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世界面臨“巴西化”趨勢，中國例外

【文/羅思義】

《美國事務》雜誌最近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世界的“巴西化”》。文章從西方國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災難性的失敗説起，作者沒有把失敗歸咎於短期政策性失誤，而是探討了西方社會內部的結構性趨勢：急劇擴大的貧富差距，服務大多數人的國家機構崩潰並被只保護一小部分人利益的私人制度取代，有能力應對諸如新冠疫情等公共危機的部門被削弱，重大基礎設施年久失修，政府缺乏長期規劃能力，越來越多的精英腐敗，法律為壟斷性技術公司所操縱等等。

之所以選擇“巴西化”一詞，是因為這個國家被視為上述趨勢的先驅。正如文章所説，“巴西化”的鮮明特點是“Belíndia”（“比利時”與“印度”兩個詞的合寫），少數人像生活在比利時這樣一個小國中，過着富有的日子；而大多數人過着不穩定和不富裕的生活，就像在印度一樣。

“世界的‘巴西化’”，截圖來自《美國事務》

文章認為，“巴西化”正在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延伸，從華爾街金融財富圈與美國中部“鐵鏽地帶”的結合，“中等收入”崗位的消失，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以及毒品濫用、犯罪集團猖獗等，都可以看到這一趨勢。

這種趨勢背後有兩個關鍵性的經濟因素。21世紀的頭20年，世界經濟增速總體上並沒有放緩。2000年世界經濟增速為3.2%，2020年為3.5%。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速急劇放緩了，七國集團平均經濟增速從2000年的2.8%下降到2020年的1.3%，降幅超過一半。

從歷史上看，雖然1929年至1933年的“大蕭條”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歷的最為嚴重的短期經濟衰退。但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七國集團的中長期經濟復甦速度比“大蕭條”時期還要慢，因此這一時期也被稱為“大停滯”。

如此緩慢的經濟增速使得政府無法提供整體性項目來改善全體人民的經濟和社會狀況。越來越多的人缺乏機會來改善他們的生活，這就積累下不滿，這種不滿無法通過經濟改革來消減，而是被越來越多的政治壓迫所替代。

在發展中國家，《世界的“巴西化”》一文把這一過程視為資產階級追求國家利益的失敗。尤其是1964年巴西資產階級放棄了國家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轉而支持一場親美軍事政變。2003年，勞工黨候選人盧拉當選總統，2011年，另一位勞工黨候選人羅塞夫贏得大選，他們在任內啓動了一項“國家項目”，經濟上採取穩健的政策刺激增長，社會政策上偏向公共利益，外交上採取注重實現本國利益的獨立政策，積極參與“金磚四國”機制。但2016年巴西議會通過一場“法律政變”罷免了羅塞夫，從而使1964年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再次上演。

文章承認，在這一消極的全球性趨勢中，中國是個決定性的例外。文章認為，除了中國，“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執政精英在追求任何形式的‘國家工程’來融合社會大眾”，除了中國的崛起，“過去40年的全球故事是一則倒退的故事。”

在世界上的許多地區，《世界的“巴西化”》一文的分析是準確的。走出印度的機場，你馬上會看到大規模的貧民窟，有時甚至聚集了數百萬人。在巴西，繁華的城市中心地帶被“favelas”（貧民窟）包圍着，那裏貧窮滋生、犯罪盛行，武裝分子不僅公然對抗警察，有時甚至與軍隊發生衝突。資產階級既不想建設國家，也不為大多數人提供前進的道路。他們尋求把自己武裝起來，使被壓迫者遠離特權財富中心。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看到了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20年前，美國分析師邁克·戴維斯在《石英之城》一書中形象地描述了洛杉磯的富人區是如何“自己給自己僱用警察”的，富人們不關心貧困地區，他們只是試圖用暴力手段保護自己免受貧困之苦。

5月底，巴西全國至少16個城市發生了示威活動，抗議總統博索納羅的防疫措施。圖自法新社

類似的趨勢也出現在法國城市周圍的貧民窟及倫敦的貧民區當中。這些地方有大量失業人口，數以百萬計的人沒有任何實際改善生活的希望。政府不是試圖為他們提供一條有前景的道路，而是加強警察鎮壓力度以及強化意識形態上的種族主義。

簡而言之，《世界的“巴西化”》所闡述的趨勢是真實的。

但也有相反的趨勢——一些政府在努力為大多數人構建一個真正的“國家項目”。中國當然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例子，古巴和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這種現象，巴西和玻利維亞的左派政府也在尋找這方面的努力。

在拉丁美洲，追求獨立自主的“國家項目”與所謂“巴西化”（從屬於美國）之間的鬥爭很明顯，圍繞資產階級未能為國家發展制定宏觀規劃的分析有嚴肅的事實基礎。資產階級的失敗導致了各種形式的衰落，“巴西化”是其中一個典型。

《世界的“巴西化”》準確指出了西方社會的消極趨勢以及中國的成功。但它忽視了南方國家正在發生的積極趨勢，以及它們與中國構建“雙贏”關係的能力，這需要我們給予更多關注。

（本文首發於環球時報7月9日，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