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廷德拉·庫爾卡尼：中共治國理政秘訣都在這，為什麼我們印度不願學？
【文/蘇廷德拉·庫爾卡尼】
202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為慶祝建黨一百週年，中國中央芭蕾舞團推出的原創舞劇《世紀》描繪了兩個著名的中國神話——“愚公移山”和“女媧補天”。90歲的愚公憑藉驚人的毅力移開阻礙村莊的兩座大山，完成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富有同情心的女媧通過用五色石修補蒼天，庇護人類免遭災難。
這類神話故事並非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它們深深紮根於各自的文化和文明中，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人完成艱鉅的使命。和中國一樣，印度也有很多這樣的神話。據傳説，印度國王跋吉羅陀苦行千年尋求濕婆幫助，才最終將聖河恆河帶到人間。
“跋吉羅陀的努力”在印度諸語言中均是常見俗語，與來自羅馬神話的西方俗語“赫拉克勒斯之力”相當，都用來形容“艱苦卓絕的努力”。印度前總理瓦傑帕伊在他的著名愛國詩篇《來吧，讓我們再點一盞燈》中寫道：“為了取得最終的勝利，讓我們融化骨肉，成為現代陀提吉仙人。”據傳説，陀提吉仙人曾獻出自己的骨骼，以便因陀羅可以用來製造金剛杵打敗惡魔。
即使是批評共產黨的人也必須承認，自1949年毛澤東領導建立新中國以來，尤其是1978年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事業以來，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堪比奇蹟。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中國經歷了西方列強入侵、殖民、瓜分的百年屈辱，又從建國初期的運動和混亂創傷中恢復過來，最終猶如奇蹟一般突破重重阻礙，在全面繁榮發展的道路上奮勇前進。
一、獨立自強的中國
新中國誕生時尚未擺脱貧窮，飽受帝國主義和內戰的蹂躪。1976年毛主席去世時，中國人均GDP還與孟加拉國相差無幾。而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有望在2030年前超越美國登頂全球第一。隨着時間推移，中國塑造新全球秩序的能力仍在與日俱增。中國的基礎設施甚至比西方國家更為完善。舉例來説，日本1965年就開始修建時速超過250公里的高速鐵路，一些歐洲國家也緊隨其後，而中國2007年建成第一條高鐵後，現在其國內高鐵里程已達3.79萬公里，超過全球總里程的三分之二。中國甚至設計出時速600公里的磁懸浮列車原型。
還有兩個驚人的例子更能充分彰顯中國過去四十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根據世界銀行數據，自1978年以來，超過8億中國人擺脱了絕對貧困——用最短時間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脱貧攻堅戰。2012年習近平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中國仍有將近1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不到1.9美元。習近平總書記決心，使中國到2020年底前徹底擺脱貧困。2020年12月，他鄭重宣佈這一目標已經實現。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300多萬黨員被派往農村和邊遠地區，實施具有獨創性的“精準扶貧”，包括準確定位每個貧困村和貧困户，持續實施突出重點的扶貧戰略，全面改善貧困户、貧困村的基本生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確保貧困羣眾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黨的莊嚴承諾。”
精準扶貧結“幸福果”——脱貧的湖南花垣縣十八洞村村民領取產業收益金 新華社陳澤國攝
這絕非是宣傳。作為時常到訪中國各地的觀察者，我親眼目睹老百姓的生活質量穩步提高。儘管同印度一樣，中國還存在巨大的財富差距。習近平總書記在1960至1970年代曾被下放到農村基層，親身經歷過農村的赤貧。上任後，他走訪了80多個貧困落後地區，親自督促推進中國版的“消滅貧困運動”（Garibi Hatao，印前總理英迪拉·甘地的招牌扶貧運動——譯者注）。相比之下，我要問一個或許會被指責為“不愛國”的問題：我們的莫迪總理稱自己曾經是個窮茶葉販子，但他在過去執政的七年裏，訪問了多少個貧窮村莊？
第二個例子是，在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國防現代化方面，中國比號稱“自力更生”的印度更自力更生。上世紀90年代，當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時，包括印度在內的進口國常常聲稱“中國商品價廉質次”。但在過去10到15年中，中國製造業和服務業質量提升迅速，以至於中國現在出口的商品主要由高科技和高價值產品構成。現在，中國正成為人工智能和其他未來技術的全球領導者。
中國太空技術方面也遙遙領先於印度。2021年5月，中國的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成功登陸火星。6月17日，搭載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的長征二號F遙十二運載火箭成功發射，三名宇航員將在新的中國空間站執行為期三個月的任務，包括太空行走、維修以及其他科學研究活動。自2003年以來，中國已將11名宇航員送入太空，其中包括兩名女宇航員。而迄今為止，印度僅有一名宇航員——拉凱什·夏爾馬1984年乘坐蘇聯飛船進入太空。目前，四名印度宇航員正在俄羅斯接受訓練，印度的首個載人航天飛船“太空飛船號”（Gaganyaan）計劃在2022年前發射，以紀念印度獨立75週年。然而，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給這一計劃蒙上了不確定性。
中國不僅以其發達的高鐵、先進的機場、摩天大樓和中國製造聞名世界，還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博物館、美術館、公共圖書館和體育場館。由於設施完備，中國吸引的國際留學生數量很快將超過美國。中國在文化上的投資開銷遠遠超過印度——即便是在中國的小城市，也建有無與倫比的音樂廳、公園、社區中心和旅遊景點，這些哪怕是印度各邦首府也無法媲美。這就是為何在新冠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中國吸引6600萬外國遊客，而印度只有1800萬。
説到中國的公園，《紐約時報》的報道告訴了我們一些驚人的事實。中國一年花費150億美元建立新公園。自2001年以來，中國城市綠地增長了5倍。2020年，上海就新增55個公園，總數高達406個，並計劃未來5年內再增建600個。目前，中國城市的人均公共綠地數量已與美國紐約相當。最新公佈的“十四五”規劃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建設1000個大型公園，以鼓勵人們鍛鍊身體。我們不能輕視公園、綠地和森林的重要性，它們與食物、衣服和住所一樣對人類健康和幸福至關重要。
過去，中國的小溪和河流曾受到嚴重污染，但現在，中國已將水體周邊打造出新的城市公園。相比之下，上海的姐妹城市孟買的米提河情況則糟糕得多。米提河橫貫印度金融首都的中心地帶，但兩側卻被貧民窟包圍，像一條露天的下水道。2005年，米提河洪水氾濫造成近400人死亡。2013年，我在孟買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同事們做了一項綜合研究，展示米提河及其周邊地區的改造計劃。這項研究已提交至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受到了邦政府的讚賞，但除了紙面上的粉飾，這對改變醜陋的現實幾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在經濟快速增長導致環境大規模惡化後，中國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優先治理污染、恢復生態環境。儘管因為大規模使用煤炭，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空氣污染國，但目前中國可再生能源佔總裝機容量的40%(中國的可再生能源容量為850GW，而印度為93GW)。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國，發電量超過第二名美國兩倍多。
包括印度政客和官僚在內的大多數印度人對中國取得的全面成就沒有給予足夠重視，主要原因在於印度甚囂塵上的反華情緒。但是，任何到過中國的人，尤其是那些瞭解中國40年前有多貧窮和落後的人都不難發現，現在中國百姓吃住無憂，接受更好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比上一代人壽命更長。誠然，中國也存在各類社會問題，但中國人民相信“中國夢”，堅信未來生活會更好。中國的“民族復興”不是一句宣傳語，它正實實在在的發生。
二、更大的蛋糕
中國是如何做到的？在尋找答案前，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如果沒有全體人民團結一致、組織嚴密、方向明確的共同努力，中國就不可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取得這樣驚人的成就。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曾指出：“共產主義在中國失敗了，但中國共產黨卻成功了。”他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加強人民團結，為國家提供戰略方向，既扮演了政治領袖的功能，又是一套包羅萬象的執政機制。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政黨-國家體制，其中中國共產黨發揮全面領導的作用——黨的領導自2012年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以來更加鞏固，儘管多黨民主國家可能對此感到奇怪，並表示難以接受。
我們不能再假裝印度治理體系天生就比中國優越。如果説想知道布丁味道如何必須親口嘗試，那麼我們嘗過了印度多黨制的蛋糕，就不難發現印度的蛋糕必須做得更好吃才行。具體來説，國大黨、印人黨和其他政黨的領袖都應該以更開放的心態研究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表現遠超印度政黨。以下是印度領導人或許可以從中學到的五個方面：
第一，大多數印度政治家，包括那些最明智最優秀的政治精英，都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試圖贏得競選，或在選舉間隙大搞政治鬥爭。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他們熱衷選舉和政治鬥爭，反而是因為這是一種由政治體系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要求。事實上，在印度的政治體系下，個人贏得選舉的能力或幫助本黨在選區中獲得最多選票的能力就決定了印度政客個人能否在政壇崛起。自然而然，金錢政治、操縱媒體、煽動宗教種姓矛盾、對選民許出無法實現的民粹主義承諾——諸如“每個印度人的銀行賬户中有150萬盧比”——都已成為大多數印度政客慣用的手段。
印度政黨和政客只有在不斷分裂和對抗中才能走向繁榮，因此想要團結、動員印度全社會力量，共同完成“跋吉羅陀的努力”就變得難上加難。同樣，當印度政黨和領導人醉心內鬥時，也就壓縮了各黨派在應對重大挑戰時達成共識與合作的空間。這解釋了為什麼中央和各邦的政治行政機構很少在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方面制定長期目標，並堅持不懈地實現目標。如果説中國在這方面比我們做得更好——誰也不能否認這一點——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塑造了一個有利於全黨、全政府、全社會和全國進行改革轉型的體制。
第二，中國共產黨具有高效的官員選任體系，因此無論是在國家機關還是在地方政府，有能力、有經驗、有學識的官員能夠不斷晉升。他們對實現黨中央制定的戰略目標負有實施責任。儘管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沒有小集體主義、裙帶之風，更不意味着沒有人利用“關係”晉升。但總的來説，這個體系能夠篩選掉那些平庸之輩。
另外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在中國，高級領導幹部必須輾轉多個省份任職，擁有從基層往上的各領域實操經驗，才能往上晉升職級。在此過程中，中國官員往往具備面向全國的大局觀和業務能力。在印度，除了國民志願服務團的“宣傳幹部制度”，沒有多少政客能發展出泛印的經驗和理解。由此產生的央地摩擦在印度很常見，但在中國卻是很罕見的。
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遠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為注重學習。中國共產黨也比印度更重視吸取前人的指導經驗。他們每年在海濱勝地北戴河與前任領導人舉行一到兩週的“頭腦風暴”會議，這不僅有助於在重大國家問題上形成共識，且有助於加強黨的凝聚力和政策連續性。
然而，這種情況在印度卻非常少見。印人黨2014年成立了所謂的“指導團”（Margdarshak Mandal），但實際上變成壓制黨內元老的方式。指導團沒有舉行哪怕一次會議。在印度體系中，印人黨政府的部長一次也沒有向國大黨曾經履行過重要職責的元老諮詢，反之亦然，這完全不可能發生。
2021年7月1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習主席將與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前任黨的最高領導人共同出席天安門廣場的慶祝儀式。而問題是，在2022年8月15日印度慶祝獨立75週年之際，莫迪總理是否會在紅堡城牆上給予他的黨內資深同僚、其他主要政黨領導人、現任和前任總統、副總統以及前總理類似的認可？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2月為建造新議會大廈而舉行的土地崇拜儀式是莫迪總理的獨創之舉，但他甚至沒有邀請總統科文德——憲法規定的印度議會領袖——出席此次活動。
第三，與印度流行的刻板看法相反，中國共產黨絕非封閉僵化的的政治實體。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傳統的自強不息哲學相適應，不斷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規避傳統左派理論中的思想教條，甚至毛澤東思想中不適應時代發展的內容也被束之高閣，並不斷嘗試改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遇見的錯誤。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越來越注重從傳統文化與哲學中尋求啓發。
中國從1991年蘇共統治崩潰和國家解體中吸取教訓，把重點放在社會穩定和經濟改革上，而不是政治改革，並以建設強大的經濟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己任。如若不然，外部反對勢力就會密謀“政權更迭”（還記得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等人的豪言壯語嗎？）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穩定的執着追求，雖然以在某種程度上限制個人權利和自由為代價，但是，中國社會從整體上卻進步極大。
改革開放建立海南經濟特區後，海口市龍昆南路今昔對比
（上圖1993年6月30日新華社姜恩宇攝；下圖2018年4月14日新華社郭程攝）
當快速致富熱潮導致中國腐敗猖獗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曾告誡：如果不堅決解決腐敗弊病，就可能會動搖中國共產黨的治理根基。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發起了一場雷厲風行的反腐運動，數千人入獄——有“蒼蠅”，亦不乏“老虎”。儘管行賄風氣並沒有完全終結，但至少之前的反腐運動已經起到了威懾作用。在印度，除了共產黨之外，沒有其他政黨發展出任何有效的內部機制來整治腐敗。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內部問題的最好例子。
第四，中國共產黨設有一套龐大的黨校體系，對幹部學習和培訓的重視程度遠超其他任何國家的政黨。曾任中央黨校校長的習近平總書記説：“學習是文明傳承之途，人生成長之梯，政黨鞏固之基，國家興盛之要。”與印人黨、國大黨和其他印度政黨相比，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包括中央和各省）決策過程中，諮詢和知識驅動力要大得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常邀請頂尖學者，定期就特定課題舉辦集體學習活動。大學、研究機構、智庫和專家在中國治理體系中遠比在印度治理體系中更受重視。與之相比，印度政黨基本上不受外界學術和專業人士建議的影響。
在我與印人黨高層長達16年的密切交往中，我發現所謂團家族及國民志願服務團下轄的農民陣線（Kisan Morcha）、婦女陣線（MahilaMorcha）、表列種姓&表列部落陣線（SC & ST Morcha）、少數民族陣線（Minorities Morcha）以及醫生、律師、商人、小型實業家等的各個組織大多有名無實，僅僅為尋求獲得地位和聲望的黨內官員提供便利。可以説，印人黨在中央或各邦掌權的政府很少聽取這些組織的政策和監管意見。這一定，對國大黨也不例外。
第五，中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因為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其本質正是“以人民為中心”。1978年以後，鄧小平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發展的方向，切實推行一系列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並開放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緊密合作，但與此同時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詞語結合進公平和平均主義的理想，深深根植於中華民族自豪感的土壤中。中國共產黨通過經濟改革來強盛國家，不斷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條件。中國共產黨正是憑藉偉大的奉獻和成就，才能一如既往地鞏固和延續政治權力。
三、為什麼印度有必要研究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曆程？
可悲的是，印度並未發展出一條“印度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哪怕社會主義不僅在印度憲法的序言原則中，而且在國大黨、印人黨和其他幾個政黨的章程中都佔有一席之地。事實上，印度的政治和知識階層長久以來都在迴避堅持社會主義，但又未能找到比社會主義更優越的替代品。因此，印度的發展缺乏一個鼓舞人心的戰略目標和一條明確的道路。
此外，正如我們近年來看到的那樣，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擁躉試圖打破我們民族的自我認同感。人民福祉在印度從來不是根本目標，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印度政治體系混亂、中斷、分裂所產出的副產品。長期以來，印度老百姓都忽視了進行根本性和大膽的政治治理改革的必要性，卻同時希望保持民主制度完好無損，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印度雖然有巨大的潛力，但表現卻令人失望。
因此，研究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曆程，對印度政界和印度人民來説是有益且必要的。這並不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完美的——中國未來一定會根據自己人民的民主願望而改變。也不是因為印度應該或者可以照搬中國的治理體系——中印兩個偉大亞洲國家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現實大相徑庭。但是，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成就和失敗，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瞭解印度的優勢所在。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國吸收某種經驗，實現類似的“愚公移山”和“女媧補天”式的奇蹟。
相應地，中國共產黨也應該學習和採納印度民主制度和發展道路中的優點。中國應該抑制極端民族主義，這和印度一樣，可能會在本土製造分裂因素，也會在鄰國造成嚴重的恐慌。中印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人口超過十億的大國，雙方都擁有深厚的文明智慧。因此，通過相互學習和合作，中印雙方都可以實現發展，努力履行共同的責任——為所有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南亞研究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