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一首電影主題曲，如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大家好，我是王慧。上期節目最後給大家留了個問題，你知道國歌是哪部電影的主題曲嗎？很多朋友給出了答案，是1935年上映的《風雲兒女》，非常正確。這部電影由許幸之執導，田漢、夏衍編劇，袁牧之、王人美、談瑛等人主演。
不過，你們看過這部電影嗎？知道它講的是什麼嗎？為什麼一首電影的主題曲最後成了我們的國歌，它經歷了什麼？今天，我們就一起去找找這些問題的答案。
讓時間回到1931年，擴張野心急劇膨脹的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序幕，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自此開始。四個月內，日軍強佔東三省，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國難當頭，不畏強暴的東北人民揭竿而起，迅速組建起多支抗日義勇軍，以血肉之軀和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者決死相拼。他們當中有農民、工人、愛國官兵、知識分子，甚至曾經的土匪等等。
民族危亡之際，國民黨政府卻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加緊“圍剿”中央蘇區，對日本則採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軍長驅直入。這時，中國共產黨發出對日抗戰宣言。
“不作亡國奴”的呼聲傳遍大江南北，上海、南京、北平、廣州等地都爆發了大規模遊行。人們走上街頭抗議日本侵略，自發抵制日本產品。
日貨被定名為“仇貨”，是仇人的東西。許多日企職工主動辭職，碼頭工人以罷工形式拒絕裝卸日貨，日本的對華傾銷受到嚴重打擊。
當時，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組建了一系列“左翼”文化組織，“左翼作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等等。這些“左翼”組織的成員們以筆做刀，通過電影、戲劇、歌曲等各種形式，激發着廣大民眾的抗日熱情。
田漢，人稱“田老大”，是當時“左翼”影劇界的扛把子。田漢有個非常默契的合作伙伴——聶耳，這兩個志同道合的共產黨人聯手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歌曲，像《開礦歌》、《大路歌》、《畢業歌》、《前進歌》等等，當然還有我們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田漢（左）、聶耳（右）
1934年，田漢答應給上海電通公司創作一部反映長城抗戰的影片《鳳凰的再生》，也就是後來的《風雲兒女》。電通公司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電影公司，被國民黨政府視為“赤色大本營”，1934年在上海成立。
雖然在嚴酷的環境下它僅僅存在了一年多的時間，卻推出了包括《桃李劫》、《風雲兒女》等在內的4部優秀影片，出版了13期當時很有影響力的《電通》畫報。
《電通》畫報 視頻截圖
這裏就是位於上海市荊州路405號的國歌展示館，展館所在的地方有着非常特殊的意義。1935年初，電通公司搬遷至此，在這兒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風雲兒女》。
影片以一段上海亭子間的奇遇開始，到長城抗戰結束，講述兩個知識分子由象牙塔走向民族抗日前線的故事。電通公司很看好這部作品，給它配備了強大的演員陣容。除了袁牧之、顧夢鶴、王人美、談瑛四位主演之外，剛剛步入影壇的周璇也在影片中扮演了一個舞女。
當時，田漢先是完成了《風雲兒女》的故事梗概，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作為電影故事的結尾，寫在最後一頁。然而，1935年初，他還沒來得及把故事寫成腳本，就因為宣傳抗日被捕入獄。
田漢被捕之後，電通公司找到了夏衍，請夏衍把《風雲兒女》的故事梗概改成劇本。當年，原稿的最後一頁，也就是寫着主題曲的那張紙，不慎被茶水打濕。夏衍怕別人看不清楚，就在旁邊謄了一遍。但是有幾個字確實很模糊，夏衍就空在那裏，然後請寫詞高手孫師毅想辦法填上。
孫師毅認真思考過後，給補上了“炮火”兩個字。就這樣，在沒有刻意改詞的情況下，田漢原詞第六句中的“飛機大炮”被寫成“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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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漢等“左翼”文藝工作者被捕讓聶耳感到義憤填膺，也喚起了他的創作激情。聽説《風雲兒女》結尾有一首主題歌之後，聶耳找到夏衍，主動請纓。
他説：“作曲交給我，我幹！”還沒等夏衍開口，聶耳就握住了他的手，又重複了一遍：“我幹！交給我，田先生一定會同意的。”
當時，聶耳租住在上海霞飛路，也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1258號3樓。他對導演許幸之説：“為了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我幾乎是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的工作。一會兒在桌上打拍子，一會兒在樓板上不停地走動，一會兒又高聲地唱起來，房東老太太可不答應，以為我發了瘋，跑到樓上來大罵我一頓。”
就在聶耳完成《義勇軍進行曲》的譜曲並試唱之後，由於宣傳抗日，他也被列入了國民黨當局的黑名單。為了保護、培養聶耳，黨組織決定派他出國學習，由日本轉道歐洲去蘇聯。
1935年4月15日一大早，聶耳帶着《義勇軍進行曲》的初稿，從上海匯山碼頭坐輪船去了日本。走之前，他對夏衍等人説，這歌改完後，他一定儘快寄回來。
4月下旬，聶耳在日本完成了對《義勇軍進行曲》的最終修改，並把定稿寄回了電通公司。聶耳寄來的歌譜上只寫了“進行曲”三個字。後來，作為電影《風雲兒女》投資人的朱慶瀾將軍，在“進行曲”3個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從而把該曲命名為“義勇軍進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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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共拍了4個月，1935年5月，拍攝工作已接近尾聲，只有主題曲還沒錄製。這時候，電通公司的7位工作人員組成了一個小小的合唱隊，在百代唱片公司的錄音棚裏完成了《義勇軍進行曲》的唱片錄製。
國歌展示館裏陳列着一張首版《義勇軍進行曲》的唱片，唱片的A面是《鐵蹄下的歌女》，《風雲兒女》的插曲；B面是《義勇軍進行曲》，《風雲兒女》的主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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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衡山路811號的這棟紅色小樓就是百代唱片公司的所在地。這是一棟法式小洋樓，外牆面的主色調是紅色，所以現在大家都叫它“小紅樓”。
這裏是中國唱片業的搖籃，中國現代藝術史上的許多重量級人物都曾在這裏留下足跡，聶耳、冼星海、任光、安娥、周璇、胡蝶、阮玲玉、黎錦暉等等。
1935年5月3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百代公司的記錄冊上清晰地寫着，《義勇軍進行曲》在這一天灌錄完成。這裏還保留了當年灌錄的母盤，編號A2395。
第一版國歌的7位演唱者是電通公司的司徒慧敏、施超、鄭君裏、顧夢鶴、盛家倫、金山和袁牧之。由於司徒慧敏、鄭君裏、顧夢鶴三個是廣東人，所以我們現在放這張唱片的時候，還能依稀聽出裏面夾雜着廣東口音。
1935年5月24日，《風雲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也就是現在的黃浦劇場舉行首映。電影從上映之日起便場場爆滿，《義勇軍進行曲》更是唱出了大家的心聲。許多觀眾為了學會這首歌，一次又一次地走進影院，很快電影院就出現了全場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動人場面。
這首歌快速傳遍了大江南北，成為中華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首戰歌。著名畫家、音樂家豐子愷曾經回憶説：“我從浙江經過江西、湖南，來到漢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時，抗戰歌曲不絕於耳，連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來！起來！’、‘前進！前進！’的聲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市自不必説，長沙的湖南婆婆、漢口的湖北車伕，都能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然而，誰也沒想到的是，1935年7月17日，噩耗傳來，聶耳在日本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年僅23歲。田漢和聶耳共一起創作了14首歌曲，《義勇軍進行曲》成了他們的最後一次合作，也成了聶耳短暫而璀璨的一生中的絕唱。
聶耳很喜歡這首歌，他認為《義勇軍進行曲》比《國際歌》更明快，比《馬賽曲》更激昂。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義勇軍進行曲》參與了國歌遴選。當時，有些人不是很認同這首歌，他們覺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已經過時了，選用的話，最好也把這句詞改一下。
在聽完大家的意見之後，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提到了“居安思危”的道理。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開國大典上，《義勇軍進行曲》在天安門廣場唱響。從此，它伴隨着這個國家的成長，見證者一個又一個重要時刻。
2004年，《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17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於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藉此機會，讓我們再次唱響國歌，向祖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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