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結束22年的敵對和衝突，全靠共產黨人抓住了“友好之環”
【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大家好，歡迎來到《旭日東昇》的最後一講。本期內容覆蓋的時間段從1949年解放軍過長江，到1971年“小球轉動大球”乒乓外交，主要是講頭尾這兩件事。
1949年5月13號，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即將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黃華和美利堅合眾國外交代表司徒雷登進行接觸。檔案顯示，中方表現出充分的靈活性，但美方在冷戰觀念的限制下無法做出務實的政策選擇，最後的結局不歡而散，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就此流失了。
渡江戰役，人民解放軍佔領國民黨“總統府”歷史畫面（資料圖）
1971年，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中美雙方因為各自面臨的國際形勢都再一次產生了改善和對方關係的衝動。中國領導人創造性地抓住了歷史機遇，實現了“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創造了外交史上的奇蹟。美國以這種方式重新回到中美關係建設性發展的軌道上。美國的一走一回，能幫助我們瞭解前期中美關係的重大事件和變化。
20世紀20年代大革命時期北伐軍從南京向北進發，當時在中國的外國軍隊比如英國和日本，都對北伐軍進行過攻擊。這些行動是在試探中國新興政治力量對外國的態度，以及是否有堅定的政治意志。“紫石英號”這次的情況大出意料。
一個紀錄片以當時在上海的外國人視角介紹了這段歷史。紀錄片作者找到一些新聞片段，它們明確地顯示出西方國家對“紫石英號”被擊癱瘓的事件有巨大的震撼。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言，這意味着一段歷史的終結。自1840年至1949年為止，外國軍艦在中國內和長江上橫行霸道的歷史從此一去不復返——他們不再享有內河航行自由的不平等的權限。“紫石英號”以後雙方達成協議：在解放軍的許可下，英軍修好船離開，算是給足英軍面子。
“紫石英”號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與英國皇家海軍於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在長江下游鎮江附近江面發生的軍事衝突（資料圖）
1949年的5月13日，司徒雷登與黃華，兩個原燕京大學的學生，以個人身份在南京進行會談。他們首先談了“紫石英號”的問題，四艘英國軍艦和國民黨軍艦在人民解放軍渡江向南京的過程中干擾瞭解放軍的渡江行動。
當晚黃華在司徒雷登的官邸和他談了兩個小時。有趣的是，用司徒雷登的話來説：“我在努力地迴避政治話題，而黃華主動談起了政治話題。”政治話題就是中美之間關係問題，司徒雷登是這樣彙報的：黃華對美國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承認共產黨中國表示了極大的興趣。
黃華充當的是外交信使，有權力對中美之間外交關係的建立這種問題表示興趣的，除了毛澤東跟周恩來等第一代領導人核心之外，其他人不可能。
中方給出的要求是，美國在平等互利條件下承認新中國，忘掉過去跟清政府、民國政府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以及特殊權限。老奸巨猾的司徒雷登回答道，這些條件加上有關條約公認的國際慣例才是唯一恰當的基礎。
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和美國談平等，司徒雷登説沒問題，但在平等之外美國還要保留一點點慣例。雙方的核心問題已經存在。中國希望得到平等的對待，不希望背上舊中國時期遺留下來的包袱，比如1895年《馬關條約》的2億兩庫平銀賠款。
清朝在甲午海戰中敗給了日本，不得不求和，最後清朝派了李鴻章去與日本人談判，簽訂了《馬關條約》（資料圖）
這是什麼概念？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概是7000萬到8000萬兩。而且條約規定，第一年要賠1.3億兩，中間還包括了3000萬的“贖遼費”，和每延遲一年，就多收50萬所謂日本替守威海衞的軍費。所以打完仗、簽完條約後登門的是法國、俄國、德國、美國的銀行家。
從1895年開始，外資銀行分幾次向中方提供貸款、收取利息。比如第一筆貸款大概9800萬兩白銀36年（到1932年）還清，年息4%，用海關税收擔保。海關税收、內地税收（厘金、鹽税）統統抵押出去了，清政府穩定的財政收入沒有了，賬面上本息合計要還7億多兩白銀，實際償還大概6億1000萬兩。
這是中國國家的血液，代表中國成為中國合法政權的象徵、富國還是強兵所不可或缺的資源被源源不斷地被抽走了。1911年辛亥革命，黎元洪談新成立的革命黨政權時説，要得到列強的承認，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列強在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債務體系，履行國際義務。
美國要維繫和蔣介石簽訂的《中美航海通商條約》中規定非對稱的“貿易自由化”，比如允許美方資本自由地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不吃這一套，這從一開始既彰顯了共產黨與之前中國所有政治力量的不同，也凸顯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一個想維護霸權的美國之間的核心矛盾。
1949年6月8日的雙方接觸，司徒雷登給艾奇遜的電報中講到：
6月6日黃華邀請我喝茶，在場的只有他的助手（燕京大學校友）林克和傅涇波。談話基本由黃華主導。談話很快轉到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上，特別是與國民黨政府斷絕關係的問題。從這次討論中，我得到兩個明確的印象：
（1）中國共產黨急於想讓外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拋棄國民政府。黃説，它已經完全喪失了中國人民的支持，正在逃亡中，一旦共產黨軍隊佔領廣州，它將會進一步土崩瓦解。
（2）對中國在外交領域獨立自主權的高度敏感。
“急於”是司徒雷登的認知，司徒雷登其實就在重複艾奇遜的建交三原則。第一個就是所謂的有效控制原則，其中説了這樣一句話：
共產黨的權力機構現在還只是那些打敗了國民黨軍隊並牢固佔領着日益擴大地區的人民解放軍；現在仍有相當大的地區在名義上受國民政府的管轄。而且到目前為止，共產黨還沒有建立全國性政府……
第一，他認為共產黨還沒有解放全中國，大西南、大西北大片還沒有進軍，所以共產黨還沒有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政府。
第二，權利和義務的問題。共產黨的態度，黃華引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説得很清楚：共產黨願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和主權的條件下，承認任何國家。中美建交必須承認、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
司徒雷登的回應是：
事情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完全承認中國人民有權利擁有他們所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另一方面，如果這個中國政府推行有損於雙方互利或致力於推翻別國政府的政策，那顯然就不僅僅是中國自身的問題了。
6月30日司徒雷登再次致信艾奇遜，講述雙方接觸的最新進展：
6月28日，黃華如約拜訪了我。他説接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來電，他們表示，如果我想訪問燕京大學，他們歡迎我去北平。
6月初，傅涇波在和黃華的一次談話中（裏面刻意強調傅涇波問這句話），問司徒雷登是否可以去北平訪問他曾經任職的燕京大學。這是一個慣例，以前他的生日和畢業典禮都要去燕京大學。黃華當時沒有表態。
傅涇波（右）與司徒雷登（左），兩人間的關係在當時的燕京大學引人矚目（資料圖）
6月18日在討論到司徒雷登回華盛頓述職時，黃華主動訊問了傅涇波是否允許他進行一次北京之行，傅涇波沒有表態。黃華6月28日再一次提及且明確表示收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來電，説如果司徒雷登想訪問燕京大學，他們歡迎他去北平。
司徒雷登認為這是一項邀請：
不管北平認為這項建議是出自我還是共產黨人，我只能把黃華帶來的消息看作是毛和周發出的含蓄的邀請。表面上訪問燕京大學，實際上是與他們會談。接受邀請無疑會使他們高興，並使我有機會陳述美國的政策以及對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擔憂、對中國前途的良好願望，而且還能使我帶給華盛頓關於中國共產黨意圖的最有權威的信息，此行將有助於加深相互諒解，還會加強中國共產黨內部傾向於自由主義的反蘇分子的力量。
它將使美國對中國正在變化的政治趨勢的不持偏見的態度更直觀和更具進取性地表現出來，並有可能對未來的中美關係產生有益的影響。
在電報裏他也均衡地講了所謂負面的影響，包括國民黨的擔心：
我得到的清晰印象是，不管他們的動機如何，毛澤東 、周恩來和黃華都希望我能夠前往。當然，我沒有向黃華答覆毛澤東口信，只是説，我當然很高興可以回到燕京大學。
他説雙方已經進行了充分的準備，最後他問了一句：
我可以乘坐任何一種交通工具。如果國務院認為北上有必要，請及早指示，以便答覆黃華。
這封信在華盛頓立刻引發了軒然大波。1949年6月30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辦公室的官員戴維斯給喬治·凱南寫了一份備忘錄：
巴特沃斯急於讓你瞭解來自司徒雷登的情報的含義。它的特殊重要性讓我感到震撼——其程度甚至超出周恩來所作的非正式談話。顯然共產黨人試圖從這次訪問中儘量獲得收益。
我（戴維斯）認為，這次訪問的作用不像是司徒雷登所想的那麼大（也許它本身是個大事情），它的意義並不比司徒雷登根據我們的指示瞭解共產黨的內容更重要。直接傳達我們指示的精神就夠了……
巴特沃斯的方案是司徒雷登只在下列條件下接受：他將乘專機去瀋陽，確認那裏的使館工作人員離開時可獲得的便利條件；帶華德夫婦返回，順道在北平稍作停留，拜訪毛澤東。巴特沃斯和我都認為這會使我們在亞洲大長面子，而且也提供了所謂訪問的正當理由。
這邊特別解釋了一句：
其中的奧妙就在於，這些條件對共產黨來説幾乎是不可能接受的，而會談的機會也就因這樣的條件而不復存在。
但是基於一貫的精緻利己主義的計算，美方不想司徒雷登成行，要把會談撕裂的責任推到中方頭上。而且他説：
在我看來，可採取這一辦法來應付美國公眾的批評，即使在會談舉行之後，由國務院發表聲明，表示司徒雷登去北平不是亦步亦趨地跟着共產黨走，而是去那裏向他們宣讀“取締鬧事法”，事實上也將如此。
巴特沃思的看法是，最終決策要視美國國內對此事的反應而定，而他很難對此做出判斷。此事必須由國務卿權衡並做出決定。
最終1949年的7月1日，艾奇遜致信司徒雷登：
你6月30日的電報已在最高層次上作了研究。現指示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你的電報中已經闡述了做出這一否定的決定的主要原因。
**因為意識形態、歧視、偏見、國內政治利益等等，中美關係的最後一扇門被美國人自己關上。**以後的歷史發展很清楚，司徒雷登黯然地走了，白皮書來了。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雄文《別了，司徒雷登》。
《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澤東當年為批駁美國政府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為新華社撰寫的五篇評論文章中的第二篇（資料圖）
1950年朝鮮戰爭後，中美之間兵戎相見，陷入了長達22年的直接敵對和衝突。
22年之後，機會再度降臨。1971年，第31屆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進行。在這次比賽中，中國和美國的乒乓球隊在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外交當中的經典案例——“小球轉動大球”，使得處於冷戰狀態下的中美關係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對國際局勢也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1971年之前中國乒乓球隊已經錯過了1967年和1969年兩屆世乒賽。第31屆名古屋的世乒賽中還涉及到當時柬埔寨被美國扶持起來的朗諾政權派對派隊參賽，所以去不去本身在國內是有爭議的。
周總理覺得應該是要去的，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也説道：“如果需要考慮放棄比賽，只好放棄，要有這個勇氣，因為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如今就在北京，要是和朗諾人的比賽，就説不通了……如果朗諾的人跟我們碰到一起，我們就要棄權。”
而毛主席當時對於來自日本右翼勢力的各種威脅和挑戰，他説：“我隊應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最高領導人拍板同意之後，我們的乒乓球隊出征了。
比賽期間，美國乒乓球隊在得知中國隊邀請英國隊、澳大利亞隊、哥倫比亞隊、加拿大隊和尼日利亞乒乓球隊訪華的消息後，於3月30日，在比賽休息大廳內，美國乒協主席斯廷霍文和美國乒協國際部主任哈里森碰到宋中時説：“如果有機會，美國隊可以到中國參加比賽……中國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國選手去一次中國，一定能學到許多有益的技術，也希望中國乒乓球選手到美國去。”
美國想去，但不能説它要去，得是中國請它去，情況轉到中國高層後，接下來又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事情：1971年4月4號世乒賽，一個叫格倫·科恩的美國隊員當時和英國人合練，需要一輛車去主場館，就上了輛有賽會標誌的車。上車以後他發現那是中國隊的包車，一車的中國人。
對於這樣一個外國人，中國隊員們就沉默地盯着他。事後的訪談中提到“外交無小事”，外事是有紀律的，比如説不要和美國運動員手拉手、不要和美國人主動交談、比賽場上不要和美國隊交換國旗。
但是，世界冠軍莊則棟性格是個自來熟，他其實不會英文，但他就藉着翻譯站起來往他那邊走過去，跟格倫·科恩自來熟地聊起來了。到最後，莊則棟決定送美國人一個禮物——隊裏面給隊員準備的一個傳統織錦緞，上面是一幅黃山的風景畫《黃山雲龍石笱》。到站後兩個運動員下車，一張照片拍下來：科恩拿起莊則棟送他的禮物，而莊則棟就站在他的身邊。
美國乒乓球運動員科恩無意間坐上了中國乒乓球隊的訓練大巴，中國隊隊員莊則棟熱情地與他打招呼，還贈送給他一塊印有黃山風景的杭州織錦作為禮物（資料圖）
這張照片在當時引發很大的轟動。第二天科恩買了件T恤，上面印了美國國旗與和平標誌，還有一句歌詞let it be。這個事情立刻登上日本媒體新聞的焦點，共同社為此事刊發了消息，《以莊則棟為中心，形成了“友好之環”》：在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比賽場上，中國的老運動員莊則棟的名聲突然高了起來，在莊則棟身邊總是圍着一羣喜笑顏開的人們，央求莊則棟簽名的孩子們，以及其他人形成了“友好之環”，並且悄悄地擴大着。
當時中國的外交思路，已經非常明確地要調整中國對美戰略。事實上不管是從戰略研判、國際形勢等，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都在找一個合適的機會啓動。共同社刊發“友好之環”的報道直接被納進當時新華社收集的參考資料，可以把它理解為中國領導人看的每日情況簡報。
1971年4月6日晚，毛主席當時拿到一份關於要不要邀請美方乒乓球代表團訪問中國的請示文件。周恩來、毛澤東都在上面已經做了批示，第二天白天就發回去了。批示的內容是：不要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根據毛澤東主席的保健護士長吳旭君的回憶：
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藥，他要提前睡覺。晚上11點多了……他就坐在牀邊，我坐在牀前的桌子上吃飯，就坐在他對面，他因為吃了大量的安眠藥，困極了，他就腦袋這麼低着，就在那這麼低着睡，就是不肯躺下。過了一會兒，他突然説話了，嘟嘟囔囔的，聽不清説什麼，聽了半天，我才聽出來，他要我去給王海容同志打電話，當時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長，他説要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的天哪，我一聽這話當時就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照他現在説的去辦，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呀，那總理和他都畫了圈的，那可能會辦錯了。再有，毛主席跟我交代過，説他吃了安眠藥以後講的話都不算數，那麼現在跟我交代的這件事就是吃了安眠藥以後講的，究竟算不算？我得想一個辦法來證實，主席現在到底是清醒還是不清醒。用什麼辦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讓他主動講話。過了一會兒，主席勉強地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看着我説：小吳你怎麼還坐在那兒吃呀？我叫你辦的事你怎麼不去辦呢？我想這下對了，主席可説話了。我就很大聲地問他，我説：主席，你剛才都跟我説了什麼啦？我儘管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跟我説一遍，不錯，他又斷斷續續一個字一個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剛才交代的事情説了一遍，我就反問了一句，我説：你現在都吃了安眠藥了，你説的話算數嗎？主席就向我這麼揮了一下手，説：算了，趕快辦，要不就來不及了。
“友誼之環”的參考資料使他改變了想法，雖然前後極其偶然，但其實也是某種共同的必然作用。另一方面的必然性來自太平洋彼岸，美國新任的尼克松政府認真強調了中美之間交往的重要性和改善中美關係的必要性。
在“乒乓外交”之前，中美已經通過諸多渠道，包括巴基斯坦渠道，開始了一系列秘密接觸和溝通交流；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一場體育比賽在中美之間用一種非常靈巧的方式推動了當時陷入僵局、缺乏“破冰手段”的中美雙方，找到了一個契合點。它展現出了雙方人民在交往當中表現出來的融洽、熱情和友好。
基辛格秘密訪華（圖源：央視新聞）
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尼克松總統（資料圖）
中方邀請美方乒乓球隊對中國進行訪問的時候，各個國家媒體開始聚焦創造乒乓球新的外交詞彙。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在4月8號刊載了一篇文章《周恩來在外交性的乒乓球比賽當中起了作用》，創造了“外交性的乒乓球比賽”；德國的《法蘭克福匯報》，提出《賽璐珞球閲盡世界政治，並譜寫的歷史》，賽璐珞球指的是乒乓球的材質。
提出“乒乓外交”概念的是一個法國外交人士，共同社巴黎8日電：在討論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時説，中國的邀請是在慎重的研究之後發出的，因此“乒乓外交”可能是改善美中關係的工作取得成功。中間促成這場賽事交往的日方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日本乒乓球協會的會長後藤鉀二。
“乒乓外交”對中美雙方來説，促成了中美重新“打破堅冰”走到一起。把它和司徒雷登的事情對起來看：
第一，中國和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分歧，是在可見的將來無法改變的客觀必然，認知到意識形態的差異，是保障中美關係進入正常發展軌道的必要前提。
但是在看到差異，有鬥爭摩擦之後怎麼辦？一種是盯着不放，甚至把它作為某種籌碼，人為地在中美之間製造摩擦、擴大分歧、為了一些其他的原因挑起不必要的爭鬥；另外一種辦法就是客觀面對差異，創造性地尋求管控分歧，共同努力尋找創新方案。
歷史證明，凡是進入第一種狀態，中美關係就會變糟；凡是進入第二種狀態，中美關係就會良性發展。實事求是地説，其中主要的問題和責任在美國一方。在對待中美關係上，中方從第一代領導人至今的歷代領導核心均表現出原則性和靈活性的辯證統一，沒有出現過欲以意識形態阻斷中美關係向前發展、甚至惡化中美關係的不當舉措，相反這在美國那兒有很多證據。
第二，中美兩國之間的交往建立在相互對對方核心利益尊重的基礎之上，中美承認分歧、尊重核心利益、創造性地尋找共同點，這是非常重要的。在尼克松對中國訪問時中美簽署的第一份聯合公報的第一段、第二段和第三段中，雙方坦率地表達不同看法，尋找合作的共同點。未來中美關係要走向良性發展，美國的領導者、精英同樣需要認清這一點。
在中方不僅我們的領導人，包括普通民眾、關心中美關係的熱心網民對此也要充分而清醒地認識，適度把握好分寸、理清邊界，以一種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態度去認識和理解中美關係，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使中美關係保持良性穩定和健康是一個必要的前提和條件。
第三，中美關係需要具備充分的彈性，以適應隨時間發展而出現變化的實力對比。在新的世界，中美關係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中美關係也不可能持續處在一種狀態。它不停地需要適應世界的發展，適應中國和美國的發展，適應中美兩國之間實力對比的發展，只有做到了這種靈活、彈性和務實高效的調試，中美關係才能長期保持穩定和健康。
旭日東昇系列到這裏結束。在這幾集中，我們回顧了從斯諾西行，到1970年代“小球轉動大球”，中美之間重新走到正常軌道上的過程。很榮幸能夠在共產黨建黨100週年跟大家回顧這段歷史，共同探討中美關係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影響發展的關鍵的因素。
歷史中藴藏着正確的認識和處理複雜中美關係的寶貴的經驗和智慧，先輩用他們的熱血和汗水為中美關係的良性健康發展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今天這份使命已經傳到了我們當下這代人身上，希望大家能夠有所收穫，也願意和大家一起為推動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建設一個更加美好明天，持續不斷奉獻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謝謝大家。
（整理/觀察者網 趙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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