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吳思科：中國外交話語體系如何構建？可以學學周總理的外交智慧
“回顧黨史，周恩來無疑是凝聚黨內團結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位偉大的外交家、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我們那一代人的偶像，大概都是周恩來。”
“周恩來總理參加萬隆會議，親手起草了發言稿。著名的“求同存異”就是在這個講話中提出來的。”
“在新時代，我們的外交是怎麼樣去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
在東方衞視《這就是中國》第103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張維為教授和中國前駐埃及、沙特阿拉伯大使，中國前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大使一起來到上海大學，針對周恩來總理的成就和貢獻進行了演講和回答觀眾提問。以下為觀察者網根據節目內容整理的文稿。
張維為：
很高興在建黨百年之際來到有紅色基因的上海大學。上海大學的校史可以追溯到1922年，它是國共合作時期創立的大學，中國老一輩革命家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李碩勳、楊尚昆等都曾在這裏學習或工作。我想借今天這個機會，和大家談談另外一位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周恩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周恩來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一個不朽的名字。
我們在《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多次談及周恩來，我記得有次一位非常年輕的小觀眾問我，張老師，你年輕時候的偶像是誰？我毫不猶豫地説，我的偶像，我們那一代人的偶像，大概都是周恩來。
今天50歲以上的人們一定記得，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的時候，整個國家頓時陷入巨大的悲痛，我當時在上海一個工廠工作，聽到總理去世的時候，車間裏所有的人都開始哭泣，馬路上、汽車上、到處都是泣不成聲的普通的老百姓。
我記得毛澤東主席在《愚公移山》這篇著名的文章中説過這麼一段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傑出代表，周恩來就是一個感動“上帝”的人，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1976年1月11日，百萬首都羣眾灑淚十里長街，自發為總理送行，成了我們這代人乃至今後很多代中國人的永久記憶。周恩來往往也能夠感動他所見過的幾乎所有的外國人。抗戰時期，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代表，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共產黨派出對接外部世界的代表。
周恩來總理紀念銅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到重慶訪問的人士很多，他們中間既有上層人物，像美國的副總統華萊士、共和黨的領袖威爾基等，也有同情中國的各界人士，有記者、有教授、有職業軍人等等，其中很多都是支持國民黨的，但是周恩來君子坦蕩蕩，與這些外國人士廣泛接觸，努力影響他們，他們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例如，1941年的時候，美國著名的作家海明威和他的妻子瑪莎·蓋爾霍恩曾經到重慶採訪周恩來。海明威妻子蓋爾霍恩幾乎憑着女人的直覺，當時就説：“我們認為周恩來是勝利者，是我們在中國遇到的一位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典範的話，那麼未來就是他們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
美國《時代週刊》當時的駐華的記者叫白修德，他也説，一見到周恩來，自己的任何懷疑、任何不信任就蕩然無存了。白修德給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周恩來是一個有巨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與所有國家的大使館都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他成功地使幾乎每一個與他有接觸的人都接受共產黨對所發生的事情的主張和立場。”
當時美國駐重慶的外交官叫謝偉思，他也這樣回憶周恩來，“他試圖使我們贊同他和他的黨對中國和世界的看法，他對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他靠着冷靜和説理、清晰的措詞、温和的談話、廣博的歷史和世界知識讓人理解他。”
在周恩來的影響下，許多外國人士確信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和抗日武裝才是對日作戰的中堅力量。總之，周恩來靠着自己的卓越才華和人格魅力，團結了很多外國朋友，為抗戰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為建國後的外交工作積累了經驗，打下了基礎。
我自己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在外交部工作，當時外交部的任何一個辦公室都可以看到周總理的照片，要麼是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要麼掛在牆上，可以説周恩來是中國外交事業的靈魂人物。
周恩來的外交風格是尊重別人的人格，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從不迴避任何問題。1972年尼克松總統到中國來，與周恩來總理會談，尼克松講到如果美國從某個地區退出的話，那麼蘇聯就會趁機填這個真空。
周恩來聽了之後，很耐心地解釋説，我們理解美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但事實上，國際上根本不存在什麼“真空”，不存在這麼一個説法。過去英國退出美洲，美國人民就自己填進去了，沒有出現“真空”，同樣，美國退出中國以後，中國人自己也填補進去了，中國也沒有出現“真空”。聽了這樣的解釋後，基辛格和尼克松也不得不頻頻地表示認同。尼克松後來自己也多次説過，在周恩來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覺或懷疑的判斷，幾乎都煙消雲散。”
建黨百年：尼克松訪華。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此外，周恩來的外交風格還體現在頭腦的犀利和成熟的心智。我記得尼克松在《領導人》中曾經寫道：有一位蘇聯時期的外交部長叫莫洛托夫，他曾經跟美國的談判代表説，“要是你們認為我們是難打交道的話，那等你遇上周恩來，你們就知道什麼叫難打交道”。
一位美國記者曾經這樣評價周恩來，他説他的頭腦，“像大頭針一樣犀利”，as sharp as a needle。這種“難對付” 、頭腦“像大頭針一樣犀利”的評價，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説是對自己對手很高的褒獎。
我看了不少回憶周恩來總理參加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文章。當時日內瓦會議主要是討論和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問題。當時中美之間沒有外交關係，雙方高度對峙。周恩來敏鋭地抓住了美國代表團內部的矛盾，哪壺不開提哪壺。有一次美方代表團團長史密斯在發言中講了一段脱稿的話，他説“周恩來先生提的這個建議中包含一些可以討論的內容，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可以接受的。”
但他這個發言後來遭到了美國代表團內部的攻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明確要求美國代表團第二天發言的時候要作出糾正，所以第二天另外一位美國外交官羅伯遜就全面地推倒了史密斯團長前一天的發言，説周恩來提出建議不值得討論。
周恩來當時就質問他：“你們美國代表説話算不算數？你們團長史密斯昨天還表示我們的發言可以考慮，今天怎麼就變卦了？”羅伯遜狡辯説：“我今天的發言才算數。”周恩來知道羅伯遜當年曾經在北平軍調處工作，幫助過蔣介石打內戰，所以他毫不客氣地回敬這位羅伯遜先生説：“羅伯遜先生，我要提醒你，我們在中國是認識的，如果美國敢於挑戰，我們將是能夠應戰的！”
周恩來敏鋭的頭腦又和他超級成熟的心智密切相連。1954年日內瓦會談由於美國的阻撓，第一階段就朝鮮問題沒有達成協議，第二階段就印度支那和平雖然達成了協議，但後來也被破壞了。
但是，日內瓦會談本身還是很有意義的，其中一個重要的突破就是為後來持續15年的中美華沙會談開啓了一個序幕。日內瓦會議期間，美國代表團通過英國代表團提出了一個意向，就是他們願意和中方探討如何解決朝鮮戰場上被俘的美軍，以及在華因為違法等原因被扣留的人員。
得到這個信息後，周恩來立即在代表團內部討論，認為即使現在美國對華政策非常強硬、非常敵視，我們還是要抓住機會，建立一個溝通渠道。中方也提出自己的建議，就是要來討論解決中國僑民和一些科學家被滯留美國的問題。
會議期間，中美雙方進行了一些非正式的會談，後來透露出來有4次非正式的會談。1954年7月21日，為了進一步表示中國有誠意，周恩來安排釋放了4名被扣押的美軍飛行員，後來又釋放了11名被關押的美軍飛行員，實際目的都是為了換回錢學森這位傑出的中國科學家。
1955年8月，被扣押5年之久的錢學森終於收到了美國移民局允許他回國的通知。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攜帶家人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大家知道錢學森回國以後，對於我們的“兩彈一星”事業，對於整個中國的航天航空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56年的時候，毛主席曾經有一次宴請錢學森，毛主席對他説，“聽説美國人把你當成5個師啊！”毛澤東主席伸出五個手指頭，“我看啊，對我們説來，你比5個師的力量還要大，大多啦！”
錢學森攜家人回國。圖片來源：頭條軍事
周恩來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外交家，也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始人之一，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他對中國革命的成功貢獻巨大。1934年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後，中國工農紅軍不得不開始長征，當時已經失去了軍權的毛澤東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了，他要帶領一部分紅軍部隊留在蘇區，堅持鬥爭，等中央返回。他把這封信交給了中央當時的負責人，27歲的博古，博古把這個信交給了周恩來處理。
周恩來讀了毛澤東這封信後，連夜騎着馬趕往毛澤東的住處，徹夜長談，説服毛澤東與大部隊一起走，可以説這次徹夜長談改變了中國革命的命運，否則恐怕不會有後來的遵義會議，中國革命的歷史恐怕都要重寫了。
長征途中，周恩來在1935年又與博古徹夜長談，讓他讓出現有的職務。他對博古講，你我都是留過洋的，我們這些留過洋的人對中國的情況不是那麼瞭解。自從我領導南昌起義失敗以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人是搞不成的，我們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國的人。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我們共同幫助毛澤東，把中國革命搞成功。可以説，周恩來對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居功至偉。
回顧黨史，周恩來無疑是凝聚黨內團結的核心人物、中國共產黨誕生於極為複雜的歷史環境之中，再加上文化知識背景的差異、性格的差異，從陳獨秀開始，到瞿秋白，到李立三、向忠發、博古、張聞天，一直到毛澤東，周恩來與六任主要的領導人都合作過，當然與毛澤東合作的時間最長。
解放後又經歷過“文革動亂”，周恩來幾乎都是處在關鍵的位置上。整整半個世紀，周恩來靠自己的擔當和巨大的人格魅力，為維護黨內團結奮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記得1966年“文革”爆發，衝擊了外交部，1967年8月，一大批紅衞兵包圍了當時的外交部大樓，要揪鬥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周恩來總理嚴厲地警告紅衞兵：絕不允許這樣做，除非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這是何等的擔當精神和人格魅力呀！
這種擔當精神和人格魅力也體現在為國家構建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上。 1949年初的時候，國共勝負大局已定，國民黨為爭取喘息的時間，在1949年4月派出了張治中將軍為首的國民黨的代表團，到北平來進行和平談判。
雙方議定了一個《國內和平協定》，但後來被國民黨政府拒絕了。這個時候，國民黨參加談判的代表都表示我們願意留在北平，留在北京，不回南京了。但張治中堅持説，別人可以不回，我作為代表團的團長還是應該回去覆命。本來一場政治談判的故事到此就結束了，周恩來也完成了使命。
但周恩來説：“西安事變”的時候，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他指“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將軍回南京後被蔣介石所扣押，現在不能再對不起另外一位姓張的朋友。他親自到北京六國飯店看望張治中將軍，勸他認清蔣介石的為人，絕對不可以天真，然後他又約張治中將軍第二天到機場去接人。
第二天，在北京西苑機場，張治中怎麼也不敢相信，走下飛機的竟然是他的夫人。原來，周恩來早已通過地下黨的安排，把國民黨代表團代表在國統區的家屬全都安全地接到了北京。
張治中是國民黨黃埔嫡系核心層的高級將領，所謂“八大金剛”之一，他與共產黨公開的合作在國民黨黨內上層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在《國內和平協定》被國民黨政府拒絕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就簽發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即發起了渡江戰役。張治中將軍後來還應邀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10月1日的開國大典。
最後，我想引用兩段話來結束我今天的演講，一段是2015年，一位中國大學生髮的微博，他給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憂國憂民地凝視遠方的一張照片，加了一個標題《這盛世如你所願》和一段相當感人的文字，他説：開國大典的時候，飛機不夠，您説飛兩遍。現在，再也不需要飛兩遍了，要多少有多少。當年送你的十里長安街，如今已是十里繁榮。這盛世，如你所願！山河猶在，國泰民安。
還有一段是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在周恩來誕辰120週年的紀念會上説的一段非常感人的話：“今天，我們可以告慰周恩來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是：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周恩來同志生前致力於解決的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現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周恩來同志生前操碎了心的廣大人民羣眾缺吃少穿的現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周恩來永遠活在中國青年人的心中，永遠活在全體中國人民的心中，這盛世如你所願！
吳思科：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週總理120週年誕辰時説：“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來同志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光輝一生中建立的卓越功勳、展現的崇高風範，深深銘刻在中國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銘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與正義的人們心中。”這些話真是説在我們的心坎上。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總理親自兼任外交部長達9年之久，在之後26年任總理期間，外交工作始終是由周恩來總理親自主導，而且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去親自踐行的。1955年的萬隆會議，是二戰之後第一次沒有西方強國出席，發展中國家、新獨立的國家的一次會議。那次周恩來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參加萬隆會議，對於打破新中國剛剛成立，西方對中國的封鎖，廣交朋友，打開外交局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來率團參加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因為二戰結束之後，西方的勢力還是很強大，對中國不友好的聲音也是存在的，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總理就把原來準備好的發言稿，散發給各個代表團，同時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自己親手起草了一份發言稿。著名的“求同存異”就是在這個講話中間提出來的，他特別提到，我們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的，不是來立異的。
通過他這個演講，實事求是地介紹了中國，對中國的質疑也做了引導，讓更多的人瞭解到中國，使會議又重新走上了正軌。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是，1963年底到1964年2月份，周總理到非洲十國和歐洲四個國家，這一次性地訪問了十四個國家，也是中國外交史上一次非常重大的里程碑性的活動。
這個訪問有幾個很重要的事情，一個是準備去訪問的加納發生了政變，恩克魯瑪總統也受了傷，那個時候他不能再出來，躲在一個城堡裏。這個時候要不要去訪問？代表團裏意見不一致，覺得這很危險，中國傳統講究危邦不入，但是周恩來總理説，在別人困難的時候，如果我們不去，我們就失去了這個朋友，我們還是應該去訪問他。可以改變禮賓方式，對方的總統可以不來迎接，而是我們到他的城堡裏跟他會談、會見。
這一次特殊情況下的訪問，確實是給對方產生了很大的感觸。非洲世界真正認識到，中國是一個真誠的朋友，這對擴大中國的影響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訪問期間，本來兩個沒有和中國建交的國家，一個是突尼斯，一個是埃塞俄比亞，也臨時邀請周恩來總理去訪問。通過深入的交談之後，增進了對中國的瞭解，也很快就建交。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非洲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次訪問的很多阿拉伯、非洲國家都是這個共同提案的參與國。
2005年，我在埃及當大使的時候，埃及的外交部長蓋特跟我説了一句話，他説在非洲，中國的影響力還是巨大的，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留下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舉個例子，我當時還是一箇中學生，周總理來訪問的時候，我僅僅是在路邊歡迎人羣中間，看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風采，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記憶，他的風采對我有幾十年的影響。因此説周恩來總理在非洲的影響力現在仍然是中國在非洲外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記得我參加工作不久，曾聽到老一輩外交家稱周恩來總理為“中國外交之父”。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我自己的外交經歷，我對這一稱謂有了更深的領悟，也覺得名副其實。
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已經4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時時在我們眼前，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還有很多艱難險阻，我們在外交上也還會面臨諸多挑戰，但我們有老一輩打下的堅實基礎，有新時代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和黨的堅強領導，有一代一代外交人在全國各方面有力的支持下，孜孜不倦地努力奮鬥，中國外交會不斷開闢新局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新的貢獻。
主持人：周總理曾經有這樣一個觀點，他説外交的事業不光是外交部的人在幹，用官方的、半官方的、民間的各種渠道，大家都可以把外交這件事做起來。在新時代，我們年輕的朋友們在外交方面可以做什麼？
張維為：當年周總理的時期，我們用的詞叫“人民外交”，就是民間外交，改革開放以後，用得比較多的詞是“公共外交”，在互聯網時代，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外交，影響可以非常大，特別是現在西方媒體已經把中國誣衊到這樣一種地步，以至於我想任何一個人把中國人每天的日常生活，你用手機支付、坐高鐵、上海的夜景、上大校園景色等放到網上去，一個真實的中國都可以使他們感到震撼。所以我覺得西方主流媒體很快將見到他們是怎麼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
吳思科：周恩來總理那時候就對民間外交特別重視。新中國剛剛成立，就成立了對外友協，那時候還有很多沒有跟中國建交的國家，就通過民間的交往，當時叫“以民促官”，也成立了外交協會，外交協會也是個半官方的形式，實際上就是對一些不在領導位上的各國政要開展工作。
還有我們的貿促會，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之前，通過貿易上的交往增加人脈，也是起到推動雙邊關係的作用，這個傳統到現在一直在發展，在我當特使那幾年，除了政府對政府之間的交流以外，我也有很大一部分時間用在民間交往，要跟不同的政治力量去交流，包括有些國家的反對派，讓他們瞭解我們。這樣在他們的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候，不管哪個政治力量上台，它都能夠了解中國，都能始終跟中國的關係平穩。這個確實是需要多方面的配合，現在智庫之間、大學之間、青年之間的交流非常重要，都可以發揮作用的。
主持人：周總理對整個國家的尖端科研領域的發展非常的關心，我想先請上海大學無人艇工程研究院的創始人之一謝少榮教授給我們做個科普，無人艇通常能幹些什麼？世界上領先水平大概到什麼樣的程度，咱們國家在哪個位置？
謝少榮：無人艇實際上是一種具有自我感知與決策能力，能夠自主地去執行海上任務的及海洋智能機器人。比如説海洋上的目標探測、海圖測繪、海底資源的勘查、海水水質的監測以及國防安全方面等等。
以美國為例，美國國防部發布無人系統的綜合路線發展圖的時候，都把無人艇納入了它的規劃。我國的無人艇以上海大學“精海”系列無人艇為例，我們是2009年集前面20多年的機器人研究技術的一個積累，比如説我們集機械、控制、計算機、力學、材料等等相關學科於一體，我們開展的研究和國際上的無人艇基本是同步的發展水平。
主持人：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您特別説無人艇研究是集計算機、材料等科研的基礎之上，我們今天走近周恩來總理，也是在回顧多年來中國的奮鬥歷程，想請您分析，無人艇剛剛開始研發的時候，咱們上大的相關領域是一個什麼樣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打下堅實基礎？
謝少榮：最初也是蠻有困難的，因為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把無人艇作為武器裝備，都是美國海軍以及它的國防部在推。最先進的技術對我們基本是禁運的，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自主研發，這是當初最開始的時候遇到的第一個難題。
緊接着我們的無人艇要去到複雜的海域，去完成很重要的一些任務，這裏帶來了技術挑戰，比如，精準航跡跟蹤控制、複雜海況下動靜態障礙物的立體避障等等的技術難點。我們就深入分析這些難點問題，逐個去進行突破，今天為止，我們已經研製了十餘個系列的“精海”無人艇。
主持人：中國的多項科研領域的進步，不光是無人艇，我們很多領域走的都是一條自主研發的道路，這條路不好走，每當遇到難題的時候，是什麼在激勵你們？
謝****少榮：像今天談到周恩來總理，我小的時候對十里長安送總理也非常有感受，周總理對尖端科技的殫精竭慮，我從他的身上學到這些精神，還有我們的老校長錢偉長校長，他曾經就説過，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專業。那麼在我們今天，祖國有海洋強國的戰略需求，我們就去貢獻我們的一份力量。
提問：兩位老師好，我是來自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的學生。社會學現在也強調要去做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研究，包括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非常重視要去構建中國的話語體系。當年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提出平等互助的外交原則、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實也是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一個嘗試。我想請教兩位教授，以你們的經驗、經歷來看，新時代的我們中國外交怎麼樣去構建中國話語體系？
張維為：我覺得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緊迫的任務，我們叫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基本的做法就是，第一堅持原創性，第二是解構和建構同時進行，毛主席原來説的，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因為西方話語對中國是全方位的圍剿，我們給它做全方位的解構，這樣就很精彩。比如説西方最引以自豪的民主，我們就做了一個徹底的解構，美國最自豪的是有一個“三權分立”，對不對？然後互相平衡，但是所謂的三權：立法、司法、行政，從我們研究政治來説，都屬於政治領域，英文叫political domain，這個“三權平衡”對現代國家解決不了問題。
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國家，必須在更大的範圍內形成一種叫做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這個平衡要有利於絕大多數人民，這就是中國模式，像美國資本力量獨大，這就造成今天美國一場危機又一場危機，包括新冠疫情防控的潰敗。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參與，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有了這樣的基礎，我們敢做《這就是中國》，敢跟西方學者辯論，一點都沒有問題。
吳思科：剛才講周恩來總理的外交思想，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中國的“和合文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在新的時期有新的生命力，跟現在的世界有聯繫，你勝我輸，贏者通吃，真的不符合潮流。而中國的“和”文化才真是適合人類發展，在新的時期，我們提出共商、共建、共享、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理念，是既有的傳統文化，也是跟現實結合得非常密切的理念。
提問：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是生命科學學院的研究生輔導員楊倚天。因為從事思政相關的工作，所以我關注到了一個概念叫“普世價值”，我們都知道“普世價值”是西方獨特歷史文化背景下的產物，雖然叫“普世價值”但實際上是區域性的，張老師之前的一期節目中也提到，“普世價值”其實在程序上是存在困境的，那麼我今天想請教一下兩位老師，符合全人類利益的共同價值怎樣才能構建出來？作為外交大國的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張維為：現在我們中國提出了全人類的共同價值，這是習主席首先提出來的，這次楊潔篪在安克里奇會議上又説了，我們用的是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這個順序非常重要。因為過去西方講“普世價值”的時候，從來不提和平。我們提出來，而且明確地説這就是全人類共同價值。同時，我覺得這個過程沒有結束，這次疫情襲來，我們做《這就是中國》，專門有一期談中國人民的“心勝”。
我講我們通過抗疫成功，突然發現很多普通中國老百姓都懂的價值，比方説人命關天，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自由與自律的平衡等，但西方人不懂的。
我説充分獲得一種“心勝”，某種意義上不是平視，是一種俯視，我覺得這些我們可以提煉出來的。價值觀是話語建構的一個重要方面，所謂講好中國故事，本質上一個好的故事後邊一定是有價值和價值觀的，沒有價值觀的故事沒有多少價值，要把中國很多的事情提高到價值、價值觀的層面，再跟全世界進行溝通。
吳思科：小布什總統2003年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2007年的3月份，埃及穆巴拉克總統召開一次夏季達沃斯的經濟中東論壇，我那次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去出席會議。小布什總統是嘉賓上台講話。
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後，伊拉克的爆炸不斷，社會動亂，大家都在談論這個很核心的問題，美國的軍事進攻給伊拉克帶來了什麼，給中東地區帶來了什麼？小布什講話説，我們在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以後，確實沒有找到安理會講的那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親自在聯合國安理會現場展示伊拉克的“化學武器”。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但是這場戰爭是值得的，因為我們給他們帶去了民主，帶去了多黨制，這個還是值得的。至於有人員的死亡，那是民主的代價，那是值得的。當時我就聽到兩個人，一個是當時的埃及外長，現在的阿盟秘書長蓋特，另一個是當時的阿盟秘書長穆薩，兩個人都説，美國要給我們中東地區帶來的民主就是這樣的，我們看到了，太可怕了。
在小布什看來，伊拉克死多少人不重要，當時會場上也不客氣，真是一片噓聲，但人家不在乎，“普世價值觀”、“民主”那些東西有多種標準，咱們還是要客觀一點、實際一點，用實際的案例來説清這個東西。
提問：主持人好，兩位老師好，我是來自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李立陽。剛剛聽了兩位老師介紹周恩來總理的事蹟非常受觸動，在上世紀的50年代，周總理曾經四次地訪問印度，致力於解決中印的邊境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我們和印度之間也保持着良好的態勢。在去年的6月，中印的邊境爆發了衝突，我們國家戍邊衞士們誓死捍衞國土的事蹟也感動着國人。我想就此請教兩位老師，您如何看待這場衝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國家對待中印問題上的策略和態度，同周恩來總理那個時期有什麼不同？
張維為：我當時80年代在外交部做翻譯，印度和印度周邊國家，我一個沒落全部去訪問過，實際上中印邊界1959年就有衝突，到後來1962年，印度故意地挑釁，我們是忍無可忍，最後發生了中印自衞反擊戰，32天，印度潰不成軍。
當時有個澳大利亞人叫馬克斯韋爾，他寫了一本非常詳盡的中印邊界戰爭，裏邊有很多對周恩來的採訪。周總理他那個時候，先後四次訪問印度，在正式大規模衝突之前就希望能夠找到和平解決的方法，我們今天在印度問題上，這一點是一致的，始終把政治考量放在第一位的，我們考慮到中國、印度都是兩個大國，千萬不能老死不相往來，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正常關係。
吳思科：講到周恩來總理當時處理跟印度關係的時候，我記得他有一次跟埃及當時的總理，談到中國外交上的哲學思想時，一心想把這個關係緩解下來，重視這個關係。用了一個傳統的觀點叫退避三舍，周總理當時也特別講到了，退避的情況下，對方有可能是兩種，一個看到我們有能力而且謙讓它，它應該見好而收。
另一種認為我們軟弱可欺，那下一步中國就是“來而不往非禮也”，在現在的背景下又有一些新的變化，印度的民粹主義很厲害，再加上這幾年美國的鬧騰，特別是特朗普的時期，把“亞太再平衡”搞成了“印太再平衡”。抬印度，捧印度，讓印度在這個地區發揮大作用來遏制中國。印度也是很膨脹，所以我們也特別要警惕它，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往好的方面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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