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美國創新曾經是怎麼成功的？中國能學到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科技發展如何助推經濟增長，促進繁榮，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2021年國內引進出版了美國研究者喬納森·格魯伯和西蒙·約翰遜共同撰寫的《美國創新簡史》一書，該書嘗試用歷史長時段的深度洞察分析，對1940年開始至2018年的美國實踐，進行深度的剖析；繼而在此基礎上回答這樣幾個問題：

美國創新在歷史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要素是什麼？美國創新為什麼事實上走向了某種歧途，併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後果？以及，在當下，美國應該做些什麼，重現歷史上的榮耀時刻，在21世紀再度重新啓動創新引擎，讓創新為重新促成美國的繁榮，實現美國夢，注入新的動力。

為此，作者將視角投向了1940年代的世界，當時的世界，正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早期階段；總體軍事力量仍然相對弱小乃至落後的美國（第1頁），在短短4年的時間裏，實現了巨大的飛躍，並最終憑藉這種科技創新的巨大飛躍，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作者認為，其中的標誌性事件，是範內瓦·布什，麻省理工學院前院長、工程系前主任、卡內基科學研究院的領導者，1940年6月12日對白宮的造訪；他用15分鐘的時間，成功説服了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即後來大名鼎鼎的國防研究委員會。

範內瓦·布什（1890.3.11-1974.6.26)（資料圖）

在這個委員會主導下，美國政府大幅度增加了對科研的投入，從1938年國民收入的0.076%，提升到1944年的0.5%，由此，政府的經費，促成了科學家將自己的知識儲備轉化為美軍的先進裝備，在美國龐大的製造業的支撐下，研究的成果變成了終端的產品，即軍火，繼而，贏得了戰爭。

在這種成功的鼓舞下，1945年，布什完成並提交了著名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這也是2021年美國國會相關立法名稱的最初來源）。

布什的報告中，提出了幾個方面的主要觀點：其一，政府部門不應該直接搞科研；其二，私營部門，包括公司、富翁、一流大學，都不能獨自承擔和開展國家所需要的創新研究，因為“為了避免破壞或者毀滅公司現有的商業模式，私營領域實驗室的經理一般不會資助新技術的發明”；其三，有效的方法，是通過政府連續提供大量經費的方式，維持大學和私營企業的夥伴關係，打造新的創新機器。

在《美國創新簡史》的作者看來，美國迎來了歷史上的黃金時期：1940年-1964年，聯邦政府研發資金投入增長了20倍，最高時接近GDP的2%；由此帶來的收穫是多方面的：

其一，出現了包括量產盤尼西林、成功研發電子計算機等在內的標誌性創新項目；其二，實現了大學教育，尤其是理工教育的大規模普及，在研究、開發和商業推廣新技術方面，美國領先全球；其三，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企業以相對平等的方式提供穩定而高薪的就業機會，促成了紅利的（相對）公平分享，1947年—1970年美國家庭平均收入翻了一番，財富增量在美國全境，包括沿海地區、中西部工業區以及新南方，相對均衡的同時增長；其四，美國在新技術的全球傳播中，自然而然地處於領先位置。

不過很快作者不無遺憾地指出，20世紀60年代之後，《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中確立的成功經驗幾乎在每個方面都被違反了：

1964年之後的50年裏，美國聯邦政府在研發方面的支出持續下降，最終下降到0.7%的水平；主要的創新引擎轉移到私營企業，於是“那些長期燒錢的資本密集的投資類型”，在作者看來，都被避免了；接下來就是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收入停滯，生產率停滯，“鐵飯碗”、體面的工資和合理的福利消失，被低薪工作取代，中產階層承壓，高等教育成本上升，就業機會過度集中於美國東西沿海的少數城市；最終的最終，在經濟上，表現為創新不再是有效的驅動增長的引擎。

2019財政年度，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發支出只佔美國GDP的0.6%和聯邦總支出的2.8%，為60多年來的最低水平。（圖源見水印）

而對於美國以外的觀察者而言，最顯著的變化，是特朗普這樣的非傳統領導人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崛起，並取得了讓全球驚訝的巨大支持。

作者撰寫本書的目的非常清晰，就是要重啓美國的創新引擎；在作者看來，一般人眼中的創新聖地硅谷，不是美國的引擎；因為硅谷的創新投資聚焦於新產品，不包括基礎科學；美國需要的是重新啓動政府的投資，或者説，是美國聯邦政府需要在《科學：無盡前沿》報告的精神和宗旨的指引下，重新制定並實施符合時代需要的產業政策，繼而形成在經濟上合理，在政治上可持續的新驅動引擎。

為此，除了對創新的投資之外，需要實現兩個方面的紅利重新分配：

第一，確保高科技帶來的新工作能夠在美國廣大的國土上進行空間的均衡分配，而非僅僅聚焦於東西海岸狹長地帶的超級明星城市。當然，更重要的是，確保競爭服務於國家利益，而非個別公司的利益；關注良性的外部效益，避免在税收減免上的過度競爭，關注教育資源、生活成本等方面的均衡考量。

第二，更直接地與美國的納税人分享創新的紅利。尤其需要避免的是，根據作者提出的觀點，需要避免政府資助的基礎研究，包括電腦、互聯網和人類基因組計劃，成為少數投資者的暴利來源。用作者的話來説，“（創新）項目……都創造了海量的財富，卻被幸運的少數人收入囊中。是時候讓美國所有的人從加速創新利益中分得一杯羹了。”

為了傳播自己的觀點，作者在謀篇佈局上花費了不少的心思，將《美國創新簡史》寫成了一本可以快速閲讀的厚重著作：全書373頁，包含大量參考著作，為深度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資料；而15頁的導言，則高度濃縮了作者的核心觀點，並提供了最具操作性的對策建議，確保缺乏時間的讀者可以獲得最高的閲讀收穫。

導言之後，全書主體一共八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歷史，介紹美國曾經取得輝煌成就，以及最終因為科學的過度自信、政治家的互相沖突以及預算問題誘發的創新引擎的衰敗；第二部分提供經濟案例，努力論述作者的核心觀點，即私營企業在科學方面的投資有系統性的不足，而無論力度如何，公共自主的科學將繼續獲得創新性和就業崗位；第三部分則是作者精心提供的操作性對策，嘗試在美國沿海的特大城市意外，通過一個詳細的計劃，恢復聯邦政府的產業政策，擴大基礎科學獲得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分享創新紅利，繼而重建美國增長的引擎。

在作者眼中，相比1940年，當下美國面臨的是一種截然不同，但性質上可能更加嚴峻的挑戰：當美國猶豫不決的時候，其他國家卻在新科學和應用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用作者的話説，在關鍵領域美國已經被超越了，要麼現在做出反應，要麼冒着再次被對手國家遠遠甩到背後的風險。

對於關心美國，關注創新，關注中美關係，關注中美戰略博弈的人來説，這本書都是極具啓發的。作者用極為樸實的語言，以及大量的數據和事實，構建了一個頗有些挑戰常識性認知的觀點，即讓各方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國科研創新引擎，其實是通過美國聯邦政府的產業政策，通過政府而非私營部門的海量資金投入實現的。

6月初，國會參議院以68票贊成、30票反對的投票結束了關於《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USICA）的辯論。（圖源：路透社）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是美國相關研究者對1964年以來至今，美國發展模式深度反思的重要成果。作者至少在如下三個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知識貢獻：

第一，作者提醒人們，創新是分為不同類型的，需要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去尋求能夠帶來國家繁榮的創新，而非僅僅痴迷於創新本身。人們喜歡使用創新這個概念，但真正重要的是，“何種創新”，即誰能從創新中獲益。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需要的是那些能夠滿足國家利益需求，而非優先滿足私營企業價值獲取需求的創新。這意味着政府需要在創新活動中佔據主導地位，這種主導，不是政府取代私營企業去實施具體的創新活動，而是要通過產業政策等，保持政府，而非私營企業對創新的方向和目標等重大問題掌握主導權。

第二，作者提醒人們，要重視和保障的是政府對創新的持續性的投入。私營企業可以進行創新，但是私營企業不能也不應該取代政府通過產業政策持續進行的投資，對一個國家來説，遵循這本書作者的觀點，不應該讓私營企業取代政府，成為所謂創新主要投資的來源；因為那樣會導致的結果，是讓創新從國家繁榮的引擎，變成私營企業創造財富的動力來源。這個論述其實並不特別新鮮，經典馬列作家用不同的話語體系，從另一個方面論述過同樣的問題。

《美國創新簡史》的價值之一，就是美國的研究者開始自覺的反思西方一度甚囂塵上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基本認知框架，開始重新從美國自身歷史上的實際經驗，而非既定的意識形態化的分析框架，去思考創新的驅動來源問題，並坦然地提出了看似温和但本質上具有強烈顛覆性的解決方案。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作者反覆強調要高度關注創新收益的分配問題。美國的實踐已經傳遞出了清晰的信息，國家所需要的創新，是能夠帶來可分享紅利的創新。這意味着必須高度關注，誰能夠從創新中獲利的問題。

美國的經驗告訴人們一個經典問題的經典答案，即關鍵之一在於讓足夠多的民眾從創新中獲益，創新帶來的收益的分配，至少與促進創新本身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美國自身的實踐也説明，如果創新的紅利最終進入了少數人的口袋，由此導致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當然，值得玩味的是，《美國創新簡史》的作者，可能無意間為全球其他國家如何推動自身的科技創新發展，及時地提供了相當難得的對照方案和參考選擇。通過對本書的深度閲讀，以及建立在自主思考基礎上的借鑑，正處於發展關鍵階段的中國，相信也能有相當的收穫。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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