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馬尼卡、邁克爾·斯賓塞：新冠帶來巨大損失後，一個潛在的積極因素正在顯露……
【文/詹姆斯·馬尼卡和邁克爾·斯賓塞，譯/劉思雨】
在新冠疫情剛開始擴散的時候，全球經濟的大部分都陷入了巨大的停滯中。在美國，工業生產和零售額驟降至歷史低點。在歐元區，就業率在以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萎縮。而放眼全球，許多經濟體都遭受了嚴重、急劇的衰退。
然而，疫情不僅只有讓全球經濟暫時陷入癱瘓這一作用。它也促使幾乎每一個部門的企業，從根本上重新考慮其已有的業務，而這往往會加快那些已經在實施的計劃朝着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的方向發展。在疫情期間，絕大多數公司採用了新的數字技術，這樣即使是受到嚴重的疫情管控，他們的生意也能繼續進行。疫情開啓了一場深刻的經濟轉型，這場轉型加快了生產率提高的潛力，即使之前一直變化緩慢的部門也是如此。例如，在醫療保健領域，雖然遠程醫療長期以來一直承諾會提高效率和增加效益，但直到新冠疫情危機，這個計劃才開始有進展。在零售業，過去除了電商之外，許多企業在採用數字銷售戰略方面一直很緩慢，線上銷售主要是作為對普通零售業的補充。不過這種情況已經隨着新冠疫情的蔓延而迅速改變。
儘管看起來令人驚訝，但只要從這次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中走出，一個生產力的大增長和大繁榮的新時代可能就要到來。至於這種情況是否會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就要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政府和企業打算如何擺脱疫情的影響了。從短期和中期來看，隨着美國和其他國家在經濟復甦上投入大量資金，企業從數字化營業中獲益，生產力繁榮發展的前景鼓舞人心。但從長期來看，前景並不樂觀，因為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支出財政，並且消費者和投資支出可能無法填補這一缺口。
因此，各國政府和企業必須努力實現穩健的生產力增長和經濟繁榮，特別是通過促進技術和組織創新的傳播和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這兩個手段。一次重大的全球經濟危機可能會導致生產率的增長受到重大沖擊——不過只要政策制定者抓住機遇，這一情況就可以避免。
生產力悖論
從蒸汽機到計算機，生產率的提高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技術革命的過程。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意味着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可能，而每一次都使可能變成現實。但在創新和採用之間，以及採用和產生實際經濟效益之間，常常會出現一個延遲。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總結了這些明顯的差異。這篇文章發在了《紐約時報書評》上，裏面寫道 “計算機帶來的改變隨處可見，卻唯獨在生產率方面，計算機的推動作用微乎其微。”他的這一理論被稱為“索洛悖論”。
但在1995年至2005年之間，發生了信息和通訊技術革命，索洛悖論在這十年中暫時得到了解決。當時隨着這些技術的廣泛採用，生產率得以快速提高，美國當時的年增長率為2.5%，比1970年至1995年的增長率快了整整一個百分點。各公司對信息和通迅技術進行了大量投資，並圍繞這些技術重組了業務和管理辦法。他們這樣做是出於希望獲得競爭優勢，也是因為消費者對其產品的需求相對強勁。
結果，幾個行業的生產率增長都加快了，推動了美國經濟的整體增長。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在僱傭許多工人的少數幾個大部門，如零售和批發，生產率大幅增長；在更小的部門，如生產計算機和電子產品的部門，生產率的增長幅度更大，這二者不同尋常地結合在一起。無論是大部門還是小部門，都出現了適應需求增大的就業增長的良性循環，這些部門的產出價值甚至更快地增長。1995年至2005年，所有經濟部門的產出價值每年增長3.4%，而總工作時長每年僅增長0.9%。
但繁榮並沒有持續。2005年至2019年間，美國的年生產率增長率下降了一半以上，降到了1.0%。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從2010年到2019年，它甚至達到了更低的一個水平，只有0.6%。與美國不同，歐洲國家的生產率在1995-2005年期間並沒有快速提高，但它們出現了危機後的下降。從2010年到2019年間，法國、德國和英國的年生產率增長率都低於1%。
索洛悖論又回來了。在經歷了十年生產率迅速提高之後，信息技術革命已經到了收益遞減的地步。但下一波技術浪潮——流程數字化、大數據及分析、雲計算、物聯網——尚未能夠填補這一空白。儘管早期在圖像識別和自然語言處理方面有所突破，但很少有公司開始使用人工智能技術，數字化進程十分緩慢。我們根據各個部門的評估估計，在 2015 年，美國的數字潛力只達到了 18 %，歐洲只有 12 %。此外，數字領先企業和數字落後企業之間出現了差距——其他研究人員認為，這種差距與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有關。
在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疲軟的時候，公司在技術採用方面的差距卻正在擴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危機所導致的後果。企業縮減了投資，新出現的產業也更少了。更糟糕的是，高收入者和資本所有者得到的的收入增加了，而勞動力得到的份額卻減少了，這就更進一步削弱了人們對商品的需求。
在美國和歐洲，絕大多數部門的生產力增速都有所減緩。2014年，只有4%的行業提高了生產效率，而在過去20年中，平均有18%的部門實現了生產效率的大幅增長。生產總額的增長——這也是衡量一家公司或一個部門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的標準——從1995年至2005年，每年增速為3.4%，而到了2005年和2019年期間，這一數字下降到1.8%。在這兩個時期，工作時長的增長基本保持不變，為0.7%。
美國經濟活動的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揭示了生產力增長的原因。它首先源於技術創新的廣泛採用，特別是電力和互聯網等通用技術。但它也源於企業在採用新技術時所進行的管理體系創新和員工職能任務的重組。這兩個過程都必須刺激許多部門，或者至少是幾個大部門的生產力增長的飛躍，才能使整個國家經濟的生產力躍升。最後，部門內和部門間的採用和重組必須由競爭來推動，競爭激勵企業進行創新，並有助於推動科學技術傳播。
然而，並非所有的生產力增長都是一樣的。生產力的增長可以通過在一定的工作時間內提高產出的數量或價值來實現，也可以通過減少一定產出所費的工作時間來實現。這兩種方式往往同時發生。但是，當前者超過後者時，就會產生一個良性循環，即創新和投資的增加帶來就業和工資的增長，這反過來又會使人們需要更多的產出或價值。這就是1995年至2005年期間所發生的情況。然而，當生產力增長的後一來源超過前一來源時，就會產生一個惡性循環，即企業降低勞動成本的速度快於其產出數量或價值的增長速度，這反過來對就業和收入造成壓力。
疫情推動遠程辦公越來越受歡迎（視頻截圖）
新冠疫情後的潛力
這場新冠疫情為發達經濟體提供了另一個生產力快速增長的時期。現在判定這種增長是良性循環還是惡性循環還為時過早，但有跡象表明是前者。儘管新冠疫情早期帶來了不確定性、壓力以及經濟活動的急劇衰退，但許多公司大膽地部署和使用新的通用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這些方式在過去推動了良性的生產力增長。2020年10月，我們調查了不同行業和國家的900名首席執行官，發現許多人將其業務活動數字化的速度是他們以前認為可能做到的20到25倍。通常情況下，這意味着將他們的業務轉移到線上，因為在我們調查的公司中，大約有60%的公司由於疫情的影響，客户對在線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有了顯著增加。
在這場疫情之前，預計到2024年，電子商務在美國所有零售額中的佔比將不到四分之一。但在疫情的頭兩個月，電子商務在零售額中的份額增加了一倍多，從16%增加到33%。這種增長並不只是反映在實體企業首次在網上開店上。那些在疫情之前已經高度數字化的公司大大擴展了他們的在線能力以滿足激增的需求。他們還重組了他們的業務，包括他們的物流體系，以補充他們正在做的數字化工作，例如擴大他們的直接送貨上門能力。
企業也努力變得更加高效和靈活。在歐洲和北美，近一半的調查對象表示，他們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間減少了運營支出佔收入的比例。三分之二的高管表示，他們已經增加了對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投資，無論是為了幫助倉庫和物流業務應對更高的電子商務量，還是為了使製造工廠能夠滿足激增的需求。許多公司利用技術來減少工作場所的物理密度，或實現非接觸式服務，例如，通過擴大雜貨店和藥店的自助結賬覆蓋範圍，以及為餐館和酒店採用在線訂購應用程序。其他企業，如肉類加工廠和家禽廠，加快了機器人技術的部署，以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如果説從這場疫情中有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數字能力和經濟復原力是相輔相成的。
但是，即使疫苗的到來使得發達國家的部分地區可能恢復到相對正常的狀態，持續的數字化和其他技術創新的採用有望帶來更多的生產力提升，這種生產力提升——大約每年增加兩個百分點——可能出現在醫療保健、建築、信息技術、零售、製藥和銀行部門。例如，在醫療保健領域，新冠疫情後，遠程醫療的使用快速增加，這可以推動持續數年的生產力提升。根據美國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76%的病人表示有興趣在未來使用遠程醫療，行業專家預測，20%的醫療支出的服務可以通過虛擬方式提供，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只有11%。其他部門，包括汽車、旅遊和物流，由於更靈活的任務安排、更精簡的操作和更智能的採購，其生產力增長的潛力較小，但其增長體量仍然可觀。
總的來説，從現在到2024年，在美國和我們分析的六個大型歐洲經濟體（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國），這些創新和組織上的變革可以使生產力增長每年加快約一個百分點。這將導致生產力增長率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增長率高一倍，在美國，到2024年，它將使人均GDP增加大約3500美元。這一增長量很驚人，但它是否能夠實現將取決於企業是否持續使用新技術和持續的、大量的需求。
由於其他方面的進步，可能即將出現各領域得生產力提高。例如，不斷加速的生物學革命可以改變醫療保健和農業、消費品、能源和材料等行業。生物學創新已經使新冠新疫苗得以迅速發展。同樣重要的能源革命使太陽能和風能的廣泛採用成為可能，特別是最近更好更便宜的太陽能電池的發展。人工智能也在迅速發展，但尚不能將其在各公司、部門廣泛部署。一旦人工智能能夠廣泛應用，生產力的提高可能是巨大的。
跟隨數字化的領導者
未來生產力的提高中，即使是那些促進整體經濟增長的，也可能是不均衡的。我們分析了有可能釋放未來生產力增長能力的指標——如研發支出、收入、資本支出（包括數字支出）和併購——我們發現，少數大型超級企業（意為利潤最高的10%的公司）在這些類別的活動中佔了過大的份額。從2019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國超級企業的資本支出和收入下降幅度比其他公司小得多。在同一時期，美國超級企業的研發支出比前一年多了26億美元，而所有其他公司只多花了14億美元。
如果超級企業、其他大公司與規模較小、利潤較低的公司之間的這種投資、創新和技術採用的差距持續存在，新冠疫情後的生產力加速增長可能會低於預期。中小型企業在新冠疫情危機中受到的打擊尤為嚴重。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無法對未來的生產力提高進行大的投資，因此有可能進一步落後於那些超級企業。這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生的情況，當時只有少數公司實現了生產力的增長。
但是，對於非超級企業縮小部分差距的能力，我們還是可以保持謹慎樂觀的。在新冠疫情之前，超級企業往往是高度數字化的，並且採用了創新的管理方法，所以它們獲利更多，面對危機也有更強的復原力。因此，他們能更好地抵禦甚至利用這種衝擊。但是，隨着受衝擊最嚴重的公司和部門的恢復，數字化的先行者們展示了這些技術的巨大潛力，許多數字落後者可能有能力迎頭趕上。事實上，在我們於2020年12月進行的另一項高管調查中，北美和歐洲約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預計在2020年至2024年期間，對新技術的投資增速將大幅增長，比2014年至2019年期間的比例55%還要高。不同規模的公司都產生了這種類似的預期。
還有另一個保持樂觀的理由，在2020年，這一年出現了新冠疫情，在疫情期間，經濟經歷了最黑暗的時刻，在美國，新創立的企業比2019年多24%。歐洲在這一指標上落後於美國，2020年法國、德國和英國的新企業創立的數量基本持平，意大利和西班牙則下降了15%以上。然而，如果美國企業的增長勢頭保持下去，這應該有助於更大規模的生產力增長。
然而，投資、創新和技術採用只佔生產力增長的良性循環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對擴大產出的需求——換句話説，生產率提高帶來的收入增長必須流向那些會額外花錢的人。在短期內，需求增長的前景是很光明的，特別是對於那些在為其人口接種疫苗方面取得很大進展的國家，這些國家也可能首批進行經濟開放。被壓抑的需求和新冠疫情帶來的儲蓄可能一下子被釋放出來，導致由消費者主導的需求將在一開始出現強勁反彈。在美國，總統喬·拜登的1.9萬億美元的經濟支持法案應該也會推動需求進一步上升。
從中期的前景來看，需求也是相對穩定的，儘管這將取決於政府支出的規模、部署和任期。在美國，拜登現在把目光投向了龐大的基礎設施計劃。隨着他的政府將重點從經濟救助轉向對生產領域的投資，它還可以通過增加需求來滿足潛在供給，創造一個高壓力經濟，即低失業率和高增長的經濟體，從而提高生產率增長。然而在歐洲大陸，大規模的政府經濟支持則難以協調，其前景就不那麼確定了。儘管如此，歐盟實施了一項前所未有的總額約9,000億美元的計劃，以促進對向數字能源和綠色能源過渡的投資。
但如此規模的政府支出可能會受到時間上的限制，使得需求的長期前景不那麼樂觀。此外，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包括企業收入中工人收入比例的下降、不平等程度的加劇以及私人投資的長期下降，都可能會拖累需求的增長。據估計，疫情後大約60%的生產力增長來自創新和部門重組——從現在到2024年，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將來自企業層面的措施，比如旨在削減勞動力和其他商業成本的自動化措施。除非企業採取更多措施來提高產出的數量或價值，並通過獲得新技能來幫助工人實現過渡，否則，要想提高效率來推動生產力的增長就只能通過惡性循環而非良性循環了，這樣將會破壞工資和就業，削弱消費驅動的需求和投資。
智能疫情防控機器人進駐鄭州“小湯山醫院”。圖片來源：科技日報
一個充滿活力的新時代？
企業和政府可以做些什麼來利用積極的中短期生產力前景，以改善長期前景？首先，它們應努力加快技術方面的採用和管理方面的創新，推動這些變革在各部門內部乃至跨部門傳播。隨着經濟開始復甦，那些直到最近才開始注重危機管理和生存的企業應該效仿超級企業的做法，把投資放在技術和部門重組上。超級企業可以支持其更廣泛的生態系統來參與協助這一進程，特別是通過與提供互補產品和服務的小公司做生意。政府也可以通過投資於研究和開發來支持這一進程。
決策者還應尋求加強競爭和企業活力。在一個健康的經濟中，增值最多的公司發展繁榮，而增值最少的公司則萎縮或被淘汰：這就是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修訂競爭規則、破產程序以及產品和勞動力市場法規來恢復和加強這種自然分類的過程。
政府和企業還應致力於提振需求和鼓勵企業投資，這是促進生產力良性循環的另一步。隨着政府支出逐漸減少，企業應該發揮作用，創造基礎廣泛的收入增長，同時提高效率。此外，企業應投入更多資金來提高員工的技能，幫助他們充分利用技術和組織創新，同時減少不平等和失業現象。政府可以通過鼓勵再培訓的税收抵免和將税收負擔從勞動收入轉向資本收入，來激勵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但生產率增長並不代表一切，特別是在今天，生產率是可以計算並預測的。它沒有抓住個人和社會福祉的重要層面，而這些問題在疫情後的環境中被急劇放大了。例如，數字技術的傳播可促進更具包容性的增長模式，遠程醫療可為發展中世界數百萬人提供及時的初級保健服務。生產率增長的衡量標準也沒有考慮到與現代創新相關的一些負面的外部性（譯者注：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個體經濟單位的行為對社會或者其他個人部門造成了影響，如環境污染，卻沒有承擔相應的義務或獲得回報，亦稱外部成本、外部效應或溢出效應），這些外部因素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加劇，並深刻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
也許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計算的生產率並沒有考慮到氣候變化。為了在世界範圍內減輕氣候變化的風險，需要在綠色、高效能源領域進行大量的、技術層面的投資。其中一部分投資將提高生產率增長。例如，電動汽車不僅對環境保護有益，而且生產所需的勞動力也更少，從而提高了生產率。如果節能投資將資源和人才從其他甚至更具潛在生產力的經濟領域轉移出去，就可能在短期內抑制生產力的增長。然而，從長遠來看，它們的影響將是積極的，因為能防止未來生產力的急劇下降，以及其他災難性後果。其中許多收益可能永遠不能通過生產率的數據表現出來，因為這些收益代表着從未發生過的衰退。但部分生產率的提高最終是能表現出來的，特別是那些旨在幫助經濟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建設。
如果政府和企業想要擺脱新冠疫情，就必須平衡這些短期和長期目標。然而，即使是現在，由於新冠疫情繼續造成人員和經濟上的損失，一個潛在的積極因素正在顯露出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生產力和經濟增長持續低迷多年，而新冠疫情引發了技術和組織創新的狂潮。這種狂熱是否會引向一個充滿活力的新時代，將取決於政府和企業如何維持一個讓生產力不斷提高的良性循環。
（本文首發於2021年6月22日美國《外交事務》網站，劉思雨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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