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衞副大臣中山泰秀多次自吹：當年5個人反對通過中日友好條約，我爸是其中之一

（文/觀察者網 馮智源 編輯/郭光昊）

近期，日本多位政客就台灣問題密集發表極端言論。日本防衞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國智庫演講時公然將台灣稱為“國家”，遭到中方強烈批評。

“反共親台”曾是日本政壇上一股很強大的勢力，這些人敵視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不願拋棄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上世紀70年代，就在中日兩國邦交走向正常化時，中山泰秀的父親中山正暉就加入了主張“親台”的政治團體——“青嵐會”。而中山泰秀也在多個場合“自誇”：當年有5個議員反對通過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我爸就是其中之一。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來，日本政府就顯示出與美國更加緊密的姿態，在台灣問題上“搞小動作”的力度明顯加大。多名現任官員公開發表極端涉台言論，甚至連首相菅義偉此前都曾將台灣説成所謂“國家”。如今的日本政壇上，部分“偏激派”、“少壯派”似乎已經不再將台灣問題視為禁區，反覆試探中方底線。

在中日關係核心問題上搞事情，這些日本政客想清楚利害了嗎？

把台灣稱為“國家”的日本防衞副大臣

6月28日，日本防衞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演講時，就日本與台灣關係表示稱，“台灣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朋友，而是日本的兄弟、家人。”

演講中的中山泰秀 圖自哈德遜研究所媒體賬號

在演講中，他宣稱“日本和台灣地理上相鄰，與其將台灣比作朋友，不如説作為更親密的‘家人’更準確。台灣一旦發生什麼事，將直接影響日本的沖繩。而沖繩設有美軍基地還有軍人家屬，現在非常有必要把焦點放在目前受到大陸軍隊威脅的台灣問題上。”

此外，他還渲染“中國威脅論”稱，在太空、導彈、網絡空間以及核力量等方面，中國的“威脅”正在上升，強調“（日本的應對意識）必須覺醒”。

中山泰秀在日本被視為“親台派”的政治人物。

日本政界裏，由於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和“殖民台灣”的歷史舊夢，所謂“親台”“友台”思想其實一直都存在。中山泰秀的父親——前日本眾議員中山正暉就曾是日本的“鐵桿親台派”。1978年日本國會表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曾有五名議員投下反對票，他的父親便是其中之一。

中山泰秀出身於政治家族。除他父親外，他的祖父母也是國會議員，其祖母中山マサ更是日本首位女性大臣。此外，中山泰秀的伯父中山太郎也是前日本外務大臣。

他還經常通過個人社交媒體發文顯示自己的出身。此外，他也在媒體採訪中屢次標榜自己的世家身份。

在受到反對者批評時，中山泰秀曾借家族成員來標榜自己，稱“我父親就是反對‘日中條約‘的五人之一” 圖自推特

有意思的是，他的父親中山正暉當年也是在其母親（也就是中山泰秀的祖母）手中接過權力的“交接棒”。中山正暉早年擔任父母的秘書，1960年，他藉着母親擔任第一屆池田內閣的厚生大臣之機進入政界。

中山正暉和他身後的“親台”政治團體——“青嵐會”

中山正暉在日本政壇初露頭角時，正是中國與美國、日本的關係走向正常化的時代。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開啓“破冰之旅”，這給深深感受到美國“越頂外交”的日本政壇帶來極大的震動。在眾多日本對華友好的政治、經濟界人士的大力推動下，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並代表日方與中方簽署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聲明。

在聲明中，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聲明簽署後，日本隨即同台灣當局斷絕了“外交關係”。

1972年，訪華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右）和外相大平正芳在長城遊覽

當時，在中日關係必然走近的歷史大勢之下，卻有部分日本議員依然死硬地抱着“親台”論調不放。中山正暉正是當年鼓吹“反對同台灣當局斷交”的人物之一。

1973年，中山正暉與中川一郎、渡邊美智雄、石原慎太郎等人一道，成立“親台”政治團體“青嵐會”。

日本國會網站顯示，1978年4月的第84屆國會眾議院外務委員會上，當討論至“中日兩國就和平友好條約進行協商”一事時，中山正暉發言稱“我期待該條約與台灣地位無關，並希望‘日台關係’在未來將變得更加穩定和長久。”

然而，中山正暉等“親台”政客的意圖終究沒能達成。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簽字，兩國關係取得了又一座里程碑。

當年10月，中日友好條約送交日本國會，參眾兩院以壓倒性票數批准通過。然而，中山正暉卻依然跳了出來反對中日友好。當時，有五名議員投了反對票，分別是眾議院的林大幹、浜田幸一、中山正暉以及參議院的源田實、玉置和郎。因此，他們也在日本“親台”圈子和台灣島內被稱為所謂“三勇者兩賢人”。

中山泰秀的父親中山正暉 圖自livedoorblog

其實，被視為“右翼政治團體”的“青嵐會”最初也並非完全為了“反共親台”而成立的。它的出現，是和70年代初日本政壇的派系之爭緊密相關。

1972年，隨着佐藤榮作下台，自民黨內部派系分化，形成了田中角榮、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為各自領導者的五大派系。田中角榮與福田赳夫這兩位分別是本方派系的領袖人物隨即就新首相的“寶座”展開爭奪，這也就是所謂的“角福戰爭”。

由於“角福戰爭”正值尼克松訪華之時，因此當時日本國內也普遍期待與中國“破冰”。隨之而來的是，在日本的政治、經濟界，支持中日友好的人士越來越多，與之對立的“親台”勢力愈發感到“壓力山大”。

於是一部分年輕的日本政客出於根深蒂固的“反共”“友台”政治思想，開始謀求結成團體。

當時，田中角榮積極主張推動中日關係走向正軌，並且與主張“親華”的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三派合作，謀求“四派打一派”。最終，田中角榮勝出並登上了首相“寶座”。

失敗的現實刺激到了本就“親台”且反對田中角榮的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1973年，被稱為福田赳夫“別動隊”的“青嵐會”宣告成立，支持“親台”思想並強烈反對田中角榮提出的新政策，包括中日邦交正常化。由於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中山正暉等31個成員來自各派系，因此“青嵐會”成了“超黨派”的政治團體。

“青嵐會”毫不掩飾其被視為“極右”的政治理念：強烈反對共產主義、主張修改日本憲法、擴大軍備……加入的成員也需“歃血盟誓”。

“青嵐會”的大部分成員也不在乎被批評為“右翼”。其成員中尾榮一就曾在“話事人”中川一郎所寫《青嵐會——歃血為盟與憂國的論理》一書中撰文稱，“對於‘右翼’、‘鷹派’等批評，我欣然接受。”

諷刺的是，在號稱“反對派系之爭”的“青嵐會”登上歷史舞台的時期，自民黨可謂是內部紛爭與對立最激烈的時代。

1974年2月，自民黨總務會圍繞“中日航空運輸協定”議題展開討論時，“青嵐會”糾集兩名正式參會者及十名會議觀察員大鬧會場，政客浜田幸一甚至爬上會議桌上躥下跳、踢翻煙灰缸和水杯。最終，由於“青嵐會”的鬧劇，討論會全體不得不做提出妥協，將“維持日台間民用航線”寫入草案。

“青嵐”一詞原本意境唯美，在日語中有“初夏時節吹拂綠葉的風”之意。“青嵐會”自詡其目標為“為混亂和停滯不前的日本政治世界帶來一股清風”，然而從現實來看，它給日本政壇帶來的風卻“把煙灰缸吹翻了”。

論文《青嵐會的興亡史——從政策集團到派閥》中描寫的“青嵐會”的鬧劇 （作者Karol Zakowski，出自波蘭的日本學研究期刊《Silva Iaponicarum 日林》，2010年1月）

不過，隨着1978年中日友好條約的簽署，“青嵐會”逐漸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自然而然地退出了歷史舞台。然而這一“親台”組織的骨幹成員們並未一鬨而散，1979年5月，17名政客組成“自由革新同友會”，繼續為福田赳夫充當“別動隊”。

進入80年代後，隨着不少原“青嵐會”成員進入了日本政府的要職，他們的政治姿態也逐漸變得穩健。

“青嵐會”前話事人的中川一郎因後來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大敗，最終於1983年1月自殺。2014年，另一位話事人渡邊美智雄之女渡邊喜美接受《日本經濟新聞》採訪時也提到，“父親非常後悔當年破壞中日關係發展的所作所為”。

有趣的是，上文提到的“在桌上上躥下跳阻撓中日關係發展”的浜田幸一後來卻回到了親華的田中、大平一派，繼續使用暴力手段“保護”着為中好友好立下功勞的大平正芳。

而對於當年“青嵐會”的成員石原慎太郎，想必許多中國人已有所耳聞。2012年，正是他提議日本政府將我國釣魚島進行所謂“國有化”，最終導致中日關係驟然降温。

“親台”論調仍然“死而不僵”

儘管“青嵐會”早已在歷史的車輪下遠去，但在如今的日本政壇，像中山泰秀這樣在台灣問題上“搞事”的人物絕非個例。

自從拜登擊敗特朗普上台以來，日本政府就顯示出與美國更加緊密的姿態，並且在台灣問題上屢次“搞小動作”。

今年5月，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也曾代表日本政府，在記者會上就台灣連續5年未收到世界衞生大會邀請一事聲稱：“我們在世界衞生組織一直主張，在處理國際衞生問題時不應該存在地理上的空白”。加藤還稱，“日本一貫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衞大會，我們將繼續與有關國家合作，敦促世衞組織，並明確我們的立場”。

6月9日，日本首相菅義偉與在野黨黨首舉行討論會時，就曾將台灣與澳大利亞、新西蘭並列，説成是“國家”。立憲民主黨的黨首枝野幸男也在會上發言時將台灣稱作是防止疫情擴散“成功的國家”。

在6月11日起舉辦的七國集團（G7）峯會上，日本也極力促使峯會的聯合公報提及所謂“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而從中山泰秀的身上，我們也能看到，當年“青嵐會”所反映出的政治世家林立、“親台”思想根深蒂固等特徵，至今似乎依然縈繞在日本政壇。

中山泰秀（右）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圖自中山泰秀個人網站首頁頂部

其實，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國內阻礙中日兩國友好事業的勢力遠大於今天。在中日民間交流活動中，甚至出現過日本暴徒當街侮辱中國國旗的嚴重事件。1958年5月2日，在日中友好協會長崎支部舉辦活動的會場，兩名日本暴徒闖入並將懸掛的中國國旗扯下侮辱，隨後被逮捕。但當時的岸信介內閣卻因堅持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快將暴徒釋放

1958年5月12日《人民日報》相關報道 圖自上海紀實《檔案》

在那樣艱難的情況下，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的兩國人士也義無反顧，甚至不惜犧牲生命。

1972年中日就恢復邦交的談判過程中，圍繞台灣及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等問題，雙方談判一度陷入僵局。眼看訪華之旅就要無功而返，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心急如焚。在去長城參觀的路上，他想爭取再與中國外長姬鵬飛深談一次。

在姬鵬飛的車中，大平正芳推心置腹地説，“雖然不能全部滿足中方要求，但我們願意做出最大限度讓步。沒有這種思想準備，我們是不會來中國的。既然來了，我們就會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命來乾的。”擔任翻譯的周斌後來在《大平正芳印象》一文中稱，“大平在訴説上述內容時，看上去眼睛裏有淚花。”

大平正芳情之所至的表態，對談判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汽車會談”也由此成為了一段佳話。後來人們才知道，在登上來華飛機前，大平甚至給妻子留下了遺囑。

1972年，隨着中日“破冰”，中國決定贈與日本兩隻大熊貓，作為日中兩國人民和平友好的象徵。一時間日本掀起“熊貓熱”，東京上野動物園也排起了三千人的長隊。

明年正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就在上個月，東京動物園裏的旅日大熊貓，又誕下了兩隻熊貓寶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