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新時代外交，中國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
【文/閻學通】
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的講話成為中國社交媒體的熱點。楊潔篪在中美阿拉斯加“2+2”高層會晤上告訴美國官員，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説話”。
即使當前中美之間緊張關係持續加劇，此番表態也是異常嚴厲的，尤其考慮到楊潔篪是主管中國外交的最高級別官員。楊潔篪發言的背景也值得注意，這是拜登入主白宮後中美首次高級別外交會議。因此，外界將楊潔篪的發言理解為中國對拜登政府的警告。
在中國國內，楊潔篪的話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引起許多中國人的共鳴——中國終於在國際舞台上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國際媒體將楊潔篪的話解讀為後疫情時代中國試圖成為全球領導者。
圖片來源：觀察者網
楊潔篪的發言反映了中國外交的範式轉變。中國認為，大國地位的提升使其有權力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新的角色——這與美國不容置疑的主導地位是無法調和的。中國最初希望拜登政府能夠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但這一希望已經破滅。相反，中國認為拜登政府試圖孤立中國，這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
北京這種新的自信並不意味着它將在每一個領域挑戰華盛頓。中國拒絕美國在一些問題上的領導地位，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把中美競爭限制在它認為有優勢的領域，如應對新冠疫情、減貧、貿易、基礎設施建設、數字支付和5G技術等。然而，從整體上看，後疫情時代的中國將以更大決心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將有力反擊任何遏制自己的企圖。
中國的雙重身份
中國習慣稱呼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在過去意味着中國的能力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如今，這意味着中國的實力僅次於美國。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中國的成功和美國的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疫情大流行期間，中國是所有大國中遭受損失最小的國家，也是唯一在過去一年中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到2020年底，中國GDP已達到美國GDP的71%，高於2019年的66%。而且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有信心在未來十年內繼續縮小中美經濟差距。在他們眼裏，中國已經走過了“站起來”和“富起來”的階段，現在到了“強起來”的階段。以美國為首的單極秩序正在逐漸消失，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加速了這一秩序的消亡，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以中美為核心的多極秩序。
幾年前，中國還對百年大變局抱有樂觀態度，憧憬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特朗普時代中美關係的動盪，特別是華盛頓在2017年決定給中國貼上“戰略競爭者”的標籤，影響了中國官員的樂觀情緒。
中國政府在“十四五規劃”採用了更加冷靜的語氣，列出了技術和發展領域的機會，同時警告“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將為不穩定推波助瀾。然而，在北京眼中，底線仍然沒有變化：中國已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可以與其他大國平起平坐。
中國的全球影響力仍有其侷限性，儘管已是一個大國，但中國也認為自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考慮到其人均GDP仍然遠遠落後於發達經濟體，這樣認為是正確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中國2020年的人均GDP只有10484美元，日本是40146美元，德國是45733美元，美國是63416美元。
“發展中國家”的標籤也是為了表明北京的地緣政治取向：即使中國在經濟上趕上了西方，中國仍將堅定地留在發展中國家行列——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所説的，中國將“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大家庭”。
中國限制競爭領域
這種雙重身份將影響中國後疫情時代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仍然缺乏一個真正的世界領袖所需的資源，沒有承擔全球責任，特別是在軍事領域。然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不會跟隨美國的步伐。在某些問題上，中美競爭不可避免。
以意識形態競爭為例。一方面，中國急於避免將與西方的關係定格為一場新冷戰。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式的意識形態擴張主義可能會引發反彈，從而阻礙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而且他們並不寄望自己的意識形態能像西方自由主義那樣傳播到世界各地——他們強調中國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中國家，暗示其他國家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其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
另一方面，中國將努力塑造一個有利於其崛起的意識形態環境，反擊西方價值觀。例如，美國從選舉政治和個人表達的角度來定義民主和自由，而中國則從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定義民主與自由。華盛頓應該接受這些意見分歧，而不是試圖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
同樣的信念將激勵中國在後疫情時代的外交戰略。與西方的普遍看法相反，中國實際上並沒有拒絕多邊規則和多邊機構，中國只是不接受美國在未與中國協商的情況下制定規則。中國的目標是讓國際準則建立在包容性多邊主義之上。這就是中國政府與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多邊論壇的真實想法，比如中國與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太平洋島嶼和東南亞國家分別建立合作論壇。
同時，中國希望得到其他大國基於平等和相互尊重之上的對待，中國強硬的報復性制裁戰略就説明了這一點。當特朗普政府因一些香港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而對14名中國高級官員實施制裁時，中國對28名美國官員進行了對等性制裁，其中包括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同樣，北京也迅速對英國和歐盟就新疆問題的制裁進行了報復。中國政府認為任何制裁或批評都是對其內部事務的干涉。
中國的經濟政策也在發生變化。新冠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美國試圖與中國進行經濟脱鈎。中國政府認為，保護主義、世界經濟放緩和全球市場萎縮的負面影響將超過這場全球大流行疾病。
因此，2020年5月，中國宣佈了新的“雙循環”戰略，旨在減少對外國市場的依賴，做強中國龐大的內部市場，建立強大的國內供應、分配和消費鏈，從而減少中國在面對外部壓力時的經濟脆弱性，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壓力。科技將成為“雙循環”戰略的中心，為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中國政府希望由此產生的國內繁榮將改善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並助力世界經濟復甦。
北京還將尋求減少美國金融制裁的影響，包括在外貿和對外投資領域促進人民幣國際化。2020年，中國開始在少數幾個大城市試點數字人民幣，這種創新有朝一日可以讓中國及其商業夥伴在受美國控制的SWIFT系統之外進行貨幣交易。SWIFT是美國重要的地緣政治槓桿。
當然，中國不會完全向內轉，中國還會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不過“一帶一路”倡議在新冠疫情期間進展緩慢。“雙循環”戰略將國內市場而非全球市場作為中國的重點，因此，今後的“一帶一路”項目將更多地基於市場需求而非政治考慮。中國還將繼續尋求與其他國家的技術合作，前提是這些國家能夠頂住美國的壓力。
相比之下，中國的軍事戰略在後疫情時代基本保持不變。北京試圖將中國人民解放軍變成一支世界級的戰鬥力量，隨時為戰爭做好準備，強調質量而不是數量，強調網絡戰能力而不是常規能力，強調基於人工智能的武器系統而不是單兵作戰能力。然而，解放軍的任務仍將是威懾，而不是對外擴張。
中國2021年的軍事預算，儘管比其他大國要多，但還不到美國國防開支的三分之一。除了這種預算差距，中國軍隊還缺乏實戰經驗。因此，北京對直接的軍事衝突保持警惕，並將繼續拒絕軍事聯盟，因為這可能會把它拖入一場不必要的戰爭。出於同樣的原因，中國一直避免讓南海和中印邊境衝突升級為戰爭。
良性競爭
最初，拜登的勝選在中國政府內部和媒體中引發了樂觀情緒，他們判斷華盛頓的對華政策會進行根本性的反思。但這種樂觀情緒很快就消失了。拜登迄今為止的對華政策在許多方面延續了特朗普的對抗性做法。因此，未來中美關係的緊張或競爭程度不太可能比特朗普時代低。
拜登政府嘗試採取排他性多邊主義，試圖在技術和人權等方面組建聯盟與中國形成對抗或競爭，這在未來幾年內必將成為中美關係緊張的根源。中國認為這是對其政治安全最嚴重的外部威脅，也是其民族復興的最大障礙。
以美國為首的反華技術聯盟是中國實現技術優勢道路上的障礙，而類似的意識形態聯盟將鼓勵香港、台灣、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分子。兩者都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無法做出讓步。
為了對抗美國組建這種聯盟的企圖，北京已經開始加強其雙邊戰略伙伴關係。就在中美高級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峯會上發生公開衝突的幾周內，北京開始了廣泛的外交活動：國防部長魏鳳和訪問了巴爾幹地區；外交部長王毅訪問了中東地區，還與伊朗簽署了為期25年的戰略合作協議，並承諾向伊朗提供4000億美元的中國投資。
在國內，中國接待了來自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韓國的外交部長，並與俄羅斯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中俄聲明一反傳統，省去了通常會有的中俄合作不針對任何第三方的承諾。在未來幾年，莫斯科可能會成為北京的重要合作伙伴，反對人權問題政治化，促進民主替代模式和非意識形態的多邊主義。習近平還給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傳話，表示願意進一步鞏固中朝關係。
中國決心發出自己的聲音
中國仍然希望能將中美緊張關係限制在經濟領域，避免升級為軍事衝突。然而，台灣海峽發生衝突的風險正在增加。中國政府最近制定的“十四五規劃”重申了其對追求台海和平與繁榮的承諾。長期以來，這一政策防止了中美圍繞台海發生戰爭的潛在風險。
白宮發言人：美國將在各個層面與中國接觸 強調競爭避免衝突。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雖然中國至今沒有放棄和平統一的原則，但如果台灣宣佈獨立，中國就可能不得不放棄和平統一的承諾。其他國家越是支持台灣獨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越是要進行軍事演習來威懾台灣。同時，中國希望與美國達成默契，即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是中美共同利益。
這並不是説中美合作是不可能的。中國已表示願意在改革全球治理制度、幫助全球經濟復甦，以及與美國合作應對跨國挑戰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已經與美國總統氣候變化事務特使約翰·克里會面。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表示，中國不反對拜登政府重新啓動2015年伊朗核協議；美國和中國的外交官已開始討論雙方相互承認新冠疫苗接種的方案，以便於海外旅行。同時，中國對在2020年簽署的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的基礎上談判持開放態度。一些美國官員，如農業部長湯·維爾薩克也指出中國已兑現了協議承諾。
**中美雙方最好還是把競爭看成是一場賽跑，而不是一場拳擊比賽：雙方都希望領先，但都無意毀滅或永久性改變對方。**2019年，庫爾特·坎貝爾（拜登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最高級別官員）和傑克·沙利文（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也這樣認為。
他們寫道：“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基本錯誤是假定它能給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和外交政策帶來根本性的變化。一個較為現實的目標是尋求在有利於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條件下，建立一個明確的、共存的穩定狀態。”
這一觀點與王毅的講話相差不大，即中美雙方應在“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對方，而不是相互攻擊、零和博弈”的基礎上進行“良性競爭”。如果中美都不打算征服對方，他們的競爭雖然仍將是激烈的，但會比20世紀的美蘇大國競爭温和。
新戰場
這種競爭在實踐中將如何進行？首先，它將在新的戰場上展開，特別是數字空間。隨着人們越來越依賴數字空間，網絡安全將變得比領土安全更重要。數字經濟在大國GDP中的份額已經在迅速增長，成為國家財富的重要來源。爭奪5G和6G領導權的競賽將日益形成，就目前而言，中國似乎處於領先地位。
截至2021年2月，包括技術巨頭華為在內的中國公司佔獲批5G專利的38%，而美國公司則佔17%左右。在其他領域，美國的數字平台仍然領先於中國的同行，就市值而言，美國的數字平台約佔全球數字經濟的68%，中國公司僅佔22%。
同時，國際合作將越來越多地採取特定問題聯盟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國際（甚至區域）機構。有時，中美可能加入一些相同的俱樂部：例如，當涉及網絡武器的不擴散和某些類型的人工智能工具時。
從長遠來看，這些數字超級大國甚至可以在引入和執行一些國際税收法規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以保護自己的公司不被其他國家過度徵税。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和美國將建立敵對的俱樂部，其他國家將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加入哪個俱樂部，這取決於哪種安排最符合其國家利益。大多數政府將歡迎這一趨勢，他們已經採取對沖策略，避免在兩個大國之間選邊站。
後疫情時代的中國外交政策
當然，以俱樂部為基礎的國際體系會帶來複雜性：一個國家如果分別加入了一些由美國領導的聯盟和一些由中國領導的聯盟，那麼對中美來説它都不會是一個太值得信賴的夥伴。同一聯盟的成員可能會相互懲罰，因為他們在加入同一聯盟的同時也可能加入了不同聯盟，並因此需要採取其他聯盟所規定的行為，這種同一聯盟內成員間相互懲罰可能會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例如，澳大利亞和中國都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成員，但最近關於人權的爭議導致澳大利亞取消了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協議，而中國的反應是暫停了兩國之間的經濟對話。
同樣，東歐國家經常對中國外交官説，他們的歐盟成員國身份迫使他們在政治問題上與中國站在對立面。然而，這些國家卻冒着違反歐盟法規的風險，與中國在基礎設施投資和技術方面進行合作，理由是它們參加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
這種衝突可能會加劇政治不穩定，並加速未來十年的反全球化趨勢，但這比分裂的強硬地緣政治集團更可取。對單個國家來説，只要它仍然同時是兩邊俱樂部的成員，那麼只與一方結盟就不符合其利益。這種兩極格局會造成一些緊張，但總的來説，它比全面的、冷戰式的競爭要安全得多。
**後疫情時代的中國外交政策剛剛開始形成。中國政府遵循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做法，總是根據不斷變化的國內和國外情況調整政策。未來也不例外。**然而，這些調整的背景將是一個徹底改變的全球格局，在這個格局中，美國的單邊決定及其領導的各種聯盟和特定問題聯盟將不再像以前那樣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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