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為何在上海誕生？| 百年·初心繫列01-王慧
大家好，我是王慧。現在我來到了上海的一個網紅打卡點，外白渡橋。這裏是黃浦江和蘇州河的交匯處，也是外灘的最北端。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這個特別的年份，我帶大家逛一逛前面的黃浦公園，回顧一段歷史。
黃浦公園這裏曾經是公共租界，公園的門口掛了塊白底黑字牌子，用中英文寫着“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很多年以來，關於這塊牌子是否真實存在過，人們有所爭議與討論。
雖然“華人”和“狗”有沒有被並列還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含有這層意思的遊園規則確實存在過，其中就包括“腳踏車及犬不準入內”；“除西人之庸僕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充滿對華人的傲慢和歧視。
歷經過戰火和磨難，中國再不是那個任人欺凌、宰割的國家。如今的黃浦公園，架起了“三把鋼槍”，這就是上海市人民英雄紀念塔。這“三把槍”寓意着，鴉片戰爭、五四運動、解放戰爭以來光榮犧牲的先烈們，永垂不朽。
上海市人民英雄紀念塔 圖源：東方IC
有人説，中國共產黨是“史上最強創業團隊”，從最初的50幾個人壯大到現在的9000多萬黨員，從秘密組織發展成世界第一大政黨，創造了舉世罕見的奇蹟。
我最近在想，**中國這麼大，共產黨在成立時為什麼偏偏選了上海？這是偶然，還是種種因素指向的必然？**我發現，上海的弄堂裏藏着這個答案。走，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裏是上海南昌路100弄，一條名叫漁陽裏的弄堂。弄堂裏至今還保留着最具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這種建築用石頭做門框，因此得名“石庫門”。中國共產黨就是從上海石庫門裏孕育、誕生，一路走到了北京天安門。
上海南昌路100弄（老漁陽裏）2號 圖源：東方IC
1919年5月4日，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6月，為了營救五四運動中被捕的學生，陳獨秀起草並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因此被捕。9月，北洋政府迫於全國輿論壓力釋放了陳獨秀，但規定他的行蹤要受警察署嚴密監視。
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1920年2月，陳獨秀在李大釗的秘密護送下，由北京轉道天津來到上海。兩人在路上商量了組織建黨的問題，因此留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陳獨秀、李大釗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最為重要的代表人物。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圖源：東方IC
來到上海之後，陳獨秀住進了老漁陽裏2號，一棟二層磚木結構的石庫門房子。在中國共產黨醖釀、籌建，一直到誕生的過程當中，這裏是非常重要的“大本營”。
1920年4月，受共產國際派遣，俄共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陳獨秀和上海一批進步人士就是在漁陽裏2號和維經斯基多次會談，商量如何建黨。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這裏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
當時，這個組織的名字叫“社會共產黨”，也叫“社會黨”。不久之後，陳獨秀給李大釗寫信，跟他商量到底是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李大釗在回信裏説，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已經叫“共產黨”了，其他國家一些原本叫“社會黨”的也正在改名叫“共產黨”，我們就叫“共產黨”。陳獨秀聽了之後非常贊同，“共產黨”這個名字就這麼定了下來。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實際上起着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從1920年8月到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6個國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華人當中都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老漁陽裏2號成了當時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陳獨秀在此坐鎮。
作為“思想界的大V”，陳獨秀真的太紅了，每天來向他請教、找他聊天的人絡繹不絕。於是，他就在會客廳牆上掛了塊小黑板，寫着“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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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27歲的毛澤東也是老漁陽裏2號的常客之一，經常來這裏和陳獨秀討論自己讀過的馬列書籍。多年之後，毛澤東回憶起那段時光説，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比任何人的影響都大”。1920年那個夏天，毛澤東認為自己“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也是在那個夏天，一本毛澤東讀了100多遍的書出版了，這本書就是《共產黨宣言》。
1920年8月，經過陳獨秀、李漢俊校閲，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版中文全譯本在老漁陽裏2號完成編輯正式出版，全書一共56頁，定價“大洋一角”。這本薄薄的書，對中國100年來的歷史產生的影響實在厚到無法估量。
陳望道翻譯的這本《共產黨宣言》，初版印了1000冊，結果由於排版疏忽，封面書名《共產黨宣言》被錯印成了《共黨產宣言》。9月再印1000冊的時候更正了書名，封面馬克思肖像的底色也從水紅色改成了藍色。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版中文全譯本 視頻截圖
跟着陳獨秀搬進老漁陽裏2號的還有他擔任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編輯部就設在一樓。《新青年》從第八卷第一號開始正式成為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當時，雜誌特地新闢了俄羅斯研究專欄，還使用了新封面。封面中間是一個地球，從東西半球各伸出一隻手，緊緊握在一起。
老漁陽裏2號還是最早的中共中央局辦公地和中國共產黨黨內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的秘密編輯部。1922年10月之前，中國共產黨的決策中心和黨中央首腦機關，都在這裏，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一大、二大也都是在這裏籌備的。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封面 視頻截圖
這棟石庫門可以説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源地，紅色征程的起點。這兒有啥特別之處嗎？南昌路上的法國梧桐提醒着我，1920年，這裏是上海法租界。
上海租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45年。那一年，上海道台宮慕久與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協定《上海土地章程》，明確上海縣城以北830畝土地，也就是今天的外灘一帶，歸英國人管理。同年，又有了如今虹口一帶的美租界，隨後英租界向西擴張。
法國人從1849年開始，在八仙橋、盧家灣一帶建立法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併，與法租界比鄰呼應。租界不斷擴大，德、俄、意、荷等也來到上海“利益均沾”，英美租界改名為“上海國際公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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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有“治外法權”的保護，可以説是“國中之國”。當時的中國政府既管不着租界裏的外國人，也沒辦法對租界裏的中國人進行直接管轄，這就讓上海出現了一種特殊的政治格局——一市三治。法租界、公共租界和華界三足鼎立，各自擁有自己的市政機構、司法機構、警察和軍隊，相當於三個“上海”合成了一個大“上海”。
這三個地方可以説是“各自為政”，比如説電壓不一樣，每個區域給黃包車發的牌照也不一樣，黃包車伕想跨區做生意，可以，你得先交錢拿倆牌照。法律就更不一樣了，比如説，你在租界裏罵清政府沒關係，但如果是在華界裏罵，那是要被抓起來殺頭的。
這些差別讓上海的城市管理變得非常複雜，公共租界和華界有交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交界，法租界跟華界也有交界，這些交界處沒有河流、圍牆或者鐵絲網等物理屏障把它們隔開，而且三家當中任何一家的巡捕，都不能越界到另外一家的地盤去執法。比如説，張三在法租界犯了法，巡捕正在追捕，他只要跑到公共租界或者華界，法租界的巡捕就不能“越界”抓捕了。
所以，**當時的上海因為租界的存在出現了一道特殊的“縫隙”，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的召開，都鑽了這條“縫隙”的空子。**一大召開的地方處於租界的邊緣地帶，二大會址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的地方，四大開會的地方在越界築路區域。
當年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看到了這道“縫隙”，紛紛往上海跑，這讓上海匯聚了一大批國內外的知識精英，也使上海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中心。他們很多都住在法租界，而且住的相距不遠，大都是在老漁陽裏的周圍。這一帶的房子當時比較便宜，位置又臨近租界交界處，組織活動比較方便。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相比，更重文化，城市規劃的也更好些，從道路系統到房屋建造都有標準，所以不管是在品位上還是宜居程度上，法租界都更勝一籌。當時的法租界因為工商業沒有公共租界發達，所以當局的税收少，自然治安就比較差些，當局對很多事兒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些漏洞對於革命者和不同政見者來説，都是機會。
在上海市檔案館當中有一張陳獨秀的刑事記錄卡，裏面有一張他的被捕照片。陳獨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兩次被法租界當局拘捕，理由都是宣傳“過激主義”。但最後經過多方斡旋，都有驚無險，分別被判罰大洋100元、400元了事，出獄後還是照舊組織參加革命活動。
陳獨秀在法租界被捕時留下的照片 圖源：上海檔案信息網
當時的上海也是中國出版印刷業最發達的城市，出版業發達説明這個地方相對安全，西學輸入的多，而且容易傳播。從洋務運動學習西方開始，到戊戌變法提倡制度變革，再到辛亥革命宣傳新文化等等相關內容的出版，主要集中在上海。維新派、改良派、革命派……各類思想學説在這裏論戰，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不同流派間吵的面紅耳赤是常有的事。
早在19世紀末，上海出版的書籍和報刊中就出現了對馬克思學説的介紹。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五四運動的爆發，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上海成了當時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中心。1920年俄共代表在報告上海之行時説：“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中心，那裏可以公開從事宣傳活動。上海有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出版包括報紙、雜誌和書籍在內的300多種出版物，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
曾經，上海有一條“報館街”叫“望平街”，南起福州路、北到南京東路，現在是山東中路的一段。鼎盛時期，這條街上集中了50多家大小報館，像《申報》、《新聞報》、《時報》、《民國日報》等等都在這裏。每天5點鐘左右，“望平街”就熱鬧起來了，報販們集中到這裏取報紙，再到其他地方售賣。
你們知道《賣報歌》是怎麼來的嗎？就是聶耳給望平街的小報童楊碧君寫的。
1872年4月英國商人美查等人創辦了《申報》，這是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報紙，申報大樓至今還矗立在今天的山東中路漢口路拐角處。1949年《申報》停刊，這棟樓轉給《解放日報》使用，《解放日報》搬走之後，如今這裏成了“申報咖啡館”，也是一個網紅打卡地。
辛亥革命後清晨望平街的報市 圖源：黃浦區檔案館
100年前的上海能成為文化重鎮，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心，絕對不是偶然的。剛才我們提到的由於租界而形成的“縫隙”是一個重要原因，“望平街”就位於曾經的公共租界。另外，當時的上海交通非常發達，國內沒有哪個城市能比得上。對外，和歐美、日本、東南亞等國家都有輪船航線，對內還有鐵路和內河航線。而且上海當時有全國最多的報紙、電台等新聞機構，甚至連弄堂裏都有電台——世界上出了什麼消息，第二天上海就知道了。
有句話很多人都很熟悉，“中國共產黨誕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上海當時是全國工人階級最為集中的城市。1920年代的上海，被稱為“遠東第一大城市”，城區面積比剛開埠時擴大了10倍，人口也已達到229萬，全國第一。那時候，上海的工人數量就有50多萬，佔全國的四分之一還要多。
這些“打工人”的境況非常悲慘，平均一天干12-16小時，一年工作300-320天。而且工作條件惡劣，比如説英美煙廠的工作環境，1919年7月27日的《民國日報》是這樣報道的：“四窗緊閉……煙氣瀰漫全室，腦子都被燻得麻醉，衣服被汗染濕。此等狀況，實不異於身囚牢獄。”
這麼個幹法，一天多少錢？拿紡紗工為例，1920年，男工一天0.9元，女工砍半，一天0.45元。當年的《新青年》寫道，微薄的收入讓工人入不敷出，全部工資只能維持最低劣的伙食，“根本談不上什麼營養”，有的工人甚至吃的是“臭爛不堪之物”。
有壓迫就有反抗，上海的工人階級很早就開始為改善自身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自發鬥爭，非常具有鬥爭性。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正痛心“北京只有學界運動，市民不覺醒”時，上海工人已經開始舉行大規模罷工，首日罷工人數就達到2萬人。後來又11萬產業工人蔘加罷工，五四運動的中心從北京遷移到了上海。也正是由此，讓陳獨秀注意到了上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
1919年上海工人大罷工 圖源：商務印書館
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幾乎集齊了共產黨誕生所需要的所有“天時地利人和”。在建黨過程中，中共還得到了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的幫助。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跟共產國際也有關。
當時整個歐洲嚴重打壓共產主義，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熟悉歐洲的政治環境，對中國的情況不是很熟，所以警惕性特別高。而1920年的上海大約有5000名俄僑，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們裏面有些人擁護布爾什維克，這就為共產國際代表在上海活動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無形當中起了掩護作用。
1921年，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的協助下，中共一大確定在上海舉行。開會的地點選在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也就是今天的興業路76號。當時這裏人稱“李公館”，是李漢俊和他的哥哥李書城的家。
這棟石庫門所在的弄堂叫“樹德里”，離漁陽裏不到800米。這麼短短一段路，中國共產黨走了整整一年。
中共一大會址 圖源：東方IC
1921年7月21日，13名平均年齡28歲的中共一大代表全部到達上海，他們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來開會。考慮到路途遙遠，馬林還從給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費。
這13位全國代表分別是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廣東代表陳公博、陳獨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留日學生代表周佛海。
他們打着“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來到上海，住進了離“李公館”不遠的博文女校。當時正值學校放暑假，李達、李漢俊向校長借用校舍作為代表們的“臨時宿舍”，9位代表就住在這裏。校長還特地留了位校工，給客人們燒飯看門。
中共一大紀念館內的一大代表羣體銅像 圖源：新華網
1921年7月23日，一向清淨的“李公館”突然熱鬧起來，中共一大在公館底樓舉行，會議室是他們家的會客廳，一個18平方米的房間。
出席會議的除了13位全國代表之外，還有2個外國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有着“南陳北李”之稱的李大釗和陳獨秀則因事務繁忙，沒能來參加會議。
一切都進行的很順利，直到第八天，一個不速之客打斷了會議進程。1921年7月30日晚上，一箇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聲稱要找“社聯的王主席”。他穿着灰布長衫，進來之後東張西望，當被主人李漢俊告知這裏沒有王主席之後，他立刻説自己找錯地方了，匆匆離開。
這時候，有着多年地下鬥爭經驗的馬林立刻判斷出了陌生人的身份，一定是密探，當時叫“包打聽”。他猛地一拍桌子，讓大家趕緊轉移，只有房子的主人李漢俊和代表陳公博留了下來。後來經過證實，馬林的判斷是對的，當年的陌生人叫程子卿，是當時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長。
中共一大會址 圖源：東方IC
十幾分鍾之後，租界巡捕房的人馬就闖了進來，翻箱倒櫃、嚴密搜查，連牆板夾縫都被搜了個遍。搜查過程中，李漢俊一直被盤問，陳公博不停地抽煙，大概抽了得有40根。
就在一個公開的抽屜裏，放着來不及收拾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這張草案要是被發現，後果不堪設想。好在，這張紙當時沒有引起巡捕們的注意。上面修改的地方很多，被劃的亂七八糟，就像一張草稿紙一樣，巡捕們看到了可能都不會在意。如果不是這麼一個疏忽，中國之後的歷史可能會完全不同。
巡捕啥也沒找到，例行威脅警告後就走了。雖然搜查沒有帶來什麼損失，但很顯然，他們不能在李公館繼續開會了。
這時候，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提出，到嘉興南湖去。那裏離上海很近，又容易隱蔽，可以到南湖包一條遊船，在船上開會。大家覺得這個主意好，紛紛表示贊同。
代表們考慮到馬林和尼克爾斯基都是外國人，在火車上太惹眼，所以決定不請他們去嘉興，李漢俊和陳公博因為受到注意也沒去嘉興。剩下的人組成了一個“旅行團”，第二天一早就坐上了從上海北到嘉興的火車。
到了嘉興之後，“導遊”王會悟租了一條船。為了把戲做足，她還特地包了桌酒席，帶了副麻將。代表們在裏面開會，王會悟在外面望風，有船劃近了，她就敲窗門提醒，裏面的人立刻開始搓麻將。船過去之後，麻將聲也沒了，會議繼續。
位於南湖的中共“一大”紀念船 圖源：東方IC
中共一大就是在這一艘小小的遊船上結束最後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第一個《決議》，選舉了黨的中央局領導機構，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是宣傳主任。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
下午六點多鐘，在南湖的濛濛細雨中，大會勝利閉幕。代表們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他們緊握右拳，卡着嗓子輕輕地喊：“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萬歲！”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百年大黨，但她依然年輕，因為從南湖開始的那份初心從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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