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連新加坡都嘲台灣，“500人命不如1狗”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自去年爆發新冠疫情迄今，中國各地累計確診人數逾萬者有三處：湖北、台灣、香港。因染疫而死亡的人數，也是以這三地最多。

湖北作為疫情首處大規模爆發地，犧牲最大不難理解。但因為投入有效的管控和充分的治療，幾乎將疫情鎖在湖北境內，從而使得其他省份的疫情相對輕微。這既保證了各省能有餘力支援湖北抗疫，也保證了大陸全境能儘早解封、恢復生產。

但處於大陸邊緣、遠離湖北的台灣和香港，抗疫成績卻是全國倒數。

只不過，資本主義的香港因有內地醫療資源、特別是有內地疫苗的支撐，疫情已見停損。這從在台香港人紛紛離台回港，可見一斑。相反地，以“民主選舉優越性”為政治號召的台灣，累積一年半來的防疫神話轉瞬崩盤，成為外媒羣嘲的防疫笑話，則令人稱奇。

超前佈署的落後成績

就累計染疫死亡人數來看，大陸境內除湖北之外，死亡人數達兩位數以上者，只有河南與黑龍江；而台灣的染疫死亡人數已超過600人，是豫、黑兩省死亡人數總和的18倍，且倍數仍有加大的趨勢。

台灣每日新增新冠確診人數變動情況（圖/台灣《聯合新聞網》）

台灣每日新增死亡病例統計數據（圖/台灣《聯合新聞網》）

海南與台灣同屬大陸邊緣島嶼，也都遠離武漢，後者是前者人口的2.5倍左右。但直至6月26日，海南的累計確診人數為188人，累計死亡人數6人；而台灣的累計確診人數是14545人，與海南相差77倍，累計死亡人數是623人，相差104倍。

上海作為大陸的金融中心，2020年的常住人口有2487萬，比台灣多出130萬。但直至6月26日，上海的累計確診和累計死亡人數分別為2199和7，其確診數是台灣的1/7，死亡數是台灣的1/89。

廣州市自5月下旬爆發Delta變種病毒的疫情，比台灣這波疫情稍晚開始，而且來勢洶洶，在10天內病毒就傳了五六代。但由於疫苗接種的普及，以及對全市1867萬人實施的核酸檢測，有效阻擊了疫情擴張。總計花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清零解封，僅有1人染疫身亡。

無論怎麼比，從疫情數據來看，台灣的嚴重程度遠超過湖北以外的各省市，其染疫死亡人數比湖北以外各省市的總和還多。而且，台灣的數據是在沒有全面普篩也沒有足夠疫苗下的疫情反映，因此還遙遙不見盡頭。

“民選政府”沒有民主究責

不同於大陸抗疫未達標的政府官員會下台，“民主台灣”的疫情禍害至今，卻無任何官員需要負起政治責任。

台灣當局至今無法對疫情停損，且在未經民主協商的情況下，徑自以“取之於民”的紓困金來自救，或以超標的税收預算去外購疫苗、生產未得國際認可的疫苗來自保。如今弊端醜聞與疫情數據同步攀升，且沒有相應有效的民主究責可言。

與此相比，大陸已經成功研製WHO認可的兩款疫苗，除了免費供應包括香港在內的十幾億人民接種之外，還能援外超過4億劑疫苗。世界各國已共收到大陸提供的2900億個口罩、35億件防護服和45億份檢測試劑。同時，為海外中國公民優先接種疫苗的“春苗行動”，也陸續在150多個國家展開，包括海外持有台胞證的台灣人在內，共逾百萬人享受這種服務。

5月20日，醫務人員在泰國曼谷邦叻區疫苗接種中心為中國公民接種疫苗。（資料圖/新華網）

兩相比較，大陸民眾如果沒有中共領導下的政府，肯定無法在一年半內取得如此抗疫成果；而台灣民眾無法享受足夠的醫療救治、無法滿足安心的疫苗接種，甚至需要演藝人員、企業家和出家人來捐助呼告救命的蒼生，則被輿論指向一個失信失能的民選政府所致。

對於台灣人來説，這場疫情如果不是政府因素，而是依照市場供需規律和效能來作為，則大陸疫苗或陸企代理的外國疫苗無疑是最實惠的解方。可如今哀鴻遍野的疫情，説明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已走向日暮途窮。

説日暮途窮，還不單指台灣的執政當局，而是走到日暮途窮的相應機制、人心和價值觀。

拒絕大陸疫苗

正如小論《台灣沒有疫苗，但有精神勝利法》所述，被外媒《金融時報》指陳台灣防疫不力的主因，是台灣的官僚文化與相應的人心。除少數小黨、個人和自媒體之外，台灣官方或民意機構無人願直面大陸疫苗，彷彿地表上不存在世衞組織認證的、境內接種佔比已佔全球份額40%的大陸疫苗。

一個多月來，台灣民眾每天見聞不見盡頭的藍綠白新冠攻防戰。好像這場疫情已不是自己切身的事，而是政黨政治各色明星們的舞台，台灣民眾只能在自己選出的政治人設中接受“同島一命”的精神防疫。

其實足量、有效、合格的疫苗，就近在廈門或上海；而中西結合辯證論治的醫藥處方，也可取自一年半來的武漢經驗。但大陸醫藥和疫苗，完全被排除在台灣的主流輿論場之外。明眼人看出，引進大陸醫藥和疫苗將崩解台灣多年來建構的反共人設，直接打擊當局的政治基礎──反共威權。

加繆的《鼠疫》有言：“真正的不幸，不是絕望本身，而是習慣於絕望。”

由於長年的反共威權與冷戰意識形態精神禁錮，一般台灣人習慣於缺漏大陸原鄉的歷史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習慣於沒有中國主權的政治邊界，習慣於後殖民情境中的文明等級論。無視無知無感於這種精神禁錮的不幸，已成為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既是藍綠官僚共構的反共威權所致，又在反共威權下的民主選舉內卷化。也就是説，台灣既沒有中國政治傳統的素質，又受限於美國冷戰民主的思維，在無力去殖民困境中的台灣人，只能反覆從不幸的習慣中企求“小確幸”，從而鞏固了那種不幸。

資本驅動的民選威權體制

反共威權體制的背後，是買辦型資本以及獨佔型資本。

自1970年代以後，美國逐漸興起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資本家通過這種新自由主義機制控制政治，使得選舉花費一屆比一屆高昂，而不是相反。於是，人民選舉所組成的政府，只為資本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服務。人民竟因此成為資本的奴隸，這已是“民主”的異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政黨政治只是資本的使者不同，但資本作為上帝，以及人民作為奴隸和信徒，並沒有根本的改變。所以美國兩黨輪替執政多年，未曾改變美國政治為資本服務的傳統，因而也未曾改變人民是資本奴隸的地位，這從美國完全市場化的醫療體系最能看得出來。

研究現代暴政與大屠殺的耶魯大學教授史奈德（Timothy Snyder）指出，在私人保險公司、私營醫院集團和其他利益團體的控制下，商品化的美國醫療體系就像是非法的樂透。整個國家政策的利益只為少數人服務，而不是為了多數人共榮。[1]美國總統既然是資本的使者，自然不會以民本和王道為己任，他的言語就像股價波動的線條。

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台灣當局也構建了同樣的“民主”生態。台灣媒體發現，凡在高端疫苗公司股價下跌時，蔡英文必然會出面喊話，而高端股價一年來已翻漲10倍，就是其中例子。

高端疫苗股價走勢（圖/Yahoo奇摩股市）

2021年的台灣，幾乎複製了史奈德形容美國去年疫情時的生態：壓迫別人的人總是在抵制真相，暴君會在面臨自己引發的災難時，編織聳動的藉口為自己開脱，並怪罪於他人。[2]

史奈德表示，拒絕全民篩檢的特朗普已走向威權主義，而威權政府的特點就是隱瞞疫情和漠視人命。[3]這番話提醒人們，拒絕普篩就是威權政府隱瞞疫情和漠視人命的表現。從而讓人理解，在特朗普荒腔走板的演出後，美國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至今已超過60萬；台灣則在爆發疫情一個多月後，超過600人染疫死亡。

即便如此，威權政治中的鉅額資金還不如民間募捐那樣照顧醫護和病人；相反地，威權主義的領導只根據地方首長與自己的親疏來分配醫療資源，以彰顯他/她有權力決定人民的生死。而這樣的威權政府，卻是來自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的結果。

疫情政治下的人權

如果在14億人口的中國大陸有這種政府，依照美國疫情的比例，或將造成百萬人級別的死亡。但由於中國政府對確診者盡收盡治的作為，才將死亡總數截止在5000多人。況且，大陸至今新冠疫苗接種已突破11億劑次，實現了維護生命的目標。

若以平均每日2000萬人接種的效能來計算，只需要一天，便能讓全台灣85%的人完成疫苗接種，而不必上演機場逃難潮、特權疫苗或搶打疫苗殘劑的段子。

但現實是，台灣人要依照當局分配三六九等的類別，奉命等待那不知何日到位的合格或不合格疫苗。“同島一命”的人權，實已成為扛不起的大纛。新加坡《新明日報》的頭版，擺上“500人命不如1狗”的大字，圖文並茂地嘲弄這島嶼上的人權價值。

資料圖來源：社交媒體

不幸的是，習慣於價值錯亂的人們，只能親手將自己的人權信託給“民選獨裁”的政府。選票是多數人的，鈔票是少數人的。多數民選，少數獨裁，悖論地結合在一座島嶼上，形成扭曲的政治格局。

為資本服務的官僚體系和選舉體制，利用歷史遺留的反共威權宰制台灣人的言行與三觀，使台灣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文明最進步、而中國大陸處在最落後最專制的異次元世界，從而效忠為資本服務的官僚體系和選舉體制。後者因而能囊括兩岸交流的紅利，使其為獨佔型與買辦型的資本邏輯服務，同時又能避免台灣人的精神世界溢出他們的政治邊防。

這就是去年初綠營以興奮的“亡國感”勝出的緣故。

內卷民主的免責效應

在相同的官僚體系和選舉體制下，參選政黨的政治邊防相同；而最廉價又有效的競選方式，就是向選民恐嚇對手的政治邊防不同。於是，藍營越逆向“亡國感”掙扎，就等於越順從綠營的操作，結果就是拿香跟拜而已。一年多下來，即使疫苗荒的“末日感”來臨，順從政黨政治的政客絲毫未敢造次，蔡政府也依然擁有4成以上的支持者。

這種政治格局和“民主”生態，説明了台灣政治性格的依附性、圖利性、淺碟性和殘酷性。選民的政治認識和格局有限，加上競選且能勝選的政黨更有限，使得任何執政黨不願也不能進圖長遠。長遠的政治敵人是中國共產黨，但因為自己不是對手，便利用當自己是棋子的美日外力為中共的對手，以從中牟利。

所以，台灣當局慣用的套路就是“兩岸問題國際化”；而外力干涉中國疆藏港問題時，台灣當局則樂於率眾助威，這是台灣的政治性格使然，也是台灣去殖民困境的所以然。

另一方面，內卷化的民選體制和政黨政治本身，成為台灣當局施政免責的機制。無論4年或8年，都屬短期飯票。這就導致執政當局在有限的週期內，必然先滿足自身黨派和少數人的利益，而不去顧及大多數人的需求，也不在乎長遠的、整體的、民眾的發展，橫豎撈完了就換人去頂。

因此，台灣年年編列巨大的預算花銷，除了購買軍火和“邦誼”來鞏固精神堡壘之外，實際的基礎建設和人均薪資卻停滯不前或進展緩慢。執政黨可以任意設定無關民生的政治議題，幷包裝為民主民治的政績，結果是亂花的錢多，可用的人少，在這次疫情又一次吐實。至於債留子孫禍延後代的問題，自有下一個執政黨來面對。

所以，選民在同樣的政治格局內，每次選舉都是對現任執政黨的否定，新任執政黨也是依靠否定前任執政黨而勝出。無論選舉人、候選人或政黨，全都週期地、機械地否定眼前的對象，而不必面對自身作為否定的對象。這種否定的免責機制，保固了沒有選擇的選舉，保固了真正該被否定的對象，反共威權得以成為民選時代的政治遺產。

集體領導的歷史任務

但政治難得的是肯定與承擔，否定與免責不過是收割韭菜的廉價民主。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實驗，就證明了這一點。

藐視西方民主的李光耀曾對媒體表示，中方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他日後決定在新加坡推行華語的重要因素。而那場戰爭，也決定了台海兩岸不同的政治實驗，至今70餘年。

70多年前，在中國領土上的大多數人民選擇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這包括受邀赴天安門觀禮的田富達、李偉光、謝雪紅、楊克煌、王天強和林鏗生，以及由日本返國的前台灣民眾黨幹部謝南光等台灣人。70多年來，為了回應人民的選擇，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承擔起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責任，承擔起慣於否定的台灣社會所不願也無力承擔起的這項歷史任務。

不同於“民選獨裁”或“威權政府”，中共選擇了集體領導的中央集權制，其根本特徵是民主集中，有別於分權制衡和政黨輪替。這種選擇既有一個歷史過程，又要經過歷史的考驗，在人多勢眾、地大物博的具體條件下，逐漸形成並健全集體領導制。

南橘北枳，只有從事實和結果，才能評斷一個制度的成績。現在的中共並不向外推銷集體領導的價值或意識形態，而是專注於中國大陸自身的發展。但正是集體領導下連續的“五年計劃”，才能步步經營，建構起前述抗疫的力量和效能。

單以醫藥衞生體系為例，大陸在中西醫藥方面採行兼容幷蓄、實事求是的方針。由中央集體研議和決策，統一調度人力物力財力，完全不受國內外廠商資本家或政治勢力的影響。就在去年，當武漢江夏方艙醫院的中醫藥見效後，通過集體領導的機制而普遍施行中西方法結合的治療，沒有任何偏見或私利可以影響這種治理決策。

事後證明，各醫院確診病患轉為重症的比率大幅降低。幾千年的醫藥傳統，通過一個百歲政黨的集體領導，而繼續煥發濟世救人的智慧。

幾個月後，台灣“立法部門”負責人在一場中醫藥的學術論壇上致詞，説“中醫”、“中藥”宜改稱“台醫”、“台藥”。今年，台灣本土疫情爆發，確診重症與死亡數目攀升，“台醫”、“台藥”依然無聲無息。

沉默之聲，應該就是這島嶼對百年中共最真實的迴響吧。

參考文獻：

[1]史奈德，《重病的美國》(Our Malady)初版，譯者：廖珮杏，新北市：聯經，2020年12月，第48-51頁。

[2]同注1，第164頁。

[3]同注1，第183-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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