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姆·布特爾：民主國家聯盟就是失敗的不負責任國家聯盟嗎？

【文/比姆·布特爾，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拜登結束了他以美國總統身份進行的首次歐洲之行。其前任唐納德·特朗普在2017年1月上任後就放棄了美國的全球領導者角色，為了重拾這一角色，拜登試圖與歐洲北約成員國和其他盟國恢復關係。為了恢復美國的先鋒地位，拜登打出了“美國回來了”的口號。

訪問期間，拜登在大多數講話中都聲稱，七國集團和參加七國集團峯會的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南非等其他受邀國，以及美國的眾多盟國是在分享特定價值觀的基礎上展開合作和建設夥伴關係。

拜登聲稱，美國是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基礎上建立聯盟和夥伴關係的。他還強調，這些價值觀正受到外國勢力的嚴重威脅。他一再重申，這些威脅來自俄羅斯和中國。

拜登的説法並不新鮮，這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延續。稍有不同的是，特朗普被認為是對俄羅斯軟弱，對中國強硬。拜登想給人一個印象，他對俄羅斯也同樣強硬。

為了保持美國輿論對他的好感，拜登開展的高級外交行動可能有助於提升他的國內聲望，但他的這些行動有很多喧囂和浮誇的成分，而實質內容卻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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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峯會被稱為“民主峯會”

拜登所做的事正是特朗普這樣的右翼民粹主義者會做的事。為了避免為本國公民的福祉負責，為了掩蓋他們的重大失敗，為了分散公眾對他們自身嚴重缺陷的注意力，右翼民粹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在世界範圍內都使用了這樣的策略。不幸的是，拜登繼續沿用了這樣的策略。

拜登和他的團隊非常清楚，民主在當今世界，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處於守勢。相較於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發生後的那段時期，民主治理體系處於更嚴重的危機之中。也許拜登團隊也明白，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萌芽，正是西方民主體制引發的意外後果。正是這些政治制度後來發展成了那個大西洋彼岸所謂自由世界的外部威脅。

今天，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國家正面臨着來自內部的威脅。西方民主國家的危機純粹是來自內部的，而不是來自俄羅斯或中國。

極端民族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領導人，如英國的奈傑爾·法拉奇和鮑里斯·約翰遜、美國的特朗普、巴西的傑爾·博爾索納羅和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一直在篡改民主準則和價值觀。它們是民主自身失效的產物。

6月9日，拜登對駐紮在米爾登霍爾皇家空軍基地的美國空軍人員及其家屬發表了講話，他在講話中引用了《獨立宣言》，他説：“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生來都是平等的，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存權、自由權，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力。我們對此是認真的。只要我們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就沒有一個國家能打敗我們。”

然而，民主並未能保護好人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這種失敗不僅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其他國家。

2008年後發生的金融危機和當前的新冠疫情危機都證明，已在西方和發展中國家開花結果的民主體制已經慘敗。

例如，美國的民主制度未能保護好婦女、有色人種和其他少數族裔的生存權和自由權。美國社會陷入了嚴重分裂。“#我也是”運動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在美國出現説明很多美國人嚴重缺乏人權和民主權利。

種族主義、仇外心理、經濟不平等、槍支暴力和警察暴行，是這個世界上最老牌民主國家長期具有的特徵。美國的民主體制主要有助於保護富人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有助於保護富人的私有財產。

亞伯拉罕·林肯對美國民主的定義是“民有、民治、民享”，而它現在已經轉變為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描述的“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和百分之一所享”。1月6日國會山遇襲正是美國民主體制衰落所引發的內部後果。

頭頂“光環”的拜登，也無法帶領美國重新迴歸。圖片來源：澎湃影像

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美國）、議會民主之母（英國）、世界上最大的實際民主國家（印度）和南美洲最大的民主國家（巴西）都未能保護其公民免受此次疫情的侵害。

這些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都沒有為自己的失敗負責。相反，這些領導人高喊外國威脅是為了分散選民對他們重大失敗的注意力。而拜登所希望的卻是通過與這些同樣不負責任的領導人建立夥伴和聯盟關係來保護民主價值觀。

每一個“政治與行政”專業的學生在本科教科書中都會讀到，民主最主要的優點是政府對公民負責。保護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是民主政府的責任。然而，今日的民主國家既不對選民負責，也不對自己的重大失敗負責。

例如，世界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在2020年2月中旬發表了五篇關於新冠病毒爆發的文章，警告其可能引發公共健康危機。然而，美國、巴西、印度、法國和英國的每百萬人新冠病毒感染率卻最高。這些國家被拜登稱為“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而也就是在這些國家中因新冠病毒而死的人最多。

拜登與這些國家結成民主聯盟和夥伴關係是否意味着美國已與失敗國家和不負責任的國家進行了合作並結成了夥伴關係？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民主看起來就連其外在形式都已經破敗不堪了。

如果説拜登所謂的“志同道合的民主夥伴”就是指印度的莫迪、巴西的博爾索納羅、英國的鮑里斯·約翰遜和澳大利亞的斯科特·莫里森，而拜登本人繼續在外交政策上追隨特朗普的腳步，那麼民主就是由一羣不負責任的國家所結成的聯盟和夥伴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就完全是空洞無物，毫無根基的。

看着拜登用“志同道合的民主夥伴”來對抗民主的威脅，對我來説，英國政治學家伯納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1962年寫出名作《捍衞政治》，似乎就是為了預言當今這個民主聯盟。

他寫道，“民主也許是公共事務領域最淫亂的詞。她是每個人的情婦。即使有情人自認為她不道德的愛上了別人，她也仍然在這個情人眼中具有令人琢磨不透的魔力。事實上，即使我們會因她移情別戀而痛苦，我們也會欣賞她的八面玲瓏，左右逢源。”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亞洲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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