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美國“迪克西使團”曾如此瞭解中共，但是……
【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大家好，歡迎來到本期的旭日東昇。
今天我們講中美早期交往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事件——“迪克西使團”訪問延安。這是美國政府正式派出的代表團，對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控制區域——我們的根據地，以及我們中國共產黨最高層、最精華、最精英的那批人一次正面的交往。
在這之前有過兩種類型的交往。第一種類型就是像寫《西行漫記》的埃德加·斯諾這樣單個的美國人，包括後來的一些記者。從他們觀察者的角度進行全景式的觀察，可能是有一些深度，但總體上是屬於浮光掠影式的。
其中不可避免的問題，第一，他們沒有專業背景；第二，他們帶着旅行者到一個全新區域的興奮與好奇；第三，往往受限於記者工作，他們不是美國軍事、政治和安全政策的制定者或參與者，對那套東西也不熟，所以看到的是一些現象，以及感受到的背後的一種精神。但是在客觀層面上，出於國家戰略政策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進行評估，雖然有內行人零星的觀察，但是缺乏系統性評估。
埃德加•斯諾 （資料圖）
1937年到1938年，當時美國駐華武官卡爾遜中校，曾做過羅斯福總統温泉宮的侍衞官，到八路軍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前線和游擊區觀察了三個月，然後直接給羅斯福寫了17封信，描述他看到了什麼。因為他是軍官，所以他對於八路軍的戰鬥能力、作戰場面、交戰過程有一些描述，再加上羅斯福自己也是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的讀者，所以他就產生了興趣。覺得應該派點人到延安去一趟，給共產黨游擊隊提供一點援助。像援助南斯拉夫的鐵托，盟軍空投一點東西下去。
我們在歷史書上經常聽説，在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掀起過所謂的反共高潮。事實上從1939年開始，國民黨對於陝甘寧邊區進行了強力的封鎖，除了我們以前知道的軍事上的包圍和經濟上的封鎖之外，它特別強調進行政治和新聞上的隔離跟封鎖。
到最後營造出這樣一種氛圍，很多人知道在某一個地方共產黨有一個根據地，但共產黨啥樣，他們在那幹嘛，共產黨人怎樣生活，他們的主張是什麼，這些東西通通不知道。而且蔣介石非常忌憚一件事兒：堅決不能允許美國人跟共產黨見面，嚴厲地封鎖任何意義上美方對於根據地的訪問。
1943年3月份，周恩來同美國駐華外交官戴維斯談話，重申中共歡迎美國派一些軍官作為常駐觀察員，到華北抗日根據地蒐集日軍情報。“常態化”就帶了點使團性質，不可避免地會對共產黨有深入的瞭解。當時面對國民黨我們就是這麼自信，你瞭解我以後，肯定是喜歡共產黨，不會喜歡國民黨。
美國駐華外交官範宣德、戴維斯、謝偉思，向史迪威將軍建議美方應該派出觀察團。因為三人的英文名字都叫John，稱之為“約翰三傑”，他們都主張聯共抗日。
史迪威1943年6月份向蔣介石提出，蔣立馬拒絕。蔣介石有一點事情上很講原則，就是堅定地拒絕美國任何接觸共產黨的早期要求，甚至敢跟羅斯福陽奉陰違。這位被戲稱為"運輸大隊長"的同學，對於手上的權力有特殊的敏感性。做什麼事情會威脅到他的權力，他很敏感，搞小動作，是微操大師，根本沒有大局觀這種東西。
1944年4月，日軍把蔣介石打得一塌糊塗，國際反法西斯輿論一片譁然，我們知道歷史上稱之為豫湘桂戰役。作為交換條件，5月份二十幾名中外記者被允許訪問延安，包括《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莫里斯·武道、《泰晤士報》和《讀者文摘》的哈里森·福爾曼、《紐約時報》和《時代生活》的愛潑斯坦，以及《紐約時報》的阿金森。
尷尬的事情很快發生，福爾曼跟愛潑斯坦在國統區生活了很長時間，對於國民黨軍隊作戰很瞭解。他們到解放區一看，寫了準確反映共產黨軍隊如何抗日的報道，在全世界輿論引發了積極的反響。蔣介石説，我再也不能讓他們去延安了。
亨利·阿加德·華萊士（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美國政治家，曾任美國農業部部長、美國副總統和美國商務部長
到1944年6月份，羅斯福專門派副總統華萊士作為特使到重慶跟蔣介石談。談的重點就是美軍的觀察組一定要進延安，後來經過一番激烈的博弈，美方向蔣介石也做出了一個讓步，即告訴他美國派的是美國軍方的軍事觀察組，去延安只談兩個軍事問題：
第一，美國B-29“超級空中堡壘”對日本包括偽滿洲地區進行轟炸的時候，需要準確的氣象預報。
第二，轟炸飛機被擊落以後，美軍飛行員需要營救，而敵後抗日根據地在共產黨手裏。
老蔣憋不住了鬆口，還耍個心眼，叫美國人弄一個美軍視察組到那邊去。共產黨一聽，八路軍什麼時候接受你美國人的領導，來視察我？不行。雙方討價還價，最後就叫美軍觀察組。
觀察組按照美國人的慣例起了一個nick name（別稱）叫“迪克西使團”，這個詞很微妙。使團（Mission）就告訴你，不要看我們是觀察組，其實就是代表美國政府，對共產黨這個有可能對未來中國命運產生影響的黨派，進行系統性考察的一個使團，儘管他們認為概率比較小。
它的名字叫“迪克西”（Dixie），迪克西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方各個叛亂州的nick name，它源自反映美國個體文化中稱讚叛亂者的流行歌曲。因為叛亂者有浪漫精神，但是最終的結局是北方把叛亂者給摁下去了。用這個名字指當時的延安，表示也許你很浪漫，但最終還是不行，名字很微妙。
7月4號是美國168週年的獨立日，毛澤東和朱德當天宴請美國在延安的僑民，以及在延安考察的中外記者團搞了個晚會，還發了社論。後來美方使團18人分兩批抵達延安。裏面比較出名的如組長包瑞德，是美國陸軍軍事情報局的，漢語很熟，長期在中國擔任武官，熟悉中國情況。
後來人們經常在延安看到這樣一個場景：包瑞德敞懷穿一件作訓服便裝，褲子皮帶上別了把像是我們俗稱“德國擼子”的那種手槍，甩開膀子在那走。他也花了很長時間跟毛澤東聊天，為共產黨指點出路，包瑞德最喜歡給毛澤東出的主意，就是讓我們放棄武裝加入聯合政府。
使團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後來產生最深遠影響的人叫謝偉思。他當時是美國駐重慶大使館的二秘，是中緬印戰區司令部的政治顧問，是觀察組中唯一的文職人員。他其實是史迪威的人，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跟史迪威比較一致。
謝偉思與毛澤東、朱德等合影（資料圖）
其中還有來自美國陸軍的航空兵、通訊兵，還包括美國陸軍步兵部隊和戰略情報局的人。最出名的是威爾伯·彼得金，他拍了大量的照片。
戴維斯在1943年6月24號交過一份備忘錄叫做《美國利益在於中國的團結》，説美國要避免在中國的國家政策被國民黨完全綁架，儘管在一些利益問題上，國民黨可能可以為美國提供一些短期回報。但是對於中國來説，如果美國沒法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持一個相對中立、公平和公正的立場的話，到最後會被捲到一邊去，尤其是被國民黨捲進去，這不僅會使美國陷入到中國的內戰當中，甚至可能撞上蘇聯，會很糟糕。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在中方這裏引發了強烈的反響。整件事情其實是共產黨高層最核心的毛澤東跟周恩來親自策劃的，因為這是中共打開與世界交往、突破國民黨的封鎖、將中國共產黨根據地的真實情況、共產黨的主張向外傳遞的一個黃金機會。雖然當時後面的前途還不確定，但共產黨的主張一直是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的，這個中國在世界範圍是要跟美國打交道的。
所以8月15號《解放日報》發了社論，當時社論原定的題目叫做《歡迎美軍觀察組》，後來被毛澤東改成《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戰友們”三個字是毛澤東親自加上去的。他是這樣寫的，大家感受一下教員的文筆：
我們歡迎美軍觀察組的諸位戰友，不能不想到美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光輝成績，和美國人民見義勇為、不怕犧牲的偉大精神。在我們中國的抗日戰場上，美國亦直接和我國人民並肩作戰，成為最親密的戰友。在這個歡迎美軍觀察組朋友的時候，我們向美國政府、人民、海空軍將士、及其英明領袖羅斯福總統表示衷心的感謝。
《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社論，毛澤東做了大量修改，增補了很多內容，修改了很多表述，特別是把美軍觀察組稱作戰友，足見其用心和重視。（資料圖）
8月18號中共中央專門發了一個指示：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明確指出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後根據地，便是對新民主中國有初步認識後的實際接觸的開始。
因此我們不應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做普通行動，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開展國際間的統一戰線，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接待“迪克西使團”是新中國外交工作的開始。這個定位毫無疑問已經不能再高了，在這個定位下，後面的活動安排得非常清楚。開始的兩個月，八路軍、新四軍的核心領導人就向觀察組做了10個報告。
列一下報告的人物和內容就知道是什麼概念：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做華北敵後形勢概述，介紹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與組織情況；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講七年來華北抗戰的概況，彭總親自講了三天；115師的副師長兼政委聶榮臻，介紹晉察冀邊區情況；新四軍代軍長陳毅介紹新四軍情況；120師師長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司令賀龍、120師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介紹關於晉綏邊區的情況；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峯，介紹晉冀豫和晉魯豫邊區情況；前中共北方局山東分局書記朱瑞，介紹山東軍區情況；115師師長林彪，介紹八路軍訓練情況；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羅瑞卿，介紹中國共產黨軍隊當中的政治工作，分三次講完。
除此以外，觀察團的包瑞德團長以及謝偉思還分別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葉劍英、陳毅、羅瑞卿多次單獨或者集體進行深入而坦誠的交流。謝偉思本人還單獨會見聶榮臻、林伯渠、楊秀峯、劉少奇、博古等等這樣一些領導人。這是美國軍方和政府官員跟共產黨高層核心一次面對面、零距離的深入接觸和交流。
通過這些交流和接觸，中方綜合介紹了三件事：
第一，系統地介紹了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在敵後是如何跟日本人打仗的；以及如何堅持建設和擴展敵後抗日武裝游擊隊，包括建立鞏固和擴大根據地，如何去實施人民戰爭。其中沒有什麼理論，有的是鐵一樣的事實。
第二，明確表示願意與美軍非常靈活地積極合作。中國領導人指出，從海南島到山東半島，中國領導的軍隊能夠有效打擊敵人，幫助美軍登陸並建立起灘頭陣地。這對美軍是極具吸引力的，當時美國的作戰計劃是準備在中國本土登陸。但是打登陸作戰能夠登陸的就那麼幾個點，每個點上日本人都是嚴防死守。登陸後，後勤能不能跟上、後續部隊能不能展開，都有不確定性。如果共產黨能夠在後面打配合，甚至登陸以後短期提供部分給養，共產黨的根據地能夠幫忙照料先頭突擊部隊，那這完全是兩個概念的事情。
第三，認認真真地介紹了國共兩黨的歷史。毛澤東跟謝偉思談過好幾次抗戰結束以後中國的形勢，以及對美國應該採取何種分析政策的建議。對於國民黨蔣介石會搞什麼事兒、想維護哪些目標、會如何跟美國人折騰，毛澤東比誰都清楚，他基本上沒有任何保留地介紹給了謝偉思。
後期觀察組寫了很多報告，具有歷史諷刺意義的一點是，這些報告內容研判極準，但沒有得到採納，跟美國立場相左的一些東西被弄進去，結果導致美國的政策結構性地出現了偏差。
他們取得了什麼成就？僅僅“迪克西使團”到延安的前兩個月，觀察組發了112份報告，其中多數是軍事情報。日軍和偽軍的戰鬥序列、作戰行動、在華北的機場和防空力量、八路軍的力量分佈、作戰部署、訓練狀況、華北和西北經濟和氣候等等情況。這些情報幫美國救了100多個飛行員。
根據陶文釗先生寫的《中美關係史》1949年第一卷，觀察組的這些觀察報告一共涉及五個方面：
第一個，觀察組相信共產黨是真心抗日的，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是有戰鬥能力的。包瑞德得出結論説打日本人是共產黨最感興趣的事情之一，當然在我們看來是非常美國人的結論。他還提到這支隊伍情報工作水平很高，士氣旺盛。謝偉思在報告中指出，在延安士氣很高，這裏沒有失敗主義，有的是信心，在這裏沒有厭戰情緒，有的是冷靜的自信和自尊。
謝偉思和迪克西使團其他成員同毛澤東一起座談討論
第二，觀察組明確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向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武器，與之聯合作戰。這裏面涉及到一個細節，包瑞德指出，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從1941年以來，沒有得到任何有效供應，主要靠自制和從日軍繳獲的武器裝備來武裝自己，卻抗擊了大部分侵華日軍，這既展現了自己自足的能力，也展現了戰鬥能力。
這更克服了一個刻板印象，不要以為蘇聯援助了抗日根據地那些武器。根據謝偉思的報告，抗戰的絕大多數時間裏面，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從蘇聯拿到武器，蘇聯確實給了中國武器，但給了國民黨。謝偉思甚至繼而得出了一個很微妙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他説，中國共產黨對蘇聯會沒有想法嗎？會沒有不滿情緒嗎？美國如果適當地把握這種情緒，展現出美方的誠意，很多事情可能就不太一樣，當然謝偉思的意見後來沒有被聽取。
第三，他們堅定地相信共產黨控制了敵後廣大農村，確信中國共產黨是得到人民擁護的。他們在延安一直待到1945年的春天，觀察組和被營救下來的美軍飛行員，幾乎遍佈華北和華中所有的重要的敵後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上海、漢口、廣州、南京、太原這些大城市附近，都成功地營救了美軍機組人員，前前後後有100多名美國人安全通過了日軍控制的鐵路線。
謝偉思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控制着華北和華中的敵後廣大農村。他甚至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認為以前這些地方屬於日軍佔領地區，但是日軍佔領區這個概念需要修正，日本人只佔領了狹隘的地帶，其他地方是為我方力量所控制的。
觀察組認為：第一，共產黨得到當地百姓的完全支持；第二，人民與八路軍完全團結一致，這是中共能在敵後堅持下來，並得到發展的最基本的原因。觀察組成員盧登指出，一個政權得到人民如此廣泛積極的支持，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第三，把國民黨和共產黨進行對比，觀察組確信共產黨是生氣勃勃的力量，中國的未來是屬於它的。
因為他們跟雙方的關係都很近，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治領導人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進行了對比，然後得出結論，國民黨的領導在政治上完全盲目自私，只關心維護其政權，而中共領袖堅定、自信、廉潔奉公，有着偉大的作為領導者的能力和品質。當其他地方的局勢正在惡化，國民黨變得越來越虛弱時，共產黨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
他們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正處於蔣介石向共產黨交權的邊緣，中國共產黨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的而是共產黨人的。
基於上述觀察，他們得出最後一個結論就不奇怪了：他們反對美國政府片面支持國民黨的政策，指出美國不能無限期擔保一個政治上破產的政權。美國人對蔣介石的單方面支持，只能加速中國內戰的爆發，而這場內戰對中國、對美國在華利益、對遠東和平都是災難性的。
他們比較客觀地站在美國的國家利益上建議，全面支持國共兩黨。國民黨將要為爭取美元競爭，他們將被迫進行改革，改變政策、改變實施政策的方法、改變當時的反動領導，向着與中共合作的方向前進。他們確信美國給中共的援助，無疑將使國民黨不可能發動內戰，將能推動中國政治潮流，向着達成聯合政府的方向發展。
有沒有理想化？有沒有不成熟？有沒有對中國的政治過於天真的認識和理解？完全有。
但是相比較後來叫赫爾利的“蠢貨”一邊倒地倒向國民黨，把整個中國局面搞得一團糟的政策而言，“迪克西使團”對於美國來説，是中美早期交往史上一個罕見的歷史機遇。他們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1944年11月，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闡明關於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資料圖）
在二戰走向尾聲的1945年、抗日戰爭即將結束的大背景下，在中國這個地方，這是事實上代表着新中國未來的最具朝氣蓬勃和活力的中國共產黨，和當時已經成為最強大的超級大國——美國的第一次近距離的接觸。
儘管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干擾，但是實事求是地講，“迪克西使團”這批人思路是相當不錯的。不管是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的科長、後來升到遠東司司長的範宣德，還是在美國駐華使館工作的戴維斯，又或者是在“迪克西使團”中發揮重大作用、前途無量的謝偉思，甚至於其實並不怎麼親共、甚至有點討厭共產主義、整天勸着毛澤東放棄武器參加聯合政府的包瑞德上校。
他們至少明白一件事：對於他們而言，意識形態在其次，從客觀的國家利益、政府的能力來説，他們希望美國政府跟共產黨人搞好關係。
到1945年的2月28號，謝偉思和盧登寫了最後一份分析時局的報告，報告給美國國務院，建議與中國共產黨進行軍事上的合作，以擊敗日本。當時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代辦叫喬治·艾哲遜，他表示同意批發。這份電報得到了美國國務院亞洲司長約翰·文森特的支持，認為美國應該利用中國一切能同美國合作的力量對日作戰。
但在美國國內述職的赫爾利看到這封電報後極為憤怒，表示只可能執行援蔣政策，不想也不能促進國共和解，更不要説要國民政府進行民主改革。1945年6月，謝偉思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以通共間諜嫌疑逮捕，兩個月以後宣佈謝偉思無罪。
19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猖獗時，謝偉思又受到迫害，被開除出國務院。但是，謝偉思不服控告，不停地抗辯。美國最高法院終於判謝偉思無罪，又回到國務院任職。1963年，謝偉思在53歲的時候決定提前退休，去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
謝偉思在美國國務院堪稱前途無量，做一個副卿是沒什麼問題的。冷戰初期包瑞德離開延安之後曾經獲得過從上校升准將的一個機會，被赫爾利否掉了。他甚至被美國政府中親國民黨的力量譴責，成為麥卡錫主義的犧牲品，基本50年代初期就退役了，到科羅拉多大學教中文，終其一生。“迪克西使團”這批人成為了意識形態的犧牲品，最終走向可以是説是悲劇的。
看中美之間早期交往的失敗，“迪克西斯團”在延安儘管帶回來很多明確珍貴的史料，讓大家看到了事實，瞭解了什麼是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向大家展示瞭如果未來中國是處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美國有可能從中獲得怎樣的收益。
1944年7月，周恩來歡迎陪同美軍觀察組的葉劍英抵達延安（圖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對中國的歷史，美軍觀察組在不經意間做了一些貢獻。比如1945年8月15號，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這意味着在中國立刻有了一場競爭——國共雙方之間圍繞受降日軍和偽軍展開了一場爭奪戰。一直負責和美軍觀察團打交道的18集團軍的參謀長葉劍英，以非常輕鬆的口氣向觀察組提出幫忙的請求，運一批人去八路軍總部參加對日寇的最後一戰。1944年末開始，18集團軍太行軍區弄了一個簡易機場用來接待訪問的美軍觀察組人員，還用於轉運被救助的美軍人員。
對於觀察組來説這就是一次常態化的飛行，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其實事情沒那麼簡單。8月25日，20個人（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肖勁光、滕代遠、陳賡、薄一波、江華、宋時輪、陳錫聯、楊得志、、李天佑、張際春、王近山、鄧克明、鄧華、陳再道、聶鶴亭、傅秋濤），是中共各大戰略區的主帥和一批最能打的將領，上了飛機。朱德當時的秘書黃華看到這些將要同機飛往晉東南的中共將領後，擔心萬一沒法溝通出問題，主動要求擔任隨行翻譯，成為這架飛機上第21個乘客。他把這段經歷寫到了自己的回憶錄裏面。飛機順利着陸之後，這些將帥立刻趕赴各自戰區。
9月9號又飛了一次，運的是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還有鄭維山等另外一批人。從延安運到了晉東北的靈丘。這兩波飛行，為這些中共將領爭取到了1到2個月的時間，對於抗戰結束以後華北和東北的形勢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但觀察組的積極影響也僅此而已。作為一批主要由中下級軍官構成的使團，儘管他們帶着務實的態度來到根據地，用他們的眼光看到了什麼是真實的中國，並且結合材料對中國未來的命運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是他們並不能真正意義上左右美國的對華戰略和政策。
歸根到底，美國的對華戰略和政策更多地建立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在力量、利益這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基礎之上。同時手握決策權的仍然是坐在遙遠華盛頓的辦公室裏的那些身居高位的美國決策者，帶着各種各樣刻板印象。某些人雖然在中國，但是因為意識形態和其他一些個性化的因素，毫不猶豫站在蔣介石那邊。
20世紀50年代，美國有一場討論所謂誰失去了中國，弄得好像他們曾經有過一樣。毫無疑問，意識形態的偏見、對於中國的刻板影響、對於真實中國信息和現狀的扭曲，導致中美早期交往沒有朝着一條正常和健康的軌道上展開，走了很多彎路。
今年建黨100週年，中美關係再度來到一個十字路口。我們曾經一度希望美方能吸取這些教訓，但至少這屆美國政府仍然在展現人類最大的悲劇——所有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唯一的歷史教訓就是人們從不吸取歷史教訓。美國人拒絕吸取教訓。
也許我們中美關係還要再經歷一段動盪和波折，但看早期的歷史，相信最終在經歷各種各樣的，衝突，動盪，摩擦之後，在新的力量對比和結構性因素趨向於穩定之後，中美之間仍然可以建立起一套穩健的關係，健康的關係或者説相對穩定的關係，
像中國第一代早期領導人表現出來的不卑不亢的態度一樣，他們的自信建立在對自身實力充分認識的基礎之上，對於今天的中美關係，回顧這段歷史毫無疑問是非常重要的經驗。
下一講我們要介紹一個很特殊的人——赫爾利。他作為一個身處特殊敏感位置的人，當時是羅斯福總統在中國的代言人，像欽差大臣一樣，權限相當高。他的站位、他的想法、他的舉措對中國歷史是會產生影響的。謝謝大家。
（整理/觀察者網 趙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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