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明：八十年前，中共做出兩個重要決定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建明】
八十年前的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8月1日又通過了《關於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共中央接連做出的這兩個決定，對黨的建設起着重大而深遠的作用。
在建黨前20年的時間裏，我們黨經歷了與外部敵人的嚴酷鬥爭，也因黨內錯誤路線、錯誤思想遭受過巨大損失，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全國僅存不到5萬名黨員，主要集中在紅軍、陝甘寧邊區和其他一些小塊根據地。這與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任務相比極不相稱。
因此，1938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黨的隊伍快速發展，到1938年底，已經擴大到50多萬。
但隨着黨的隊伍迅速擴大，黨的鞏固問題就凸顯出來。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關於鞏固黨的決定》，提出鞏固黨的組織的任務。而鞏固黨的中心一環，是加強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階級教育和黨的教育。1在那段時間，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都是為鞏固黨的隊伍所做的理論建設。
但是，黨內還是暴露出許多問題。1938年，已經到達延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陵而脱黨投敵。在基層黨員隊伍中，出現了劉力功的問題。
劉力功是1938年入黨的知識分子，從中央黨校訓練班畢業時，拒不服從組織分配去基層鍛鍊，堅持要回馬列學院或原籍工作，否則揚言退黨。組織上七次找他談話，他仍拒不服從組織的決定。最後中央黨務委員會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並公佈於全黨。這件事反映了在黨的隊伍迅速擴大過程中，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影響着黨的先進性和戰鬥力。
更重要的是，1940年以來，因新四軍主要負責人長期不執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遭至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給革命事業造成巨大損失，促使中共中央就增強黨性問題專門做出決定。
皖南事變後，周恩來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的題詞。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40年八路軍、新四軍與國民黨反共頑固派之間的鬥爭進入膠着狀態。1940年夏秋，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北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敗後，便在華中不斷製造軍事摩擦，一方面打算用武力消滅新四軍，另一方面企圖用談判壓迫八路軍、新四軍撤到黃河以北，把50萬人壓縮成10萬人。10月，在蘇北韓德勤部企圖消滅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部隊。經黃橋一戰，新四軍殲滅韓部1.1萬人，鞏固了蘇北根據地。國民黨頑固派又集結部隊準備進攻孤懸皖南的新四軍軍部，驅逐到黃河以北。
中共中央在與國民黨據理力爭的同時，多次指示和命令皖南的新四軍主力撤到江北，在敵後發展。但新四軍領導人項英、袁國平拒不執行中央的指示，喪失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決心的警惕，一再拖延。結果1941年1月6日，9000多名新四軍在北移路上遭遇國民黨頑固派八萬餘人圍剿，奮戰7晝夜。除約2000人突圍出來，大部分壯烈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在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史稱“皖南事變”。這是抗戰以來我軍遭受的最大損失。
1941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皖南事變，檢討新四軍失敗的原因。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指出：皖南事變的教訓不能歸結於個人，而是要站在黨的建設角度深入剖析，其中缺乏黨性是關鍵。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題會議，討論增強黨性反對獨立主義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黨性是一個重要問題，中級以上的幹部都要檢查黨性，幹部的黨性鞏固了黨便鞏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王稼祥負責起草一個有關增強黨性的決議。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圖片為局部內容）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決定》首先強調了增強黨性的重要性，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沒有這樣堅強統一的、集中的黨，便不能應付革命過程中長期殘酷複雜的鬥爭，便不能實現我們所擔負的偉大歷史任務。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幹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鍊，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織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決定》深入分析了黨性方面的問題與原因：廣大農村的環境，長期分散的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的環境，黨內小生產者及知識分子的成分佔據很大的比重，容易產生“個人主義”“無組織的狀態”“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如聽其發展，便會破壞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發展到小組織活動與派別鬥爭，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與革命受到極大損害。
《決定》要求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開展反對“分散主義”“獨立主義”“個人主義”的鬥爭，堅決肅清對一切決議、決定陽奉陰違的現象；加強黨的紀律，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基本原則；每個黨員把黨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提倡大公無私，埋頭苦幹，實事求是，力戒驕傲，力戒膚淺的作風，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黨的立場和黨性；從中央委員起，領導幹部都必須過一定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羣眾對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鍊。2
歸結起來，增強黨性主要是強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局部與全局的關係，嚴守黨的紀律。
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又一次強調這個《決定》的意義：“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全面的、全黨範圍的、經過中央領導的對整個幹部進行的內部教育，過去還很少。從去年7月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開始，我們才全體地從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這個問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3黨性教育和反對宗派主義是延安整風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成為以後黨的建設中始終堅持的重大課題。
與黨性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黨內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的作風。在複雜殘酷的對敵鬥爭環境中，這種不良作風也給革命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中央在1941年採取了一系列舉措：
3月，毛澤東重新出版了1927年到1934年期間所做的農村調查材料，並在序言中強調：“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
7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設立調查研究局，由毛澤東任主任、任弼時任副主任，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和黨務研究室。8月1日，中共中央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決定》首先指出問題所在：許多同志並不瞭解20年來黨內因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幼稚無知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不瞭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不瞭解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瞭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不瞭解情況，勢必導致政策錯誤。
《決定》從黨性的高度剖析了這些問題：“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5《決定》把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把能否加強對歷史，對環境，對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進行認真的調查與研究，看作是革命能否成功的決定因素，從我們黨所肩負的使命和黨性的高度，提出了認真開展調查研究，反對主觀主義的任務。
在對各級黨、政、軍部門開展調查研究的要求中，《決定》體現了毛澤東特有的風格：必須成立專門的調查研究機關，專職從事調研工作，並對調查研究的對象、內容、方法提出了詳細的要求，包括收集研究敵、友、我三方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情況；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作一地、一單位、一問題的典型調查；在農村、在城市着重對於各階級、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利用各種幹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責成地委、縣委寫當地名人列傳。凡財產五萬元以上的地主、資本家，敵、偽、友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友區縣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偽黨、友黨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縣內外聞名的新聞記者、會門首領、教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分子，替他們每人寫一傳記，同時注意蒐集照片；專門進行個別口頭詢問，包括幹部、官吏、文化人、商人、工人、農民、俘虜、流氓、同情者；收集縣誌、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
中共中央對調查研究工作之強調，對對象和內容規定之詳細，都與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重視及豐富的經驗有關。1927年到1934年，毛澤東在江西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工作指導、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正確的階級估量和正確的鬥爭策略、中國革命鬥爭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等重要結論，確立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對調查研究，毛澤東要求擔任負責工作的首長一定要親自從事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要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求知的渴望和甘當小學生的精神；要讓羣眾把你當朋友，才願意講真話；要做系統的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調查前列出詳細提綱，在調查時口問手寫；要由點到面，深入解剖典型。
在調查時，毛澤東既找基層中下級幹部，也找農民、落魄窮秀才、舊衙門的錢糧師爺、獄吏、破產的商會會長，並稱他們“就是我的可敬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時必須採取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8
在延安向婦女生活調查團介紹經驗時，毛澤東講到在興國調查中，請了幾個農民來談話。“開始時他們很疑懼，不知我究竟要把他們怎麼樣。所以，第一天只是談點家常事，他們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也不多講。後來，請他們吃了飯，晚上又給他們寬大温暖的被子睡覺，這樣使他們開始瞭解我的真意，慢慢有了笑容，説得也比較多。到後來，我們簡直毫無拘束，大家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9
《決定》既體現了我們黨反對主觀主義，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腳踏實地工作作風的決心，也反映了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的豐富經驗，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最後，《決定》責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7月1日所發《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繫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幹部會議作報告，並討論實施辦法。
《決定》下發之後，極大地推動了黨內調查研究的風氣，各界別、各部門都紛紛下去調研。具有代表性的是1941年冬，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領考察團到甘泉、富縣進行調查研究，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張聞天率領調查團在陝北的神府、綏德、米脂和晉西北興縣的農村進行了為期15個月的調查，寫成《出發歸來記》，整理出多分調查報告。
在1941年中共中央做出這兩個決定之後，緊接着就開始了延安整風，開展了一場全黨馬列主義學習運動。通過反對主觀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党進一步走向成熟，在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道路上大踏步向前。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進一步體會到毛澤東為什麼要把黨的建設和統一戰線、武裝鬥爭一起，作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11，也進一步理解為什麼鄧小平強調：“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12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建設的偉大實踐，就是一個不斷總結和運用經驗的歷史進程。我們今天回望八十年前中共中央所做出的這兩個決定，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了黨的建設的重要性，進一步理解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克服千難萬險奮勇向前的原因，也更堅定了我們下大力氣搞好黨的建設的決心。
註釋：
1.《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一卷下冊，56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568頁。
2. 參看：《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來源：湖北省檔案館，https://www.sohu.com/a/329126892_556544。
3.《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375頁。
4.《<農村調查>序言》，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76頁。
5.《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80頁。
6.《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80—82頁。
7. 參看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53—59頁。
8. 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75頁。
9. 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89—90頁。
10. 以上關於《決定》的介紹，參看《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79—82頁。
11. “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見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91年出版，606頁。
12.《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48、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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