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賴特：拜登想要團結民主國家一道對抗中國，但可惜做不到

【文/托馬斯·賴特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喬·拜登已就任總統數月，他的外交政策相較於其國內政策似乎明顯不引人注意。這位總統的首要任務顯然是應對此次疫情以及推出數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刺激計劃。然而，人們不應只關注他的國內政策而忽視美國外交政策已發生重大轉變這一事實。這一轉變不僅始於拜登的前任唐納德·特朗普，也始於拜登的前老闆巴拉克·奧巴馬。

構成拜登世界觀的關鍵要素並非顯而易見。但你不必去秘密文件中尋找線索，只要聽聽他説什麼就行了。

他在今年2月份説：“我們目前正處在一個拐點，有些人聲稱……威權是最好的前途，而另一些人則明白民主至關重要。”在下個月，他對記者説，“依我看”，中國不會實現，“成為世界上最先進國家、最富有國家和最強大國家這個目標。”今年4月，他重申了這一觀點，認為世界正處於“民主能否在21世紀發揮作用”這個拐點上。上個月，他對《紐約時報》的大衞·布魯克斯説得更具體了，“我們正處在一個世界其他國家開始關注中國的時刻。”很明顯，他不僅在正式講話中這樣説，他在平時也總是提起這個話題。

在拜登看來，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正在與中國和其他威權國家展開競爭。而某一時期的快速技術變革則加劇了這種競爭，使中國獲得了在某些領域可能超越美國的機會。

除了發表言論，拜登政府也正與國會展開合作，謀求通過《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以對抗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野心，尤其是中國在技術方面的野心；拜登政府將優先考慮美國與亞洲盟國的關係，而不是美中雙邊外交；拜登政府還敦促歐洲採取更多措施來對抗中國。

美國國會審議《無盡前沿法案》

對總統來説，發生這種轉變要經歷一個過程。兩年前，他曾談到自己為什麼認為有關中國實力的報道是誇大其詞，並在2020年競選時説了一句被共和黨人抨擊的話：“中國要吃我們的午餐？來吧，夥計。我是説，你知道，他們不是壞人。但你猜怎麼着？他們還不是我們的對手。”

現在他擔心中國是美國的對手了，而且中國不僅僅是對手，中國還可能會贏得這場美中競賽。這一信念奠定了拜登理念的基礎。

對民主黨內的許多人來説，拜登轉變立場之快令人驚訝。民主黨內某些負責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希望，拜登對中國的看法還沒有定型，他會隨着時間的推移緩和自己的言辭和態度，不再強調美中競爭是民主和威權之間的較量。他們擔心美中可能會陷入類似冷戰時那樣的意識形態鬥爭。就像2019年的拜登一樣，他們也認為中國的實力被誇大了，美國可以繼續保持耐心和剋制。他們認為，雖然華盛頓必須勇於維護本國利益，但它也需要迅速過渡到與中國和平共處的階段——基本上就是恢復奧巴馬政府的做法。

拜登政府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坦率地討論了政府的打算，他告訴我，雖然外交決策者們贊同總統的觀點，但政府中的一些官員和復原派有同樣的憂慮，而另一些官員則尚未領會總統言論的要義。

美國在歐洲的盟友，尤其是德國，也對過於強調抗衡中國感到緊張。拜登在飛往歐洲前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淡化了美國與威權國家間的競爭，轉而強調有必要證明民主的有效性，這也許不是巧合。

但所有擔心拜登觀點的人都忽略了一個拜登早已指出的重要地緣政治發展趨勢。舊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經瓦解，兩大國家集團正在取代它，一個是民主國家集團，另一個是威權國家集團。雙方的行為動機都更多地源自於自己的不安全感，而不是出於按自己樣貌來改造世界的野心。中國及其他威權國家擔心，信息的自由流動、民主的吸引力和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會動搖他們的政權。拜登和美國的盟友擔心，中國的企圖將破壞自由和民主，將國際規則推向非自由主義的方向，並加強全世界威權國家的實力。

他們的評估都沒有錯。美國的後冷戰體系已間接威脅到了專制政權。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許多美國人和歐洲人都認為這是全球化的有益副作用。

拜登也明白，雖然美國國內的民主危機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咎由自取的，但它也是更大的國際危機的一部分。只有解決不受限制的全球化、外國干涉選舉以及腐敗網絡這些危機，才能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更大的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拜登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他正確診斷出了美國當下面臨的戰略挑戰。就像冷戰初起時的哈里·杜魯門和冷戰結束時的老布什一樣，總統現在也有了一個為新時代建立框架的機會。但這麼做並不容易。

在競選過程中，拜登承諾將召開民主國家峯會。這在當時很有吸引力，因為它為如何推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具體的思路。然而，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我，他們也充分意識到了這種做法的侷限性。眾多民主國家作為一個羣體過於多樣化；每個國家對總體挑戰的評估都有很大的不同。為此，拜登政府將不得不採取小型、非正式組織的方式，與個別盟友展開合作。高級官員們相信，你是通過行動來領導眾人，而不一定要建立複雜的新機構，至少不用在一開始就建立。

拜登在亞洲打算深化四國機制（QUAD，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組成的集團）在疫苗分發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迄今為止，他在與歐洲的交往中缺乏類似的雄心和熱情，因為在歐洲，德國總理默克爾對中國的戰略評估與他截然不同，默克爾對競爭持謹慎態度並支持歐洲與中國展開接觸。美歐這些分歧是不那麼容易解決的。

盟友們也在問，拜登的中產階級外交理念能為促進整個自由世界的繁榮做些什麼。有人擔心，這只是特朗普保護主義的一個較温和版本，拜登也對自由貿易協定持懷疑態度，並偏愛加徵關税。拜登政府官員私下承認，這是他們必須面對的巨大挑戰。然而，正如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上週末指出的，七國集團在支持實施全球最低企業税方面取得突破是一項重大成就，這項政策將惠及全世界的中產階級，而不僅僅是美國的中產階級。

拜登的工作之所以複雜難做，是因為我們現在所處的競爭時代與冷戰時代有着本質的不同，這要歸功於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之間存在高度依賴的關係，這尤其要考慮到中國。拜登必須領導民主國家就如何與中國保持適當接觸達成一致。例如，這肯定意味着，在可能有助於中國實現軍事現代化或侵犯人權的軍民兩用技術領域，從戰略上減少聯繫。同時，這通常還涉及到管控風險，並在某一盟國遭受侵害時做出集體反應，比如出現了迫降飛機，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徵收懲罰性關税，以及不公正地逮捕其他國家公民等情況。

這種複雜性並不是拜登面臨的唯一挑戰。如果某一重大問題長期無法得到解決，那麼光靠建立非正式組織或專門組織去解決它將是不夠的。拜登的外交政策應是與眾多志同道合並得到美國朝野上下廣泛支持的國家達成國際協議，但考慮到美國政壇的兩極對立程度，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這樣的協議可能涉及遏制和應對經濟脅迫行為，建立可靠的供應鏈或加強對民主和人權的保護。

為了貫徹他的理念，拜登必須在政治上身段靈活。進步人士已紛紛發言，批評他的對華政策，指責拜登總統發動了一場可能激起反亞裔情緒的冷戰。但這是一項很奇怪的指控。畢竟，是伯尼·桑德斯效仿温斯頓·丘吉爾1946年的鐵幕演説，在密蘇里州富爾頓市發表了外交政策演講，譴責威權主義。是伊麗莎白·沃倫在參加總統競選時，把反對貪腐專制主義的鬥爭作為她核心的外交政策。如果説拜登做了什麼的話，拜登也不過是在追隨他們的腳步。他應該努力爭取將兩位參議員都拉入他的陣營。此外，拜登應該提醒進步人士，如果與中國的競爭不是關於價值觀和民主，那麼剩下的就只有針對中國本身，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義做法。

另一方面，保守派永遠不會在外交政策上完全同意拜登的觀點，但一些人正在與拜登展開合作，制定有關中國的法案。許多共和黨參議員相信要依賴美國的盟國，並在美國戰略中強調民主和人權的價值，即使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同意他們的這一立場。一些共和黨參議員甚至表示，如果是為了與中國展開有效競爭，它們將支持建立多邊組織。拜登可以利用共和黨參議員和特朗普之間的這一分歧，爭取兩黨達成共識，一同支持他外交政策的關鍵部分。

在美國歷史上，有些總統從來沒有自己的主張。而拜登有。在他看來，美國正與中國的政治體制展開競爭。他的應對措施不是在槍口下傳播民主，甚至也不是促進民主體制本身發展，而是向世界表明民主體制能夠發揮作用——既在國內也在國外發揮作用。現在的問題是，拜登能否團結他的政府、整個國家和美國的盟友，將這一主張融入美國的外交政策。

（觀察者網由冠羣選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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