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談清朝邊疆治理，切忌在陷阱裏比嗓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都無法迴避邊疆問題。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傳統王朝，清王朝在處理邊疆問題時，既有歷代得失經驗可資參考，又面臨着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局面尤為複雜。清王朝治理邊疆的得失，不僅在當時關係到王朝利益，還因為歷史的延續性，直接影響到了今天的中國。

本文所討論的問題，主要對應於乾隆朝及其之前的清代前期。在這段時期，清代的治邊思想仍然是中國傳統邊疆思想的一部分，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內邊”與“外邊”之分。

近代以來，邊疆的重點在於防範“外邊”，即外來勢力的入侵。而在傳統時期，防範的重點常在於“內邊”，即居住於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清前期邊疆治理雖然卓有成效，但其歸根結底是傳統的重“內邊”，也正是由於長期防內而不防外，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晚清疆域的輝煌很快消散，邊疆政策近乎全面破產，直至喪權辱國、割地賠款。

毋容置疑的功業

在今天，主權國家之間有着明確的分界線，然而在古代，國界線的概念往往沒有那麼精確。澶淵之盟後，宋朝與遼朝劃分疆界，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罕見的國界區分。而在大多數朝代，特別是大一統王朝，國界線往往是一個動態概念。王朝的力量推進到哪裏，國界線就在哪裏，是動態且彈性的。

清朝入關後，基本繼承了明朝的疆域，經過百年的征戰與維護，到乾隆朝呈現出鼎盛之勢。《清朝文獻通考》記載當時的疆域“北自大青山左右為蒙古諸部，至喀爾喀地……西南自四川境外為雲南及青海、西藏地……其在天山北路則有伊犁等地，天山南路則有喀什噶爾、和闐等地。”清朝在北方，特別是西北地區的疆域，可以比肩於歷代之盛世，更超出於明朝。

在歷史上，漢唐等王朝也曾將大漠南北納入帝國版圖，但往往顧此而失彼，全盛局面的維持往往非常短暫。對於遙遠邊疆地帶的損失，中央朝廷有時並不在意。清朝起家於東北，定都北京，卻能夠長期重視西北邊疆。從康熙中葉統一準格爾部開始，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苦心經營，先後平準、平回，在乾隆中葉實現了疆域版圖的最終底定，並在此後穩定維持了近百年之久。就此而言，清朝疆域之廣闊、維持之長久，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

有一種論調，將清朝的一切歷史經驗都與滿洲貴族掛鈎，進而予以評判，這顯然是很不客觀的。在平定準格爾的戰爭中，清朝大軍中既有滿洲八旗，也有綠營漢軍，還有相當數量的蒙古騎兵。比如在著名的昭莫多之戰，孫思克統率的綠旗漢軍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在哪一個方向上，清朝疆域的擴展與鞏固，都是多民族將士浴血奮戰的結果。

清朝能夠長期維持遼闊的疆域版圖，關鍵因素之一是有效的鎮戍。早在新疆初定之時，就有數千綠營漢軍在烏魯木齊附近屯墾。此後，清朝持續從甘肅、陝西等地招募百姓開墾屯田，成為穩定新疆的重要力量。為了加強伊犁地區防務，在中央的統一調派下，原屬科爾沁蒙古的錫伯部眾數千人，整體從東北遷移到了新疆，從此成為抵禦外敵、建設邊疆的重要力量。

雖然皇帝是滿人，但清朝能夠維持遼闊且穩定的疆域，卻是各民族艱苦努力的結果，其中的功績絕非一家一姓所能獨攬。後人審視清朝的疆域，也絕無必要摻雜民族主義的因素。

木葡萄紋樺皮雍正帝御用弓，圖自故宮博物院。

超越“羈縻”的政策

單純就疆域面積而言，清朝雖然算得上幅員遼闊，但肯定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極值。不過，如果考慮到國家對邊疆的實際控制力，清朝在中國歷史上卻是首屈一指的。其中的直接原因，主要在於清朝治理邊疆的政策，較之於前代有了明顯的改變。

至少自秦漢以來，中央王朝治理邊疆就以“羈縻”政策為主，特別是對於遠離王朝核心區，且居民主要是少數民族的地區，中央對地方很少直接施加控制。比如明代在東北、西北以及西藏廣泛設立羈縻都司衞所，授予邊疆部族首領都督、都指揮、千户等官爵。

這些地域固然屬於明朝的版圖，但明朝中央對當地的事務極少發佈指令，也不向這些地方攤派賦税、派駐官員，一些被羈縻的部族甚至長期與明朝為敵。在當時的環境下，羈縻政策有利於地方穩定，也能夠加強邊疆與中央的聯繫，具有積極意義。但是，羈縻始終只是中央政府對邊疆部族的籠絡，距離真正意義上，能夠上傳下達政令的有效治理，還有很大的距離。

清朝初年基本延續了明代的羈縻政策，只是將許多都司、衞所改換為其他名目。但自康熙年間開始，隨着邊疆問題的醖釀，當時的政治家和學者開始反思羈縻政策的弊病，並尋找新的政策方法。

從雍正四年起，主政雲貴的鄂爾泰連續五次上疏，要求改變西南地區長久以來的羈縻政策，施行改土歸流，徹底解決屢服屢叛的土司問題。鄂爾泰以明朝為例，指明瞭羈縻政策治標而不治本的弊病，由於中央無法有效統治地方，每隔若干年，必然會發生動亂。

經過反覆討論，滿漢君臣共同決定標本兼治，不惜用一二十年的時間，也要一勞永逸解決土司問題。歷史證明，改土歸流之後，困擾歷代王朝的大規模土司叛亂，再也沒有發生，邊疆治理之成效，由此可見。

較之於“新闢苗疆”，新疆距離中原更為遙遠。自漢唐以來，中央王朝大多隻向西域派遣少量高級官員，輔之以有限的軍隊，通過羈縻城邦、部落首領實現在地方的統治。乾隆年間徹底平定準部、回部之後，清朝並沒有沿用羈縻之策，而是設立了伊犁將軍，下設都統、參贊大臣、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分駐於天山南北，管理各地的軍政事務。

作為支撐，清朝在重要地區設立軍府，設官駐軍，直接統轄地方。軍府之外，清朝又在新疆東部設立州縣，在北部施行札薩克制度，在南疆施行伯克制度，總歸於伊犁將軍。通過更為細密的統治，朝廷雖遠在萬里之外，政令仍可順暢下達到新疆的基層地方，有力的保證了邊疆的穩定。

在人口稀少，軍隊糧餉供給又極為困難的西藏，清朝也努力維持中央的軍事力量。乾隆十五年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意欲反叛，駐藏大臣就是依靠為數不多的駐軍將其誅殺。直至清朝滅亡前夕，駐軍西藏、控制藏區仍然深為朝廷所重視，光緒末年整頓藏區事務，其中的重要一項就是派川軍駐藏。

較之於歷代，清朝對邊疆地區的治理政策最為積極。特別是西北戰事結束後，清朝對邊疆的治理思路發生了明顯的轉變，超越了長久以來“羈縻為治”的間接管理政策，轉而派遣官員、駐紮軍隊、整頓地方，積極主動治理邊疆。也正是由於這些更為有力的治邊政策，才奠定了此後百年大一統疆域的穩定，其中許多歷史遺產，更是遺留至今。

五世達賴喇嘛畫像，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貢入清宮。圖自故宮博物院。

清王朝的治邊理念

當下探討清代的邊疆問題，一個難以迴避的熱點是“新清史”。最近二、三十年來，“新清史”發明了諸如“想象共同體”、“國族目的論”等詞語，為許多學者所反感。由於海外某些人妄圖將他們所闡釋的清代歷史平移至當下的民族與邊疆治理，“新清史”又遭到了國內輿論的猛烈抨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對“新清史”的批駁雖然言辭激烈，卻掉入了對方預設的“陷阱”。特別是帶有民族情緒的反擊，對清朝邊疆治理的徹底否定，因為“漢族中心主義”的嫌疑，嗓門很大，在事實上卻沒有説服力。許多社會輿論看似熱鬧，其實是在給學術辯台上的中國學者“幫倒忙”，甚至是拖後腿。一些不懷好意的“海外學者”，早就已經把中國輿論場上的“熱評”當成了扣帽子的絕佳彈藥。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清史”對於清代邊疆、民族的解釋，歸根結底是以西方歷史既定的發展框架，來評判中國歷史上的威權傾向。在別人精心預設好的框架裏，無論你是要辯論“威權”，還是爭辯“發展”，哪怕是探討什麼是“中國”，都不可能取得勝利。因此，重要是“破局”，而不是在別人預設好的陷阱裏回懟。

學術框架是一個大問題，不在本文的討論範疇內。具體到清代邊疆的治理問題，一種可能更為合理的思路，是從中國歷史發展延續出發，解釋清王朝治理邊疆的理念，進而闡釋清代的邊疆和民族問題。

在先秦以來的傳統觀念中，邊疆意味着“華夏”與“夷狄”，但早在唐宋時期，這種觀念就已經出現了變化。比如契丹民族建立的遼朝，初期他們自認為“蕃”，但宋遼議和前後，契丹已經不再承認自己是“夷狄”，到遼後期，他們更認為自認為是“諸夏”的一部分。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將契丹列入四夷，就引起了遼朝官方的極大不滿。

到了清代，這種“華夷之辯”的觀念更受衝擊。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着力於洗脱“夷狄”的痕跡。與“華夷融合”的統治思想直接關聯，“夷狄”所居的邊疆，也在清朝得到了高度重視。清朝初年設立理藩院，顯示出了要認真治理“藩地”、促進邊疆與內地一體治理的傾向。

歷代王朝大多襲用“以夷治夷”的思路，以本民族治理本民族事務，所謂“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即是如此。這種思路雖然有利於減輕中央的負擔，但卻放棄了國家對邊疆的有效治理。在處理西南土司問題時，清朝君臣充分體會到了“以夷治夷”的弊端，他們的選擇是迴歸“大一統”，將“夷狄”融入“諸夏”，從而實現更大的一統。清代中葉的許多學者、官員都提出了“以漢化夷”的辦法，包括改土歸流、興辦學校、以漢人充實夷地等一系列舉措。

《平定廓爾喀戰圖》冊之《廓爾喀使臣至京》，圖自故宮博物院。

在以往羈縻政策的治理下，邊疆地區即便穩定，也往往是暫時的。諸葛亮平定南中，也不過是“綱紀粗定，夷漢粗安”。康熙、雍正、乾隆君臣所追求的，顯然不是“粗”。在西北，三朝耗費鉅額軍費，歷時半個多世紀，徹底結局了準部、回部的問題。在西南，雍正朝同樣做好了持久鬥爭的準備，鄂爾泰説“但能成事，實雲貴永遠之利也”。以“永安”取代“粗安”，可謂是清代治邊思路的重要變化。

總體而言，**清朝統治者有意逐步破除“華夷之辯”，但其終點絕不是建立一套所謂的“內亞”體系，而是實現更為廣闊和強大的“大一統”格局，而這正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核心與精髓。**因此，闡釋和理解清朝的邊疆政策、治邊思路，本就無需建構新的架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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