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博：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會被上海取代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聞博】
一場風波，將香港捲入動盪，連帶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被上海取代”的猜測甚囂塵上。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討論一下，這一猜測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
凡是財貨匯聚之地，總會躍躍欲試發展金融業，這已經成了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
古今中外莫不是如此。不但如今天的紐約、倫敦、新加坡、上海如此，數世紀前的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君士坦丁堡如此，甚至連內陸城市如巴黎、法蘭克福也是先成為內河航運的節點，才有了今天的基礎。
但是反之，當這些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其航運物流中心的角色開始弱化的時候，它們作為金融中心的角色是否會受到拖累，從而衰落呢？
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簡單來説，回答是否定的。
紐約和倫敦都早已從過去輝煌的世界航運中心地位跌落，甚至可以説已經連前幾名的車尾燈都已看不見，但是這都不妨礙它們繼續扮演世界金融中心城市的角色。
類似的情況套用在香港上也是一樣的。
香港曾經在上世紀末常年位居世界港口規模排名前三，李嘉誠除了其龐大的地產投資外，其對香港諸多碼頭的牢牢把控很説明航運對香港的重要性。
只是近年來由於經濟格局的變化，香港的航運才不斷被內地的上海、深圳等港口超越，同時也遇到了其他後來居上的港口如新加坡和釜山的挑戰。但即使如此，香港至今仍然能保持前十以內的地位，且暫時不會掉出，比起紐約那是好到不知道哪裏去了。
單位：萬TEU，數據來源：上海國際航運研究中心《2020年全球前20大港口生產形勢評述》，圖：通用運費網
同時，也如同紐約和倫敦一樣，航運業的相對衰落並不必然能動搖其金融業的基礎。這背後的道理其實也不復雜，無非是金融行業和資本市場本身的高門檻、發展的慣性、司法和市場監管的優勢等，使得“貨”流雖不如昔，而“財”卻依舊滾滾而來。
香港的天然地緣和特殊政治環境決定了它是一個相對孤立、規模有限的經濟實體。因此，它的好處就在於可以捨棄一些大國或者一定規模的經濟體必然顧忌的限制條件，從而專注於某些行業的發展。
具體來説，香港本土幾乎沒有多少空間來發展製造業，其土地以山地居多，論各方面的生產要素條件都比不過緊鄰的深圳，因此它可以不必考慮保護本地的製造業，大膽採取零關税政策，從而使得各種商品的價格維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吸引各種貿易投資，從而帶來了龐大的資金需求。
其次，根據蒙代爾“不可能三角”，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
對於香港特區來説，它可以犧牲獨立的貨幣政策，以選擇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聯繫匯率），因為畢竟香港特區沒有十幾億人口需要養活，即使放棄了獨立的貨幣政策，總體上也是利大於弊，還順帶解決了利率市場化的問題。
與很多依託國際市場發達繁榮的小型經濟體一樣，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市場，牢牢佔據某個分工角色形成比較優勢，才是它們小而精的生存之道。這類經濟體如果是主權國家，甚至可以在事實上放棄國防自主，完全把自己的安全託付給其他國家，專心搞錢。這點是稍有規模的經濟體或者獨立主權國家所不敢設想的。
再者，為了吸引消費和“高端”產業人才的聚集，香港可以採取極低的所得税率和零資本税率，目的就是引進並且留住高收入人羣。這些人只要在香港生活消費，那他們的財富就會在消費和交易環節上給政府貢獻大量的税收，抵消在所得環節上的低税率損失。
這點從以下香港最近三年政府的税收來源和佔比統計裏可以一目瞭然：
可見其政府税收的三分之二來源於經營利得税（非資本利得）以及各種交易中徵收的印花税，對工資收入的税額相當之低。這就使得大量中高收入人羣樂於選擇定居香港，從而在給金融產業提供了豐富的就業人口的同時，又降低了相關企業的人力成本。
與此相對比的是，其他規模較大的經濟體就不得不以個人所得税，或者流通税作為主要的徵税來源：
來源：德勤報告
聊完税收制度和貨幣政策，我們再來看更高層級的制度問題。
撇開價值判斷不説，以目前的世界現實來講，相對於以民法典為基礎的大陸法系，資本還是相對更青睞於以判例法為基礎的普通法系。這點上香港由於長期被“殖民”的關係，自然也繼承了一套相對完備的普通法體系，客觀上也更加適應國際資本環境。
普通法並不是嚴格按照法律文字來裁決，而是給了法官相當大的解釋和裁量權，而英國的司法傳統又特別注重限制國王的權力，同時異常重視保護財產持有者（貴族）的利益。因此可想而知，具備以上特點的普通法體系對於重視私有財產保護、靈活操作的現代金融業有多大吸引力了。
經過一個半世紀，香港目前訂有相當嚴謹的商業法及財產法，涵蓋知識產權保護、合約法、公司、財務及競爭法例的所有範疇；這套法律體系對於參與金融和財產交易的專業從業者來説相當熟悉。對此，可以説中央在推進國安法立法的時候很清楚這點，沒有完全推倒香港的普通法體系，因為既不現實也沒必要。維持既有成熟的普通法體系，有助於保持香港政治經濟的穩定繁榮。
反過來説，九層之台，起於壘土。任何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傳統的慣性，沒有一個成熟的社會是建立在空泛的政治理念上的。中國內地城市要發展出一個高度對接世界資本市場的金融中心不是不可能，但是客觀上需要更多的時間和人才積累，也需要考慮制度和社會慣性對未來發展道路的影響。
整體上中國的政治傳統始終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而非歐美普遍實行的鬆散的聯邦或者邦聯制度。因此長期以來我們對政治的理解更多偏向於集中管理和統一架構，反對鬆散的治理結構和對規則的隨意解讀。這是出於國家統一和規模效應的客觀需要、經過長期的政治博弈和歷史演化形成的制度傳統，不可能一朝一夕為了某地某行業而做出根本性的大調整。
改革開放後雖然在個別地區建立了諸多經濟開發特區，以特事特辦的方式既促進了地方的經濟發展，又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整體的穩定治理，可以説是很有意義的實踐創新，也體現了我國體制上的靈活性。然而如今發展和改革已經進入了深水區，地方性的改革難再會如過去那樣侷限於地理行政區隔，經濟活動的空前豐富和規模必然會影響到全國範圍。
因此利用好香港現有的制度優勢，最大程度服務於全國統一的一盤大棋才是最合理也是效費比最高的方案。
最後，作為金融中心，最關鍵的因素還是要看是否具備一個健全的金融銀行體系。除去大家所熟悉的股市交易和商業銀行，一個健全的金融銀行體系需要完整的金融產品和對應的市場規則以及成熟的監管體系。
就產品豐富程度來説，全亞洲目前為數不多的幾個金融交易中心中，除了各種常見的期權、期貨等場內交易衍生品之外，香港也有大量的掉期、奇異期權等場外交易。同時在目前內地對金融對沖產品交易限制較大的背景下，眾多機構和投資者都非常依賴香港和新加坡提供的、針對中國A股頭寸的期貨或期權產品，利用它們進行風險對沖。尤其是對於個股的結構性產品方面，香港作為全世界最大的權證（warrant）和牛熊證市場，為機構和零售客户提供了多元化的選擇，使其抗風險能力得以加強。
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在制度、監管、專業人才儲備、成熟度方面還需要一定的發展和積累，尚需要時間來準備全面對接國際資本市場。同時，我們目前的資本市場也需要有一個緩衝，來隔離國際資本市場的風險事件對內地市場的衝擊和負面影響。
因此，香港這個目前在市場規則上更加對接國際資本市場，同時又具備與內地市場充分對接的特殊管道（如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以上特點使得香港依舊在迴歸之後具備一個理想的對外接口所需要的各種條件。
中國經濟在整體上也需要香港發揮其特殊作用。一方面來説，隨着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趨勢，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需要與世界資本市場建立更密切的聯繫、深化對外開放。比如離岸人民幣交易落地在香港不是沒有原因的。
從總體上來看，雖然新加坡也有健全的金融市場和普通法體系，東京也有規模龐大的資本市場，上海更是具有直接投資的優勢，但是諸多要素結合在一起以後，香港依舊還是在總體上具備不可替代的優勢。
在可見的未來，香港在金融中心上的功能非但不會受到顯著削弱，反而依託其現有優勢仍然將在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佔據至關重要的位置。
當然，香港也不會是過去那個孤傲的“英女王王冠上的珍珠”，而是共和國治理下溝通中外的橋樑和窗口，作為國家有機整體的一部分發揮自己特殊的作用。
這裏我們要特別反對某些民粹思維，這種思維受到一部分“港獨”極端言行的刺激，認為香港問題只有通過“弱化”香港的經濟地位才能根本上解決。
這裏我們必須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一個繁榮的香港也是全體中國的財富，珍惜香港的繁榮就如同珍惜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任何一地的繁榮一樣。
僅以少數宵小的幼稚言論就對香港的經濟地位產生厭惡，正好中了反華勢力的險惡用心。他們朝思暮想的就是一個在紅旗下衰落的香港，試圖以此證明只有西方的制度才能給香港帶來繁榮。
而我們該做的，反而是繼續用心去耕耘香港這片土地，證明我們不需要西方少數人的指手畫腳也依然能夠讓香港的明天在紅旗下日新月異，發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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