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解讀早期中共的特質，需置身於這“四重空間”
中共一大會址 圖自新華社
【採訪/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熊老師您好，很榮幸能邀請您談談中共黨史的問題。前幾年看過您的一篇文章關於中共“一大”的歷史空間，印象非常深刻，某種程度上給我提供了另一個理解黨史的角度，結合上海歷史去談中共的歷史時空概念，有一種黨史研究“落地”的感覺，有了一種切身感或複雜感，脱離實際很難談歷史問題，您當初是怎麼會意識到要去做這樣一個看似很平常的問題，比如為什麼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真的沉下去研究之後，看到了哪些隱藏在“大象身後”的信息，從而對於理解黨史有了更大的突破？
**熊月之：**因為我長期研究上海歷史，所以深有體會——上海不是一個籠統的上海，要談就要談具體的上海。當時上海其實是由三個城市合成的，這三個城市又各不相同。不研究上海歷史，或許會籠統地説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但如果真的進入到上海城市這個領域，你就會明白一定要具體到某一個空間，是哪一個上海？上海城市內部的不同空間，包涵不同的社會意義，對於城市功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這不是一般性的問題。
當前的城市研究非常重視空間，空間本身不是虛空的，而是有內涵的，不同的空間有不同的價值，不同的文化。落實到近代上海，不同時代、不同空間都可以分開來解讀。我本職是研究上海史的，當我去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歷史時，一定會把時空兩個維度緊密結合起來。
當進入空間維度以後，我們會發現一個很突出的現象，就是1920年前後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都集中在法租界。這不是偶然的，背後有幾個原因。第一，跟城市功能分區有關，儘管上海由“三個城市”合成一個城市，但它本身還是有整體性的，因此就有城市功能分區，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功能，與城市自身結構及其形成歷史有關係。比如就租界來講，最先發展起來是外灘這一帶，無論是公共租界還是法租界，都是靠近黃浦江一帶先發展起來，城市功能也隨之發生轉化，像金融、貿易等功能區與後來的工業區、居住區就會逐漸分離開來。比如，起初河南路、江西路附近也是居住區，後來就不斷往西拓展。所以上海城市的發展特點，第一是由南而北，第二是由東而西，這跟城市功能的不斷演化相關。
1921年前後的上海已經是一個相當發達的功能齊全的大城市。1921年，上海人口大概是250萬以上，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相當於三個北京的人口。為什麼要用北京來比較？因為北京是首都，是政治中心，而上海是社會中心、經濟中心，這兩個城市在整個中國的影響力最大，將兩者作比較，是為了突出強調上海特有的一些功能。
1920年上海外灘
早在那個時候，關於中國城市研究，先進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人是很關心的。1921年，張國燾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寫得很清楚，北京是一個官僚和知識分子的地方，知識分子多是因為作為政治中心需要辦大學；官僚數量本來就相當多，又因為北京在晚清並沒有經歷革命大洗禮，而是和平轉變過來的，所以舊官僚、舊社會基礎都在，於是北京主要就是激進知識分子和腐敗官僚並存。
北京沒有很發達的工商業——工業和商業對一座城市是很要緊的，北京也沒有除使館以外的廣泛國際聯繫。這就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五四運動學生罷課，但罷課之後就沒下文了。因為官僚站在激進學生的反面，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社會階層給予學生支持。因此，張國燾在報告中講得很清楚，北京作為一個共產黨的重要活動地並不合適——那時候不是講創始地，在哪兒開會不是最要緊，在哪兒活動才是最要緊的。共產國際也認為，共產黨是以工人階級為社會基礎的，一定要注意哪裏有工人階級。北京的工人在長辛店，而長辛店離北京有多遠？38公里。彼時不是今日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工人沒法去北京城內活動。
所以，是否重視城市內在的結構空間，對於準確科學地解讀黨史非常關鍵。我們不能籠統地講上海，也不能籠統地講北京，而是要講出為什麼是上海、為什麼是北京。
正如前面提到的五四運動，北京學生罷課以後，如果沒有上海的工人罷工、商人罷市，沒有上海作為一個國際性城市的影響，是無法迫使北洋政府改變態度。因為一旦工人罷工、商人罷市，上海港就變成死港，這在當時是一個國際性大事件，影響整個國家。否則，學生罷課沒什麼了不得的，因為不會動搖整個社會的基礎，影響社會的運作。
再回到剛才講的長辛店，共產黨是以工人階級為社會基礎的，因此共產黨成立以後要搞工人運動，這套方法其實從共產國際蘇俄那裏直接搬過來的，其實。從大範圍、長時段來看，中國工人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里面不是最窮的人，中國社會最窮的人是破產農民。我們去看毛澤東寫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就能明白，中國的工人運動為什麼不能成功，因為工人不是社會最底層。
圖自上海總工會網站
美國歷史學者裴宜理專門寫過《上海罷工》一書，書裏面對此研究很詳盡，上海工人的待遇比農村窮人好很多，這些工人大多是剛剛從農村進城的農民，他們知道自己的日子過得不錯，只要在紗廠、麪粉廠有工作，更好一點的是電車公司、郵局，收入待遇是可以的。
這和歐洲的情況不一樣，歐洲工人確實是最窮的，除了自己以外沒什麼其他身家財產，是社會中最窮的人，所以他們追求革命。而中國是破產農民，正因如此，後來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包圍城市才能成功。
現在我們很少提這些大背景，因為這相當於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工人運動。最初的工人運動，都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開展，一次次搞集會罷工，其實到頭來我們黨損失了很多東西。當然，從大的層面來講，我們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我們要發展，就只能按照已有的經驗來做，其他國家沒有，只有蘇俄有，那我們就照着蘇俄的路走，最後就成了照搬蘇俄經驗。當然，照搬也有價值，最後失敗了，我們知道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吸取了教訓，另走他路，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
研究一個歷史問題，一定要儘可能地落實到具體的社會階層、社會空間，這是我當初考慮中共一大為什麼會發生在上海這個空間內。
一旦頭腦裏面有了這個空間意識之後，在看歷史材料時就會特別注意將材料中的內涵解讀出來。當時，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集中在法租界。其實在1927年以前，國共兩黨是連在一起的。落到具體空間中，可以發現在現在南昌路那一帶，以今天的復興公園為中心，方圓不超過兩平方公里的區域內，聚集了當時激進知識分子的精華部分，國民黨的孫中山、朱執信、戴季陶、胡漢民等人都住這，共產黨當然就不用講了，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等。
中共一大會址周圍方圓一公里的紅色遺址 製圖/中青在線 程燦
為什麼集聚在這裏？第一，最簡單的原因是知識分子在社會上不是最富的、也不是最窮的一批人，他們希望過好的生活，又要搞工人運動。每個人都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人，他們到這裏來，一開始並不是就要出生入死鬧革命，在選擇城市居住生活空間時一定有自己的偏好，這是主觀需求。
第二，從城市發展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邏輯來看，當時房價最貴的地方是租界靠近黃浦江一代，一等地價、一等房價，比較便宜一點就是公共租界的西區、法租界的新區。法租界新區就是現在魯班路到徐家彙一帶，但這一帶也不是均衡的，是從東往西逐漸降低，到徐家彙最便宜，靠近陝西路又會比較高一點，房價基本按照這個梯度下來。
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也都有一些錢。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不同之處在於，法租界是共和制度的，注重公共福利，因為法國是一個集權國家，所以法租界實際上也是集權制度，由總領事負責。因此，法租界的市政建設就會更多地從整體考慮，法租界的道路、公共設施、水電煤都會規劃得比較好。法租界的租地方式也不一樣，是先整體租下來，三通一平，然後再分租出去，而公共租界是由商人向地主一塊一塊租用。就居住環境而言，法租界相對便宜、舒適，最適合知識分子居住。
第三，很重要的是與城市發展的節奏有關。1914年以後，法租界才大規模向西擴張，正好趕上了整個世界範圍內的城市建設革命，尤其城市規劃強調高度、寬度，因為以鋼筋水泥為主的材料在此時開始投入到高層建築使用。以前沒有很高的建築，人口居住密度不高，但房子變高、居住人口越多，對道路要求也就越高。上海的公共交通是1908年以後才開始發達的，有了電車，有了公共汽車，就要拓寬道路，城市容納的人口也不斷增加。上海人口1900年是100萬，1915年是200萬，到1920年達到250萬。人口如此快速增長，原因就是工業發展，工業吸納人口的能力很強，一個工廠能招徠很多人。人口急劇增加，再碰上城市建設革命，道路設計、公共交通等公共設施都比以前好得多，法租界正好在這時期，大面積建造石庫門房子。公共租界是到1899年的時候，範圍就固定了，沒有再大規模擴張。比較起來，法租界是後發展。
第四，大批海外留學生回來。晚清時，留學日本的人數至少是留學歐美的10倍以上，因為歐美留學費用高，當時有錢人畢竟少。他們留學歸國恰好趕上城市擴建，於是很多人就聚集在此處。
還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1916年是很關鍵的一年。這一年袁世凱去世，北洋政府允許政黨公開活動，即政黨活動合法化，過去隱蔽的組織和人物浮出水面，成為公開活躍人物。現在我們講新文化運動是1915年開始，實際上1916年更為重要。蔡元培到北京大學，也是在1916年以後。
如果逐一研究國民黨的人物經歷，會發現1913到1916年，孫中山在國內是沒法公開活動的，否則會被抓起來；袁世凱去世後，他就在現在的香山路定居下來，寫出《實業計劃》；1919年10月10日，中國國民黨在上海正式成立，所以還有一批國民黨人聚集在附近。
戴季陶
其實，我們將1919年國民黨的成立和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聯繫起來看，反而可以更容易地解釋一些歷史事件。那一批人都在同一個地方，共產國際的人與陳獨秀聯繫，也去看孫中山。陳望道有一段話講得很好，第一我們都是在別的地方被趕出來的，趕攏到上海後，還可以生存。第二，大家都住得很近，哪怕像邵力子他們在復旦教書，也是住在這塊地方。第三，就是反覆地談，這一點太重要了。所謂反覆地談，其實是這批人的思想交流、交鋒、交融，理論創新就是如此，通過不斷的交流交鋒，最後創造出新的東西。
我自己在講紅色文化的特點時，會把戴季陶放在裏面一起介紹。雖然戴季陶最終沒有參加共產黨，但是他跟共產黨人的共同討論是非常有價值的。正因為他跟你討論了，他後來就不參加了，從而也讓陳獨秀這批人變得更加堅定。包括無政府主義。共產黨人跟無政府主義者的討論也是有價值的，這個價值就是在跟別人辯論、檢驗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並非無風無浪就這麼起來了。這正是一個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過程，是一個廓清迷霧、確立真理的過程，我們明確了什麼是共產主義，我們為什麼要搞共產主義，我們應該怎麼做等等，也就是陳望道講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為什麼要注意區域空間問題，只有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了，中國共產黨的品質才能凸顯出來。
**觀察者網：**您前面談到的這一批知識分子主要聚集在上海，尤其是中共一大會址附近，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是不能忽略這批人與北京的關係。五四運動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力，與京滬兩地的文人互動有着密切關係；而中共的成立本身就是南北知識精英、革命人士的互動，您對於這個更大範圍內的互動有什麼看法？
**熊月之：**我們前面講的是小空間，這個問題談論的就是更大的空間。其實，這個問題還可以區分成小空間、中空間、大空間。中空間指的就是江南地區、江南知識分子。這不是為了講江南文化而講江南，而是事實便是如此。你可以去考證一下，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分子絕大多數是江南人，李大釗是例外，但據學術界研究，李大釗也是受到江南人的影響，他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就讀時，史地老師白雅雨是他的革命啓蒙人，白雅雨是江蘇南通人，他們曾組織過天津共和會。李大釗是從辛亥革命走過來的，也曾信奉過無政府主義。北方地區原本從事新思想新文化創新的人就比較少，那批人基本上都在江南地區，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瞿秋白、茅盾等等一大批人。
李大釗、白雅雨（右）
為什麼是江南？這跟它在全中國的文化地位有關，跟當地的思想創新能力有關。其實自明代以後，江南地區一直是整個中國思想創新最活躍、最前沿的地區。江南相對富裕，讀書人多，知識分子多，思想自然比較活躍。我常講江南文化才代表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兩晉以後歷史上一直如此。比如我們講“士農工商”，把“商”放在最後，但宋代以後江南就是“士商農工”，“商”已經排到很重要的位置。明清時期江南的很多家族，會在自己的小孩裏面安排一人讀書，一人經商，經商的人首先要求是儒商，第二要反饋家庭；讀書的也是如此，好好讀書，好好做官，然後反饋家鄉。再比如江南過去有不少社田/公田，也是為了資助貧困家庭的小孩讀書，明清時期江南成才的人很多都是依靠這個途徑。
以前我一直講明代西學東漸，接受西學最積極的就是江南人，比如徐光啓、楊廷筠、李之藻，徐是上海人，楊、李是杭州人，還有安徽人梅文鼎、方以智等。
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説，像馮夢龍的作品，李漁的作品，三言兩拍之類，很多是彰顯人的本性的。過去稱之為市民文化，其實就是掙脱傳統封建禮教的進步思想。只要稍微有點地域意識，可以去看幾個問題，明清小説誰寫的、小説在哪印的、賣給誰的，都是在江南。新文化新思潮起來時，強調尊重人的自由、人的權利，其實這些東西中國文化本身就有；也足以見得這個地方相對寬鬆，思想活躍，容易接受新的東西。近代以後，洋務思潮、維新思潮再到辛亥革命，江南一直走在前面，自然接受馬克思主義也相當正常。
馬克思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就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都是同時存在的，也正因如此，才能顯示出我們是在歷史的比較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其中的道理才能説得清楚。
第三層，就是大空間。在南方習以為常的東西，到了北方就是洪水猛獸。新文化運動提倡三條，第一批判封建綱常禮教，提倡人的解放，第二男女平等，第三倡導白話文。事實上早在1870年代，上海的婦女就開始走向社會、參加工作。到1890年代，白話文在上海已習以為常，很多白話文報刊。辛亥革命前，諸如此類的事情在上海已是司空見慣。
五四運動中，上海學生舉行總罷課宣誓典禮。圖中為愛國女學學生隊伍，蔡元培是愛國女學創始人之一。
那時候的人都認為上海是一個奇怪的城市，喜歡不喜歡，罵不罵，上海都無所謂，所以在上海很正常的事，搬到北京就是洪水猛獸。像蔡元培、陳獨秀，原來在上海時，做的就是這些方面的活動，這些東西很平常，但到北京就很難了。蔡元培到北大搞改革，思想理念主要來自歐洲和上海，他原來在上海搞過“愛國學社”，辦過革命刊物宣傳等，後來他和他的那班人馬到了北京。大家在《覺醒年代》裏面看到的那批人，很多是上海過去的。即便蔡元培當北大校長，也是因為浙江人的推薦。
在南方沒有問題，到北方就有問題，跟城市差異有關，跟區域差異有關，也跟那時候南北交往不便有關，人員交通一不方便，互相差異就大。從上海小的空間，到江南中等空間，再到全國範圍的大空間，存在很大沖突是自然的。也正因如此，陳獨秀在北京待不下去，跑到上海來就沒問題。
**觀察者網：**確實，當時的上海，東西方文化都有，很早就辦教會學校，有些留學生出國也是藉助這些渠道出去，接受的思想來源也就非常豐富，比如在一大會址附近有法租界辦的震旦大學，有一些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會到這裏讀預科後出去留學，自然又與住在這裏的這些知識分子有所往來。
**熊月之：**不光是震旦大學，公共租界還有聖約翰大學，一般課程都是外文教學，各個地方的學生、知識分子到這裏來，與周圍的人交流，各種思想流派並存，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上海在當時就是一個特大城市，北京是無法等量齊觀的，再加上北京的工商業基礎太薄弱，因此城市的元素很少。
年輕共產黨人旅歐足跡 圖自大公報
**觀察者網：**熊老師，您前面提到《覺醒年代》，最近這部影視劇非常受歡迎，關於它的討論甚至可能已經超出了影視劇的範疇。從歷史學者的角度來看，作品本身它當然會有藝術化的成分，跟真正研究黨史或是相關歷史研究工作時，存在“縫隙”；但問題是影視文藝作品在大眾傳播領域的效果非常大，遠遠超出一般歷史研究，甚至反過來影響歷史研究，所以您怎麼看待這兩者的關係？
**熊月之：**今年《覺醒年代》這部劇影響太大，為此，我們還專門開過一個《覺醒年代》和紅色文化傳播的報告會，是江南書院主辦的。我當時談了從《覺醒年代》來看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很明確的是，《覺醒年代》在宏觀層面上的分寸感把握得很好，和建黨100年的紅色主題很契合。劇本身是七實三虛，七分真實三分虛構，真的和假的是放在一起的。如果劇本的東西都是人為虛構出來的，你就不會跟歷史相聯繫，但是這個劇裏面大多數的人都是真實的，跟歷史人物一樣的名字，也是在那段時間。
《覺醒年代》有其特殊的貢獻，特別是將陳獨秀作為一個主要正面人物來展現，過去因為政治原因，從來沒有這麼塑造過，所以這本身就是一個衝擊，有思想解放意義在裏面。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學術界早就認為以往對陳獨秀的評價不公，應該要為他正名，這也是建立在學術界已經有了非常紮實的研究基礎之上，關於陳獨秀的問題已經有了很多討論。這也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覺醒年代》正是將陳獨秀這個人物建立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呈現出來，是能夠得到社會認可的很重要原因。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現在講得不多，就是陳獨秀和毛澤東的關係。毛澤東對陳獨秀是不錯的，毛澤東在七大時有長篇講話，《毛澤東文選》中都有收錄。他有兩次很長的講話，談到陳獨秀。第一，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總司令，他是我們的老師，主要談陳獨秀的貢獻。第二，歷史上把陳獨秀開除出黨，對我們黨是不利的。原話講得很清楚，那時候把陳獨秀弄到黨外去，以為對黨好，有什麼好處呢？我看沒什麼好處，弄到黨內來又有什麼壞處呢，應該是比較好。
因為那時毛澤東想把王明留在黨內，增強黨的團結。這是毛澤東作為一個戰略家的心胸，王明排擠他，他不記私仇，從全黨利益出發，有更多的人，這對黨更好。所以，他反覆做工作，讓大家投票的時候要投王明的票，以陳獨秀作為例子，站在全黨的角度來談話，當然為陳獨秀講了很多肯定的話。
中共三大現場油畫 圖自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網站
第二，毛澤東本身是陳獨秀提拔起來的，陳獨秀比他大14歲，毛澤東一路走過來，其實是陳獨秀跟他關係最好。1922年到1923年，我們黨籌備三大的時候，是陳獨秀把毛澤東從湖南調到中央來，由一個普通的地方黨員、地方支部幹部成為黨中央的幹部。毛澤東在“三大”時不僅是中央委員，還是政治局委員——當時稱執行局，執行局委員總共只有五人，相當於毛澤東進入黨中央核心圈。
而且，毛澤東擔任委員會秘書，秘書的位置很要緊，當時為此還專門為發了一個文件，規定由秘書負責起草黨內文件、負責會議記錄，規定任何中央文件的發放一定要有秘書籤名才行，所以後來中央文件出來的都是陳獨秀、毛澤東簽名。
可見，毛澤東不是一般的地位，而他的地位跟陳獨秀對他的欣賞以及兩人的交往有關。所以，今天《覺醒年代》能夠這樣描寫陳獨秀，也是有歷史原因的、歷史依據的。
我過去專門寫過陳獨秀的文章，其實我們長期研究歷史的人就會知道，首先，像這樣塑造陳獨秀完全是應該的，肯定陳獨秀的歷史地位在上層是容易通過的。這類影視作品毫無疑問要經過審查，它能夠通過是很不容易的。第二，《覺醒年代》是突出“從紅樓到紅船”這條線索，它通過影視創作，把很多發生在上海的事情移接到了北京，比如陳喬年陳延年兩兄弟，其實跟北京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主要是在上海活動。這也是出於藝術創作的需要，要把很多內容集中到一個點上來，以突出北京的作用，所以我説這不是歷史的真實，而是藝術的真實，它是為了突出北京的作用。
**觀察者網：**正如您所説，這部劇有思想解放的意義，從歷史研究角度來講，相當於公開對陳獨秀做了重新評價，那麼這個現象是否會引發對過去其他的一些中共黨內人物或歷史人物的重新評價或再研究？
**熊月之：**這個我估計是不會的。因為就像前面講的，能夠對陳獨秀做一定的肯定，或者説尺度能夠放得這麼寬，跟毛澤東以往的評價是有關係的。更重要的是，像陳獨秀這樣的歷史人物，離現在比較遠，凡是離今天越遠的越容易講，也越容易客觀，因為對當下的影響已經很少了。比如前段時間一位新華社記者跟我談，現在對華國鋒的評價是不是寬了一些，因為今年官方舉辦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我理解，這也與時間距離有關，距離越遠，越容易客觀。
回到前面的話題，退一步説，現在黨內對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尺度還是不一樣，李大釗肯定是放得更高一些，因為李大釗是沒有爭議的人物。
**觀察者網：**前面談到的這麼多人物，包括他們所處的空間、所交往的人脈圈，實際上如果從“三層空間”拓展開來，還有一個國際空間，早期的中共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無法脱開關係的。甚至現在講中共和世界的關係，還必須要去關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左翼思潮運動，毛派在西方是比較流行的。不過後來我們好像不太談論這些，包括早期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但我想中共與世界這組關係是絕不可忽視的，不僅是對過去、也對將來有重要意義，您從歷史的角度會如何評價這組關係？
**熊月之：**很巧的是，今年初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約我寫一寫這個問題，後來文章發表在《世界歷史》雜誌上。
中共與國際的聯繫，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那麼，我在這篇文章裏面寫了，不僅寫了中國共產黨跟共產國際的關係，而且把這組關係放到更大的場域內，即上海這座城市的國際聯繫。上海的特殊國際性與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有非常大的關係。
上海城市有兩種國際性，一種是一般城市都有的國際性，比如我們這個城市跟另外一個國家的城市有聯繫，與其他地方通郵通航等等，這種國際性很正常。另一種是上海的特殊國際性，我稱之為嵌入型國際性，就是把一種國際的東西嵌到上海城市內部，這是非常態的。後者就意味着發生在上海的事情具備國際性意義，但如果挪到一般城市就不會有。因為上海有租界，不是隻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更重要的是公共租界的特殊性，那是與多國有關，少的時候有七八個國家，多的時候達十幾個，這些國家都共同參與了在上海發生的事情。
所以，上海一旦有什麼事，就會演變成國際性事件。比如日本人在上海辦一個紗廠，紗廠工人罷工就會變成中國跟日本的關係，按理説工廠罷工只是工人和資本家的矛盾，但在上海就會擴大成國與國的政治關係。
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
再者，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上海都沒有將治外法權讓渡給工部局，因此每個國家在上海都存在治外法權，比如，比利時人在上海犯法，比利時領事館要處理，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是代表了那麼多居住在上海的外僑的利益，而且外僑又跟各自國家聯繫在一起，因此上海的事情就會演變成國際性的事情，也使得上海跟整個國際的聯繫特別密切。
這樣，國際上有一陣風，上海就會起一層浪，國際上有任何大事，上海都會有反應，反之亦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以後，在上海的德國人就會受影響，要把他們趕走。
這也是共產國際會看中上海的一個重要原因，兩種國際性使得上海在國際聯繫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另一個就是上海在整個遠東的地位，使得它成為共產國際特別看重的地方。共產國際成立以後，要在遠東發動社會主義運動，因此就要成立遠東書記處，共產國際就把這個書記處放在上海。按照常識來講，共產國際當時的活動主要在西伯利亞、海參崴，以西伯利亞跟東亞的地理位置來講，到北京、天津或者東京都比上海近，更方便，但他偏偏選中了上海。選中上海不是因為其他原因，而是格外看中這個城市。
我的一個判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跟聖彼得堡的類似性，俄國的十月革命就是從聖彼得堡開始，突發性的，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有五條經驗，第一條馬克思主義傳播，第二黨的領導，第三有工人武裝，第四在軍隊中發展力量，第五重視輿論宣傳。當共產國際想在遠東其他地方搞社會主義運動時，一定會自覺不自覺地把這五條拿去套，那麼上海就是其中和聖彼得堡的條件最相似的城市。
除了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以外，中國本身的位置使得它在比較上海跟東京時，當然會選擇前者，因為共產國際要繼續在遠東將革命火種散佈開來。中國、朝鮮、日本、印度的共產黨組織都是1921年前後起來的，所以共產國際會把目光投在上海，把機構放在上海，就是考慮到上海的國際聯繫。
1921年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人員合影，左二為維經斯基。圖自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要講中共早期歷史，必然脱離不了國際，思想來源是國際，組織指導是國際，制度架構是國際的，黨員開會經費也是國際的。共產國際到上海後有四項措施，先是把俄文生活報社買下來作為書記處地址，然後在法租界設通訊處，把俄國的信息大量傳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翻譯的很多東西都是這邊過來的。他們還弄了一個兑換外匯的地方，就在現在九江路那邊，共產國際的經費匯過來以後，換成中國可以用的錢。還有就是設立外國語學社，用來專門培訓人員。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其實陳獨秀的問題是跟這個聯繫在一起的，他有很多主張無法按自己的意見來，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只能執行國際的指令，但執行以後所有的責任都得他負責，所以陳獨秀常常為共產國際揹包袱。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不講這組關係，但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