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日式疫苗外交，有種獨特的“清高”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妮妮】

在日本國內的輿論中，“疫苗”問題一直是個重要焦點，媒體與網絡輿論多有不滿。

由於未能成功自研自產疫苗，高度依賴國際市場供應；國內對公衞危機的應對經驗與能力不足，疫苗保存與接種失誤頻出；疫苗注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顯著的權力腐敗問題，加之對疫苗作用的懷疑論擴張，影響了公眾對疫苗接種的信任……在這一攬子事務的綜合作用下，日本疫苗的接種速度緩慢，用其國內輿論的話説，是“發達國家吊車尾”。

數據統計網站“Our World in Data”顯示，在G7中，加拿大完成第一針接種的人口比例為65%，英國62%，美國、意大利、德國和法國在50%上下。日本目前在12%左右，全面接種計劃已經推遲到東京奧運會之後。

但以中國人樸素的思維邏輯理解，此時日本政府應該將手頭全部的資源投入到普及國內疫苗接種上——特別是考慮到它還面臨東京奧運會這一嚴峻任務——例如多尋求一些疫苗進口渠道，多協調一下地區與團體間的疫苗分配，多向醫療機構撥一些款子和人員，開發更好用的網上預約系統，等等。

但是，除了這些“凡人”的瑣碎想法外，日本政府的眼光卻投向了“更廣闊的世界”與“更長遠的未來”。在國內問題都尚未釐清的情況下，仍然儘可能地利用手頭能調動的資源大力開展“疫苗外交”。

近日，因疫苗接種中出現問題，羣馬縣負責人向公眾道歉。圖自日本NHK電視台。

6月2日，日本政府與“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共同主辦了“COVAX疫苗峯會”（線上），有約40個國家的代表參加。內閣首相菅義偉在會上表示，為了“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公平普及”，日本將向該組織追加提供880億日元（約8億美元）的資金，同時表示日本也可以考慮出讓部分自己國內生產的英國阿斯利康疫苗給“發展中國家”使用。由於日本之前已承諾出資2億美元，追加之後，其宣稱的出資數量就僅次於美國承諾的數額了。

日本的這一“慷慨”承諾不免讓人想起，2015年GAVI向七國集團募集2016-2020年資金時，日本是唯一一個反應冷淡的，當時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譴責。這次日本又是主辦線上會議，又是承諾出資，也被政府當作一項重大的外交實績來宣傳。

但其國內輿論似乎並不這樣認為。時事新聞社的報道措辭是，首相“自誇是‘規模空前的貢獻’。”而網民的評論更大致都是怒批“量日本之物力，結諸外國之歡心”，“進不能支援國內因新冠而經濟困難的人，退不能加強醫療與接種投入，卻把往外撒錢當成就來吹”云云。

日本政府勒緊褲帶也要搞“新冠外交”，在筆者看來大概有三個因素，那就是：“中國”，“中國”，還是“中國”。

第一個“中國”，反映的是日本在新冠疫情下的挫敗感：一個建構出來的“用新冠疫苗來收買發展中國家，從而削弱日本國際影響力”的“中國”。2021年頭幾個月，中國疫苗在南美與東南亞一些國家開始鋪開接種的消息給日本帶來了衝擊。日本此次新冠疫情中尚未自研出能夠實際應用的疫苗——鹽野製藥等的開發品一般認為最快也要到2022年後——加上2020年日本就一度期待國產法匹拉韋成為新冠“特效藥”，也未能如願。

這兩件事情對一貫重視“科技大國”、“醫療健康大國”形象的日本的國家信心帶來多大的打擊，相信讀者能夠想象。這甚至被一些人士稱之為“疫苗戰敗”。而中國不但生產出了自研疫苗，而且還推廣到了日本一直耕耘的南美和東南亞發展中國家，這就讓日本部分政治與社會精英的挫折感和危機感雙重爆發——很多人原本以為中國疫苗“不會獲得信任”。

因為日本在戰後，發揮直接政治影響力的能力受到約束，於是一直高度重視通過提供公共物品、文化產品的方式來獲取發展中國家的對日“好感”，發揮軟性政策影響力。因此本能地認為中國是“依樣畫葫蘆”而坐立難安。

而幾乎同一時期，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建議為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參加者提供中國製疫苗，使日本更加堅信奧委會和WHO這樣的“國際社會”已然被中國滲透，必須採取措施。隨着這種焦慮上升，日本的部分決策者反過來認為，如果能夠“挫敗”這個“中國”的“疫苗外交”，那不是可以抵消日本在新冠疫苗研發上的挫折感嗎？豈非妙不可言的一石二鳥之計？

在這樣的想法支配下，日本在自己國內應對新冠的資源分配高度不平衡、確診與死亡人數仍然持續攀升、疫苗接種情況“發達國家吊車尾”的情況下，仍然把大量的精力投入“疫苗外交”的行為，我們就不難看懂了。

第二個“中國”，反映的是日本加強“美日同盟”的態度。最擔心中國和俄羅斯通過“疫苗”獲得國際影響力的，除了日本，自然就是美國。3月，美國牽頭，召集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召開四方對話（Quad），宣稱美、日、澳將積極支援印度進行疫苗生產，提供給發展中國家。

作為計劃的一個環節，日本緊急宣佈要對25個亞洲與太平洋島嶼國家提供保存和運輸疫苗的低温設備。這也反映出日本政府有心無力的一面。政府相關人士也私下對媒體表示，雖然政策是要對抗中國的“疫苗外交”，但始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ない袖は振れない），能做多少是多少。”

當然，不管怎麼説，如果以上這些承諾能夠達成，還是善莫大焉。但由於這些承諾都是以“遏制中國”為直接目的而忙不迭先喊出來的——包括之前美國表示要“放棄疫苗專利”等口號——因此目前還沒有看到重大的實質進展。

不過，日本的期待並不僅在於“配合美國”，同時還在反覆強調自己應該在全球“疫苗分配”中發揮“領導作用”。在每一條相關新聞中，政府口徑都不忘強調，自己是能夠推動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國家。言下之意，是既對抗它話語中的“霸權”的“中國”，又能夠引導和教育其它的發達國家（甚至包括美國）。這種日本獨特的“清高主義”語言與心理執着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前面提到，在“COVAX疫苗峯會”上，日本承諾追加8億美元援助。而執政黨同盟人士後來也承認，之所以承諾提供資金，是為了在接下來的七國集團（G7）峯會的新冠疫苗主題中獲得“先手”話語權。而在G7會議上，日本政府也不斷強調自己正在“疫苗”與“氣候變化”兩個主題中“發揮領導權”。

但大多數的日本媒體與網民卻明裏暗裏地認為，這只是首相對國內選民的宣傳——疫情和奧運會問題、選舉舞弊嫌疑等，都令內閣/首相支持率持續走低，在野黨也準備提出不信任案。

G7領導人被抓拍的合影，圖自WWC。

而第三個“中國”，則反映了日本對台海問題越來越深也越來越危險的介入。從2020年疫情爆發到現在，若干日本媒體一直將台灣當做“抗疫優等生”來宣傳，鼓吹所謂“‘民主社會’不隔離”云云。而台灣疫情爆發後，日本則迅速找到了一箭雙鵰的“疫苗外交”辦法。

日本原本訂購了英國的阿斯利康疫苗，並獲得了國內生產權，結果阿斯利康不良反應嚴重，使得原本就對疫苗持懷疑態度的日本民眾強力抵制之，日本只好束之高閣。而台灣疫情爆發後，6月初，日本立刻“支援”台灣124萬份阿斯利康疫苗，民進黨政府欣然接受，上演了一場“日台親善”的好戲碼，並各自在媒體上大力宣傳“這是為了對抗中國（大陸）對台灣疫苗的封鎖”——雖然中國政府和民間都對這個彌天大謊多次闢謠，但它在日台的公共領域仍然被理所當然地傳播。

日本意外地發現，被本國人抵制的阿斯利康竟然成為了“發揮領導力”（外相茂木敏充在“援台”記者會上使用了這一説法）的重要材料，於是積極推動“貢獻世界”。前述的“COVAX疫苗峯會”上，日本就高興地表示自己最多可以提供3000萬份阿斯利康給發展中國家。

有趣的是，在此後不久，6月9日，時事通訊社就報道了一則消息，稱斯里蘭卡總統面見日本大使，希望日本提供60萬份阿斯利康疫苗。本來60萬份並非大數目，一個發展中國家向多方渠道尋求疫苗也是通常做法。日本自身訂購的疫苗就來自輝瑞、阿斯利康、莫德納等多個供應商。

但報道立刻條件反射地轉向了中國，認為斯里蘭卡總統的請求“必有深意”。報道這樣寫道：“（斯里蘭卡總統）被認為是個親中派，現在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搞‘疫苗外交’，如果日本能夠提供疫苗，那就具有了對抗中國政策的意義。”在這樣的表述中，我們實在是很難看到半點“公平分配”與“發揮領導力”的道德氣息。

平心而論，如果某個發展中國家，它缺乏充足疫苗供應、接種狀況頻出、推進緩慢，“國際輿論”不免會來關心（或抨擊）這個國家的行政能力、社會秩序乃至政局有問題。但是日本畢竟是老牌發達國家，又是美國的重要盟友。因此評論者一般還是相信它會很快走上正軌。

儘管日本國內民眾倍感憂慮，輿論也激烈抨擊，但“國際社會”的關注很少，以筆者的有限閲讀看，主流輿論似乎也談不上對日本政府進行什麼批評與嘲諷。但是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仍然堅持認為自身國際影響力正在被中國所“蠶食”，仍然堅持將有限的資源積極投入到改善“國際形象”、發揮“領導力”的事業中。這似乎有一些自尋煩惱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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