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為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是中國?
觀察者網: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再到今天建黨百年,我們經歷了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運動從高漲到衰落,也經歷了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整個過程。這個過程中,很多人都有兩個疑問:為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以及為什麼是中國?回顧中共百年發展歷史,您會怎麼解答這兩個問題,為什麼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開闢出了國家發展的新道路?
**張維為:**一個國家找到一條成功之路是很不容易的。中國共產黨是一路探索,克服了無數艱難險阻,付出了無數犧牲,才找到了今天的成功之路。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天降大任於斯的政黨,是一個使命擔當黨。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有多種原因,但今天回頭看,黨的領袖人物發揮了關鍵作用。當然,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領袖作用在於他更準確地把握了社會發展的脈搏和規律,推動了歷史發展的進程。鄧小平生前多次説過,沒有毛主席,我們可能還在黑暗中徘徊。毛主席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很多馬列本本上沒有説過的話,從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為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立了為人民謀幸福的奮鬥目標,並通過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軍事路線等加以落實。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新中國成立以後的70來年,我稱之為前三十年,我們實現了三十而立,奠定了中國現代化事業成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後四十年實現了四十而不惑,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小平同志在1978年、1989年和1992年的三個關鍵時間節點,做出了三個戰略抉擇(改革開放、強勢回應西方的顏色革命、南方談話),帶來了中國的跨越式發展。
進入新時代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祖國大地的面貌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疫情防控的決定性勝利,我們做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極大提升了中國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觀察者網:提到新冠疫情,這次中西方應對的不同結果,也展現了不同政治和政黨制度在重大危機面前的應對能力,有學者將此稱為是“制度之戰‘疫’”。從政治制度對比的視角來看,中國這次抗疫成功有什麼樣的歷史意義?是否會影響世界格局的變化?
**張維為:**我認為這場新冠大疫情,就像歷史上的大疫情改變人類歷史一樣,世界正以更快的速度向東方傾斜,向中國傾斜,向社會主義傾斜。這場新冠疫情“世界大戰”突發,對各國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都是一場同台競爭的大考。中西方兩種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比拼,一般環境下不易區別良莠,但一場抗疫大戰使大家一下子看出孰優孰劣。
我可以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幾乎在所有可比的領域內都全面勝出。儘管西方主流媒體還在繼續黑中國,但這無濟於事,正説明他們心慌了,中國製度的成功是他們最害怕的事情。
我們疫情防控所進行的阻擊戰、殲滅戰、總體戰、人民戰爭,背後是我們制度的迅速反應能力、領導指揮能力、綜合協調能力、組織動員能力,以及我們社會主義治理模式下可以統一調動的人力、財力、物力、生產力,西方看來只能望洋興嘆。
我感到特別高興的是,這次對中國製度優勢和西方制度劣勢的認知,主要源於普普通通的中國百姓,源於我們的年輕一代,他們一部手機在手,天天比較來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他們從中國抗疫模式的成功和西方抗疫模式的潰敗中,慶幸自己生活在中國,生活在一個最尊重生命的國家,生活在一個經得起全方位國際比較的偉大國家。

2020年3月2日,鍾南山院士(左)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首批戰“疫”一線火線發展黨員的入黨宣誓儀式上領誓。新華社記者 鄧華 攝
觀察者網:和疫情中對中國的抹黑一樣,西方將中共和社會主義中國視為“洪水猛獸”,不斷妖魔化,這一點和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宣傳有很大關係。蘇聯解體已經30年了,您怎麼評估冷戰思維下的意識形態宣傳產生的深遠影響?美國重新開始拉攏盟友對抗中國,中國和美西方會不會陷入“新冷戰”?這種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的對抗性思維,該如何破解?
**張維為:**美國希望聯合其所謂的盟友,發動對中國的新冷戰,但這是註定要失敗的。美國現在心很亂,它面臨至少三座大山:一是國內不團結,二是盟國不聽話,三是中國不信邪。
像中國這樣規模的崛起是不可能被遏制的。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根據購買力平價);中國有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鏈;中國有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是130來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要孤立這樣的國家,最終只會孤立美國自己。
美國現在似乎很缺乏具備戰略眼光的人,至少在美國的決策圈目前還看不到。因為沒有戰略眼光,美國今天給人的感覺就是十分“心亂”。中國人將以自己的“心定”來應對美國人的“心亂”,誰贏誰輸很容易判斷。
觀察者網: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馬上面臨“中國化”的問題,我們最終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您一直致力於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研究和傳播,也是較早從學理層面提出中國模式的學者之一。但在目前西方的話語解讀中,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更多被解讀為“中國威脅論”,國內對這種模式概括也有一些不同意見。在您看來,目前國內外對中國模式的誤解有哪些?中國模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是什麼關係?
**張維為:**我是比較早提出中國模式的學者。我認為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在廣義的層面是一致的,都是指中國自己的一整套做法、經驗、理念和制度安排;在狹義的層面,中國道路指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比中國模式概念更多一些意識形態色彩。總體上看,“中國模式”這個詞國際上使用的更多,一個主要原因是“道路”這個詞迄今還沒有最合適的外文譯文,也許以後可以直接用拼音“daolu”。
西方對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偏見是一以貫之的,所以不用太在乎。你的名字叫共產黨,在西方意識形態中就被戴上了負面的符號,最終要等到西方學會中國人實事求是的理念,這種局面才會真正改觀。但西方是承認實力的,你真正成功了,他最終將不得不承認你,所以我們可以瀟灑一點,如果他們實在不願意研究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經驗,我們就不妨讓他們繼續留在黑暗中吧。
國內對中國模式持有疑慮的主要是三種情況:一種是不贊成“模式”的提法。他們本質上認同中國自己的一系列做法、經驗、理念和制度安排,但認為應該用“中國道路”的概念,認為“模式”一詞含有“示範、樣板”之意,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所以還是慎用“中國模式”為好。

早期多個版本《共產黨宣言》複製本
其實,“模式”這個詞確有“示範、樣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種被世界廣為接受的含義,即對某一種事物或現象進行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於英文中的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某種有規律的行為或現象)。
所以“中國模式”指的就是對“中國自己一整套做法、經驗、理念和制度安排”的歸納,就像我們過去數十年中無數次用過“深圳模式”、“蘇南模式”、“浦東模式”等概念,它們就是對這些地區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毫無強加於人的意圖。我2006年曾經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撰文“中國模式的魅力”,談的就是中國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未引起別人的誤讀。
第二種情況是認為中國模式還沒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談論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其實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已經取得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難以企及的成績,帶來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模式已經震撼了世界。
至於一種模式是否定型,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實,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時空中展開的,都是在不斷發展和變化之中的,一旦認為它完全定型了,不用與時俱進了,這個模式走衰的進程就開始了,這似乎就是西方模式今天的宿命。
另外一種情況屬於不贊成甚至敵視“中國模式”所包含的內容,這些人只認同西方模式,他們認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樣,你就還沒有轉型到位。這些人否定中國模式毫不奇怪,因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中國怎麼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西方模式。好在今天大多數中國人不信這個邪,特別是經歷了驚濤駭浪的2020年,西方模式全面走下神壇,美國民主已經成為笑話。
觀察者網:您主講的思想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已經播出100多期了,我們知道談政治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挑戰的工作,現在還要做大眾傳播,像節目中涉及到的政治改革、香港、新疆,都是非常敏感尖鋭的話題,大家都説“張老師您太敢聊了”。您在製作節目的過程中,是如何把握“真實、立體、全面”這三個原則,向大眾解釋中國道路?
**張維為:**讓世界看到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也讓中國人看到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今天內外傳播已經沒有太大隔閡了,中國內部發生的事情隨時可能變成國際新聞,世界其它地方發生的事情,也在無時無刻地影響着中國。
關於“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我個人認為,“真實”主要指要實事求是,內容要真實,風格要樸實。視頻演講和書面閲讀不完全一樣,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來你是在講真話,還是在講假話。我和我們團隊長期堅持原創性研究,堅持知行合一,致力於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使我們做這台節目很有底氣,我們在這個節目中對許多正在發生的事件做出了比較準確的預測。
比方説,我們在第一時間預測新冠疫情不會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更會是“美國的切爾諾貝利”;我們在第一時間預測美國將輸掉其發動的“中美貿易戰”;我們從香港修例風波中判斷如果香港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必將一路走衰。
有人認為“真實”就是要講中國的不足,其實真實的核心是實事求是,徹底的實事求是,對中國對世界都是如此。比方説,紐約今天的基礎設施落後上海20年,就是落後20年。
所謂“立體”,就是使中國敍事的層次豐富起來,向深度和廣度進軍。我個人比較側重國際比較、側重文化和理念視角的切入。中國人心氣比較高,一般國家不感興趣,要比就和超級大國美國比,我們在節目中做了大量的中美比較,在與美國的比較中更好地確立中國自信。
至於“全面”,我想主要是對中國和世界的發展有一種總體把握,既談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談我們面臨的諸多挑戰,並建設性地探討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把握這樣的原則,我們講出來的中國故事才是可信的,也能讓外界看到一個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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