠葛蘭素史克和美國藥廠輝瑞，就分別在2012年和2014年與其簽訂了信息共享協議。
這就是世界體育運動反興奮劑事業血淋淋的現狀：金牌由汗水和氣管擴張藥物共同鑄就，而且你很難説兩者的成色何者更重。這也是為什麼窮國運動員不論再怎麼努力訓練、改善營養，也很難戰勝那些發達國家的“多動症患者”和“哮喘病人”的原因。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體育，最初是作為戰爭的替代品而出現的，因此它同樣遵循了戰爭的基本準則——落後就會捱打。
區別在於，體育運動中，發達國家通過一系列精緻的制度設計和話術，讓落後國家產生了自己在與發達國家公平競爭的錯覺，失敗了是自己技不如人，而非器不如人。
甚至有説法，孫楊之所以會被如此針對，是因為他吃了中國的國產藥，成績極為突出，這導致中國的藥搶了西方國家老牌藥廠的生意。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所以孫楊必須被扳倒，熙熙攘攘，利來利往。
而國際體育仲裁法院之所以支持了明顯站不住腳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證據，這次把判罰減少到4年3個月，原因也很簡單。
這次爭端，孫楊本人只是個次要角色，真正的對手是國際泳聯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這兩個組織之所以在檢測合規性問題上大打出手，本質上是為了爭搶藥檢合規性的仲裁權，因為誰的解釋在這次涉及一位現象級的游泳健將，且在一審中享有二十多年來首次享有公開聽證待遇，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體育仲裁案件中佔據上風，誰就事實上掌握了藥檢合規性的仲裁權，並進而掌握了藥檢結果的判定權。
2019年11月15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在瑞士蒙特勒舉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訴孫楊和國際泳聯案的公開聽證會，攝影攝像記者在聽證會場外拍攝孫楊的陳述。（圖/新華網）
這在體育界，是生殺予奪式的巨大權力，焉得不爭？
孫楊案只是成為了雙方爭權衝突的爆發點而已，這本質上是個“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的問題，就像日俄戰爭爆發在中國東北。
而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之所以選擇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是對游泳界的怪現狀一清二楚，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和稀泥各退一步式的判決，打消了國際泳聯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爭奪藥檢合規性仲裁權的念頭，把這份巨大權力留在了自己手裏，僅此而已。
五四運動都過去了一百多年了，不會還有人真的認為萬國公法中存在着真正的公平和正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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