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看美國人“扶蔣”，真替他們着急
【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大家好，歡迎來到本期的《旭日東昇》。
我們眼看着解放戰爭打響了，記得主席曾經跟人説過，樂觀估計五年可以取得比較顯著的成效，當然後來我們知道解放戰爭只花了三年。但是主席也説了，抗日戰爭急不得，解放戰爭拖不得。1946年到1949年，一個黃金的戰略機會在中國面前一閃而過，共產黨人一把抓住了這個機會。
1947年到1949年美國跟蘇聯的冷戰在歐洲打了第一波高潮。如果在此期間美國、蘇聯在歐洲打完了冷戰，把注意力重新投向亞洲，而中國的內戰還沒有結束，尤其是一些標誌性的事件沒有發生，比如説我們沒有過長江，還留在要不要劃江而治的階段。這樣一來歷史的進程可能截然不同，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離不開美國對於中國內戰的態度和政策的變化。
上期講到赫爾利調停的時候，美國人採取的是一種無條件支持蔣介石——“扶蔣”的作戰方式。美國預期中國獨立之後，扶持蔣介石打敗日本成為遠東地區美國能夠支撐的一個大國。
美國對中國的一些構想，毫無疑問對當時的中國來説是極具吸引力的。比如説美國非常強調中國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與統一，所以它拒絕任何外部勢力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做法。從早期的門户開放政策到在抗日戰爭時期適度增強中國作為他們認定的合法政府有最高權威，確保他們能夠實現對中國的有效管制。這些對於從近代列強瓜分危機下跑出來的中國人來説，毫無疑問是一種重大的利好條件。
毛澤東、蔣介石和赫爾利在重慶合影
但另一方面，我們常説，小孩子在做選擇題，成年人説我都要。對於美國來説，中國維持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意義何在？就是讓美國能夠得到整個中國市場。並且裏面還有一層很精明、涼薄的設定，因為這樣美國就不需要直接實施統治，只需要間接控制中國政府，就能夠控制整個中國大陸，將美國從中獲得收益的成本降到最低。
一個叫李敖的人在評論後來的美台關係有個比喻：台灣就是美國那條看門狗，狗糧主人都不負責的，還得自己掏錢買，自帶乾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理解為美國對蔣介石政策的某種寫照，所有的支持都不是免費的，所有的支持都要從中國獲得加倍的收益。而且，美國所看中的、所扶持的中國，政權的實力永遠不能達到自行其是，擺脱美國控制的狀態。
另一方面在整個美國，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跟中國關係發展的過程當中，尤其是經過抗日戰爭之後，美國在中國這個問題上要回答兩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第一，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怎麼看待中國。中國對美國來説是戰略資產還是戰略負擔，資產和負擔的判斷決定了美國在對中國的管控中投入多少成本；第二，誰代表中國？未來的中國是屬於誰的？當時就兩個選擇——國民黨跟共產黨。
有的時候美國對兩個問題會做出一系列看上去讓人覺得自相矛盾的答案，但如果想清楚美國對這兩個問題答案後面的指導原則和標準，就不矛盾了。這個標準是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對中國肯定有好感，但旅遊者和傳教士的心態並不能夠替代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視，歸根結底冷酷的計算是建立在國家利益基礎之上的。
直白一點，美國希望的理想的中國是怎樣的？第一，有一個足夠強大的合法政府，能夠在中國實施有效的控制，維持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同時又在心理價值觀念上足夠地認同美國；第二，對美國足夠友好；第三，願意自發地為美國提供服務，讓美國以最優惠的條件在中國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既希望中國肢體健壯，又希望從中國抽血抽得舒舒服服。
美國當時有兩羣人對中國的發展和認識有不同看法。比較多的那羣人坐在華盛頓，對中國的瞭解是通過二手諫言，以及更加主要的是，他們的分析基礎和框架建立在自以為是的以美國為主之上。另外一羣人是到中國來的，像China Hand（中國通）、美國迪克西的“中國通”們，到延安去過，跟共產黨人打過交道，知道共產黨人是什麼。
但是後一種更加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人是少數，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沒有能夠在美國的決策層裏引起足夠的重視。大體上在1948年左右，美國國內慢慢形成了所謂“從中國脱身”的政策，準確地説是從中國大陸“脱身”。
一些人覺得中國看上去是挺大的，人口是挺多的，但人多經濟弱，生活水平差。8年抗戰，看上去也不像日本那樣能打，也不是高素質人口。美國在東亞有效地把日本控制在自己手裏，不讓它落入蘇聯手中，而且日本還有明治維新，是現成的工業底子。
所以美國堅定地從中國大陸“脱身”，重要原因也是美國從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最重要的支柱——軍隊身上，看到了一些讓美國極其不安的跡象。中國從晚清1840年以後，在軍事力量上一直有兩種類型的武裝：第一，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後來變成八路軍新四軍，再後來變成中國人民解放軍，新型政黨領導下的新型軍隊，是為人民打仗的人民軍隊。
另外一種武裝類型是軍閥武裝，國民黨本質上是軍閥武裝，而軍閥武裝有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在不同層級的作戰部隊和領導軍官之間，有特殊的人身依附關係。指揮官所指揮的軍隊多少，在軍事和政治體系中的地位、話語權和分量是不一樣的。你手下有5個師跟你手下有10個師、15個師，在老蔣面前的話語權是完全不同的。
國民黨軍隊（資料圖）
巴大維是美國派到國民黨的軍事觀察團的頭。為了大家方便理解，他的報告裏有一些時代性的用語如國軍、共軍的用詞，我就照着念下來，原文是陶文釗先生翻譯的《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第一卷上冊（1949年到1972年的部分）：
（巴大維將軍簡述他對政府失敗的原因的看法如下：）
國軍戰略失敗的原因，真是難以盡述。我相信，國民黨政府犯的第一個政治軍事上的大錯誤，是在對日戰爭勝利後，把力量集中於前日軍佔領區而實行純軍事性的收復。沒有考慮久已存在的地域情感或建立可以吸引解放區廣泛人民支持的有效的地方政權，不但如此，國軍又受累於一個不健全的戰略。而這個戰略是由政治上有勢力而軍事上愚昧的高級指揮官所擬定出來的。
這裏要舉個名字，何應欽、湯恩伯、還有劉峙。三大戰役裏面有個雪茄不離手、養了狼狗的邱清泉“邱瘋子”，在劉峙説話的時候用英語罵了他一句。為什麼呢？他覺得劉峙就是豬。
第五軍主帥邱清泉，作戰指揮風格獨樹一幟、狂放大膽，人送綽號“邱瘋子”（資料圖）
但是蔣介石信任劉峙。蔣介石發家的中山艦事件中，在青島把共產黨員全部趕出去，奪取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時，派去主管第二師的就是劉峙。他是蔣從黃埔時期的嫡系，無能、蠢，但是老蔣認為忠心可靠，而且滿足“運輸大隊長”奇怪的癖好——隔幾千裏微操。
國民黨政府當時的戰略不以鞏固華北為滿足，而以奪取滿洲控制權的雙重使命授予國軍，這是超乎國軍作戰能力的任務。因為兵力不足，部隊又依賴基地的補給，所以部隊沿着鐵路線分佈。國軍著名陣勢就是擺一字長蛇陣：如常山之蛇，擊頭則尾至，擊尾則頭至，擊中則頭尾皆至。最後被粟裕、劉伯承等按住頭尾，中間一刀切掉。
為什麼是“一字長蛇陣”？因為要跟着鐵路線走，軍隊都是些少爺兵又已經現代化了，靠鐵腳板走是沒可能的。所以為了保有鐵路線，就必須保有鐵路沿線的城市。在美軍眼中，國民黨軍隊就由能夠進行攻勢作戰的野戰軍退化成了地方守備隊和捍衞交通線的部隊，同時也喪失了攻擊的精神。這就是毛主席講的“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當然這跟軍隊性質、作戰使命、和人民羣眾的關係密切相關。我們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土地革命、紅軍時期開始，打得漂亮是因為可以打運動戰、游擊戰，可以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地撤退，用空間來爭取時間。
美國人對此有非常清晰的認識：
至於共產黨的軍隊實力、它所得到的人民的支持和它的作戰策略，從開始就被低估了。遂致保持對交通線所經過的、共產黨佔優勢的鄉村的有效掌控，也變得日益困難。缺乏能上戰場與共軍作戰的軍人，使共軍變得日益強大起來。國軍憑藉着有限的資源，而且逐漸失勢；而共軍不僅能依據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以決定其戰略，而且巧妙地應用了政府的戰略與戰術上的錯誤及經濟上的脆弱性。
原先，共軍是滿足於打游擊戰的，其活動侷限於襲擊交通線和供應站上。其後由於在純粹攻擊性作戰中獲得成功，逐漸感到攻勢態度在戰爭中很必需的。另一方面，國軍在其防守地區的防禦戰略，卻發展了一種“城牆心理”。
國軍防守一地或一城市的典型戰略，是在城內挖掘壕塹或退守城內，作戰到底，以等待援兵，而援兵是決不會到來的，因為從任何地方也抽調不出援兵。國民黨政府拒絕下述意見，即在現代作戰方法的進攻下，防守一地或一城，必須將陣地部署於遠離城牆以外的地區，因為在那裏才有作戰和運動。
此外，國民黨當局更未能接受勸告：即在面臨着強敵壓境或者某種孤立及失敗時，當撤退的機會還存在之際，必須撤離城市及其設防的地區。在某些場合，他們不撤退和挽救他們的軍隊的理由是政治性的。
**軍閥部隊的第二個特點是地盤和領地的觀念。**地盤意味着人口，是軍隊個性化的財富。在這種利益結構下，讓他離開是要他的命。紅軍長征期間四渡赤水就發現，當進入一些軍閥地盤比如説桂系、滇系還有貴州，軍閥防守本地的動機很充分，但是一旦離開了，追擊作戰的動機和效率直線下降。
當年功德林裏著名的學霸杜聿明，苦口婆心地勸了“運輸大隊長”多少次，如果要打仗就不要放棄徐州，如果要放棄徐州就不要戀戰，兩者只能做一件事。好説歹説同意他撤了，又讓他從徐州出來去救雙堆集的黃維。這個指令是在杜聿明離了城沒有電話、砸了電報機後，派飛機到陣地上空投手寫的指令。這是徹頭徹尾的悲劇。
接下來巴大維開始講腐敗問題：
國民政府的整個組織和機構中，都有中國人所特有的——家族、金融、政治的千絲萬縷的利害關係存在着。此點必須明瞭。任何個人，不管如何幹練有才，適宜於擔任某一項工作，絕不會因此獲得有權威的地位，而必須有其他的背景。在許多場合中，這種背景即是蔣委員長對舊日袍澤所予的支持和忠誠。
國軍武裝部隊間的合作和調節，亦不能令人滿意。其中陸軍資格最老，地位最重要。因為大多數的高級軍事職位均系由陸軍出身的人擔任。這些軍官，大部分是蔣委員長的舊日忠誠的同僚，對於新起的空軍和海軍幾乎是毫無所知。中國空軍超過8個大隊，實遠超過一個缺少現金信用的國家所能支持的數量。在全部人員中，雖然有5000多名美國訓練的駕駛員，但除了空運軍隊和利用運輸為個人牟利外，沒什麼成就。而且，他們越來越不願意冒險損失裝備或人員，這清楚地反映在他們經常拒絕進行高空作戰以外的戰鬥上。
政策設計室備忘錄（視頻截圖）
另外一個文件是1948年9月7號的《政策設計室備忘錄》，作者喬治·凱南。他寫的這份《評估和確定美國對華政策》對中國的人口、經濟、軍事、政治形勢和1945年日本投降以來事態的發展做了總體的評估。裏面結論的部分介紹了美國跟蔣介石的關係：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蔣介石至少看上去是個具有進步和現代面貌的強有力的領袖，他皈依了基督教，似乎有能力統一他的國家和保衞本國的政權。不幸的是，蔣既未能統一、也未能保衞中國。日本帝國主義、共產黨叛亂和國民政府對中國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無能為力挫敗了蔣的宏偉的計劃。
當時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奉行的是所謂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基於這種政策，當抗戰結束之後，甚至蔣介石早期已經表現出他不可能贏得內戰後，美國表現出了巨大的支持。凱南是這樣評價的：
對蔣繼續承擔全部義務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好的外交手段。它使美國政府走上了獨木橋，無法做其他選擇，失去了迴旋餘地。主動性的這一喪失也許不是致命的，如果事態朝着對我們有利的方向發展的話。然而，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事態的發展對我們不利，我們需要有隨風轉向、甚至拋錨停船的自由，直到確定航向為止。
凱南展現了外交人員的修辭：美國可以支持蔣介石，但這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它失去了美國外交當中最看重的東西——迴旋餘地和彈性。
這段話送給現在在台灣島內跳上跳下的民進黨當局，美國人是隨時隨地會評估的，如果你不具備價值的話，美國人拋棄你沒有任何心理上的負擔。這段話的結論就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已經江河日下，在與中國共產黨長期鬥爭中走到了徹底失敗的邊緣。
1948年國民黨已經到懸崖邊上，掉下去就是唯一的結果。他做了大致的形勢判斷之後問了兩個問題：第一，時至今日國民黨和目前的國民政府是否還能挽救自己？第二，美國的援助是否能使內戰的進程逆轉？
前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不能”：有一點在10年前已顯露出來，現在變得更加清晰了，即蔣-國民黨-國民政府的組合缺乏贏得勝利的政治動力。後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也許會，但前提是美國在足夠長的時間裏提供足夠多的援助”。
我們提供的援助不足以阻止共產黨的推進，遠遠不能改變內在的進程。到底需要增加多少援助，是一個更接近於幾何級數的問題而非算術級數的問題。“全面援助”幾乎等同於公開干涉。公開干涉將增加對干涉者的抵抗。新民族主義的各種勢力和中國人傳統的仇外心理很可能會與共產黨合流，由於共產黨激烈反對帝國主義，他們與蘇聯的關係已在中國人民眼中變得無關緊要。
喬治·凱南有一個很深入的觀察：對當時的中國而言，本土政權和外國的關係和民眾對政治力量的態度之間有一個辯證的關係。如果政治力量主要依靠外部支撐，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建立統治，民眾會對此表示不滿，外部力量也要求代價，這些代價會加深不滿。
接下來這個結論當中最精華的反問出現了：
我們樂觀地假設最後會出現這樣的結果：美國人民不在乎所付出的政治和財政代價，共產黨在戰場上被打敗，國民政府成為統一中國的主宰。之後又怎樣呢？我們能確保國民政府不會再次瓦解嗎？我們用什麼來保證革命——我們的行動不可能根除其產生的基本原因——不會再度爆發，不會被克里姆林宮再度利用呢？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從對中華民國政府承擔的政治、軍事和財政責任和重負中解脱出來呢？
這是美國頭號的戰略決策者、戰略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對美國和當時國民黨政府之間關係的一個判斷。對於國民政府的“全面援助”是一種不確定的、充滿危險的行為，美國政府不能拿美國的聲譽和資源賭博。後面的結論很清楚，國民政府的消亡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這個局面究竟會怎樣發生，目前難以預料。它也許會因下述因素的一種或幾種促成：
（1）蔣介石死亡、退休或被趕下台；
（2）發生政變；
（3）政府要員叛變；
（4）出現一個分離主義政權；
（5）共產黨獲得一系列重大勝利；
（6）國民黨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
不管這一變化進行得多麼順利，都會出現不穩定的混亂局面，、即使李宗仁副總統迅速接替蔣的職位，國民政府的現有結構大體保持不變，情況也會是如此。
在中國在20世紀40年代解放戰爭時期，中國掀起了一個詞叫“第三條道路”。美國駐華使館的人拜訪李宗仁，希望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外找第三個人出來，在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蔣介石的右翼民族主義之間找一個開明温和派，他們當時找到的對象是李宗仁。在毛和蔣之外找第三條道路，就是“第三條道路”的由來。
後來這些人要麼去了香港後輾轉回大陸，要麼去台灣後3到5年內被蔣介石搞死。去台灣“觀光”後，蔣介石脾氣變得很差，但凡美國誇獎的人，比如孫立人，6個月入獄。後來美國人的誇獎和稱讚變成“死亡之吻”，這是後話。
至於共產黨，美國毫不懷疑共產黨會贏得內戰：
對共產黨來説，內戰是一個他們有高超技巧可以從容應付的老問題。
共產黨的真正麻煩將在敵對行動結束以後出現，到那時，他們將遇到一個作為控制整個或部分中國的和平時期的政府所面臨的各種難題。他們也許不會立即遇到所有那些問題。但如果他們生存下來，他們遲早會遇到所有問題。
他們在穩定形勢下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一個相對比較簡單的問題，即行政管理問題。人們的普遍看法是，共產黨在國家、省區和城市管理方面缺乏有經驗的人才。即使他們從黨外招聘大量有實際經驗的管理人員，他們的政府也可能在除政治監控和懲罰以外的其他各個方面都缺乏效率，然而，無論如何，這個政府也不會比現在的國民政府更缺乏效率。
更嚴重的問題將是他們的意識形態與中國的現實之間存在的反差所引起的種種複雜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必須按照社會主義理論進行集體化和工業化。但是，值得懷疑的是，中國是否像蘇聯那樣有足夠的人口和經濟空間成功地進行耗費如此巨大的一項事業。共產黨中國也不大可能得到來自外國的大量投資，尤其是來自資金匱乏的俄國的投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最低限度將遇到中國自由主義的消極和隱蔽的抵抗，最高限度將遇到破壞性的民眾造反。
毛澤東是中國人中一個極其精明的評判者，現在他也許會被漸進主義的可取性（即使不是必然性）所説服。他也許會做出中國應緩慢推行社會主義化的決定。如果他這麼做了，他領導的運動將冒失去因意識形態狂熱而擁有的勃勃活力的風險，冒變成深受中國各種難題困擾的另外一個國民黨的風險。
最後，民族主義也許會成為令共產黨感到棘手的難題。
撇掉中間意識形態、自我中心的妄想部分，這是非常有趣的判斷。西柏坡會議之後，第一代領導人對共產黨從“馬上得天下”到“馬下治天下”，如何治理天下、如何引導中國人民去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定程度上在另一個側面得到了清晰的表述。
在美國“脱身”的過程中，美國國內有各種各樣的分歧。基於意識形態，或是台灣的遊説，一部分力量堅決反對美國以任何形式“脱身”，希望美國不惜一切代價支持國民黨。而為了應對這些力量，美國的杜魯門政府發了一份《美中關係白皮書》， 核心就是為美國從中國“脱身”尋找理由。美方的意思就是，從1944年到1949年間給了非常多的援助，結果還是幹不過共產黨，國民黨太腐敗了。
《美中關係白皮書》（視頻截圖）
美國國內的保守派對這個事情做出了強烈的回應，1949年7月21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致約翰遜的備忘錄：
5.（白皮書）引用這些聲明、電報和報告，會給機密文件的安全和我們的密碼保密制度帶來一些可能非常嚴重的問題。關於文件的密級，我們注意到，第3章中引用了史迪威將軍的電報和報告，第5章中引用了魏德邁中將（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的電報，第7章中引用了巴大維少將的電報和最後一份報告。由於陸軍部是這些文件的正式保管機構，它們的密級問題要由陸軍部處理。
6.至於密碼的安全問題，不但涉及軍方的密碼，而且涉及國務院通過電報系統發送信息的密碼。專家的意見是，由於各種密碼系統相互關聯，所以對本部門密碼系統的安全造成威脅，就意味着對其他部門的密碼系統安全也造成威脅。因此，有可能會發生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的密碼泄露事件，除非採取適當措施在必要之處對文件加以釋義化處理並略其不宜公開的具體日期。
從細節入手，試圖最大限度地限制和削減白皮書中的內容來為蔣介石遮掩臉面，進而使得美國和當時國民黨的關係、後來對台灣的關係維持高水平運行。
最終“脱身”政策沒有能夠成型，美國的保守派基於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保守認識和理解，最終選擇堅定站在國民黨一側，並且在國民黨失去大陸之後，將台灣作為美國能夠保持對這一地區地緣政治進行有效干預的一個切入點和抓手。
事實上藉助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的機會，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實質性地阻斷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進程，讓我們解放戰爭進入到了一個暫時停止的狀態，我們的統一進程並沒有完成，現在這個任務再度放在我們面前。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大陸戰場上取得巨大進展的時候，當時實力遠勝於中國的美國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套與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打交道的某種認知，這在早期接觸的事件當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反應。
這一期的旭日東昇就講到這，最後一期包含兩個小故事，是前期兩個標誌性的事件：司徒雷登和黃華的早期接觸；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美關係發生戲劇性變化的乒乓外交。我們可以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是如何在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中處置非常微妙的中美關係，以最大化地保障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時在原則性和靈活性之間實現有效的均衡。謝謝大家。
（整理/觀察者網 趙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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