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多瑙河畔的“神醫”——理查德·傅萊

“100天講述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100個故事”之五十一

在唐縣晉察冀烈士陵園，安葬着一位為中國人民抗日、解放和建設事業而奮鬥的奧地利大夫——傅萊。在中國工作生活的65年裏，他不但迎來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也參與和見證了新中國的建設和改革開放歷程。中國人民親切的稱呼他為：來自多瑙河畔的“神醫”。

傅萊，原名理查德·施泰因

傅萊17歲秘密加入奧地利共產黨，因積極從事反法西斯的地下鬥爭而遭到納粹追殺。雖然遠隔重洋，但他早已聽説過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事蹟，因為覺得這樣的組織和他的信念、追求一致，他毅然選擇跋山涉水前往中國。1939年1月15日，這位19歲的奧地利青年醫生歷經28天的航行後，終於踏上中國的土地。傅萊先後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苦尋中國共產黨組織，幾經輾轉終於得到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的口信：歡迎他到晉察冀軍區工作。這一消息讓傅萊喜出望外，感覺“像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像孤兒回到了母親的懷抱”。不久，他便在地下黨和游擊隊的護送下來到晉察冀根據地，並見到了聶榮臻司令員。傅萊原名理查德·施泰因，聶榮臻對他説：“你是追求自由找到八路軍的，叫這個名字很好（‘傅萊’是德語‘自由’的諧音）。”傅萊非常喜歡這個名字，終其一生都在使用。

傅萊對在中國繼續從事醫學工作的安排非常滿意，他拿着聶榮臻親筆簽署的任命書來到白求恩衞生學校。儘管生活十分艱苦，戰鬥環境非常殘酷，傅萊一直以飽滿的革命熱情戰鬥在前線，一邊擔任教學，一邊參加戰地救護和部隊衞生工作，此外他還克服艱苦條件，積極進行醫學科研。

傅萊在抗日前線診治八路軍傷員

傅萊經常隨軍區衞生部檢查團到分區和戰鬥部隊檢查衞生工作，目睹了邊區傷病無藥可治的嚴重情況。而此時，醫治戰傷和多種傳染性疾病的特效藥青黴素已在英、美等國用於臨牀。於是，傅萊暗下決心，要把青黴素研發出來。1945年初，在報陝甘寧邊區政府批准後，傅萊帶領兩位助手，在延安城東柳樹店中國醫科大學內，自己動手建起生化研究室（土法生產粗製青黴素的小作坊）開始研製。沒有培養細菌的恆温設備，傅萊就用一個土屋當實驗室，在裏面壘炕燒火，以保持恆温；沒有功能齊全的不鏽鋼發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沒有攪拌器和搖牀，就定時進入恆温培養間，抱着發酵瓶振搖；沒有空氣壓縮機，就用打氣筒人工打氣；沒有空氣過濾器，就用打氣筒把空氣先通過一個裝有無菌棉花和濾布的小管，除菌後再通入發酵罐底部，來保證培養液中有足夠的溶解氧……就這樣，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失敗，1945年，傅萊和他的兩位助手開發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批粗製青黴素。這對於緩解我軍用藥困難，尤其是對於減輕戰士外傷感染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勞。

1944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被批准，聶榮臻親自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雖然有着標準的西方人長相，但在傅萊心中，從來沒把自己當成過外國人。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人口普查之機，傅萊經過積極申請，加入了中國國籍，完成了從一位國際友人到中國人的轉變。

1961年，傅萊的父親在奧地利去世，傅萊回奧地利探親，這也是傅萊離開家鄉後第一次回國。他和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此前一直保持着書信往來，這次母子相見，母親很想讓他留在身邊。而當時正值中國三年困難時期，很多人猜測傅萊不會回來了。但出乎意料，傅萊按期回到了中國。傅萊説：“説實在的，我從沒想過要離開中國，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我的事業在中國。比起西方某些發達國家，中國的物質生活水平不算高，我確實也吃過一些苦，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吃的苦遠遠沒有中國普通戰士和老百姓多。即使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白求恩衞生學校的學員們有時吃黑豆，我和柯棣華等卻能吃小米，到延安後還有大米、白麪吃；一般教員要兩人合點一盞油燈，而且只許點一根捻，由於我有近視，聶榮臻司令員批准我單獨用一盞油燈，點兩根捻……”

2004年11月16日，傅萊在北京病逝，享年84歲。他曾當選第六屆至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並多次受到政府表彰，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衞生部科學貢獻獎。遵照他的遺囑，他的遺體捐贈給中國醫療事業作研究之用，而他則安葬在他曾經戰鬥過的唐縣。

傅萊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